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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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是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座艺术博物馆，由两座风格迥然不同的花岗岩建筑组成，一座在西，为新古典式建筑，有着古希腊建筑风格；一座在东，是一幢充满现代风格的三角形建筑。 该馆的收藏馆和雕塑园展出欧洲和美国的绘画、雕塑、纸上作品、摄影和装饰艺术。永久收藏的画作可追溯至中世纪至今，大约有4万多件，是世界上建筑最精美、藏品最丰富的美术馆之一。包括达·芬奇、拉斐尔、马奈、莫奈、凡高、毕加索等大师的作品。 西楼 东楼 连接东、西两栋楼的地下通道 西楼必看景点 这里展出了从11世纪到20世纪初的作品。国家美术馆的第一座建筑于1941年开放，是建筑师约翰·罗素·波普的最后一个设计。馆内中央的圆顶圆形大厅，其内部设计灵感源自罗马万神殿。 列奥纳多·达·芬奇，《吉内芙拉·德·本奇》Leonardo da Vinci, Ginevra de' Benci 这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在美洲唯一的一幅画作，也是他仅存的三幅女性肖像画之一。这幅画作很可能创作于吉内芙拉·德·本奇16岁订婚之时，描绘了她聪慧自信的形象。富裕的女性通常独自在家，但她却置身于户外，周围环绕着杜松叶——杜松叶是她意大利语名字的戏谑之作。画作背面，艺术家画了一枝月桂枝，象征着这位年轻女性的诗人身份。 主楼层，6号展厅 乔凡尼·贝利尼和提香，《众神的盛宴》Giovanni Bellini and Titian, The Feast of the Gods 没有人能像神那样尽情狂欢——至少不像这幅画中的神话人物那样。这幅画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乔瓦尼·贝利尼和提香合作创作的。这幅画是阿方索·德·埃斯特公爵委托创作的一系列狂欢画中的第一幅，用于装饰他在费拉拉城堡的雪花石膏书房。它取材于奥维德的拉丁诗歌《斋戒》中的一幕。在这场宴会上，朱庇特、海王星和阿波罗在树林中享用盛宴，仙女和森林之神则满足他们的每一个愿望。生育之神普里阿普斯不合时宜地掀起了熟睡的仙女洛蒂斯的裙子。黑暗的树木既为这场丑闻提供了隐私，也为构图增添了深度。 主楼层，17号展厅 扬·凡·艾克，《天使报喜》Jan van Eyck, The Annunciation 在《圣经》的一幕中，天使加百列传达了上帝的信息：玛利亚将生下他的儿子耶稣。凡·艾克将加百列的拉丁语话语融入画作。他也展现了玛利亚的回答，但她的话语是倒着的，以便从上方阅读。鸽子象征着圣灵，白色的百合花象征着玛利亚的纯洁。地砖上的希伯来圣经场景预示着耶稣的生平。 主楼层，39号展厅 奥古斯都·圣高登斯，《肖氏第54军团纪念碑》Augustus Saint-Gaudens, The Shaw 54th Regiment Memorial 肖氏第54军团纪念碑于19世纪80年代初由美国著名雕塑家奥古斯都·圣高登斯委托创作，并于1897年正式落成，被誉为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雕塑。这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罗伯特·古尔德·肖上校和马萨诸塞州第54军团的英勇事迹。第54军团是南北战争期间首批在北方服役的非裔美国人军团之一。 主楼层，66号展厅 阿奇博尔德·约翰·莫特利，《我祖母的肖像》Archibald John Motley Jr., Portrait of My Grandmother 这幅私密肖像画描绘了艺术家80岁祖母艾米丽·西姆斯·莫特利，捕捉了她强大的气质。她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曾为奴隶，经历了南北战争，最终定居芝加哥。她衬衫的不同纹理、透明的袖子和精致的纽扣，展现了艺术家娴熟的色彩运用技巧。莫特利以同情和真诚的笔触描绘了艾米丽布满皱纹的脸庞和饱经风霜的双手，展现了他对她深沉的爱。 主楼层，66号展厅 玛丽·卡萨特，《持向日葵的女人》Mary Cassatt, Woman with a Sunflower 印象派画家玛丽·卡萨特以其描绘妇女和儿童的画作而闻名，例如这幅亲密场景。卡萨特也是一位坚定的女性权利倡导者。这幅画中的向日葵很可能表达了她对女性投票权的支持。当时，向日葵被认为是美国妇女参政运动的象征。 主楼层，86号展厅 东楼必看景点 探索我们收藏的现当代艺术。这座光线充足的建筑于1978年开放，被认为是贝聿铭最具雄心的设计之一。请留意其建筑中的众多三角形。 亚历山大·考尔德，《无题》Alexander Calder, Untitled 亚历山大·考尔德的巨型移动雕塑仅靠东楼中央庭院的气流移动。雕塑家最初计划为作品安装一个马达，但先进的轻质材料使这一设计变得没有必要。浮力面板看似坚固，实际上是空心蜂窝状结构，表面覆盖着薄如纸的铝皮。尽管雕塑的翼展略超过85英尺（约26米），但重量仅为920磅（约440公斤），比用笨重的钢材建造的雕塑轻了两吨。 东楼中庭 巴勃罗·毕加索，《Saltimbanques家族》Pablo Picasso, Family of Saltimbanques 毕加索年轻时寻求认可和归属感。他在这幅描绘流浪艺人（saltimbanques）的画作中捕捉到了这种不安感。毕加索与这些看起来孤独的艺人产生了共鸣，并将自己融入其中，身穿钻石印花的服装。 夹层，213 号展厅 杰克逊·波洛克，《第1号，1950年（薰衣草雾）》Jackson Pollock, Number 1, 1950 (Lavender Mist) 波洛克将这幅巨大的画布铺在他位于长岛的工作室谷仓地板上，然后绕着画布走动，用画笔和木棍挥洒、滴落和甩动颜料。这种做法，我们现在称之为“行动绘画”，是他融入作品的方式，积极地融入创作过程。在画布顶部寻找波洛克的“签名”——他的手印。 上层，407号展厅 阿尔玛·托马斯，《华盛顿的三色堇》Alma Thomas, Pansies in Washington 在这幅画中，阿尔玛·托马斯想象着从飞机舷窗望去，一片三色堇田的景象。托马斯热爱大自然，经常在自家花园里寻找灵感，创作出色彩缤纷、图案丰富的画作。托马斯与许多学生分享了她对艺术的热爱：她在华盛顿特区的公立学校担任美术老师超过35年。 上层，407号展厅 乔治亚·奥基夫，《1号壳牌》Georgia O'Keeffe, Shell No. 1 奥基夫以其描绘自然的画作而闻名：植物、花朵、骨骼以及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在海滩上捡贝壳是她最喜欢的活动之一。她在新墨西哥州的家中展示她的收藏，并经常画下她最喜欢的贝壳。 上层，415号展厅 卡塔琳娜·弗里奇（Katharina Fritsch），《哈恩/公鸡》Katharina Fritsch, Hahn / Cock 这尊14英尺高的亮蓝色公鸡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引人注目。它的名字“Hahn ”在德语中意为“公鸡”，艺术家认为这是对男性虚荣心的戏谑嘲讽。从博物馆屋顶的落脚处，这座雕塑俯瞰着这座城市，那里遍布着纪念名人的纪念碑和纪念馆。 塔楼层，屋顶露台 雕塑花园必看景点 漫步于市中心这片占地6.1英亩的绿洲。这里环境宁静，是大型现代雕塑作品的展示地。 路易丝·布尔乔亚，《蜘蛛》Louise Bourgeois, Spider 这只蜘蛛让布尔乔亚想起了她的母亲，她在布尔乔亚年轻时就去世了。她的母亲是一位织布工和挂毯修复师。虽然蜘蛛让很多人感到恐惧或厌恶，但布尔乔亚却认为它们聪明伶俐，具有保护他人的魔力。 西北象限 克拉斯·奥尔登堡、库斯耶·范布鲁根，《打字机橡皮擦》Claes Oldenburg and Coosje van Bruggen, Typewriter Eraser 20世纪60年代中期，克拉斯·奥尔登堡开始以普通物品（例如衣夹或剪刀）而非历史人物或事件为原型，构思公共纪念碑。艺术家选择（现已废弃的）打字机橡皮擦作为这件作品的原型，源于他童年在父亲办公室里玩这个东西的记忆。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他以橡皮擦为素材，创作了绘画、版画、雕塑，甚至为纽约市创作了一座最终未能实现的纪念碑。在这里，巨大的画笔向后弯曲，传达出一种动感，仿佛轮状的橡皮擦正从山坡上滚下来，朝着花园的大门驶去。 西北象限 巴里·弗拉纳根，《岩石上的思想家》Barry Flanagan, Thinker on a Rock 20世纪80年代初，巴里·弗拉纳根在创作黏土作品时，捕捉到一只野兔在他眼前“揭开面纱”的景象。野兔图案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出现在弗拉纳根的青铜作品中。在《岩石上的思想者》中，艺术家用野兔取代了罗丹的《思想者》（1880年），以此对世界著名雕塑之一——罗丹的《思想者》——进行了不敬的致敬。西楼雕塑展厅中可以欣赏到罗丹的《思想者》的一个版本。 东南象限 博物馆推荐的最喜欢的作品： 注：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吉内芙拉·德·本奇》、《哈恩/公鸡》也在最喜欢作品之列，在此就不再重复。 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白色交响曲，第一号：白衣女孩》James McNeill Whistler, Symphony in White, No. 1: The White Girl 《白衣女孩》于1862年在伦敦首次亮相时，观众们感到困惑。当时，这种规模的肖像画通常描绘的是名人。这幅画的主人公是乔安娜·希弗南，一位在英国社会地位不高的爱尔兰移民。希弗南是惠斯勒在19世纪60年代初的主要模特和合作伙伴。 惠斯勒又创作了两幅希弗南身着白裙的画作，最终将三幅画作归入《白色交响曲》的共同标题下。他再次出乎意料地宣称，这些作品就像音乐一样，仅仅关注线条和色彩等抽象特质。 尽管艺术家的意图显而易见，但这幅雄伟的希弗南肖像似乎蕴含着一个故事。它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玛丽·卡萨特，《蓝色扶手椅上的小女孩》Mary Cassatt, Little Girl in a Blue Armchair 卡萨特以其对儿童的细腻描绘而闻名。她没有将儿童描绘成微型成人，而是将他们描绘成具有情绪和个性的个体。这位亲切的小女孩是画家埃德加·德加朋友的女儿。（德加本人也是卡萨特的朋友。） 卡萨特捕捉到了女孩休息的瞬间，她四仰八叉地躺在椅子上。她是玩累了吗？是大人提醒她规矩点吗？还是她无聊了？无论发生了什么，她嘟囔的表情和懒散的肢体语言都表明她对这件事有自己的看法。 雅克·路易·大卫，《拿破仑皇帝在杜伊勒里宫书房》Jacques-Louis David, The Emperor Napoleon in His Study at the Tuileries 肖像画如何影响我们看待历史人物的方式？《大卫》描绘了拿破仑·波拿巴为法国人民不知疲倦地劳作。时钟指向凌晨4点13分，蜡烛几乎熄灭。皇帝头发蓬乱，袜子皱巴巴的。他整晚都在起草法国第一部民法典《拿破仑法典》。大卫的肖像为这位领袖塑造了一个强大的神话，但这并非故事的全部。拿破仑是一位军事天才，他的法典成为全球现代法律体系的典范，但他在征服欧洲的过程中也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他在法国殖民地恢复了奴隶制，并从世界各地窃取了艺术品。他留下的复杂遗产至今仍是激烈争论的话题。 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读书的少女》Jean Honoré Fragonard, Young Girl Reading 弗拉戈纳尔的笔触与这幅画中年轻女子的形象一样重要。一阵快速的笔触捕捉到了她羞红的脸庞。大胆流畅的笔触勾勒出她衣裙、缎带和坐垫的轮廓。弗拉戈纳尔在颜料未干时用笔柄拖动颜料，勾勒出她衣领（环绕颈部的褶边）的蕾丝和衣身的轮廓。《阅读的少女》是“幻想肖像”系列的一部分，在这个系列中，弗拉戈纳尔的朋友和赞助人都身着精致的服饰。据说，他每幅肖像都用了一个小时完成。与该系列中的其他作品一样，这幅画中的女孩最初是面向观者的，但后来弗拉戈纳尔重新绘制了她，让她专注于阅读。 约翰内斯·维米尔，《写作的女子》Johannes Vermeer, A Lady Writing 约翰内斯·维米尔尤其是一位描绘光的画家。在这幅精美的画作中，漫射的光线柔和地照亮了桌面、女子的脸庞以及她那件浓郁的柠檬黄晨衣。珠宝盒上的珍珠、耳环以及缎带的点缀，进一步提升了画面的活力。女子的目光炯炯有神，令人着迷，这暗示着这幅画作或许是一幅肖像画，而非对一位坐在写字台上的年轻女子的概括描绘。 约翰内斯·维米尔于1653年12月29日成为代尔夫特圣路加公会的大师。当时，他专攻历史绘画，其早期作品是大型神话和宗教题材的画作。此后不久，他开始创作风俗画、风景画和寓言画，这些正是他后来成名的原因。尽管维米尔的创作主题在17世纪50年代中期有所转变，但他后期的作品仍然保留着早期历史画中那种宁静、私密的氛围。他的作品数量不多：目前仅有35幅画作被认定为大师的作品。 约书亚·约翰逊，《韦斯特伍德的孩子们》Joshua Johnson, The Westwood Children 亨利、乔治和约翰·韦斯特伍德身着几乎相同的服装，从画布上向外望去。兄弟俩都拥有纤细的金发和精致的五官。他们温柔地互相触碰，每个人都拿着从户外带来的一些东西，我们可以透过窗户看到。 约书亚·约翰逊运用鲜艳的色彩，使这幅画栩栩如生。红色和粉色的花朵，甚至连狗的牙龈，都与兄弟俩时髦的绿色西装形成鲜明对比。约翰逊是美国最早的职业黑人艺术家，他曾多次受委托为他的巴尔的摩同胞作画。 拉维尼亚·丰塔纳，《露西娅·博纳索尼·加佐尼》Lavinia Fontana, Lucia Bonasoni Garzoni 这幅画颂扬了两位富有创造力的女性的才华和交织的故事：画家拉维尼亚·丰塔纳和画中人物——鲁特琴演奏家兼歌手露西亚·博纳索尼·加佐尼。丰塔纳和加佐尼生活在16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博洛尼亚，是当时非常成功的艺术家。她们克服了男性主导社会的束缚，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丰塔纳描绘的加佐尼身着精致优雅的长袍，佩戴着精美的珠宝，彰显了她在意大利社会的崇高地位。她身后的桌子上放着一把倒置的鲁特琴，旁边还有一张演奏该乐器的乐谱。丰塔纳这幅细致入微的画作表明，她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对加佐尼推崇备至。 保罗·塞尚，《穿红背心的男孩》Paul Cezanne, Boy in a Red Waistcoat 这幅画唤起了对过去艺术的回忆，却又大胆地打破了传统。男孩的姿势像一幅16世纪意大利肖像画中的贵族。他目光转向别处，一只手放在翘起的臀部上。但这并非一幅自然主义肖像画。塞尚只用绿色和淡紫色的斑块来描绘男孩的脸和手。背景中，一块花帘被分割成一个由相交平面组成的万花筒。 通过这些实验，塞尚试图从尽可能多的角度捕捉他的模特。然而，色彩斑斓的笔触却将男孩变成了一个毫无个性、近乎陌生的人物。传统上，肖像画会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但这幅画却对这一目标提出了质疑。 亚伦·道格拉斯，《陷入束缚》Aaron Douglas, Into Bondage 我们瞥见这幅画中正在上演的令人心碎的戏剧，仿佛我们蹲在热带植物的根部，透过树叶间的空隙窥视。我们的目光聚焦在那些不知名的男女轮廓上，他们的镣铐比他们的容貌更显眼。他们懒洋洋地走向等候的船只。我们知道他们即将到来的旅程的悲惨结局：在遥远的国度沦为奴隶。地平线上一丝跳动的光芒——一颗星星——将明亮的光束投射到画面中心的巨大身影上。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亚伦·道格拉斯，展现了他的祖先在压迫面前的坚韧和希望。 文森特·梵高，《自画像》Vincent van Gogh, Self-Portrait 文森特·梵高一生创作了36幅自画像。这幅是他最后几幅自画像之一。这幅画作创作于圣雷米的圣保罗莫索尔精神病院，当时艺术家正从严重的精神崩溃中恢复过来。这幅画作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张力。他头部周围旋转的笔触充满活力，他罩衫上的蓝色和紫色充满活力，他眯起的目光坚定不移。艺术家明亮的橙色头发和铁锈色的胡须凸显了他蜡黄的肤色，也让他显得憔悴。尽管身患疾病，梵高仍然坚持创作，他紧紧地握着画笔和调色板。 乔托，《圣母子》Giotto, Madonna and Child 乔托在14世纪初对艺术的探索和创新，在整整一个世纪后，发展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除了创作板画外，他还创作了许多壁画系列——其中最著名的是帕多瓦竞技场礼拜堂的壁画——此外，他还是一位建筑师和雕塑家。 乔托的改造，使《圣母子登基》等画作中风格化的人物形象更具人性，更具可信度。与他同时代的锡耶纳画家杜乔相比，佛罗伦萨画家乔托则强调质量和体积，这是一种古典的形式处理方法。通过赋予人物块状、实体的特征，艺术家为绘画带来了强大的三维可塑性。 《圣母子》创作于乔托创作生涯的后期，是五联画的核心部分，这幅祭坛画包含许多幅画板。乔托采用了保守的拜占庭风格金箔背景，象征着天国，并加入了一朵白玫瑰，白玫瑰是圣母玛利亚纯洁的传统象征，同时也暗指因原罪而丧失的纯真。然而，《圣母子》开创了一种新的自然主义绘画潮流。婴儿基督没有做出哲学家的祝福手势，而是像婴儿一样握住母亲左手的食指，顽皮地伸手去拿她手中的花。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犀牛》Albrecht Dürer, The Rhinoceros 这幅版画顶部用德语写道：“1513年5月1日，一只名叫犀牛的活体动物从印度被带到里斯本，献给伟大而强大的葡萄牙国王伊曼纽尔。” 从这幅精雕细琢的木刻画中，我们可以看出，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从未亲眼见过这只犀牛。首先，他画中的犀牛身披滑稽的锁子甲和铠甲，就像中世纪的骑士一样。它的腿上还长着类似爬行动物的鳞片。尽管存在这些不准确之处，但丢勒的木刻画直到18世纪仍被公认为犀牛的标准形象。 罗伯特·隆戈，《岩石（美国最高法院——分裂）》Robert Longo, The Rock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Split) 这幅作品的巨幅尺寸令人震惊，也令人困惑。这是一张巨幅照片吗？令人震惊的是，这是一幅高度写实、细节细致的炭笔画。作品本身与其主题——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楼——一样宏伟。艺术家为何要将这座宏伟的大楼正面一分为二？罗伯特·隆戈在2018年创作这幅画时，最高法院有四名自由派法官和四名保守派法官。分开的面板暗示了这种划分。笼罩在美国最高司法机构上空的乌云，预示着它动荡的未来。 爱丽丝·尼尔，《哈特利》Alice Neel, Hartley 一位身穿白色T恤和卡其裤的年轻人随意地坐在扶手椅上，双手枕在脑后。他目光直视前方，却又仿佛在凝视着过去，思绪万千。 爱丽丝·尼尔以其描绘人生中人物的惊艳肖像而闻名。这幅画作展现了她儿子哈特利在医学院一年级时的情景。哈特利·尼尔曾说，当时哈特利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一边是高强度训练带来的疲惫，一边是越南战争带来的忧郁。 尼尔为她的儿子所画的肖像清楚地表明了她在艺术中探索人性的兴趣：“我试图维护人类的尊严和永恒的重要性。” 提香，《持镜的维纳斯》Titian, Venus with a Mirror 提香笔下的爱与美的女神唤起了触觉。凝视着她绯红的脸颊，仿佛能感受到它的温暖。肌肤、珠宝、织物和毛皮的纹理都细致入微。镜子里，丘比特举起她的手，她似乎并非在注视着自己，而是仿佛有人在注视着她。 这幅维纳斯被认为是提香及其工作室至少创作了30个版本的作品中现存最精美的版本。这幅画作一直由艺术家珍藏，直至他去世，距离他创作完成已有20多年。提香为何能将如此高质量的画作保存如此之久尚不清楚，但这幅维纳斯或许是那些为他工作或拜访他的人的灵感源泉。对于工作室的成员来说，她可能是他们复制的原型，而这幅画作也可能促使参观者为自己订购类似的作品。 提香在创作这幅作品时，重新利用了一幅曾描绘过两位并肩站立的四分之三身影的画布。他将画布旋转了90度，似乎在底层构图中露出了男性人物的夹克，从而形成了如今包裹着维纳斯臀部的奢华毛皮衬里的红色天鹅绒。 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华生与鲨鱼》John Singleton Copley, Watson and the Shark 这幅画取材于1749年哈瓦那港鲨鱼袭击事件的真实事件。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描绘了14岁男孩布鲁克·沃森在救援过程中的关键时刻。这位年轻的游泳者已经被鲨鱼咬断了一只脚。当鲨鱼再次袭击时，他会失去生命吗？船上九名救援人员中，许多人都感到恐惧和恐慌。只有画面中央的黑人水手看起来还能控制局面，他手里拿着一根救生绳，将自己和男孩连接在一起。他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古巴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重要港口。 安杰利科修士、菲利波·利皮修士，《三博士来朝》Fra Angelico, Fra Filippo Lippi, The Adoration of the Magi 这个色彩缤纷的游行队伍中的人们和动物正在前往瞻仰圣婴耶稣并纪念他的诞生。游行队伍绕过一座小山，穿过一座古老的拱门，到达马槽。画的底部，三位跪着的贤士（博士）向圣家族献上礼物。摇摇欲坠的建筑和上面几乎赤裸的男孩可能暗示着异教世界的末日。 弗拉·安杰利科 (Fra Angelico) 开始创作这幅圆形画，但尚未完成。里皮完成了。两位艺术家均来自佛罗伦萨，这是一座特别崇敬东方三博士的意大利城市。每五年，城市街道上都会举行一次盛大的游行，重现国王迎接婴儿耶稣的旅程。 亮点供我们观赏： 埃尔·格列柯，《圣马丁与乞丐》，约1597-1599年 彼得·保罗·鲁本斯，《日耳曼尼库斯和阿格里皮娜》，1614年 爱德华·马奈，《铁路》，1872年 乔尔乔内，《牧羊人朝圣》，约1500年 拉斐尔，《考珀圣母》，1504–05年 拉斐尔，《圣乔治与龙》，1506年 乔尔乔内和提香，《威尼斯贵族肖像》，约1507年 拉斐尔，《阿尔巴圣母》，1510年 埃尔·格列柯，《拉奥孔》，1604–1616年 尼古拉斯·普桑，《圣母升天》，约1626年 伦勃朗·凡·赖恩，《磨坊》，1648 年 伦勃朗·凡·赖恩，《戴贝雷帽、卷起衣领的自画像》，1659 年 托马斯·庚斯博罗，《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夫人》，1787年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马科特·达让特伊》，1810年 约翰·康斯特布尔，《威文霍公园》，1816年 欧仁·德拉克洛瓦，《哥伦布和他的儿子在拉比达》，1838年 意大利，《戴面纱的修女》，约 1863年 爱德华·马奈，《老音乐家》，1862年 克劳德·莫奈，《撑阳伞的女人——莫奈夫人和她的儿子》，1875年 爱德华·马奈，《李子》， 1878年 克劳德·莫奈，《韦特伊的艺术家花园》，1880 年 保罗·高更，《带光环和蛇的自画像》， 1889年 文森特·梵高，《白衣少女》，1890年 克劳德·莫奈，《鲁昂大教堂，西立面，阳光》，1894年 亨利·马蒂斯，《开窗》，科利乌尔，1905年 亨利·卢梭，《赤道丛林》，1909年 弗朗西斯·皮卡比亚，《游行》，塞维利亚，1912年 阿尔伯特·格莱兹，《足球运动员》，1912-13年 巴勃罗·毕加索，《静物》，1918年 还有许多精品供我们观赏： 本杰明·韦斯特，《盖伊·约翰逊上校和卡隆霍恩泰（大卫·希尔船长）》，1776年 乔治·贝洛斯，《纽约》， 1911年 吉尔伯特·斯图尔特，《溜冰者》，1782年 爱德华·萨维奇，《华盛顿家族》，1789–1796 年 爱德华·希克斯，《和平王国》，约 1834年 托马斯·科尔，《生命之旅：童年》 托马斯·科尔，《生命之旅：青春》 托马斯·科尔，《生命之旅：男子气概》 托马斯·科尔，《生命之旅：老年》 托马斯·科尔，《白山峡谷（克劳福德峡谷）山口景色》， 1839年 乔治·英尼斯，《拉克万纳山谷》， 1855年 托马斯·埃金斯，《比格林兄弟赛艇》， 1873年 温斯洛·荷马，《微风徐徐》，1873–1876年 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热带的早晨》，1877年 玛丽·卡萨特，《包厢》， 1882 年 约翰·辛格·萨金特，《威尼斯街道》， 1889年 阿尔伯特·平克汉姆·莱德，《齐格弗里德与莱茵少女》， 1888–1891年 威廉·梅里特·切斯，《友好的来电》， 1895年 罗伯特·亨利，《纽约的雪》， 1902年 乔治·贝洛斯，《均为本俱乐部会员》，1909年 柴尔德·哈萨姆，《盟军日》，1917年 还有许多许多： 奥古斯都·圣高登斯，《塔中的黛安娜》Augustus Saint-Gaudens，Diana of the Tower 奥古斯特·罗丹，《青铜时代》Auguste Rodin，The Age of Bronze 托马斯·克劳福德，《大卫·凯旋》Thomas Crawford，David Triumphant 海勒姆·鲍尔斯，《希腊奴隶》Hiram Powers，The Greek Slave 阿尔伯特-欧内斯特·卡里尔-贝勒斯，《蒙面女子的幻想半身像》Albert-Ernest Carrier-Belleuse，Fantasy Bust of a Veiled Woman 还有现场临摹名画的艺术家，和被名画迷住的游客： 最后，让我们了解一下，博物馆最为推崇的作品。2013 年，美国国家美术馆从法国私人收藏中购得了杰拉德·范·洪托斯特1623 年创作的画作《音乐会》，艺术专家估计《音乐会》的售价为 2000 万美元，但美国国家美术馆并未透露具体支付金额。 格里特·范·洪索斯特，《音乐会》Gerrit van Honthorst, The Concert 格里特·范·洪托斯特（1592-1656）一直被认为是荷兰黄金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在乌得勒支接受训练后，他于1615年左右前往意大利，在那里他接受了卡拉瓦乔激进的风格和主题理念。卡拉瓦乔的宗教和风俗画风格直接，以戏剧性的姿态和强烈的明暗对比为特征，激发了整个欧洲一代“卡拉瓦乔主义者”。这些艺术家通常像卡拉瓦乔一样，直接以摆好姿势的模特为原型进行创作，并将场景置于画面的近处，以暗示它们是日常生活体验的延伸。尤其是洪托斯特，他的画作充满热情和自信，运用鲜艳的色彩和强烈的明暗对比效果，他笔下身着异域服饰的真人大小的性感人物，赋予了他的画面以大胆的视觉效果。 1620年，洪托斯特回到乌得勒支时，已是声名显赫的艺术家，在家乡受到了盛情款待。他对卡拉瓦格主义的热情拥护及其国际声誉，也深深地吸引了海牙拿骚王子莫里斯的宫廷。这位奥兰治亲王（他被称为奥兰治亲王）正积极提升宫廷声誉，例如改善宅邸、修建花园、举办音乐会以及收藏绘画作品。 洪特霍斯特的《音乐会》最早出现在1632年海牙奥兰治亲王宫殿的一份清单中。虽然这幅画可能是莫里茨购买的，但它也可能是一件外交礼物。人们常常将画作赠予亲王，以感谢其功绩，或希望将来能得到恩惠。这种外交礼物的一个可能来源是流亡的波西米亚国王腓特烈一世。1621年，他的新教军队被天主教军队击败后，他携妻子伊丽莎白·斯图亚特移居海牙。即使在流亡期间，波西米亚国王和王后也积极收藏艺术品，并在奥兰治亲王的部分资助下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们非常欣赏洪特霍斯特，他最终成为了他们的宫廷艺术家。 腓特烈和伊丽莎白二世可能委托创作了这幅画，并将其赠予奥兰治亲王，以感谢他的经济支持。这一假设基于洪托斯特画作中的首席小提琴手与当时一本描绘海牙宫廷生活的手抄本中腓特烈打球的插图之间的相似性。 音乐会不仅仅是宫廷场所的装饰元素，它还蕴含着深层的政治信息。社会和谐，如同音乐和谐一样，只有在领导者的指引下才能实现。这句格言用在奥兰治亲王或波西米亚国王腓特烈一世身上都很贴切。 直到最近，卡拉瓦乔对北欧艺术的影响才在美术馆丰富的荷兰艺术藏品中得以体现。2009年购入亨德里克·特·布吕根的《风笛演奏者》（1624年），是填补这一空白的第一步。这两位大师的作品，连同美术馆收藏的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卡拉瓦乔派绘画，展现了卡拉瓦乔风格在17世纪对整个欧洲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