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缺失的祖孙情

早晨的光辉

祖孙之情，本是血脉里生生不息的暖流，是时光长河中永不褪色的水墨丹青。然而我童年的祖孙之乐，却只能永远封存在1963年那本泛黄的相册里——那是我与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在世时唯一的团聚合影，也是我和两个妹妹随父母返乡时留下的既零碎又珍贵的记忆。

我父母的老家皆在江苏泰州。父亲生于城区的百花潭巷，母亲则来自卤汀河畔的朱庄村。1963年，父母带着我们三兄妹从成都启程，踏上了离乡十年后的首次归途。为了节省路费，2500公里的旅程水陆兼程，耗时整整九天。那年我未满五岁，大妹不足三岁，小妹刚满两个月。对父母而言，这是他们在异乡完成求学、立业、成家的人生阶段后，第一次携全家返乡，他们心中交织着近乡情怯的酸楚与血脉重逢的渴望。

1949年的土改运动中，外公被划为“地主”成分。这个标签如同那个年代许多家庭的共同宿命，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家族记忆里；文革风暴来临时，爷爷笔下的旧体诗又被曲解为“反革命”罪证。在那个出身决定命运的特殊年代，我们这样的家庭终日如惊弓之鸟。在我的记忆中，自我们三兄妹上小学后，除了父母每月领工资时商议给老家汇生活补贴外，他们几乎从不提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生活境况。他们深知，即便是这样的家常讨论，也可能令子女背负“政治原罪”。于是，他们用沉默筑起一道保护墙，而祖辈的音容就这样在我们的记忆里渐渐风化、模糊。这种善意的遮蔽，使我整个童年都缺失了寻常人家的祖孙温情。即便如此，当我高中时满怀热忱申请加入共青团，仍因政审外调材料不过关而被拒之门外。

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散政治阴霾，那些被掩埋的家族往事才得以重见天日。原来在我们返乡后的第五年，造反派因对旧体诗的曲解，竟将爷爷定为反革命分子。家族世代相传的珍贵藏书，以及爷爷毕生心血凝聚的著述文稿，都在那场浩劫中荡然无存。更令我想不到的是：爷爷因此还遭受牢狱之灾，奶奶在家忧思成疾，最终精神失常。1978年平反通知书送达时，爷爷已病卧床榻，听闻消息后，他长叹道：“十载沉冤，终得昭雪，此非独我个人之幸，更是正义得申、民愤得舒，实乃国家之幸也。吾今生无憾矣。”

同样是在我们返乡后的第三年，在造反派的威逼下，外公不得不每天清晨，无论严寒酷暑，都自己糊制高帽子，戴着它围着村庄敲锣游街，一边走一边高喊打倒自己的口号。游街结束后，还要拿起扫帚将村中主要街道清扫一遍。

时光荏苒，转眼六十余载过去，如今我也已为人祖父。每当外孙女扑进我怀里，用稚嫩的声音喊着“阿公”，那份纯粹的天伦之乐总让我眼眶发热——这本该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能享受到的温情。可命运弄人，那些被时代洪流冲散的亲情，终究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如今我只能将这份迟来的祖孙之爱，连同对先辈的思念与愧疚，一并化作对外孙女加倍的呵护与疼惜。

▲我的爷爷王子京

▲我的外公王焕

▲1963年全家返乡四世同堂合影时，爷爷与叔爷爷兄弟俩欣然提笔，各题诗一首。爷爷所题为《浪淘沙·四世同堂合家欢》。‌

阿母喜洋洋，天性慈祥。

精神矍鑠壽而康。

绽倚堯天新岁月，爱日方長。

玉树喜成行，蘭柱爭芳。

孙曾绕膝競趨蹌。

转瞬期颐同祝嘏，五世同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