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进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

原晋绥军区政治部

在蓉同志合影顺序排列

第一排左起:

　　何进仁　张文池　崔文涛　李海生　郭跃峰　宁玉明　杜巧俊　李　瑛　赵　贞　来贞军　朱晓霞　张月英　赵桂欣　郝占年　赵润香　芦云英　解甦明　周欣如　何玉琼

第二排左起:

　　冯治安　王　伟　祁云初　张汉卿　武绍端　赵森林　鲁　光　陈　刚　任景龙　王定一　刘作霖　陈恒久　解　杰　靳成瑞　陈希深　张培中　张锡九　张志坚　刘彦光　宫占鲜　张天福

第三排左起：

　　席祝山　许　明　冯培文　李杰村　范建国　刘佑东　杨伯仲　裴亚东　安春振　张纪淦　解　勇　李　隆　刘长玲　王青生　周　藻　朱廷华　祁佑中　袁平杰　何俊卿　晋良玉　贾庚翔　王应生

第四排左起:

　　于文魁　张　坚　栗茂章　宣海池　孟尚义　康　欣　罗　凯　吕根才　王述文　郑　英　刘秀珍　孙玉珍　李春荣　樊逸奋　丁跃华　蔺炳义　王开礼　赵　英　徐　州

第五排左起:

　　杨　凯　张敬厚　油　植　叶中成　马士援　张保秋　刘　润　王　斌　王佩琅　李兴元　陈振业　王炳清　刘致平　温聚生　王知深　黄鼎昌　贾家兴　陈　昭　施建新　赵玉廷　徐佩清

我的父亲王炳清第五排左起第十位（文字排序有错）

　　我的父亲王炳清，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晋绥军区政治部”的一员。

　　在上面这幅照片中他算比较年轻的，大概是彭德怀组织“百团大战”之后才参加革命的工农干部，他几乎没有文化，听我妈讲好像只读过不到一年的书，入川后在温江工农干校又脱产读了几个月的书。

　　抗战时，他的个子不矮，本来是安排他当机枪手的，然而眼睛不行，不是近视，是两眼不能单独闭上一只，要闭两只都闭，要睁两只都睁。怎么瞄准呢？只好成了后勤人员。

　　父亲善赶马车，成了运输人员，类似于现在的驾驶员。走南闯北，结识了不少人，也做了不少事，他的一生还是有好多故事的。

　　我的父亲算不上英雄，由于眼睛的原因，他没有亲手消灭过一个敌人，他有过枪，盒子炮，却从没有使用过，就是一个摆设，好像从没有开过枪。这方面还不如我，文革期间我在２８中还对天打过马克辛机关枪，三八大盖也打过。

　　父亲南下入川后，先到了成都东二巷贺公馆，担任了贺龙家的管理员，实际上就是内务。

　　我的父亲算不上英雄，但是，却算得上忠诚于党的普通一员，虽然普通在关键时刻是经得起考验的党员。

　　文革期间因为在贺龙身边工作的原因他被关在卫干院、被打，但始终坚持入党誓言，绝不出卖人格，即使牙被打落，遍体鳞伤也绝不。

　　文革期间他是有机会投机取巧，钻营改变他的人生的。但是，他能坚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是我所佩服的。

　　　　贺龙从成都调重庆，我父亲作为内务管理员本应跟随，但是，我母亲从山西来了成都，就留在了成都。

　　组织上安排我父亲担任省委招待所首任所长，刚成立时属于省委组织部管，是因为那时省内各县领导经常要来省上开会，领受任务，总要有一个歇脚的地方。最初招待所是在市内好几个地方，有宽巷子、陕西街、鼓楼北二街……每条街有几个院子，我父亲每天骑上自行车就跑来跑去的，很不方便，工作效率很低，还显得很忙。于是就给领导提了建议，领导很重视，就将原在实业街的省水利厅搬到了文武路，把分散的招待所集中到了实业街。

　　招待所的工作是父亲的高光时期，他尽心尽责，任劳任怨，短短几年时间初具规模，搞得还像模像样。

　　文革前来招待所歇脚的都是各市地区的书记、各县的县长和县委书记，不对外。父亲又热情又义气，所以，他的朋友就多。

　　几年后领导觉得他还算能干，加上省委行政处处长张文池长期因病住院，就把我父亲调到了省委行政处担任副处长主持工作。杜信是我父亲的同事，副处长。杜叔叔就是陈文书文章《保护彭德怀元帅骨灰琐记》中直接参与保护彭老总骨灰的杜信。

　　父亲的高光时期还有一件事需要记录。

　　1958年3月，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唯一的成都之行，共停留23天。毛主席对成都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领域非常关心，会议期间，他在百忙之中视察了成都很多地方，包括成都量具刃具厂、郫县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江堰水利工程、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地。

　　我弟弟是1958年４月出生的，也就是说这期间是我母亲待产。

　　那时，公事总比私事重要。

　　我父亲担任了杜甫草堂这个点的安保总指挥，或者说总负责人。

　　父亲离世前生病在川院住院是我陪护，有时间闲谈他告诉我：

　　两个月前就知道毛主席要来成都开会，领导就安排他负责草堂寺的安全，每天天不亮就出发了，骑上他的自行车，到了草堂寺，就在喝茶的地点坐起，其实我父亲不喝茶也要泡一杯，从省厅、市局，到派出所三级公安都要来汇报情况，那时阶级斗争复杂，草堂寺周边的人员全部像梳头发一样排查，地富分子全部有专人监管，每天出门动向都要汇总清楚。其实下边的人并不知道是谁要来，只晓得中央有大官要来。

　　毛主席来草堂那天是李井泉陪同，父亲离得就是十至二十米，不远不近，随时注意周边情况，还是有些紧张。

　　我给父亲调侃说：你怎么不上去给毛主席敬个礼，握个手呢？

　　父亲笑笑……

　　我继续调侃：是我一定上前和毛主席握个手，请求和毛主席合影留念，然而，用我的相机狂闪……

　　父亲说：你到不了身边，早被押到一边去了，还不需要我亲自动手。

　　嗬嗬，那时我五岁不满。

　　之前连我妈都不晓得，保密哈。但是我妈却一直很呕气，两个多月时间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又不说去了哪？待产的确需要有人照顾，父亲没有做到，直到毛主席离开成都才告诉我妈，我妈这才原谅。

　　上世纪六一、二年中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这一时期，国内农业减产，与苏联开始交恶，经济面临困境。

　　自然灾害导致饥荒饿死人了，省委派出工作组到各地救灾，父亲被派到了重庆江北县任工作组长，相当于把县委县政府的工作全部接管了。那时的工作重点就是想办法找粮食，解决饥饿不死人的问题。

　　省委工作团重庆分团长是安法孝，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父亲和他是老熟人也算朋友，俩人有一个共同爱好，烟瘾特别大，父亲收入低些常去蹭烟抽，安伯伯烟瘾更大抽的却是飞雁劣质烟，二毛四一包，听说一天只需要三根火柴即可，也就是一根接一根抽。

　　父亲去江北县前头个月全县饿死了四千多人了，几十年后记忆仍然能准确到个位数，去后首先为江北县三十八个公社每个公社建了一家医院，医院并没有一颗药，只有铁锅一口，安排了几个人负责煮稀饭，路边饿昏的老百姓抬到医院给一碗稀饭喝了就得走人，其实就是救人的粥棚——吊命而已。当月饿死数控制在二千多人了。第二个月就完全控制住了，没有非正常死亡一人。

　　父亲说每天都要打电话到重庆找安法孝要粮食，有时还吵架，我父亲说话声音本来就大声，工农干部的特色吧。

　　在江北县父亲遇到了一次惊险的事。

　　江北县有河，过河要坐渡船，父亲已经上了渡船，五、六十人的船马上就要开了，岸上有人要汇报工作把父亲从船上叫了下来，站在岸边谈工作，心想只好坐下一趟船了。在岸边父亲眼睁睁看着这艘船在河中居然翻了，船上无一人生还。那时，救援不像现在。

　　父亲是山西人，典型的旱鸭子，不会游泳，逃过一劫，不知是不是上天有眼，否则我和父亲的人生都将改写。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录：

　　一天，父亲走村窜户了解救灾情况，在一个村口看到一颗大树上綑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生产队长正用皮鞭抽打、怒斥。

　　父亲上前问怎么回事？

　　队长回答说：她偷了生产队的包谷，在山上烧来吃。

　　……

　　父亲是山西人，对话不畅通，互相不甚理解。好在有当地人陪同充当了“翻译”。

　　终于明白这女孩是地主子女，父母都饿死了，没人管无人问，饿得不行了就跑到生产队包谷地头偷了几包包谷在山上烧来吃，却被发现了。

　　父亲说即便是偷了包谷也不能打人啊！

　　队长不服，指责父亲没有阶级斗争的观念。怎么会为地主子女说话呢？意思是地主子女饿死活该。

　　好在陪同人员赶忙解释这是省委工作组组长，官比县长，队长不敢开腔了，放了人。

　　之后，父亲把这个女孩安排在煤矿挖煤，每天有几毛钱的收入，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不至于饿死了。

　　我在父亲的病床旁调侃这是使用童工哈，若在现在是犯法的。

　　父亲沉吟片刻说：不去挖煤就只有死！

　　我对父亲的人性形象一下子就高大了许多。

　　此一时彼一时，或者说党的政策历来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年年讲天天讲，父亲能实事求是，即有党性，更有人性。我是佩服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春节前，我父亲因公路过江北县，旧地重游，总要看看十来年的变化，被当地老百姓发现了，一传十，十传百，一时来了数百当地老百姓围着北京吉普不让走，然后往车上装了满满的年货。

　　父亲没有反对，是因为不能伤了老百姓真挚的心。然后，在县城转了一圈到了江北县招待所，全部送给了招待所。哦，仅留了一瓶酒。这是驾驶员小陈告诉我的。最后还补了一句：你老汉好瓜哦。

　　挖煤小女孩已长大成人，从重庆专程追寻到成都督院街我家，要谢父亲的救命之恩。被我父亲一顿劝说，要感谢党，我只是在为党工作，尽责。

　　父亲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为党工作是本分。但是，他的人性光芒却对我有了深深地印迹。

　　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善良的人是一辈子的事。

　　父亲从重庆江北县回来后继续在商业街省委大院上班，职务是省委行政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好像还兼任招待所，保卫科，车队，财务科……或者说是分管。那时的行政处还不属办公厅管，直属省委，具体是贾丕绩在管，山西老乡。贾伯伯是省委副秘书长，人称大管家，他负责领受上边的要求。父亲号称二管家，做具体的事。

　　父亲没啥文化，人却不笨，加上年轻肯干，文革前商业街周边也算是小有名气。

　　文革期间，我妈让我到祠堂街银行是存钱？还是取钱？记不清了。银行的工作人员看到存折是我父亲的名字，便问起我父亲的情况，然后告诉我那时省委发工资需要你父亲的印章，没有盖章是不能取钱的。难怪文革前去父亲办公室玩，在抽屉里看到他的印章想要拿来玩，他不肯。原来还有那么大的作用哈。

　　文革前的父亲，春风得意，如鱼得水，大展拳脚，尽心尽力发挥自己的能力为党做事。

　　文革一开始，却因曾经在贺龙身边当过管理员，就被抓到了卫干院关起。关在卫干院的还有省公安厅厅长赵苍璧，后来是公安部长。

　　文革期间真是无法无天，有一群待分大学生特别坏，喜欢打人——搞逼供信，对人施用肉刑、变相肉刑或其他威胁手段逼取口供。

父亲坚持住了。

　　1966年12月某天半夜被放回家，我妈把我叫起床，我看到的是遍体鳞伤的父亲，那年我13岁，加之天寒地冻，寒冷的风似乎能吹进皮肤，直达骨头，带来阵阵刺痛。

我相当的怕……

　　文革期间父亲他是有机会投机取巧，钻营改变他的人生的。但是，他能坚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这事要从邻居朱良说起。

　　朱良河南人，原来是国民党的汽车兵，解放战争时被解放军包围成了解放兵。解放初期汽车兵很金贵，分配到了招待所成了驾驶员。他有四个儿子，我们称呼为大毛、二毛、三毛、四毛，从年龄上大毛、二毛比我大，三毛、四毛比我小。他和我父亲算上下级关系，我们娃娃就是邻居、玩伴。

　　文革前组织部借用招待所的房子办公，到后来几乎占用了整个招待所，最后招待所只好搬家到了罗家碾，称之为罗家碾招待所，地点在城西一环外后来的野马大厦那一片，那时周边还是农田，当然果树多，有河，空气好，环境好，就是稍远了点。

　　朱良是驾驶员自然去了罗家碾上班。

　　罗家碾招待所是在原工人疗养院的基础上改变的，住了一些长期因伤因病的老红军，还住了一些因种种原因暂时没有安排工作的干部。

　　刘结庭、张西挺就是1964年左右住在这里，他们曾经是宜宾的头头，刘结庭任中共宜宾地委书记、张西挺任中共宜宾市委第一书记期间，因严重违法乱纪、合谋打击陷害干部群众，于1963年3月夫妻二人同时被撤销职务……总之，就呆在了罗家碾。

　　父亲临终前在病床上告诉我，实际上是李井泉把他俩保护起来了，必然是老同志嘛。那时父亲还兼管招待所，生活上还是要关心的，六六年上半年时兴毛主席语录，父亲亲手将毛主席语录分发到每一位老同志手上。刘张收到后还很激动。

　　刘结庭是山东人，张西挺是河南人，和朱良是老乡常有来往，本也正常。

　　文革开始，刘结庭、张西挺不消停了，联系了造反派要去北京闹翻身。

　　据说朱良帮了忙，造反派的车停在公路边，是踩在朱良的背上翻墙逃出去的。

　　刘结庭、张西挺到了北京找到中央文革小组，申诉是被李井泉迫害的。

　　在陈伯达、江青的关照下，刘结庭、张西挺领受了尚方宝剑回到四川筹备省革委。史称：张梁刘张。

　　这段时间朱良是最闪亮的时候，穿一身崭新黄军装，红领章、红五星……腰间还别着一把手枪，走起路来屁股后边还露出点红须须，成了刘张的专车司机，车子也换成了高档车。

　　筹备省革委需要干部，准确说是听从刘张的干部，我父亲成了备选，还谈了话。

　　父亲告诉我妈：二选一，一是办事组，类似办公厅；二是毛著出版社，在当时是头等大事。父亲自从文革被关被打放回家后就成了逍遥派，在家呆了几年了，总想再为党为国家干点事。毛著出版好，是做具体事的，父亲认为这事好，有点默认了。

　　几天后接到通知到锦江大礼堂参加省级机关和成都市级机关几千人的大会。

　　父亲去了。朱良满会场找，终于找到了，拽着就朝主席台上走。

　　主席台上是张梁刘张，张国华成都军区政委；梁兴初成都军区司令员。刘张即是刘结庭和张西挺。刘张忙向张梁介绍，说我父亲是长期遭受李井泉迫害的干部，如何如何……

　　锦江大礼堂可坐几千人，不少目光无疑都盯在了主席台上。

　　大会结束时，正好遇到父亲的入党介绍人，一位老革命，这可是个有文化有头脑的人。问我父亲怎么回事？我父亲如实回答。又说目前形势不明朗，再看看吧。

　　父亲是典型的工农干部，虽没啥文化却听劝。至此装病在家不出门。这可惹脑了刘张，专门为此发了一个省革委的文件，指名道姓的骂父亲不识好呆，给轿子不坐，是死心塌地的走资派。这份文件发到各地，包括我们学校，班主任还在成都一中一连一排让人宣读。我的小学、中学同学陈模推推我问：听到没有？当然听到了，不敢开腔，心里压力不小。

　　父亲直接发配五七干校改造，父亲是最早去的，最后离开米易湾丘的。

　　父亲是最早去的西昌米易湾丘省五七干校的，五营十七连。1973年12月被撤销时是最后一批离开的。

　　回到成都后，林彪“９１３事件”已经几年了，刘结庭张西挺也垮台了。但是，父亲的案子却因贺龙的案件还没有结无人问津，父亲又成了逍遥派，成天无所事事。

　　我在云南支边也几年了，有一年享受探亲假。有朋友让我带他们连队同校的女生一同回成都探亲，我答应了。

　　我这人身体好，肯帮忙，不怕吃苦不怕吃亏，那时探亲路艰难，基本上要一周时间才能到家，特别是每天的长途客车，早上要把行李装在车顶上，下午又要把行李提拎到旅店，上火车也是一场体力活，左抗右提，背上还要背一圪……我们要叫上火车是挤火车。

　　其实，我回家探亲从来不带东西的，因为，我挣的钱不够我用，我肚子大光吃就要花光了钱。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黄挂包，内装一张毛巾，一把牙刷，再带把斧头用于防身，现在当然属于凶器，那个年代不算，我隔壁是木匠张康，我就抽时间学习了木匠有了斧头。

　　到成都我弟弟很给力，开车到火车北站来接我。那时公共交通不像现在那么便利，火车到站的时间是晚上就很麻烦了。顺道就把女同学送到了家门口。

　　女同学的妈妈很感动，一定要请我吃饭。那个年代有吃的太高兴了，于是就去了。

　　她妈一瞧还是帅哥一枚，热忱有加，恨不得天天叫我去她家吃饭。

　　我在新城学校教书，探亲时间是有限的，必须提前按时返回。

　　我走后，她妈就让她去请我父亲去他家吃饭，还要喝点小酒酒，正好我父亲又好这口，喝了酒自然要摆龙门阵。

　　她妈说：她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她老汉又去世了，孤儿寡母的这日子怎么过啊？

　　父亲就打了报不平，这事不对啊，独子都不当兵，家中只有一个女儿怎么能去支边呢？

　　她妈觉得有戏，继续聊：唉呀呀，没有背景啊，若能帮忙调回来，我这女儿就是你的儿媳妇了。

　　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答应了？起码是默认了。

　　因为，让她妈找人写了份申请，再找居委会盖个章证明一下。

　　父亲拿上申请和证明去了陕西街的省知青办，这个地方就是最早的招待所，轻车熟路，进门一看真遇到了熟人，不知是知青办主任，还是副主任，总之是知青办的头，能负责办事的。反正不是为自己家的儿子的事，可以“上纲上线”的说，就把这家母女的窘况叙述了一遍，然后大讲党的政策，说这不符合政策哈，孤儿寡母的，太脑火了，要尽快解决，可以办理困退手续。没多久，就真办理了困退回了成都。

　　父亲刚从五七干校回城不久，干部遭受打击迫害不吃香成了走资派这个太清楚了，那时工人阶级是领导一切的，有一个工人家庭的儿媳妇很理想。

　　于是，成了我的初恋。

　　　　父亲从五七干校回来，多年无人问津，成天也算自由，逛街成了主题。

　　有一天在大街上遇到了苗逢澍，苗逢澍在抗日战争时就是俺岢岚老家的县委书记，南下后曾任西康省的头，合省后是省委常委，七十年代后期担任省水利厅长，抓吃饭的农业，正好在筹备长征渠。

　　长征渠是个大工程，类似于都江堰，是从青衣江引水，解决农田灌溉问题，据说若修成将超过都江堰的灌溉面积。

　　要吃粮找紫阳，长征渠总指挥就由省委书记赵紫阳兼任，水利厅长苗逢澍是副总指挥，抓具体 。也就是在街上闲谈中得知父亲无所事事，就干脆邀请父亲来长征渠指挥部做点具体的工作，父亲答应了，于是就成了办公室（代）主任。指挥部设在夹江县招待所。这个“代”字很有讲究，若是报组织部门批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案子还没有结，若是（代）主任水利厅就可以批了，为此行了文。

　　父亲一辈子就喜欢搞建设，要修建这么大一个水利工程，异常兴奋。

　　七七、七八、七九年这三年，他似乎又找到了为党为国家尽力做事的机会，他尽心尽力，乐此不疲。

　　所谓办公室其实就是一个大后勤部门，为勘察设计保障服务。全国各地的水利专家学者汇集于夹江县招待所，轰轰烈烈，热闹非凡。

　　据说邓公最后没有批这项工程，当时国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这项工程报给国家的预算高达２５亿。在那个年代有些吓人哈。

　　七九年底，云南知青大返城已经接近尾声，我已经在云南呆了八年半，成了家，有了孩子，看着一起来的伴都走了，着急啊。

　　说实话，若没有大返城知青都不走，我在边疆仍然是能生存的，甚至喜欢上了在边疆教书育人的工作。

　　父亲曾经就对我说过：“何处黄土不埋人，人生无处不青山”。他希望我在云南扎根一辈子。

　　但是，昔日的伙伴都离开了潞江坝，怎能不让我着急呢？我只告诉你一组数字你就会明白。1971年成都到潞江坝的支边知青是1029名，到1979年12月23日我离开时还剩下28名成都知青。

　　我是要急疯了的感觉，回到成都找我父亲吵闹，开始父亲还坚持“何处黄土不埋人，人生无处不青山”的原则。还是我妈想我心疼我，我知道我妈哭了，她哭她没有办法，想儿回家……

　　父母是原配，感情特好，父亲最怕我妈流泪……

　　1979年12月23日我离开了潞江坝，过了元旦我们一家三口的户口落到了雅安梯子岩长征渠水文站，我是子继父业，搞起了后勤工作。

　　长征渠水文站是一个全新的单位，人员从全省各老水文站调集。当时长征渠闹得轰轰烈烈，大家也是摩拳擦掌，精神振奋，跃跃欲试的样子，希望在这里建功立业，展示人生价值。

　　我曾多次回忆，在梯子岩的这几年时间是我人生最愉快的时段，这里的人之好难以言语表达。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从云南来，云南大部分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在12-22℃之间，相对稳定，在潞江坝完全没有冬装的概念，在雅安却遇到了1980年初春前所未有的冷，我们还没有冬装。是田叔叔、张孃孃、袁叔叔……等老同志的关心和帮助，他们是从甘孜阿坝这些地方调来的，长期在甘孜阿坝这些地方工作，冬装是必须的，什么毛衣、皮衣，我们在云南从没穿过。此时却给我家抱了一大堆，解决了实际大困难。

　　整个站３８人就像一家人一样，工作顺心舒畅，有用不完劲。

在这里呆了三年多，非常留念的三年多……

　　随着长征渠的下马，父亲的案子也了结了，父亲的工作落实了，到省政府办公厅行政处担任副处长。这是父亲这辈子最后的高光时期。父亲从不争权夺利，只想干实事。

　　有了工作就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省政府刚刚成立不久，干部从不同的地方调入住房是个问题，父亲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修建职工宿舍，省政府旁四幢住宅楼从规划设计到找相关部门要钱，与建设部门签定合同，到施工监督，遇事亲历亲为。

　　省政府过去是省人委所在地，解放前就是旧衙门，地盘不小，环境很差，特别是下水不畅，遇到下雨满院子都是水，职工出行极不方便，怨声载道。父亲又搞起了院内规划，安装排水系统，又统筹绿化。

　　八五年左右成都刚开始使用天然气，这个工程对城市环保建设和民生是大有好处的，但是，初期的具体工作却不容易，什么破路审批，对接天然气公司都是难事。父亲凭借他的人缘关系都能轻松搞定。

　　父亲虽然是工农干部，没啥文化，遇事还是会想办法的。那个年代住房是按职务、工龄等因数考虑的，哪个职工不想分宽点，楼层合适点。这个矛盾太难了，父亲找到常务副省长何郝炬汇报，最后只好由何郝炬副省长亲自画圈，何副省长带头自己选了顶楼，我父亲也只能选择了顶楼，那时还没有普及电梯，年龄大了顶楼还是有不少不方便。但是却把问题圆满解决了。

　　父亲不光和领导关系处理的好，和一般干部职工也处理的好，包括食堂的炊事员、车队驾驶员都喜欢他，因为他从没有官驾子，平易近人，与人好好说话，又肯帮忙，所以，大家并不喊他处长，而喊他王大爷。

　　那时单位给家里安装了电话，有一天最让他得意的，或者说高兴的是贺龙的夫人薛明从北京打来了电话，告诉他贺龙元帅晚年遭受了不白之冤，但历史终将证明他的清白。同时为他受到牵连的身边同志表示慰问。我妈告诉我说父亲只晓得“嗬嗬”笑笑，不晓得说啥子，我理解为一切尽在不言中。

　　1987年，父亲六十岁了，到了应该休息的年龄了，有人让他写个申请报告推迟几年再退可能对自己有好处，他一口就拒绝了，没必要占年轻人的道，让出道来年轻人才能展示才干，大展宏途，年轻人会比我们干得更好。

　　组织上找他谈了话，因为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属于老同志离休享受副厅级生活待遇有没有啥意见。父亲一辈子不争不抢，就两个字：同意。

离休后，父亲生活有了规律，每天新闻联播是必看，然后就要出去走走，散散步，若看到施工搞建设的，一定会驻足观赏，越后来越感叹，特别是看到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很有兴趣，也特别感叹……

在生活上一辈子是我妈照顾我父亲，离休后也开始心疼我妈了，买菜买米这些事都承担了。还带我妈回了一次老家，是我妈离开老家后唯一的一次，可惜那时我在上班无法陪同他们，唉，若是现在，一定带上相机，一路狂闪……

　　父亲离休后只过了几年舒坦、自由的日子。

　　1993年单位好心组织老同志到医院去体检，判断他食道上有问题，怀疑是“癌”，要求他住院继续诊断检查。按规定是去省人民医院住院，但是，督院街离省医院比较远，我妈去照顾不太方便，就向老干处提出：能不能去川医（后来的华西医院），时任副省长的张中伟（几年后省长）知道后亲自安排，与川医联系，一定要落实川医的干部病房。起初川医不愿意，副省长张中伟亲自出面，最后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厅级待遇应该是两人间，而父亲是超标了住的是单间，当然治病就方便了许多。父亲心疼我妈，我妈一辈子不会“外交”，既没有仇人也没有朋友。父亲坚持让我去陪护照护他。

　　病房一边住的是苗前明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一边是申国藩，1962年任四川省成都市中级法院院长，1965年任中共成都市纪委书记。和父亲都是熟人朋友。

　　很明显父亲级别不够，是组织上的关心照顾。张中伟来病房看望过两次。进门就把我认成是我父亲的弟弟，还说长得太像，是从山西赶来的吧？我赶快解释。

　　在那个单位上班？

　　行政学院。

　　哦，是我负责管的。有啥需要帮你解决的吗？

　　我父亲抢先说：不需要再麻烦组织了，已经很好了。

　　张中伟说：五十年代就听过你父亲作报告，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我就纳闷了，父亲没啥文化，还敢大庭广众之下作报告？

　　父亲没有回答。

　　看来对父亲的了解远远不够。

　　在川医干部病房，医生护士都很好，想尽办法要解决生病的问题。但是，最终还是出了医疗事故。

　　诊断为食道癌后需要放疗，都是我陪同。

　　有一天放疗结束朝病房走，父亲悄悄告诉我今天可能出了问题。

　　我说怎么啦？

　　病人和医生之间是厚玻璃相隔，听到两医生说：怎么今天放疗了十二分钟，闹铃没有响哦。

　　然而医生的处方是三分钟。

　　我转身就要去找医生理论。

　　父亲拦住了我：你去理论又能怎么样？是让我还他九分钟呢？还是再加几分钟？

　　父亲从不把别人的错误当错误，自己承受了。

　　但是，几天后食道穿孔了。很明显是放疗超量的后果。

　　父亲说：人，早晚都要死，何必去给医生添乱呢？他们和我一无怨二无仇，即使是错也是无意的，不必追究了。

　　现在总结：不应该放疗。不放疗可能还会多活一段时间。

　　父亲去世时才六十九岁，比我现在还年轻。

　　从父亲住进川医，就意识到父亲真的老了，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住院了。

　　父亲说他这辈子花国家的医疗费不到一千元，从没有住过院，这次怕是要算总账了。

　　父亲心疼我妈，我是老大，就“逼”着我到川医全程全天候陪护，实际上是想用最后的时间来培养教育我的孝心，的确，我从小就是个被母亲溺爱的孩子，完全不懂孝顺。

　　一年半的时间，每天在医院呆起，这为后来照顾母亲十年余奠定了思想基础，看来父亲的初衷是正确的，我才有了进步，懂得了孝顺。

　　然而我的前妻却很糟糕，一年半的时间仅来过医院三次，却没有一次带过一样东西来看望。更糟糕的是前妻的姐离婚后吃住在我家，她的工作是我找朋友安排的，我父亲去世她在成都却没有来，连中国基本礼仪常识都没有，想想都心寒。

　　我的父母即使这样都不希望我们离婚。

　　父亲去世了是件大事，从未经历的大事，啥都不懂。

　　我们在家设了灵堂，我们家我和父亲的朋友最多，来到灵堂的也最多，弟弟的次之。

　　我的朋友主要来自云南知青知青，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感激我这些朋友，在我最困难，心情最低迷时对我的关怀和帮助，铭记终生。

　　父亲的朋友主要来自他的同事。

　　第一个来到灵堂的是张如林，父亲的老乡，我们学院（四川行政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副省长管学思，我们学院院长来了；

　　省政府秘书长姜泽亭来了；

　　省政府副秘书长薛一平来了；

　　省政府副秘书长郭万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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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政府办公厅老干处送了花圈；

　　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送了花圈；

　　省展览馆送了花圈；

　　四川省水利电力厅送了花圈；

　　省政府口岸办送了花圈；

　　副省长甘宇平送了花圈；

　　省委老秘书长周頤送了花圈；

　　省委组织部副长李凡送了花圈；

　　副省长丁长河送了花圈；

　　省科委主任黄流送了花圈；

　　省政府副秘书长郭万夫送了花圈；

　　乔志敏、马玉兰、解杰、张志功、贾光后、王世琼、李荣光、汤玉泉、孙锡广、杨其中、熊树林、李昌明、贾丕绩、杜信……等老同志送了花圈，或到了殡仪馆。

　　在殡仪馆贾丕绩发了火，大骂省政府的工作人员办事不力，告别厅太小太寒酸，对待一位老同志不公。离休之前贾丕绩是省档案局局长，文革前是省委副秘书长，人称商业街大管家，我父亲是二管家。文革前是批评我父亲最多，最喜欢挑父亲漏眼的领导。

　　“人死为大”，贾伯伯对我父亲心中是有一杆枰的。

　　我的初恋来到家中看望了我的母亲，抱头痛哭，还去了殡仪馆为父亲送行。

食堂的胡班长伤心痛哭，比我家子女还要悲伤……

我的同学和朋友闻讯从四方八方赶来了……

进勇20250517日记

我的爸爸妈妈，王英麟 著，第二章1一1

20250419日记

乙巳 锦官谷雨晴 赵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