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鸣散文：藏传佛教圣地圣佑庙

静水

藏传佛教圣地圣佑庙 (散文)

鹏 鸣

参古寺，上清香。

暮鼓晨钟佛号长。

别去红尘归净土，

梵音一片自悠扬。

在浩瀚的西北边陲，昭苏之地，屹立着一座古朴而庄重的庙宇——圣佑庙。圣佑庙坐落在新疆昭苏县城西北，天山脚下的洪那海河畔，清幽肃穆，壮观宏伟，四周围墙环绕，是中国边陲难得的一处古建筑。

圣佑庙建筑宏伟壮观，气氛庄严肃穆，是这一带蒙古族牧民求神祈祷的场所。坐北朝南，布局严整。在中轴线依次排列有照壁、山门、前殿、大殿和后殿，东西两侧各有硬山顶的配殿，并有东楼、西楼与之相对应。院中还修建有八角形平面的两层两檐楼亭。大殿的平面为方形，有七开间。二层为歇山顶，出檐深远，举折高。

圣佑庙始建于公元1889年，现存建筑八座，面积2000平方米，寺庙占地数百亩之多。它的整体布局和中土佛教建筑相似，但细部处理仍透露出藏传佛教特点。布局呈中轴线结构，有山门、钟楼、鼓楼等。殿有重檐，汉式的大歇山顶，殿顶正 中有银色金属法器装饰，但不是常见的法轮或莲花。主殿之前也有类似天王殿的结构，但此殿中空无一物。各殿均已无匾额，主殿前方两侧的殿堂应是药师殿和密宗殿。有些窗棂上系着细布条，有几处还有印着藏文的白色经幡，上绘驮法器的骏马形象。

寺庙坐北朝南，前殿、大雄宝殿、后殿和东西配殿等布局对称。主体建筑大雄宝殿飞檐斗拱，画栋雕梁，鎏金沥粉，气势恢宏。正壁和殿廊上绘有珍禽异兽、奇花异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中国中原传统风格的壁画、廊画等。大殿前，高悬汉文书写的“敕建圣佑庙”匾额。殿内陈设着数百尊佛像，张挂着来自西藏的帐幔、旗幅，绣工极其精美。

寺内建筑分照壁、山门、前殿、大殿、左右配殿、八角双飞檐亭阁和后殿等八座建筑，各建筑以南北为中轴线，东西对称分布。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宽17米，通高17米。大殿建筑形式为大出檐，高举折，陡屋顶。主殿下悬挂着满汉两种文字的“敕建圣佑庙”匾额，书法苍劲有力。

大雄宝殿是七开间，平面正方形，四角飞檐呈龙头探海之势，檐下斗拱，为多层挑枋肩之。工程精细，鎏金沥粉，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巨柱擎起的殿廊上绘有珍禽异兽、猛虎雄狮、金鹿麒麟、凤凰猕猴，千姿百态。大殿正壁还绘有二龙戏珠、凤凰比翼、子牙钓鱼、苏武牧羊等中国传统风格的壁画。

主殿之内柱子林立，但经幡却稀疏。木质楼梯尚存，本来殿中建楼梯和其上围廊的目的是可以上去看佛的胸部和头部，这种风格是从印度石窟中借鉴来的，但殿中的佛像却不知所终。

佛楼上的蒙古包里，佛像和各种金银祖鲁杯满设祭坛，大小古钟声播草原远近。寺院内古木繁荫，晨钟暮鼓，僧众齐集，鸟鸣雀舞，显得古朴而又庄严肃穆。

昭苏圣佑庙藏语称“金吉铃”，蒙古语为“博格达夏格松”，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清代庙宇建筑群，也是新疆现存最完整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

传说蒙古族左翼厄鲁特营组建之后曾多次迁建寺院，经过几番周折后，选址到昭苏洪那海沟口。并从迢迢数千里之外的北京请来80名能工巧匠，耗时长达四年，才修筑了这座金碧辉煌的喇嘛庙。

经历了百年的沧桑，殿内的壁画严重受损，一些发暗的壁毯悬在四周，绿度母和白度母的造像罗列其中。殿中仅有的几件法器也是残缺不全，殿外的木板墙壁上方倒残留八块壁画，从中能看出一些密宗的特点。

昭苏圣佑庙之所以历经百年变迁不倒，还得归功于清代厄鲁特营。当时的厄鲁特营是清朝在新疆驻防军的一部分，厄鲁特营的人员组成比较复杂，大体上由三部分人组成。

第一部分是投附内地的准噶尔人，其中大多数是原准噶尔二十一昂吉的达什达瓦部属，1764年春，500名携眷之厄鲁特达什达瓦官兵奉命来到伊犁，被安置于特克斯河、察林河及塔玛哈一带（今昭苏县境内）。1765年达什达瓦部众被编为一昂吉，为厄鲁特营左翼。

第二部分是清朝出兵准噶尔汗国时逃入哈萨克、布鲁特部游牧地后又陆续返回的准噶尔人，及被清廷赎回的曾给维吾尔族当奴隶的准噶尔人。1760年后，少部分劫后余生的逃入哈萨克、布鲁特游牧区等地的准噶尔人不堪为奴，陆续投靠清朝，对此，清廷实行了招抚和安置政策。1762年有六个佐领，次年置一昂吉，设置了总管、副总管、佐领、骁骑校等官，并颁发了关防印记。1765年此六个佐领编入厄鲁特营右翼。直到1772年，投清的准噶尔人有1408人，其游牧区为崆吉斯河、哈什河及大小霍诺海等地，在现尼勒克县、特克斯县及新源县境内。

第三部分为1771年随土尔扈特部东返的大喇嘛罗卜藏丹增属下的沙比纳尔（门徒们之意）。据清代满文档案载，其沙比纳尔有1200余户，1817年被编为四个佐领，归厄鲁特营右翼硕通管辖，其牧地为特克斯河下游（今特克斯县境内）。

由此可见，准噶尔汗国灭亡以后，劫后余生的准噶尔牧民成了清帝国辖下的属民，厄鲁特营的设立使“准噶尔”一词作为部落名已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厄鲁特”一词。

1767年7月，厄鲁特营按八旗编制，左翼被编为三旗，即正黄、镶黄、正白，称“上三旗”，置六个佐领，右翼置五个旗，即镶白、正红、正蓝、镶红、镶蓝，称“下五旗”，有佐领八个，1770年八个佐领扩编为十个佐领。加上沙比纳尔四个佐领，共有十四个佐领。上三旗在特克斯河流域游牧，下五旗在诺海（即霍诺海）空吉斯（即崆吉斯）一带游牧。

由于准噶尔部是属于反抗清朝统治而被清朝征服的蒙古部，因此，和察哈尔营一样实行的是总管旗制。左右两翼各设总管一员，上三旗设副总管一员，下五旗因佐领多，设副总管二员，又设沙比纳尔副总管职衔一员。总管、副总管办理八旗事务。每佐设佐领、骁骑校各一员，领催四人，管理佐领军事、生产、诉讼各事，各翼还置空蓝翎（轮住卡伦）二至三人，额设挑补卡伦侍卫，委笔帖式（书记官）一至二人。厄鲁特营设领队大臣一员，总揽边防要务，大都由满族人担任。另据《新疆识略》载，厄鲁特营还有世袭云骑尉一职，上三旗有二员，下五旗有三员，下五旗还有拜唐阿一员。

驻守卡伦：1763年，伊犁地区开始设置卡伦，“东北则有察哈尔，西北则有索伦，西南则有锡伯，自西南至东南则有额鲁特，四营环处，各有分地”。

开始厄鲁特营驻守着格根、哈尔奇喇、特克斯色沁、根格色沁、都图岭等处卡伦，这些卡伦均设在伊犁通往天山以南的要道及与俄国接壤的边界线上。1788年又添设了察林河渡口等处卡伦。厄鲁特营所辖卡伦有三十二处，其中常设卡伦四处：特克斯色沁、敦达哈布哈克、伊克哈布哈克、察察；移设卡伦四处：特穆尔里克、乌弩古特、鄂博图渡口、昌曼；添撤卡伦二十四处：特穆尔里克渡口、雅巴尔布拉克、鄂博图、额尔格图、札拉图、库图勒、格根、鄂尔果珠勒、哈尔干图、齐齐罕图、垓尔巴特、拜布拉克、博托木、绰罗图（一作赤老图）、那（纳）喇特、博尔克阿满（曼）、巴噶塔木（巴噶喀木哈）、察林河渡口、察林河察罕鄂博、格根西哩克、铜厂外、沙里（喇）雅斯、那林哈勒噶（一作那林哈布哈克）、哈尔奇喇。

厄鲁特营除了驻守以上卡伦外，还派兵5至17名不等协助巴彦岱（惠宁）、锡伯、索伦、察哈尔等营领队大臣驻守24座卡伦。

厄鲁特营军民不仅驻守以上卡伦、台站，而且又有派驻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换防，巡查哈萨克、布鲁特边界，驻守哨卡，向乌鲁木齐及内地运送军马等项差事。

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游牧边界：塔拉斯原为西蒙古牧地，清朝统一新疆初，这一带暂作为“闲旷之地”，对此，1763年始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军队到塔拉斯地区稽查和巡逻，厄鲁特营官兵也随同前往。每年夏天特派领队大臣一员，巡查布鲁特边界时，由两满营派协领一员，大城（惠远）官二员，其中额鲁特营有官二员，兵70名；每年秋季特派领队大臣一员，巡查哈萨克边界时，由两满营派协领一员，惠远城满营官二员，其中额鲁特营有官二员、兵70名。届时巡查官兵在边界上会哨，巡查边界，驱逐越界游牧者。

西北边疆在安内攘外的斗争中，维护了内部的安定。19世纪20年代，大小和卓的后裔张格尔，在浩罕（乌孜别克人建立的封建国家）统治者的支持下，先后四次返回新疆作乱，但很快被平息了。这同新疆各族人民的通力协作是分不开的，在镇压张格尔的暴乱中，新疆的维吾尔、柯尔克孜、蒙古、锡伯等民族都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伊犁地区有着广阔的牧区，土壤肥沃，水源充足，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游牧、狩猎的休养生息之地。清朝统一新疆以后，为恢复和发展新疆地区遭受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在新疆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开发活动。其主要的一项是兴办官牧厂。自1760年时，清政府先后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巴里坤、乌鲁木齐设立官营牧厂。伊犁牧厂有孳生马厂、孳生羊厂、孳生驼厂、孳生牛厂。

伊犁牧厂设立之初，牲畜除了部分羊和牛由维吾尔族牧放，部分马、牛由锡伯营牧放外，其余都由察哈尔、厄鲁特、索伦三营放养。骆驼厂全部由厄鲁特营经营。由于锡伯、索伦营兵丁不善畜牧，因此1773年后停止了索伦营经营马厂、牛厂以及锡伯营经营牛厂，而到嘉庆初年，先后停止锡伯、索伦兵丁牧放伊犁牧厂牲畜，将其牧放牲畜，全部交给察哈尔、厄鲁特两营。

由于厄鲁特营的“所有口粮，俱系自耕自食”，因此，其兵丁除放牧外，还种植农作物。厄鲁特营上三旗6个佐领屯田4处：敦达察罕乌苏、霍依图察罕乌苏、特尔莫土、哈牧哈；下五旗14个佐领屯田14处：昌满、哈什春稽布拉克、苏布台、浑多赖、衮佐特哈、库尔库类、呢勒哈、大济尔噶朗、算珠图、特勤克、特克斯塔柳、沙喇博果沁、巴哈拉克、弩楚衮。以上田地都位于特克斯河流域，因此都用河水灌溉。

厄鲁特营的旗屯是清朝新疆屯垦事业的一部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了积极作用。他们屯田所获粮食，不仅自己食用，有时多获粮食还上缴官府，为当地驻防军提供军粮，为开发伊犁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

熟悉清史的人都知道，准噶尔汗国雄踞西北，在康雍乾时期是清廷的主要对手。直到18世纪中叶，准噶尔汗国在清廷和哈萨克汗国的联合打击下灭亡。在汗国被攻灭后，厄鲁特四部之一的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想恢复准噶尔汗国的荣光，这次叛乱差点颠覆了清廷消灭准噶尔汗国的战果，为了镇压阿睦尔撒纳之乱，对漠北蒙古征发太重，骚扰很大，还间接引发了漠北和托辉部青衮札布叛乱，动摇了清廷对漠北的统治，清廷历时一年半才将这场叛乱镇压下去，在天山南北路确立了统治。

阿睦尔撒纳的叛乱让乾隆大感愤怒，厄鲁特蒙古的骨头之硬，确实超乎了他的想象。为了彻底根绝厄鲁特蒙古反抗的可能性，乾隆命令清军对厄鲁特蒙古大行剿杀，所谓“看来此等贼人，心怀叵测，招降断不可恃，总以严行剿杀为要”。前线清军在接到乾隆的指令后，滥杀无辜的残酷事件时常发生，使厄鲁特蒙古遭受了极大的劫难，人口损失巨大。据昭梿的《啸亭杂录》一书记载：“此固厄鲁特一大劫，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数千里内，遂无一人。”

根据《啸亭杂录》的记载，很多人认为清军将厄鲁特人斩尽杀绝，但是这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在国内依然有为数不少的厄鲁特人接受清廷的招抚，为清廷统治，编为札萨克，成为清廷外藩蒙古的一部分。

事实上，清廷重点针对的是降而复叛的部落，除和硕特部沙克都尔曼济汗与麾下部民4000人被清军误杀外，凡是未叛部落还算是相安无事，“不附逆诸札萨克，各安游牧，钤束部众，勿疑惧”。

像由阿睦尔撒纳统率，发起叛乱的“首恶部落”辉特部损失尤为惨重，确实是被清廷差点灭族，连部落的谱系都被整得荡然无存，“其世系自阿睦尔撒纳摄乱后，谱系失散，故不可考”。

但是在准噶尔汗国灭亡之后，原辉特部台吉罗卜藏及其子噶尔丹达尔札投清，附牧于杜尔伯特部左翼，设为下后旗，领佐领一个。而杜尔伯特部长车凌的女婿达玛璘附牧于杜尔伯特部右翼，设为下前旗，领佐领一个。看来清军平灭准噶尔，确实给辉特部带来毁灭性打击，无论是地位和保留的人口都不能和其他部相提并论。

乾隆十八年，准噶尔部内乱，杜尔伯特部面临被达瓦齐吞并的风险，杜尔伯特部诸王公诺颜恐慌不已，“欲拒之，不敌。欲事之，莫知所从”。最后，决定在车凌的带领下，举族3170多户，10000余人归附清廷，清廷按照内蒙古例，编设佐领，“以札萨克领之”，因此其始终被全部保留，共有16旗（含辉特二旗），37个佐领。

当时的准噶尔部是建立准噶尔汗国的核心部落，在伊犁被清廷平定之后，此部残余几乎被迁出新疆，“残留新疆者，微乎其微”。准噶尔二十一昂吉之一的达什达瓦部被清廷迁往承德游牧，而其余部众，“其族遂微，存者不复著旧号”，被迁往青海，编为绰罗斯二旗。

另据《蒙古游牧记》记载，当时的和硕特部分布广泛，青海、西套、新疆皆有其部落留居。在清廷平定新疆后，原属于准噶尔汗国和硕特部汗（与生活在青海和西套的和硕特部没有隶属关系）沙克都尔曼济汗率领4000部众依附于清廷，清将雅尔哈善怀疑其谋叛，此部遂被灭，实在是千古奇冤。而清代在新疆的和硕特旗是原居留在俄罗斯，随土尔扈特部东迁归清部分，被当时的清朝朝廷设为珠勒都斯中路巴启巴特启勒图盟。

至于土尔扈特部是于乾隆三十六年东归，率旗下七万余众归顺清朝朝廷，被分为东、西、南、北四路安置编旗设佐，此部自然没有参与阿睦尔撒纳之乱，自然安然游牧于北疆。加入清朝朝廷的边防体系后，被编入厄鲁特营。

除了采用札萨克体制进行统治之外，清廷通过招抚手段聚拢流亡的厄鲁特人，并将其编为厄鲁特营，使其成为内属蒙古的一部分，融入清廷在新疆的边防体系，与西迁来的索伦营、锡伯营、察哈尔营分驻伊犁河两岸以及附近地区，拱卫伊犁。

在兵员方面，各种史书记载不同，但总的来看，是在3000到4000人之间。据《西陲总统事略》记载，厄鲁特营共有领催、兵丁为3384人，索伦营领催、兵丁为1200名，锡伯营领催、兵丁为1200名，察哈尔营领催、兵丁为1800名。厄鲁特营的人数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其被分配的巡边、畜牧等任务也最重。

此外，厄鲁特营还要与其他三营承担塔尔巴哈台的换防轮戍任务，其官兵平时驻守卡伦，并“各于屯所游牧，随时操演枪骑射”。战时则接受征调，于全国范围内作战。如厄鲁特上三旗的蓝翎侍卫鄂勒追鄂罗什瑚、纳默库，下五旗的蓝翎侍卫哈尔海察都是在金川之役中阵亡的。

尽管厄鲁特营承担的各方面任务相对较重，但是它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对于其他三营是最低的。厄鲁特营的官员待遇同其他三营没有什么区别，但兵丁待遇却远低于索伦营和锡伯营，略低于察哈尔营。就拿“披甲”来说，索伦营和锡伯营的“披甲”年俸为24两，察哈尔营披甲为年俸12两，而厄鲁特营的披甲却分三等，其披甲一等者年俸为18两，二等者为12两，三等者为6两，三等披甲的人数占了厄鲁特营大半，一等者数量仅个位数而已。从中可以看出，清廷的政策对厄鲁特人有不小的歧视性。

准噶尔汗国灭亡后，厄鲁特四部的余众被编旗设佐，成为清廷治下的外藩蒙古。而清廷也大量招抚在战乱中流亡的厄鲁特人，建立厄鲁特营，纳入北疆的防御体系，对经营伊犁地区和保卫领土完整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历史的烟尘中，蒙古族在伊犁辽阔的草原上驰骋，特别是“卫拉特”部落，将长期在这里生存和游牧的历史文化以庙宇的形式留存下来。比如昭苏的圣佑庙，这个庙宇属于佛教性质的寺庙，建于明朝末年清朝初期。

当年，准噶尔封建割据的局面得到稳控后，威胁边地稳定的因素进一步削弱，新疆相当长时间的稳定也促进了文化和风俗的传承发展。为了进一步巩固和保卫这片土地的长期稳定和安宁，当朝政府选派了大量军民来到伊犁河谷，并在惠远设立“伊犁将军府”。

伊犁将军将准噶尔蒙古人组建成“厄鲁特营”，并安置在特克斯河流域游牧，同时还担任驻守边关和巡逻任务。准噶尔蒙古人大多是虔诚的喇嘛教信徒，他们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休养生息，也传播喇嘛教文化，先后在这里修建了阿固斯庙、洪纳海庙等十座具有蒙古族特色的寺庙。在边疆争夺地盘的历史烟云中，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也未能幸免，厄鲁特营在往复迁徙中，仍然不忘自己肩上的职责，最终仍然回到了特克斯河流域，并在昭苏的新聚居地建成了如今的这座圣佑庙。

这座位于昭苏县城西北1.5公里的蒙古族特色庙宇，寺院内有许多的古树，比如巨大云杉，四季常青，而且活的时间非常长，用来象征着那一段遭受屈辱的历史永远不会被忘记，寺院内经过整修，建筑保持着原貌。

这座象征着蒙古族精神的寺庙，院内的建筑风格和排列阵势，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蒙古人经历了屈辱归来后，那种严明的组织纪律和传统的爱国情怀。走进大殿，这里油灯长明，大殿内供奉着成吉思汗和十世班禅画像，还挂有不少来自西藏、青海的“唐卡”。在佛楼二层的蒙古包内，还陈列着各种佛像和摆满祭坛的大、小金银祖鲁杯，仔细打量，那些驰骋草原的蒙古族儿女的飒爽英姿，以及抵抗外来入侵者的同仇敌忾气势，仿佛就在昨天。

当年在修建这座圣佑庙的时候，也同样得到了伊犁广大藏传佛教信徒的大力支持，仅捐献的马就多达7000余匹，如果排列起来，在草原上，那该是多么宏大的马阵雄图！在当年，寺庙最繁盛时期，住寺喇嘛超过500人，在塞外之地的伊犁河谷，各种法事活动也是纷至沓来，超过了以前的历朝历代。

如今，每年到了蒙古族的重要节日，这里仍然会吸引大量信众，他们在这里举行蒙古族特色的与佛教有关的祭祀活动。如今，这里也是抵达昭苏旅游的游客们不可错过的旅游景点。

每逢盛夏之日，总有许多虔诚的信徒，不远千里，前来朝拜，祈求风调雨顺、家宅平安。

走进庙门，一缕古朴的香火气息扑面而来。香炉中，青烟袅袅，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沧桑。庙内的壁画，虽经风雨侵蚀，但依旧色彩斑斓，画中的人物、山水、鸟兽都显得生动而真实。

这圣佑庙，见证了昭苏的历史变迁。岁月流转，人事更迭，唯有这座庙宇依旧屹立不倒。它不仅是昭苏人民的精神寄托，更是连接古今的纽带。

站在庙前的广场上，远眺四周，一片广袤的土地映入眼帘。这里是曾经的战场，也是英雄的故乡。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无数的勇士为了家园的安宁，挥洒热血，英勇奋战。而这座庙宇，仿佛是他们永恒的守护者，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和人民。

如今，战争早已远去，但昭苏人民对这座庙宇的感情却从未改变。每逢节日或庆典，庙里总是热闹非凡。香火旺盛，烛光闪烁，钟声悠扬。信徒们虔诚地祈祷，祈求家人平安、五谷丰登。而那些曾经的历史和英雄事迹，也在这座庙宇中得以传承和铭记。

夜幕降临，昭苏的天空繁星点点。圣佑庙在月光的映照下，更显庄重与神秘。站在庙前，不禁让人思考：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这座庙宇究竟见证了多少变迁？但它始终如一地守护着这片土地和人民，成为他们心中永恒的信仰和力量。

在离开之际，回望这座古朴而庄重的庙宇，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敬仰之情。圣佑庙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昭苏人民的精神家园。它承载着千年的历史与文化，见证了无数英雄的传奇与信仰。愿这座庙宇永远屹立不倒，成为昭苏人民永恒的守护神。

该文选自鹏鸣散文集《天马西极》一书。

作 者：鹏 鸣

鹏 鸣（英文名：彼特peter）1956年生，陕西白水人。现定居北京，从事专业创作与文学研究。已出版有选集、文集、文艺理论、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报告文学等专著多部。部分作品被译成多语种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