回忆录 （六）高小 （1）

范学谦

四年初小结束了，又要迎来两年高小的学习生涯。暑假中，我作为新学校护校班成员，参加了学校暑假护校工作。当时的暑假时间并不长，七月底放暑假，九月一日新学期开学，也就一个月时间，但这一个月却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可那时也没觉得热得特别受不了，可能是习惯了吧。因为不是正式开学，也没那么紧张，一天三顿饭还是在自己村里吃，就上午下午一天两晌在学校，也就三里路，不是很远。

朗城铺这个村子不是很大，比我们村也大不多。但和我们村不同的是，他们村过去四周有寨墙。后来寨墙没有了，但痕迹还在，寨墙外边的地比村中的地高出好多，整个村子好像在一个大坑中。东西南北四面寨墙中间过去好像是寨门，能通车，但从外边进去要下一段坡，从里边出去要上一段坡，其它地方都通不了车。我们步行去村中都是走西北角小路，下去的坡更陡。村中的一条东西路把村子分为南北两部分，路北西边一块儿住的都姓胡，东边一块儿住的都姓刘。刘胡两姓中间靠路有一个代销点，那时代销点还是很少的，几个村子才有一个。代销点后边有一个露天剧院，内有一个土台子，作为舞台，不定时的会在这里唱一次戏。再往北挨着寨墙是一个长形浅坑，里边长年有水，叫寨海子，里边还种有莲藕。路南东边一块儿住的是姓李的和姓王的，再往东挨着寨墙有一个比较深的坑，里边水很多，一年四季都有村中妇女在坑边洗衣服。夏天，还有不少男的在这里洗澡，我在这里上学时，也曾和同学们来这里洗过澡，我不会游泳，还被淹住过一次，还是别的同学把我从深水中推了出来。学校在东西路南边靠西，操场在大门外边，大门是朝东的。多少年后，朗城铺同那时就大不一样了，寨内已没有人住，成了一个空寨。刘姓一族都搬到了寨子东边，李姓、王姓、胡姓都搬到了寨子南边，学校也搬到了寨子外西南角，成了各自独立的村庄。寨中的那个大坑又重新挖过，比原来更大更深。挖出的泥土把寨中的东西路加高加宽，出入寨子不再上坡下坡。

当时我们护校也就是在值班老师的指导下，在校内校外转转看看，打扫一下卫生。南寨墙外边学校还有一块地，种一些儿菜还有一些儿农作物，用以补助老师吃饭。值班老师也会带我们到学校地里干点儿活，拔拔草，浇浇水及其它一些儿活。记得有一次，让我同朗城铺学校四年级的一个叫焦桂莲的女学生一块儿整理刚砍下的玉米杆，捆成一小捆一小捆的。那时很少吃甘蔗，每年玉米杆砍下后，就吃玉米杆。虽没有甘蔗甜，但也有滋有味，一嚼一口甜水，既解渴又挡饿。今天看到一些儿青青的玉米杆，肚子还有点儿渴还有点儿饿，就忍不住拿起一棵吃了起来。焦桂莲这时瞪了我一眼，斜着眼睛说 : “别吃了，赶快干吧！”听她这么一说，我看了她一眼，心想，她这人真好，不知道渴，也不知道饿，就知道干活，今后肯定是个好把家女。好吧，就听她的吧，谁教她是个女的，还比我大几岁，又是学校东道主，两个人的活，怎能让她一个人干？于是我赶忙扔掉玉米杆又接着干起来。可万万没想到，多少年后，她却嫁到了我们庄，男人叫大锅，比我大一岁，焦桂莲却成了我的一个嫂子。但她一生却非常的不幸，男人早早地就去世了，唯一的女儿又不孝顺，可能这都是命吧！

　　一个月的时间过得很快，暑假结束了，要正式开学了，我报名入了学，成了一名五年级学生。李佰实村和郑庄村的学生，没有去扶乐城，也来这里报名上了学。李本行说 : “本来我想去扶乐城上的，但想想还是和你一块儿在这里上吧，也好有个照应。”我们的教室在学校大门南边第二所房子，第一所房子是六年级，我们是五年级，两所教室中间一座屋墙隔开。都是标准的教室，都是东屋，门朝西，三间，前边两头两道门，中间一个窗户，后边三个窗户，窗户都装有玻璃，室内很亮堂，比我们范庄的教室好多了。也都是标准课桌，一个课桌坐两个人，一条长板凳，也不用再从家中带板凳了。两个学校两班四年级的学生合在了一起，人也比较多了。朗城铺学校四年级的学生虽然陌生，但暑假护校时也认识了几个，时间不长，也就都熟悉了。新学期开学，父亲为我买了一支钢笔，我开始用钢笔写字。因毛笔用惯了，有时还会用毛笔。这一年春天，父亲离开了县卫生局，又回到我们公社的一个诊所，本来他可以去公社卫生院工作，但他觉得卫生院人多管理严，不自由，不想多受约束，就去了一个卫生所。

　　五年级除语文、数学两门课程外，又增加了三门课程 : 历史、地理、自然。况且也不像范庄学校，教哪个年级的老师，语文数学一个人全教完。这里是教语文就教语文，教数学的就教数数学，一科一个老师。我们的班主任姓朱，教我们的语文。他对我很好，让我任班内学习委员，负责交送作业。

学校要求上早晚自习，就必须要住校，学校有宿舍，但没有床，学生得自己从家里带床、带被子，我家里没有多余的床，幸好李本行带了一张床，让我同他睡一块儿。原来一天三顿饭还在家里吃，吃过晚饭去学校，上过晚自习就住在学校，第二天上了早自习后，回家吃早饭。后来吃过晚饭后怕天黑，就不回去吃晚饭，中午吃过后在食堂把晚上的馍领着，带到学校吃。学校老师食堂可以给学生馏馍，有开水。晚自习都是点的自备的小煤油灯，大多是用一个小墨水瓶，装上煤油，用一个中间有孔的古币，穿上一根棉花搓成的捻子就行。也有用薄铁皮做一个小圆筒，再穿在一小片中间钻洞的圆铁片制成。教室内几十个小煤油灯，烟熏火燎，一个晚自习鼻子里都熏黑了，吐的痰都是黑的。

　　记得有一天上晚自习时，大家都在教室里的小油灯下做作业或复习功课，突然从教室后边的窗户中向屋内扑进一团烟，顿时烟雾弥漫全屋，同学们都惊呆了，不知是咋回事。突然有人咳嗽起来，还有一股浓浓的气味，有人说 : “不好，烟雾有毒，大家快跑！”于是大家都用手捂着鼻子跑出教室，一个、两个，大家都咳嗽起来，并带有恶心头晕的感觉。果然烟雾有毒，这是中毒的反应。这时老师都在会议室开会，听到外边的声音，停止会议，都出来看，问明情况后，到教室后边看看，也没发现什么。确定烟雾有毒，有人怀疑，是否是特务或什么坏人趁着国庆节才过，在故意搞破坏，想毒害青少年？大队干部知道了这件事，赶快派人给县公安局联系，县公安局一听说是投毒案，连夜派人员过来，了解处理这件案子。第二天，事情终于明了了，原来是六年级四个学生的恶作剧，他们拿了两包老鼠药，在我们班教室后边的窗户上点着，风一吹，烟雾扑进屋中，当然有药味，闻到让人头痛恶心。他们原想就这样玩玩，没想到事情闹大了，惊动了县公安局，看到这种情况，他们害怕了，主动向学校交待了问题。这一下，他们的班主任慌了。班主任叫张中文，他们班学生干的，他就有教育不当、管理不善之责，动静又这么大，免不了要做点儿交代。

　　上学放学的路上，和我同行的人比较多，他们和我同行，大多是想听我讲故事。我看的书比较多，路上总是给他们讲故事。我们村到朗城铺，中间还隔着柳园张村，特别是放学的路上，柳园张的学生有些儿还专门等着和我同路，听故事能从学校一直听到他们庄。柳园张新结识的我班同学毛红，和我关系比较好，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原来是在朗城铺上的初小，我们不认识，同上五年级后才认识的。还有一个叫大孬的，比我晚一级，但年龄比我大，身体又高又胖，比李本行还壮实。他和毛红很好，自然和我关系也就很好。柳园张还有几个同学，我们放学时都是一块儿走的。我们村有个叫黑孩的，还有个叫平安的，我们都一个班，关系也是非常地好，上学放学一般都是一块儿的。原来我们村几个好欺负的学生，自从上了五年级后，他们没有再欺负我。一是因为姚校长曾警告过他们，二是每天上学放学和我同行的人很多，三是柳园张的大孬毛红路上天天和我一块儿，大孬的形象很是让人望而生威。班内有些儿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同学，课堂笔记老是记不上，他们总是借我的笔记抄，有的直接让我给他们抄，我也是有求必应，在班内我的人缘还是很好的。

　　我们班有个郑庄的女生姓岳，突然间她喜爱上了唱戏，而且唱得还很好听。虽然在范庄学校我们也一个班，可从来没听她唱过。有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时，同学们都到外边玩，教室内人不多，她又低声唱了起来。后来才知道她唱的是《白蛇传》白素贞的一段唱词 : “哭啼啼把官人急忙搀起，把为妻的屈情事细听来由。悔不该你听信那法海禽兽，逼为妻饮雄黄将恩作仇。奴官人吓死在了罗帷帐口，丢不掉咱的恩爱情一日三秋。为救你盗灵芝我蓬莱山走……治好病你不念咱情深意厚，谁叫你上金山又把贼投。自从你背为妻暗暗出走，哪一夜我不等你到月上高楼……”觉得她唱得那么好听，那么美妙，我听得如痴如醉。当时我心里就想，我啥时也会唱戏就好了，于是我心里就有了想唱戏的欲望。可我生就的嗓音不好，后来在没人的时候，我也学唱两句，但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我自惭道，听我唱戏，别说是享受，简直是受罪，可心里对戏剧还是有点儿向往。

　　班主任朱老师曾到我家去了一次，就是家访吧！那时家访也是不容易的，家离学校那么远，老师连个自行车也没有，要步行几里路。他说，还没到我们庄来过，过来见见家长，和家长说说活，了解一下家中情况，也把学校的情况同家长说一下。正巧，那天我父亲也在家，他向我父亲谈了我在学校的情况，说我是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学生，要求家长要支持我好好学习。父亲也表示对老师感谢，要求老师在学校要对我严加管教。老师跑那么远来家访，可家中连招待一下的能力也没有，队里食堂也非常非常不景气，连顿饭也吃不成，更别说整点菜喝杯酒啦，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时连点儿热水也喝不成，家里没锅没灶，烧不成水，有时去食堂打饭时也带个小罐打点儿蒸馍水，既不好喝，又很快就凉了，还不如喝凉水。那时家里连个暖瓶也没有，一般都有个小水罐，叫茶罐，到食堂打热水用。大多是用水罐到水井里提些儿凉水，人们都是喝凉水，也奇怪，那时喝凉水也不生病。那时的井水非常好，夏天是凉的，冬天是温的，冬夏都能喝。朱老师做过家访后就回去了，他对当时的情况是了解的，他是在学校吃过饭来的。虽然我们庄还有我们班的其他几位同学，但他也没到他们家去。

　　寒假到了，感觉今年的冬天特别冷，我的脚冻了。没放寒假时就有些儿疼，放寒假后，就感觉更疼了。两只脚肿得很大，脚趾头还流水，鞋也不能穿，床也下不去，每天就只能躺在床上或坐在床上。父亲给我弄点儿冻疮膏，每天抹一下，然后用布包住。虽然天天抹药，但仍不见好转，春节就是在床上过的。寒假结束开学后，脚还不好，仍下不了地，脚趾头还流水，并且脚趾头粘在了一起，掰都掰不开，都有些儿变形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天有些儿暖和了，我的脚算是逐渐好了。终于可以慢慢地下地活动一下了，在床上呆了一两个月，实在憋屈得难受。在家又呆了一段时间，能走路了，才去上学，想不到脚冻烂会在家那会长时间。这次耽误了一些儿功课，好者同学把我的课本及时送了过来，我天天坐在床上看看，也算是了解了个大概。

　　时间进入1960年，饥荒更为严重，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少，连一个人一顿一个小馍也维持不住了。去年秋季，收成很差，为保证每人每顿一个小馍，食堂买了个粉碎机，先把红薯秧打碎，掺点面做成馍。红薯秧吃完了，就把玉米杆玉米蕊打碎做馍，再把棉籽壳棉籽皮打碎做馍。可这种东西吃了后，拉不下来，再后来就把豆秸甚至麦秸打碎做馍。可以想象得到，那时的馍会是多么的难吃，可总算有东西吃。到1960年春季，日子更难过，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已经吃完了，再无东西可吃。幸喜，春天万物复苏，队里就专门派几个人，到地里挖野菜送到食堂，馍里边就变成了野菜。野菜吃完了，就吃野草，只要无毒的草都吃。有的草气味太大，我闻到就恶心，可也没办法。后来地里的草也吃完了，实在没有什么可吃了。食堂就不做饭了，叫“截伙〞，大家就只得饿着。队干部还在村里到处转，看到谁家冒了烟，就到谁家去搜。家里没有铁锅铁盆，还真有人怕饿死，用瓦盆煮点儿能吃的东西。队干部发现后，就把瓦盆摔碎，说是搞特殊，不能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最后，食堂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好解散了。食堂办了两年，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最后以不欢而散告终。队里把每人每天一两、二两的口粮分给大家，允许大家重买铁锅重垒灶台，重开家庭小伙。大家就依靠着那每人一天一两的口粮，各想办法，找点能吃的东西，搭配着吃。村里的树皮基本都被剝完了，特别是榆树皮。地里野草简直是发不出来，刚发出来一点就被挖掉吃了。整天感到非常饿，上学放学故意不走路上，而走地里，看看有没有可吃的东西。好容易等到麦地里豌豆长角了，就摘豌豆角吃。麦子也慢慢地黄了，就掐麦穗揉麦吃。终于盼到麦子熟了，收麦了，人们有了希望。日子好过了些儿。

　　放暑假了，我却拉起了痢疾，拉得很厉害，每天都拉好多次。天热，我就在院子里的树下铺了一张小破席，躺在上边，一会儿一去拉，拉的都是血和脓。父亲每天都给我打针让我吃药，但是就不好转，本来身体就虚弱，拉了很多天，更是虚弱，感到连起来去拉痢疾的力气也没有。我就想，是不是我就要完了？这样又持续了好多天，最后终于转轻了，慢慢地不再拉了。算是又捡回一条命，又过了一些天，才算是有了些儿力气。

　　这年暑假，叔父结婚了。婶子是我们常营公社最西边和扶沟交界的豆陵魏家村人，比叔父小两岁，刚从睢县高中毕业。其实他们两个小时候就认识，婶子的父亲和我祖父都是在开封毕业，都是学的艺术，两个人关系比较好，又一同在我们村东八里路的马台集村教过学，当时叔父和婶子都跟着各自的父亲在那里上过小学。都很熟恶，婶子的父亲和我祖父，都对对方的子女非常喜欢。后来叔父去了淮阳县上高中，婶子去了睢阳上高中。婶子高中毕业后没有考取大学，但她学习成绩很好，估计是因家庭成份不好，她的父亲又被打成右派的缘故。婶子没有继续再复读，她也觉得不是学习成绩的问题，再复读也无用处。婶子的父亲打成右派后，心情不好，积郁成疾，不久就去世了。婶子姊妹兄弟比较多，她的母亲一个妇女养五六个孩子，光生活上吃穿就很困难，更无力量再供养婶子复读上学。婶子虽学习好，但她的学业也因此而只好就此作罢。父亲和叔父听说了这种情况，就托人去提亲，因自小就互相熟悉，婚事一说即成，而且两个人立即就结了婚。他们结婚更是简单，叔父一个人去他们家一趟，婶子一个人挎个小篮子，就同叔父两个人步行一块儿回来，这样就算结了婚。

　　叔父和婶子结了婚，全家都很高兴，特别是我父亲，因我祖父已去世，他这个作哥哥的总算把弟弟的终身大事办了，替我祖父完成了一桩心愿。他曾高兴地给我说 : “你爷爷要活着话，看到你叔父和你婶子结婚，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你爷爷和你婶子的父亲关系很好，你婶子很小时，你爷爷就很喜欢她。你叔叔小时候，你婶子的父亲也很喜欢他，可惜你婶子的父亲也去世了，要是还活着，看到你婶子和你叔结婚，也一定会很高兴的。”接着他又给我说 : “你婶子的父亲后来就不应再教学了，他要不继续再教学，也不会再戴上一顶右派的帽子，不打成右派，他也不会去世那么早。你祖父后来若是还去教学，也是会打成右派的，幸亏他不愿去再教学了。那时，也让我去教学，你祖父不让去，让我去学医。听了你祖父的话，我才免遭打右派这一劫。”看来我祖父想的说的做的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