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叶一枝花（小说）

羽清子

　　1982的夏天，我在闽北青山村做民俗调查时，认识了刘家大姐刘晓凤。

她那时三十三岁，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我去保健站讨水喝时，看见她正在碾药，石臼里的柴胡根发出沉闷的撞击声。她碾药的动作很特别——不是用手腕画圆，而是像捶打什么似的上下捣着。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在瓦场干了三年养成的习惯。

“十四岁那年，我爹把我从教室拽出来，直接送进了瓦场。”她给我倒了杯凉茶，茶叶里混着晒干的鱼腥草，“他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不如早点挣钱给家里盖房。”

她的左手虎口有一道疤，是瓦场的瓦刀磨出来的。那把瓦刀现在还挂在保健站的后墙上，用来固定一些写有药品名称和功效的卡片，方便快速查找信息。

保健站的药柜顶上，压着一本《初中代数》。书脊很新，像是很少被翻动，但书角却卷得厉害。

“复学那年我十七岁。”她顺着我的目光看去，突然笑了，“只读了一年，考了全班第一。后来我爹说保健站缺人，就把我塞进来了。”

她说这话时，正在给一个发烧的孩子打针。孩子哭闹着不肯配合，她突然从抽屉里掏出一个绿盖白瓶的空塑料瓶。“这个给你，我数到三就好。”她的声音轻柔得不像个村医，倒像个老师。

我想起村里人说的闲话：刘晓凤的父亲刘黑子生了七个女儿一个儿子，当年为了盖房，他去大队瓦场做事，知道瓦厂分红高，硬是把才14岁的女儿塞去做了三年工。等钱攒够了，女儿的手指关节已经粗大得握不住笔了 。

　　傍晚时分，我跟着她去后山采药。路过一片废弃的瓦场时，她停下脚步。

“你看那个土窑。”她指着草丛里半截坍塌的瓦窑，“我当年做的瓦片，现在都盖在村小学的屋顶上。”

夕阳把她的身影拉得很长，身影尽头是村里那栋最气派的土木房——那是1970年刘黑子用女儿挣的八百五十元盖的。如今房子已经旧了，但大门上“勤俭持家”的匾额还锃亮。

“我爹说，这房子能传十代。”她突然笑了，“可他没想到，我弟一家已经搬去了信用社新盖的楼房。”

山风吹来，带着陈年瓦砾的土腥味。

保健站是村里最老的木结构房子，民国时期的风格，门槛被磨出了凹痕。药柜里摆着几个玻璃罐，泡着蛇胆和当归。最显眼的位置却放着瓶西药，标签上印着英文。

“这是阿弟从县城捎来的。”她擦拭着药瓶，“说是进口的，比草药管用。”

可村里老人还是更信她的土方子。那天有个老婆婆来看风湿，她拿出自制的药酒，里面泡着七叶一枝花。老婆婆非要给钱，她推辞不过，最后收了两个鸡蛋。

“以前我爹管信用社的时候，最恨人赊账。”她一边捣药一边说，“现在我倒成了全村最大的债主。”

账本上密密麻麻记着：王阿婆三副风湿膏，李木匠家小儿退烧针，张寡妇五包止血散......后面大多画着圆圈，表示“已还清”。只有她弟弟那页写着“取走当归两斤”，后面空着。

　　我在村里住到第八天时，见到了她弟弟刘建军。

那天下午，一辆崭新的小货车轰隆隆开进村，惊得鸡飞狗跳。车上跳下来个穿皮夹克的男人，老远就喊：“姐！快给我找点醒酒药！”

我看着他踉踉跄跄冲进保健站，鞋上的泥巴蹭脏了刚擦过的地板。大姐默默从柜底翻出葛根，熬了碗浓黑的药汁。

“这次又要多少？”她问。

弟弟嬉皮笑脸地伸出三根手指。

后来我才知道，这不是药钱的数目，而是他要借的三千块钱——用来还货车贷款。而这已经是今年第三次了。

临走前一天，我帮她整理后院的药圃。

“这是七叶一枝花，治蛇伤最好。”她指着一片长势喜人的草药，“去年我弟说要扩大种植，挖走了一半。”

结果那些珍贵的草药被他贱卖给县里的药贩子，钱都输在了麻将桌上。现在剩下的这些，她再也不肯卖了。

“留着救急。”她说这话时，眼睛看着远处的瓦场旧址。那里新长出了一片野杨梅，红艳艳的果子落在地上，像一滴滴血。

　　去年冬天，我收到青山村寄来的信。信上说保健站关门了，改成了麻将馆。刘晓凤去了县城，在她女儿工作的医院当保洁员。信封里夹着一片晒干的七叶一枝花，背面写着：“这种草药现在很少见了，留着做个纪念吧。”

我把草药夹在那本《闽北民俗志》里，正好是记载“瓦场女工”的那一页。书上说，上世纪七十年代，闽北瓦场的女工平均工龄只有五年——因为长期弯腰和泥，多数人不到二十岁就会落下腰疾。

刘晓凤做了三年，已经是幸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