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首府呼和浩特博物院·浏览记2025.4.18.

雲游昰方

呼和浩特博物院 古邑之中，旧街老巷交错，与老城遗迹交相呼应，尽现沧桑岁月。归绥老城历史文化轴北起公主府博物馆，南至昭君博物院，以串珠成线的方式联动全市文博文化资源，依循青城文脉，彰显特色地域文化韵味，绵延约17公里。呼和浩特博物院、庆凯桥、宽巷子、中国烧卖美食街、塞上老街等众多历史文化景观绘就成让人徜徉其间的厚重历史文化轴带。一廊·两轴·五带呼和浩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壮美自然景致和悠长人文古韵，见证了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历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首府汇集全域优秀自然人文资源，形成"一廊·两轴·五带"的文旅空间。 前言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地处祖国北部边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历史上，这里曾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和中原王朝开发边疆的重要地区。专题展出的各个历史时期文物，多方面、多维度反映了呼和浩特地区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异彩，留下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印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书写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壮丽史诗，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河北曲文明曙光--石器时代至夏商周时期呼和浩特地区是中华远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境内目前发现石器时代遗址151处，其中包括旧石器时代遗址3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48处。位于呼和浩特东郊的大窑遗址，距今50万年，是内蒙古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活动遗址。随后漫长时期，多重文化因素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双耳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陶质。敞口，短颈，溜肩，鼓腹，平底，器身中部有对称双耳。胎质细腻，高温烧制后呈现砖红色，口沿到下腹部表面分布有彩绘纹饰。主体纹饰为四面圆形旋涡网格纹及波浪纹，纹饰线条流畅，极富动感。 杨鲁安先生捐赠呼和浩特博物院 商时，见于甲骨文诸文献记载的各部族有土方、鬼方、羌方、龙方、熏育（荤粥）等。西周时、北方各游牧部族分布越来越广，有验（ xian ）犹（ yun )、犬戎、鬼方、山戎等十分活跃，泛称戎狄。这些古代北方草原游牧部族以鬼方为最盛，活动地域包括在今鄂尔多斯高原，呼和浩特平原及乌兰察布丘陵南部。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距今约7000年前后，呼和浩特地区出土生产工具主要有石磨盘、石磨棒、石刀、石斧，说明当时的原始农业已有较大发展。距今约7000年﹣4300年间，诸多考古学文化均以原始定居农业为主。距今约4300年随着古华北地区气候显著变冷，植被开始发生变化。孢粉组合中草本成分增加、木本成分减少。我国北方的原始农业普遍衰落，原始牧业文化兴起。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狩猎的工具，表明此时不仅存在原始农业种植，同时兼营狩猎辅佐农耕。并可能已存在有畜牧业。距今约3500年朱开沟文化晚期遗址出现了青铜短剑、青铜刀圆牌等葬俗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墓葬相同的特征，说明游牧文化已有了长足发展。距今约3000-2500年期间鄂尔多斯青铜器已发展至繁盛阶段。鄂尔多斯地区呈现游牧文化；岱海地区出现农耕文化。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为半农半牧，农牧交错带自此形成。由此可知，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在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由农业地带变为以半农半牧、农牧业交错为主要特点的地带，是中华先民各个族群由于环境发生变化等因素，交往交流、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一个新的历史演进过程。 西岔遗址西岔遗址位于清水河县单台子乡西岔村南的台地之上，西南部坡下即为黄河，遗址占地面积约120万平方米。西岔遗址包含有仰韶文化、老虎山文化、朱开沟文化和西岔文化四个阶段的文化遗存。第四期遗存为新发现的西岔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大体相当于商末周初，不会晚于西周中期。西岔文化遗存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填补了河套地区乃至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考古学文化空白，为这一区域青铜时代考古学研究建立了新的平台。同时，西岔文化遗存也是研究河套地区农牧转化进程中重要环节。 云中设郡盛乐建都-﹣战国秦汉至隋唐时期春秋战国时，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逐步形成了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碰撞地带。进入先秦后期，民族共融，以农耕和游牧并存的经济模式，创造了不同社会生态、文化现象，多元文化特征鲜明，城市逐步兴起。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加强边疆治理，各民族交融加强；魏晋南北朝时期，生活在这里的我国古代北方草原地区各游牧部族，逐渐融入中原社会。隋唐时期，中原王朝有效管理，各地区各部族的向心力与日俱增。 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前770年﹣前476年）-﹣北方各游牧部族被泛称戎或狄。史载："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林胡和楼烦分别居于今鄂尔多斯东北及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市一带。战国时期（前475年一前221年）-﹣林胡、楼烦、东胡渐发展为北方几个主要游牧部族，并称"三胡"。 年代赵襄子元年（公元前457年）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二十年（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99年）赵惠文王二年（公元前297年）赵惠文王四年（公元前295年）赵孝成王时（前265年﹣前245年）文献内容"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召楼缓谋胡服事说：赵国"东有，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王破原阳以为骑邑"赵"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之后又命"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赵国"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武灵王"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西河（黄河西岸，今鄂尔多斯市）遇楼烦王"而致其兵"沙丘宫变，使良将李牧大破匈奴等十万骑，并降林胡。出处:《史记．匈奴列传》《史记．赵世家》《战国策校注》《史记．赵世家》《史记·匈奴列传》《史记．赵世家》《史记·赵世家》《史记·赵世家》《元和郡县志》卷十七《通鉴地理通释》卷八 云中郡赵国在长城以南设置的云中郡，治所即托克托县云中镇古城村古城。战国时以云中郡为代表，是在内蒙古地区所设最早的郡县，标志着中原政权对这一地区统治体系的确立，并为秦汉及历代所沿袭。 和林格尔县东汉壁画墓1971年9月，在原乌兰察布盟和林格尔县（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公社小板申村发现了一座大型的汉代砖室墓，它的发现对于研究东汉时期的庄园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墓葬的墓壁及甬道两侧绘满了颜色鲜艳的壁画，全部壁画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着重表现的是墓主人一生的主要经历，围绕着墓主人主要的仕阶画面，还描绘了与之有关的出行、幕府、人物故事、庄园生活、经史故事、忠孝祥瑞等内容。 双羊五轮金饰牌·北魏金质。透雕。长方形，双羊对立，大眼，弯角，身体壮硕，三块圆叶形肌肉凸起，腿纤细修长。两羊之间和羊腿间有五个轮状装饰，边框饰阴线纹。羊眼和正中轮心原有镶嵌物，已脱落。造型饱满，形体浑厚，弯角大眼适度夸张，更加显得生动活泼。金饰牌中的羊纹、车轮等细节都彰显了不同民族文化融合的印迹。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太平庄乡添密梁墓地出土 呼和浩特博物院藏 祥瑞 铜镜 瓦当 白塔耸光丝路融通-﹣宋辽金元时期宋辽金元时期，相继在各地兴建城市、设置府州。有"西三州"之称的丰州、东胜州和云内州均建于辽代，金、元沿用。呼和浩特地区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农耕和游牧业齐头并进的繁荣盛况，在文化思想艺术上呈现出兼容并蓄的趋势。 西三州之地辽金元时期，呼和浩特地区有丰州、云内州和东胜州三个行政中心为三代所沿袭，史书中合称为"西三州",呼和浩特平原在这一时期也称西三州之地。 丰州故城丰州故城位于呼和浩特赛罕区太平庄镇白塔村，处于大青山南面、大黑河北岸的冲积平原上。古城平面呈长方形，正南北向，南北长约1260米，东西宽约1125米。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自东、南、西三面城墙和北城墙中部均有一条大街通至城中央，城内被划分为四个坊区，民居散布其间。金元时期在辽代城垣基础上加筑，城内坊区和街巷均沿用辽时旧称。辽朝将丰州故城设为西南路招讨司的驻地，对辽朝经略河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同时发挥着稳固辽朝边疆防线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当时的丰州城是辽朝管辖西南边疆地区的军事重镇。 砖雕菩萨头像·辽砖刻。高度与真人头部相近，菩萨神态温婉恬静，两道长眉下双眼微启，除双耳垂作适当夸张外，其余部位极为写实。菩萨头饰花冠，花冠主要以长带束系珠花、椭圆形饰物等组成，束带绕扎高髻并在两侧打结。其头顶发髻高绾，额前发髻对分，发丝以阴线均匀划刻。菩萨头部两侧各有一条较粗的发辫向上盘绕。其两侧耳垂的后面发髻都有磕损。菩萨高髻的正面椭圆形饰物上应该有一尊小型立式佛像，此佛像斜披袈裟，但现只存大概轮廓。菩萨面型长圆，面颊饱满，额间有白毫；双眉细弯，双目细长，眼睑较薄，眼珠微现；鼻梁秀挺，鼻翼丰满，鼻翼宽度与嘴角宽度相近；嘴形小巧，双唇轻合，嘴唇厚薄适中，嘴角微翘。菩萨双耳下垂，长及下颌部，颈下部分缺失。菩萨表情生动、恬淡自在，以轻微的俯视角度或侧面观赏更似在轻盈浅笑，充满内省的神韵。呼和浩特市太平庄白塔村出土呼和浩特博物院藏 云内州辽初，以代北云朔招讨司改云内州。治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西白塔古城。东胜州916年，辽太祖攻破后唐胜州（河套地区），迁其民户出河套至河东。后西夏占领河套地区，辽在河套外置胜州，与唐胜州隔河相对，故名东胜州。 万部华严经塔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坐落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白塔村西南，辽代丰州城西北隅，建于辽中晚期。该塔为八角七层砖木混合结构楼阁式塔，由台明、基座、塔身、塔顶、塔刹组成，通高55.6米。一层券门门楣之上刻有"万部华严经塔"篆书方额。塔身留存文字材料极为丰富，有金代石碑六通和历代墨书题记数百条。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汪古部汪古，又称白鞑靼，属于突厥语族，是由回鹘败亡漠南时被唐朝驱散后留在阴山一带的余部、唐末由雁北北上的沙陀人、金初释放的回鹘俘虏等组成。在金代，汪古部以驻守长城闻名于世。汪古部作为金朝直辖臣民，负有守卫长城，即金朝北方边界﹣﹣金界壕，抵御蒙古、乃蛮、克烈等蒙古高原诸部的职责。金界壕自今黑龙江省嫩江西岸，向西南延伸，直抵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汪古部扼守其西段。 金界壕在金朝建立的同时，北边的蒙古也正在兴起。金朝为防御蒙古骑兵南下，在北方边界开筑界，以备不虞。元朝时称之为金"长城"。金人当时叫做"边堡""界壕"。金界壕以沟代墙，间设堡垒以居住守卫兵众。金界壕与长城比较，一掘沟，一起墙，反映了中原与北方民族在防御思路和防御手段上的不同。在呼和浩特地区，武川县境内的金界壕为西南段，由并行分布的两条界壕线路组成，即主线和漠南线。其主线总长度为70余公里，墙体上调查马面92座，沿线调查边堡5座、边城2座；与其并行的漠南线界壕保留有墙体全长15公里，沿线调查边堡3座。 黑釉剔花嘟噜瓶·元小口，圆唇外翻，短束颈，圆肩，鼓腹，隐圈足。通体施釉，乌黑发亮。肩与下腹刻两周弦纹，中间刻划盛开的牡丹花。制作时将图案外黑釉剔除，露出胎土本色，与黑釉形成鲜明对比。图案立体，层次分明。这种瓶子主要用于贮存酒水，因为口小腹大，肚子容量大，在倾倒的时候会发出"嘟噜"的声音，故名嘟噜瓶。呼和浩特博物院藏 元朝随着大漠南北、阴山南北、黄河南北、长江南北的统一，呼和浩特地区直辖于中书省，为元朝统治中心"腹里"的重要组成部分。西三州之地东西南北驿道畅通，中原的商品被大量运输到这一地区，其中大部分又转运到漠北，呼和浩特地区的商品经济一度达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程度，工商业成为城市居民的主要经济类型。元朝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无论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和深度，还是中央政权对国家各地方的管辖和治理程度，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大都路、大同路辖区示意图出自《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谭其骧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 蒙古马戏卷·元·赵雍 草原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主要分布在横贯欧亚的草原地带，是亚欧大陆文化和商贸交流的重要通道。草原丝绸之路不仅密切了中原与草原地区的交往，也是中华文明与中亚、西亚、欧洲文明交流交汇的纽带。处于草原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上的呼和浩特因其地缘优势和自然环境等，成为东西方交流中的重要节点。 距今8000年以前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时代，草原先民就已开始同西方交往。先秦时期欧亚草原民族的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青铜文化的交流上，北方游牧人骑马纵横在欧亚草原上，为东西方文化的传播，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南北朝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与传统的由长安西行的丝绸之路，在甘肃武威附近分出的道路联为一体，沿阴山河套东行，且相当繁荣，草原丝绸之路与传统意义上的沙漠丝绸之路，已经紧密联系为一体。唐代中西方文化交流进入发展时期，开辟了一条阴山河套一线的"参天可汗道"，中原与草原丝路的联系畅通无阻。单于大都护府成为通往草原丝路的商贸中心。 辽代辽朝将辽西部的疆界扩展到河西走廊，使通往辽上京的两条丝绸古道得以畅通，基本把辽朝的各个城市连接起来，进一步促进了草原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元朝 元朝不仅把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和北道联系起来，也把全国其他丝绸之路联系起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最为繁荣发展的阶段。仅在欧亚大陆北方，就形成了四条大道，包括从大都（今北京）通往蒙古和林的驿道。公元127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叔父，从威尼斯出发，进入中亚后，转经丝绸之路的南道进入河西走廊，途中经河套抵达天德军首府丰州城，于1275年到上都觐见忽必烈皇帝。 明朝明朝与北方草原地区联系加强，在长城沿线广建城镇，呼和浩特前身归化城即是此时所建，同时鼓励与北方草原地区的贸易往来，在长城关口设立多处互市，草原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拓展。清朝清朝万里茶道兴盛，对西方的丝茶贸易较为繁荣；"闯关东""走西口"，中原居民来到草原地区垦殖谋生；从呼和浩特地区北行再西去的旅蒙商队，往返于乌兰巴托、科布多和莫斯科之间，一串串艰难行进的驼队和驼铃，奏响了草原丝绸之路古老乐章。 4．铜权5．八思巴文大元通宝铜钱6．至正通宝铜钱7．至元通宝铜钱8．至道元宝铜钱9．净州路银铤 元·宋 呼和浩特博物院藏 直口，短颈，丰肩，腹斜收；圈足，平底，双蓝圈底。腹部主题纹饰为牡纹；底纹用蓝料彩，白釉做云纹装饰。用彩明艳，勾描细致，色阶层次自然，运彩浓淡相宜。牡丹有富贵、吉祥等寓意；缠枝纹亦为我国传统瓷器装饰纹样之一。牡丹缠枝，寓意富贵延绵。粉彩缠枝花卉，牡丹纹将军罐清．呼和浩特博物院藏 江防潇灌夜色图扇面 封贡互市明朝，农耕和游牧经济之间的依存度不断提高，农牧经济关系进入新阶段。中原与蒙古的"封贡互市"便是农牧经济互相依存的最好体现。朝贡是明前中期中原与蒙古经济互动的主流模式。明朝隆庆五年（1571)，明朝与阿拉坦汗形成"俺答封贡"的开放态势，长城沿线贸易活动全面展开，互市地点持续增多。明朝根据各边情况，扩大民间互市比例，蒙古中下层民众都能参与其中。互市的商品限制也不断放松，铁制品、丝织品等开始出现在市场上。俺答封贡是用经济互补处理政治分歧的典范，标志着北部边疆农牧经济一体化日渐成形。 水路驿道元朝初年，忽必烈命水利专家郭守敬考察黄河，重点对从宁夏向北进入内蒙古河套再向东至东胜（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东胜古城）的黄河河段进行详细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忽必烈于至元四年（1267年）下令"自中兴路至西京之东胜立水驿十"，其中位于内蒙古地区的水站有5处，即只达温站、白崖子站、九花站、怯竹里站、梧桐站。每一处水路驿站配置水手240人、驿船60艘，由专门的站户负责，保证黄河运输和声讯传递。这一时期的黄河内蒙古段也是沟通南北的物资运输重要通道。 陆路元朝为了强化政治管辖和社会治理，创设了完善的驿路交通网络。驿路交通从驿站性质区分，包括通政院管辖下的驿路、地方性质的驿路及诸王驿路。其中通政院辖下的驿路主要是木怜、帖里干和纳怜驿三条站道，构筑了连通漠北至西伯利亚、西经中亚达欧洲、东抵东北、南通中原的发达交通网络。木怜站道是供需漠北的交通要道，也是控制漠北草原的交通命脉。 屏藩朔漠亮丽青城-﹣明清至近现代千百年来，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呼和浩特地区交汇和融合，形成了独特品质的北疆文化。明朝，归化城的建立，标志着这里广大区域得到了开发和治理。归化城已成为大漠南北商贸往来的物资集散地，是北疆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清朝，绥远驻防城的建立奠定了今天呼和浩特城市格局。满蒙联姻、移民迁徙等政策促进了各民族高度融合。1913年，归化绥远两城合并，设"归绥县";1929年，改绥远行政区为"绥远省"，归绥县城区改名为"归绥市"。1949年，绥远省宣告和平解放。1954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撤销绥远省建制归内蒙古自治区，归绥市改名为"呼和浩特"。 归化城阿拉坦汗与明王朝互市达成协议后，明王朝在隆庆五年(1571年）封阿拉坦汗为顺义王。1581年（万历九年）建成了这座新的城郭，蒙古名为"库库和屯"（汉语意为青色的城）。明王朝赐城名为"归化"。归化城兴建在大青山前、黑河之北的土默川平原上，掩荫在翠绿的树木之中，因此用"青色的城"来命名，即呼和浩特的由来。 远城绥乾隆年，为了加强防务，屯驻兵丁，开始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另筑一座新城。该城于1739年（清乾隆四年）正式建成，乾隆帝赐名"绥远"。在绥远城设立归化城都统、绥远城将军，使该城成为漠南蒙古第一重镇，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军事功能。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与人口增多，除了屯兵戍守外，其经济功能逐渐增强，大批汉、满、回、蒙古等人逐渐迁入，城内兴建了与各民族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相关的建筑，有召庙、清真寺、文庙等。 万里茶道"万里茶道"是一条始于17世纪的国际古商道，全长1.4万千米，南起中国福建武夷山，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向北延伸，途经蒙古国，抵达俄罗斯，是欧亚大陆重要的经济文化交流通道。 " 万里茶道"的发展使内蒙古地区与全国大市场进一步融汇，成为中外贸易的商贸大通道。 走西口﹣﹣移民迁徙铸交融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三大移民潮之一，其萌芽于明朝中期内地百姓在土默川平原的垦殖，肇始于清康熙西征准噶尔部，兴盛于清末全面放垦，延续至20世纪中叶。在近300年的历史变迁中，无数晋、陕、冀等地的民众不畏艰险，背井离乡，走出口外，或商或农或工，开拓生息于内蒙古中西部的长城脚下，黄河岸边，茫茫草原。走西口不仅是人员的迁徙、经济的转型，也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口外文化的嵌入发展过程中，西口地区新的社会形态在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得到重构，多元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口文化，成为黄河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康熙中叶后，清朝对旅蒙商人采取鼓励和保护的政策，对其颁发部票（龙票），票面用满、汉、蒙古三种文字写有保护商人生命财产的条文，同时还给部分商人封官授爵。朝廷的保护再加上边口贸易与草原城镇的迅速发展，旅蒙贸易进一步繁荣起来。 旅蒙商17世纪末18世纪初，清廷用兵西北，一些内地商人在政府的允许下备办粮草物资，跟随清朝的远征军队进行随军贸易，为军队服务的同时，也与沿途所遇蒙古民众进行交易。由于贸易利润的丰厚，越来越多的山西、河北商人加入旅蒙商人的队伍中来，他们或以物易物，或折合现金，或采取赊销的方式，将牧民的牲畜和畜产品收购销往内地，规模和范围逐渐扩大。 结束语呼和浩特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特色显著，本展览展现了中华民族"一起走过""一起走来"异彩纷呈的亮丽篇章，彰显出呼和浩特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上，多元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共存，形成多元一体格局。不同民族在此生息繁衍，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融合局面，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写照。 在呼和浩特博物院对面的路边的公园里，有垒石雕塑花草树木错落有致，溢見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