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文学创作之路

贝奇

一

2023年，是我从事文学创作的第四十个年头。在这之前，我几乎已经忘记。

2023年10月18日，我回到福建石狮，参加石狮石光中学85届初二1班同学聚会。这一个班的同学，是我在自己人生道路最艰难抉择时，偶然相逢相遇的一群热情善良可爱的孩子，当年他们只有13-14岁的年纪。我当时的情况是，如果继续留在石狮，我也许可能成为他们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陪伴他们读完初中。而我犹豫几个月后，最终的选择是离开当年的侨乡小镇石狮。我带着我的两个孩子郭恒和郭航，乘坐火车，千里迢迢回到我的家乡四川自贡，只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想成为一个作家。

自1983年12月28日我与同学们分别至今已经整整40年。这40年，是同学们成长成家立业的40年，也是我从事文学创作的40年。

正如我在自己的著作《石狮百人》序言中所说：“石狮并非我生命的故乡，但她却是我文学创作的摇篮。1974年初至1983年底,我曾栖居侨乡小镇石狮近十年。1984年8月，我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上的第一部小说就是以石狮为其社会背景。以后十几年中，几乎我的每一次创作都与石狮有关。”

1983年，我有幸第一次在福建人民出版社《海峡》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桥》；

1984年，有幸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发表中篇小说《一个女性的遭遇》；

1985年，有幸在重庆人民出版社《红岩》杂志发表中篇小说《岸》；

1999年，有幸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特写（文学）作品集《石狮百人》。

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也曾写过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写过散文、随笔和爱情诗，如今喜欢写点回忆与随笔。

还记得1983年在《海峡》发表第一篇作品后，我就有了许多福建的文友。

1984年回到家乡四川自贡，在《当代》和《红岩》连续发了作品后，就有了家乡和北京的许多文友。

1988年至1991年，我到北京读书。在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学习了三年，我与几十位作家同学，成了同窗共读的学友。

之后因参加笔会等机缘巧合，我又认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还结交了一些菲律宾和香港的文学朋友。

二

最近我常常想，我能梦想成真成为一个作家，是因为老天对我的垂怜和眷顾，让我命中多次遇到贵人吗？

是因为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家、作家严文井、韦君宜、孟伟哉的关怀和提携后人吗？

是因为有丁玲、冰心、秦兆阳、王愿坚、周艾若、郑理、冯立三、何启治、陈子伶、汪兆骞、孟晓云、童庆炳、孙津、何振邦等众多北京的作家、评论家、文学师长对我的培养和关爱，我才能在首都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人民出版社，以及国内各级出版社发表文学作品出版自己的著作吗？

也许都是原因。

在人的一生中，机遇是无所不在的。但在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却需要出现一位或目光远大能掌控大局，或权利在手能扭转乾坤，或能指点迷津，或能点石成金，类似像这样，在关键时刻出现的、有卓越远见，有能力有魄力的人物，才能真正给人以恩惠，救人于水火，才能真正改变一个人人生的格局与行程，助其实现自己的理想或梦想或改变多舛的命运。只有遇到这样的人物，才是受惠者真正意义上的贵人。

现在来回忆自己四十年所走过的文学创作之路，往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追忆创作时光，师恩难忘。

孟伟哉先生是我文学创作道路上遇到的第一个贵人。

1983年1月25日，在与孟伟哉先生素不相识的情况下，我在福建石狮给先生冒味写去一封信：

“尊敬的孟伟哉先生：您好！今天冒昧去信不单纯是为了表达我对先生的敬意，而是有求于先生，想烦请先生在百忙中帮一帮我的忙。事情是这样的：我曾于1982年7月29日用挂号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编辑部投寄去拙作一篇，题名曰《离婚的自由》，寄去三个月之后，我始觉出自己的冒昧，故立即去信一封，请求《当代》编辑部退稿。之后，又连续去了二信，在表示了自己的歉意之后，仍请求退稿。事至今日，稿已寄出半年有余，却犹如泥牛入海无消息，使我牵挂于怀，若有所失。”

在通篇陈述了自己最初的写作动机之后，我对孟伟哉先生说：

“我最后做的一件事，就是在离开学校十八年之后提笔写了第一篇长达十万字的作文，也就是我想请求先生为我寻找一下着落的那一篇拙作。它是我的第一篇作文。继它之后，我又写了两个一万字左右的短篇。虽如此，我还是格外惦念这个第一篇。我明知自己不学，无才，写不出什么好作文来，几次都想把它从心里剜去，然而终究不能。不管怎么说，为了它我毕竟化了半年的时间和心血。聊以自慰的是，那半年我没有白活。

尊敬的先生，我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请你帮助我找到自己的原稿。我知道先生工作很忙，但我还是这样请求你了。如蒙不辞，则幸甚。”

　　1983年3月15日，我收到孟伟哉先生的回信。万万料不到会收到先生的来信。我竟以为是梦。像每一次在梦中一样，我迟迟不敢把信拆开。但我还是把信拆开了。我告诉自己这不是梦！这是真的！

孟伟哉先生在回信中说：“都怪我粗心，没有认清你头一封信上的字。如果你的小说是十万字的中篇，那么，请相信，它是绝对不会丢失的。我们查一查，并将很快拜读。我相信，连同你的《桥》（我暂时尚未收到，是写我的名字吗？）一起做出判断。我要代表我们的刊物请你谅解：由于人少稿多，我们公告的三个月期限内做出答复，实际上往往做不到。不过，当我们知道作者的某些苦衷时，我们是可以先找来看的。再一次请你放心。我要再次地说，根据我的感觉（直觉，以你的信的文采为依据），你至少在对语言文字的驾驭上，不应该以自己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而为耻；不，许多文科大学生也不一定能像你这样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呢！也许，你需要的是更丰富一些的知识和更开阔的视野，还有，更多的真正能够相互理解的朋友的交谈。多与生人交谈，与比自己知识更多的人交谈，才可以使自己更智慧起来。你不应该过于孤寂，不应该妄自菲薄。你的自我勉励的格言很好，你的生活态度和做人的信念很好。”

这是我第一次读到远在北京的一位作家、编辑、主编的亲笔信，感受到的是亲切和真诚。

1983年3月28日，孟伟哉先生给我来信说：“大作《桥》已拜读。我从中看到了一颗真诚而又矛盾的灵魂的跳动。当然，也看到了才华。这我已说过，从一个人的一封信，我就可以做出这方面的判断（差不多的判断）。《离婚的自由》查到了。完全由于我们的同志不熟悉福建的情况，又粗心，此稿在石狮镇旅行了一次，于去年12月又返回北京了。因为我们的同志竟然把‘许厝坡’当做了人名！这也好，我可以拜读它了。它在我手上。估计最近可看出来。我有一些预感，有一些想法，等看完此稿后一并谈吧！你必须满怀希望和信心地面对一切！我作为一个作家和编辑所能做的就是发现一个人的才能。”

孟伟哉先生在随后的来信中说：“你的两篇作品我都读过了。因为我年老体弱，最近又犯心脏病，在这封信里，我希望能够讲得概括一些（对稿子的看法，本来是应该谈得详细的），请谅解！这两篇作品显示出你有相当好的文字能力和艺术感受，也表现出你善于思考，有若干精彩的语言和议论。有些描写和刻画，应该说是相当真实的，很真实的。你所探讨的属于当代生活方式和社会伦理问题，这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据我看，两篇作品的共同弱点是议论多于描写和刻画，而《离》稿则显得层次不清晰，结构有些乱，篇幅似乎也不需要这么长。我上面所说的意见，只供你参考，因为我可能说得不对。”

孟伟哉先生的来信，给予初学写作的我以极大的鼓励。

我所珍藏的孟伟哉先生的早期书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栖居侨乡石狮的普通作者与一位著名作家、编辑、出版家的最初联系。孟伟哉先生的书信，帮助初学写作的我建立起对自己的信心，鼓舞我生活和继续创作的勇气，鼓励我认识到自己的才能和价值，从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在我刚刚开始文学创作的关键时刻，因为有了孟伟哉先生的极大支持和扶助，才让我有了最初的进步。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离婚的自由》，经过修改后，被《当代》更名为《一个女性的遭遇》，发表在1984年第四期《当代》。我的短篇小《桥》，经过修改，发表在1983年第四期《海峡》。两篇小说的发表，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格局。

几十年人生岁月，许多往事都已渐渐忘怀。但因为一直与孟伟哉先生保持着通信、电话、手机信息等多方面的联系，并留存有早年与先生的许多往返书信，所以对先生的回忆尽管已经有些遥远，但真实性却不容置疑。

1983年5月18日，孟伟哉先生在信中说：“我有这样一种心情：如果我能帮助一个人建立起对自己的信心，如果我能鼓舞一个人的生活的勇气，如果我能使一个人认识到他的才能和价值，我便认为自己是办了一件好事，我的灵魂便得到一种慰藉。我曾经帮助过很多人。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记得我的辛劳和友谊，甚至有反目为仇者。我有时为此悲哀。但我仍要做下去。我希望我对你有些微帮助，如果最后还能留下友谊和友爱，那将是一件幸事。 ”

2012年12月10日，是孟伟哉先生八十寿辰。我给先生发去手机信息：“敬爱的恩师孟伟哉先生您好！今天是您八十寿辰生日，我在遥远的四川向您深表祝福！八十年人生，您是一位有着自己崇高的信仰，无私奉献奋斗不已的战士；您是一位热情、忘我、正直、正派、善良、自律、勤奋、节俭的好人；您是一位内心纯洁、高尚、严谨、自律的人！您是我心中永远崇敬和热爱的恩师！我将永远铭记在过去的岁月里，您曾给予我的关心、爱护、支持和帮助！您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让我最终成为了一个可以独立自主，自强不息，自由发展，自我珍惜的人！您帮助我改变和创造了一个更有意义，更丰富，更光彩的人生！我感恩并深谢您曾经为我所做过的一切！学生谨祝先生生日快乐！健康长寿！寿比南山！福如东海！贝奇敬贺

　　先生回我信息：“谢谢你几十年如一日记得我的生日。谢谢你在生日之前来看我。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人生需要热烈，也需要平静。我大概由于太忙乱，总希望能有平静的时光，和一个亲爱的友人散散步，谈谈天。这好像就是莫大的幸福了。

与孟伟哉先生相识多年，无论在书信里或现实生活中，我与先生相互均以师生相称。我始终铭记恩师孟伟哉先生几十年来对我的栽培与扶持。一位在我的文学创作之初成为我的伯乐，并在之后的几十年岁月里，竭尽全力帮扶我，指导我，关心我成长的恩师，在我的心中是神圣而伟大的。虽然先生已经远去，他也是永垂不朽的。

可以说，没有作家、编辑、出版家孟伟哉先生当年对身居福建石狮侨乡小镇的初学写作者江漪的全力支持和扶助，没有先生多年来的教诲和指导，就没有多年后能重返石狮写出《石狮百人》这部百万字著作的作家贝奇。

“贝奇”是当年先生赠送我的笔名。先生说，“你的文章要发表了，不愿有一个笔名吗？如从贵家乡取半个字，再从贵大号取半个字，则为贝奇”。 “‘贝奇’二字有些男子气，是一种阳刚美，如用‘贝漪’，则是柔美了。不过，我想，你为何不可作女中丈夫呢！”

孟伟哉先生显然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我的父母给我的名字是熊永清，文 革破四旧反对清清白白做人时，我为自己改名为熊江漪，不料却被户籍管理人员不小心漏掉了我的父姓，只留下小名江漪。

孟伟哉先生赠送给我的”贝奇”两个字我很喜欢。这不仅是一个笔名，也许还有恩师对我的祝福和期望。我欣然接受。从发表第一篇作品开始，我就一直使用“贝奇”这个笔名。如今，贝奇这个笔名，已经成为我户籍本上的一个别名。

三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在我的人生道路发生重大转变时，是什么人起了最关键的作用，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生命进程？

深思后的结论是，在我几十年人生旅途中，我有幸遇到过许多在我人生关键时刻给予我极大帮助的贵人，从而改变了我的命运。他们是：孟伟哉，刁金祥，周义麟，黄康、何振邦、周艾若等。

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当代》主编作家孟伟哉先生，是我有幸遇到的第一个贵人。他帮助我实现了自己的作家梦想，从此开始了我的创作人生。

1984年的自贡市市长刁金祥先生，是我回到家乡自贡后遇到的第一个贵人。他亲自拍板接受了自贡市人事局的报告。经由中共自贡市市委决议，自贡市人民政府破格录用我为国家干部，不实行试用期，按照行政21级待遇，将我放到自贡市广播电视局自贡电视台做一个专业作家。我由衷的感恩刁金祥市长，感恩家乡人民政府，让我在自贡有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同时还提前解决了房子问题，让我在家乡有了一个属于我们母子三人的家。

1984年的自贡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周义麟先生，黄康先生是我的贵人。

当年周义麟先生目光远大，力排众议，热情欢迎我到自贡市广播电视局，支持我从事专业文学创作。1988年，周局长再次拍板，同意并支持我带薪去北京鲁迅文学院读书。黄康先生在我三年研究生学习中，代表单位为我提供了多次的文字推荐。在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学习，改变了我的知识结构，也改变了我的眼光和人生格局。

1988年的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周艾若先生和何振邦先生是我的贵人。

周艾若先生在我结束鲁迅文学院第四期作家进修班学习后，极力劝我留在北京，力荐我参加本科考试，争取就读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周艾若老师和何振邦老师。这两位老师，何振邦老师决定了我来鲁讯文学院进修班学习，周艾若老师决定了我来研究生班读书。

当我犹豫不决是否去北京继续读书的时候，周艾若先生几次写信到自贡，催促我打消一切顾虑，安置好两个孩子，赶紧去北京报到读书。在我被自己所遇到的困难一筹莫展之时，收到周老师于1988年8月24日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 贝奇：请将入学表格填好后火速寄来。表格栏目中单位之推荐、盖章不可缺。不知道你为什么至今不寄来？到底还上不上这个研究生班？这个班已经教委同意，发给毕业证书。写出论文，答辩成功，则获硕士学位。余不一一 匆匆奉请 暑祺 A.R. 八月二十四日

周老师信中所说，对我是有吸引力的。我当然想去读书。第二天早上，我拿着由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签发的入学通知书，还带上周老师的亲笔书信，到我的单位自贡市广播电视局找局长周义麟和主管副局长黄康。我向两位领导诉说我想要去北京读书的强烈愿望。很庆幸我们单位这两位主要领导都很开明，他们即刻表示，支持我去北京读书。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去“深造”。

正是在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读书学习，为我几年后回到福建石狮创作《石狮百人》提供了可能。能与叶 文 福、莫 言、余 华、刘震云、李本深、王明义、严啸建、毕淑敏、迟子建、蔚江、冯敬兰，江灏、千华等四十八位作家诗人同学同窗读书三年，是我的荣幸。

四

严文井先生是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这位延安时期的老革命，新中国的出版家，著名作家，是我的良师益友。

1984年8月在当代杂志编辑汪兆骞的陪同下，我们在北京东总布胡同作家协会的老房子里见到了大名鼎鼎的严文井先生。之后我与严文井先生交往整整二十年，我做了严文井先生二十年的学生。

　　二十年的交往，严文井先生不仅是我最好的文学导师之一，他更是我做人的楷模。诚如严文井先生所说，“相对生命的长河，一个作家作文著书只是一时的，认认真真做人做个好人却是一世的。一个作家如果做人的人品不好，他的文品也一定不会好的。”

严文井先生说，文章是改出来的。文章要一遍一遍反复修改，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写文章的人要保护好自己的脑袋，要尽量避开酷暑三伏天，避开严寒三九天。这样的气候，就要休息养护好自己的脑子。

　　做了严文井先生二十年的学生，我耳濡目染的是严文井先生严谨的治学和作文；质朴的生活和激情的童话人生；是他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是他对他人的善意理解、尊重和自己做人的不卑不亢；是对亲人友人故人的尊重、理解、同情、宽容与忍受；是对人类未来的无限憧憬和美好祝愿。

严文井先生是赠送我书籍最多的作家之一。严文井先生赠送给我的墨宝是 ”私立四川贝奇学校”、” 送给贝奇 四句偈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做如是观 严文井题 。

严文井先生九十高龄去世后，我像失去自己的父亲一样悲痛。我为严文井先生写下悼念文章《严文井哀歌》，发表在《出版史料》2005年第4期，被收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纪念严文井专辑《他仍在路上》。严文井先生的离去，我失去了自己最好的师长和朋友。

五

四十年转眼一瞬间。虽然有许多良师益友做我的榜样，但我依然不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作家。我没有成为像同窗学友莫言那样的著名作家，也没有成为像同窗学友叶 文 福那样的著名诗人。但好歹我也有自己的文学作品，也勉强算是一个作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