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反腐三千年，不过一纸投名状

禾田雨石

帝国反腐三千年，不过一纸投名状

来源：网络AI

北周的开国者、也是南北朝时期一大猛人，宇文泰，为一统天下曾遍访天下贤才。

有天他遇到了号称有诸葛亮之才名的苏绰，向其讨教治国之道。两人一见如故，密谈三日三夜。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答：“具官。”

宇文泰问：“如何具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有些纳闷：“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无论打江山还是坐江山，都需要手下人为你卖命，可让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有好处，你并没有那么多钱，只好给权，让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得了好处，我有什么好处呢？”

苏绰答：“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他就拼命维护你的权，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江山不就巩固了吗。”

宇文泰又问：“既然用了贪官，为何还要反？”

苏绰答：“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

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话的贪官。这样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

其二、官吏只要贪污，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哪敢背叛你，只会乖乖地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是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所用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要是不听话，你哪儿有借口除掉他。假使硬行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宇文泰大喜。“如果你用太多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

宇文泰一惊，急急请教：“先生有何妙计？”

苏绰答：“这就是奥妙所在，加大宣传力度，祭起反贪大旗，让民众认为你是好的，不好的只是那些贪官，把责任都推到他们的身上，让民众知道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并非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的政策。对那些民怨太大的官吏，宰了他！为民伸冤的同时，再把他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不负搜刮民财之名却得民财之实惠。”

宇文泰如醍醐灌顶，十年用心用力，终成一时霸业。

这是一个好故事，却不是最早的好故事。差不多在宇文泰与苏绰对话发生的七百多年前，有个叫萧何的人与他的门客也有一次对话。那时萧何已月下追过了韩信，项羽亦在乌江抹了脖子，刘邦正与异姓王最后一搏。

为支持刘邦在前线打仗，萧何在后方大力督办后勤、安抚体恤人心，老百姓很拥戴他。

有段时间刘邦特别爱打听萧何在干什么，使者如实回答“安抚、体恤之事而已”。刘邦听后，沉默不语。

消息传到后方，门客大惊：“看来萧相国你不久便会满门抄斩了。”

萧何不解：“我克己奉公，何来满门抄斩之灾？”

门客：“自入关之后你便兴水利、办实事，深得百姓拥戴，身居相国之位竟从不贪污，还曾把家产拿出来以做军资，这就不合常规。老大屡次打听你在干什么，难道不是怕你借民心、民意图谋不轨吗。”

萧何深知刘邦性格，黯然：“如何？”

门客说：“你为什么不干点贱价强买强征农田、掠夺民财之事，以污自己名声，让老百姓都骂你，老大自然就放心了。”

萧何想了想，依计而行，强买民田及掠人钱财，竟至闹到群众当街举报的地步。

刘邦接到探报，不怒反喜，班师回朝时指着萧何取笑：“你这个人，身为相国，跟小老百姓争什么争，啊，哈哈。”

萧何，遂得善终。

差不多在宇文泰与苏绰的对话五百多年后，有个叫豹子头林冲的军事干部，因家庭冤屈，一把火烧了草料场跑到了梁山。那天白衣秀士王伦见他来投。说：“若要入伙，需交投名状”。

林冲本来以为就是填个应聘表格之类，却不料这投名状竟是让他下山杀人……纵为八十万禁军教头也知道，不杀不足以表明忠心，不交投名状就是暗藏贰心。为示忠诚，于是下山与杨志杀得天昏地暗。幸好碰到了晁盖来到，才免得血溅五步。

当然，老晁后来也被投名状害了命。梁山众兄弟在继任大哥宋江的带领下，为向朝廷表忠心就与方腊激战，整体地交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投名状，几乎个个死得很难看。

帝国几千年来的故事基本是这个样子：

1、启用大量贪官；

2、迫使少许清官变成贪官；

3、如果你不想当官想落草，林冲会告诉你——官场是有编制的黑道，黑道成为官场的预科班。总而言之是交出投名状。

差不多距宇文泰与苏绰对话一千五百年后，这个帝国又破获了很多必将载入史册的案子，经查逾万官员拆了烂污，有枢密使坐拥很多存折、珠宝及很多女人，有户部侍郎账目异常，有兵部尚书锒铛入狱，最著名的是有江宁织造25年来贪污了很多钱、很多房、以及长达17年卖官……

如此波澜壮阔的贪，在检方提出轻刑的建议后，可真是充分贯彻了当年宇文泰和苏绰的会议精神，他俩从未远去，一直在密室阐述：贪腐，是维护江山的必要手段，反贪，是贪腐一个必要的表演环节。

很多人义愤填膺追问这么多年为什么没发现这些贪官，早年又是谁提拔的贪官？

可是读了上面之后你得细想，在一个人治而不是法治、人员是提拔而不是选举、上下级其实是人身附属关系的国家，擦烂污指数，就是忠诚指数的生动体现。不贪，不能得以提拔。不贿，不仅不得重用。制度性腐败已耳熟能详，也许已是举国投名状。

明熹宗不杀魏忠贤，而留给崇祯来杀；乾隆不杀和绅，也留给嘉庆来杀。还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这说明，先帝并不是从国法和道德来看这些贪官的，而把他们当工具来使用的。一代枭雄一茬狗，对于崇祯和嘉庆，新一轮的投名状，用不着魏阉和不再细皮嫩肉的和绅来写了。对于崇祯和嘉庆，自然要搭建一个完全由自己驾驭的政治班底。

既然想递投名状的人比比皆是，谁还愿意带一条老狗去打猎呢？

嘉庆亲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败。虽然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关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还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战争的艰巨性。他以为，如果“掐断了和珅的庇护制网络结构的花朵，它的根株便会自然枯萎。”杀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党羽，再掀起一个惩贪高潮，腐败的势头就会应声而止。

可是形势的发展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虽然杀了和珅，虽然在十一个全国总督当中，六个被他撤换，虽然在他为配合镇压白莲教战争发起的惩贪高潮中，官场贪风一时有所收敛，然而，高潮过后，一切如旧。

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在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仍然无处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门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

甚至嘉庆皇帝亲手树起来的廉政模范，时间稍长，也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腐败之中。

最典型的是当初率先揭发和珅的谏官广兴。此人因为揭发和珅，深得嘉庆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军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扫除贪风，每年为国家节省数百万两白银，嘉庆帝多次号召全国官员向他学习。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贪污了四万两之多。

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到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向底层全面扩散，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成为权力寻租者，一些普通公务员甚至成为腐败案的主角；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

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都被轮换了个遍。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自从嘉庆亲政开始，黄河几乎年年决口。每年朝廷下拔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额财政经费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

那些治河的官员，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门里喝酒唱戏，一桌酒席，居然所费千两。治河经费，大多数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至于治河的工程，则处处偷工减料。应该用麻料的地方，掺杂了大量沙土；应该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却根本不往里放石头。结果，洪水一来，处处决口。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或者说“编外警察”充斥基层。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　　

很显然，运动式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原因之一，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

原因之二，是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摄力越来越低。

事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

到了嘉庆时期，官员们的腐败热情已经高涨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因腐败落马，继任者第二天继续腐败。

耐心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

康熙、雍正两代治腐多年都无法深入成功，最后也只能搁浅。乾隆也不是傻的，却为何让贪污漫延？意图已很明确，他只想在他治世时守住“盛世”的美名就够了。所以他潇潇洒洒地守着祖辈打下的“盛世”统治了60年，把所有的问题都留给了后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