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家博物馆（二）

桉树

秦汉时期 琅琊（ yá）刻石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兼并六国后，曾五次巡视郡县，以示威强，并刻石颂扬统一海内的功德。这是公元前219年泰始皇东巡到琅琊郡（今山东青岛黄岛区）时所立刻石的后半部。《琅琊刻石》是刊刻于秦代的一方摩崖石刻，又称“琅琊台刻石”等，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始皇颂诗”）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后半部分（“二世诏书”）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传为李斯所书，属小篆书法作品，与《峄山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合称“秦四山刻石”，残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琅琊刻石》的前半部分刻497字，前289字记述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绩，后208字记录李斯、王绾等随从大臣的名字及议立碑刻的事迹；后半部分刻79字，记录了李斯随同秦二世出巡时上书请求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刻诏书的情况。残石高132.2厘米，宽65.8－71.3厘米，厚36.2厘米，存13行87字。 彩绘陶兵马俑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65年陕西成阳杨家湾兵马俑坑出土杨家湾汉墓的11个陪葬坑中，共出土了2500余件彩绘陶兵马俑，为研究汉代军阵、军种、兵器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成方阵的骑兵俑不仅在总兵力中的比重有显著增加，而且成为具有独立战斗力的兵种，是西汉文景时期国力增强的生动写照。杨家湾汉墓位于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以东约4公里，是刘邦长陵陪葬墓之一，据推测其很可能是西汉初年丞相和名将周勃（或周亚夫）夫妇墓。 陶部曲俑东汉（公元25年﹣220年）四崖墓出土此俑身穿短襦，交领右衽，左手执箕，右手执铲，腰佩环首刀，是东汉亲强大族私家武装部曲或家丁的生动写景。根据崔室《四民月令》记载，公元39年，东汉光武帝刘秀实行度田的新举措后，豪强大族的私家武装不再是岁月不解，而是定期召集农民组成，称为"部曲"。每当春季青黄不接或冬季寒冻时，田庄主往往纠集一部分农民修门户，警设守备，来防御春饥草窃之寇，或者修缮五兵，练习战射，来防备寒冻穷厄之寇。后来豪强大族的这种私人武装规模逐渐扩大，按军队编制组成部曲，招兵买马，扩充军备，独霸一方，从而形成地方的分裂割据势力。 农业秦汉时期，政府提倡牛耕，使牛耕在各地逐斯推广，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各类铁制农具普遍使用，犁的基本结构已经完善，还出现了以楼车为代表的新型农具。水利工程大量兴修、农业灌溉面积不断扩大。造纸术的发明西汉时期，人们发明了利用废旧麻料制成原始型的植物纤维纸。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在原料中增加了树皮和旧鱼网，开辟了木浆纸的先河，制造出质量较好的植物纤维纸、人称"蔡侯纸"。这种纸原料广、成本低、便于书写，逐渐取代级帛和简牍，成为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一项重大贡献。墨的制作工艺也有所发展，出现了具有一定硬度和形状的墨锭，以喻慶（今陕西千阳）制墨最为有名。 绿釉陶楼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6年河南陕县刘家渠出土此陶楼上有家兵持弩守卫，水塘周围有骑士巡逻警戒，是豪强地主拥有私家武装的反映。 彩绘描金鸟兽云气纹玉枕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5年河北望都出土玉枕通体彩绘描金，由十二条长方形石版和三块六角方形石版插嵌面成。石版两面绘有彩图，内容为云气、鸟善、四神以及神话故事等图像。其绘法是先以墨笔画出单线轮廓，然后再加填朱色与贴金。玉枕是汉代帝王列候及高级贵族、官吏等墓葬中常见的丧葬玉器，通常与玉衣、玉面罩、玉啥、玉振等其他丧卿玉器组合出现。玉枕的出土地点主要有北京、河北、江苏、山东等地、尤以江苏徐州地区岛土数量最多，玉枕的形制除了此种由多块玉版插嵌面成外，还有长方盒形、板凳形等多种造型。铅制算筹汉;西汉长5~16厘米1982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出土算筹是中国发明珠算以前应用广泛的一种计算工具。使用时，摆成纵、横固定式的任意数码，按十进位制计算。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算筹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计算工具。到了汉代，算筹有策、筹、筭、算等名称，有竹、铅、骨等质地。西安市东郊出土的铅质算筹，均作长条形，扁身，粗细大致均匀，说明以算筹为计算工具的筹算在汉代已经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 十二支铁灯（复制品）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3年河南洛阳绕沟出土 日晷汉•1897年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出土此日晷为方形，用致密泥质大理石制成。边长27.4厘米，厚3.5厘米，晷面中央有一直径1厘米的圆孔，不穿透，以此孔为中心刻出两个同心圆，内圆与外圆之间刻有69条辐射线，占去圆面的大部分，其余的地方未刻。辐射线与外圆的交点上钻小孔，孔外刻汉篆体1—69的数字，各辐射线间的夹角相等，以此为据补足未刻部分，则可等分圆周为100份，正与一日百刻之数相当。另在两圆之间刻有一正方形，其外刻有所谓的TLV纹，有的纹饰掩去了部分数字。汉代主要的计时工具是漏壶，但由于漏壶中的水位和水压无法保持平衡，滴漏速度的快慢变化，造成测时的不准确性，汉代往往用日晷进行校正。其使用方法是将晷体放正摆平，在晷心的大孔中立“正表”，在外圆的小孔中立“游仪”，将正表与游仪照准日出、日入时的太阳位置，就可以计算出当日的白昼长度，使掌漏的人员据以校准漏壶的流速、调整昼夜漏刻、确定换箭日期。这件日晷正表、游仪虽均己遗失，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日晷，为研究古代计时仪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医工"青铜盆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68年河北满城汉幕出土此盆敞口，沿外折，浅折腹，假圈足。口部和底部各有一处修补，系用铜钉铆合。在口沿上两处，器壁上处刻"医工"字样。其外型跑口沿3厘来以下钢色较黑，可能是隔水蒸药用所致。出土的汉代医疗等具多为青铜制品、与《治百病方》提到的药物要用青铜器冶合的要求相符。古代族者通称为"医工"、"医腔"，而汉代诸侯王国主管医务的官吏被称为"医工长"，这件"医工"直铜盐为中山王内鸡的房容善具，也是迄今为止年代最早而自铭为医用的器具。 陶车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4年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这种带卷篷的车常为汉代妇女所乘坐。 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为西汉时期铜器，于1963年，出土于陕西兴平县西吴乡豆马村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长58.1厘米，宽20.4厘米，高34.1厘米，重13.34千克，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肌肉发达，比例准确，体态雄健，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为古代生息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工艺精湛，逼真自然，金色、银色与铜胎底色相衬生辉，是中国古代工艺品中实用与美观有机结合的典范之作。 错金银鸟篆文青铜壶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此壶盖呈弧面形，上有三环钮，口微侈，鼓腹，腹上饰一对铺首衔环，圈足。全器装饰复杂的鸟篆文和图案花纹，其中盖中心饰一条蟠龙、肩、腹宽带纹上饰龙虎相斗图案。鸟篆文是古代的艺术字，其笔画构成或如鸟在腾跃，或如鸟在回首，变化无穷。此壶上的鸟篆文是一首朗朗上口的颂酒诗文，阐明了饮酒有"充闰血肤，延寿却病"的好处，是我国以酒为药、养生祛病食疗保健法的较早记录。此壶鸟篆文和图案花纹都用金、银双线勾勒表达，以金线为主线，银线辅之，显示了汉代错金银工艺的卓越成就。 彩绘雁鱼青铜釭灯西汉1985年出土于山西省朔县（今朔州市朔城区）照十八庄。雁鱼铜灯整体造型古朴优雅，精致独特。雁的额顶有冠，眼圆睁，颈修长，体宽肥，身体两侧铸有羽翼，短尾上翘，双足并立，掌有蹼。雁喙张开，衔一鱼，鱼身短肥，下接灯罩盖。铜灯上用漆彩绘出雁的翎毛、鱼的鳞片，分施黑白红绿四色，颜色至今还隐约可见。鸿雁衔鱼这种写实生动的造型，将中国古代灯具柔美典雅、巧夺天工的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雁鱼铜灯另外一个奇巧之处，则藏在鱼的肚子里。鱼的中间开口，为灯盘巧妙地留出位置。灯盘圆形，一侧附灯柄，可控制灯盘转动。盘下有圈足，与雁背上的直壁圈沿以子母口套接。灯罩为两片弧形板，其上部插入灯盘内的直壁圈沿中，可左右转动开合，既能挡风，又可调节灯光。 金缕玉柙（柙 xiá1.1 关野兽的木笼，旧时也用来押解、拘禁罪重的犯人。2.匣子。）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村40号墓出土玉柙，又称玉衣。此玉柙分为头罩、脸盖、上衣前片和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脚套等部分，共用玉片1203片，金丝约2567克，系分片连缀而成。玉柙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是著名的河北满城汉墓墓主刘胜的后代，死于公元前55年。玉押全部用玉片制成，玉片之间用金丝、银丝、铜丝或丝缕编缀。由于编缀玉片的质料不同，所以将它们分别称为金缕玉柙、银缕玉柙、铜缕玉柙和丝缕玉柙，其中丝缕玉柙迄今仅出土于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中。西汉时期，玉柙初行，还没有根据死者生前地位的高低，确定严格的等级。东汉时期，玉柙明确分为金缕、银缕和铜缕三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根据这项制度，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柙，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柙，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柙。 龙纹玉璧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玉为青绿色，体扁平，圆形，中心有一圆孔，两面纹饰相同。肉内区雕琢蒲纹，外区雕琢四组夔龙纹，内外区用一周绳索纹相隔‌。玉璧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一直到明清时期均有制作，是延续时间最长的玉器之一‌。汉代玉璧常作为礼仪器，主要用于祭天、祭川，还可用于朝聘、纳聘以及贡献的礼品，也用于随葬‌。花纹精美的玉璧多为墓主生前使用过，一般放在金缕玉衣的身上或身下，甚至玉棺的上面，寓意墓主人的魂魄能够出入‌。‌ 石天禄东汉（公元25年﹣220年）河南洛阳西郊出土此石天禄颈背阴刻"缑氏蒿聚成奴作"七字，表明是缑氏（今河南偃师）蒿聚村工匠成奴所作。天禄是东汉时期立于墓前的神兽，常与辟邪配对。 "熹平石经"残石东汉皇平四年至光和六年公元175年﹣183年）石经是中国古代刻于石碑、摩崖上的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为书法家蔡邕用标准的八分隶书体写成，故又被称作是“一体石经”，原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前，开创了我国历代石经的先河，其集汉隶之大成，在当时被奉为书法的典范，对后世书法的发展影响深远。国家博物馆藏的“熹平石经”残石是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到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刻制的官定儒家经典残片。由蔡邕等人以标准隶书书写，内容涵盖《诗经》《尚书》《周易》等七部经典，旨在统一经文、规范学术。原碑共46块，总字数超20万，后因战乱损毁，残石散落各地，现存仅8800余字。此残石是汉代文化、书法与石刻技术的珍贵见证。《熹平石经》东汉熹平年间（公元175年—公元184年），汉灵帝召集蔡邕和堂溪典等人正定六经文字，历时九年，将儒学经典《周易》、《尚书》、《鲁诗》、《仪礼》、《公羊传》、《论语》、《春秋》刻石建于太学，隶书体，世称“熹平石经”。46块石刻，字体方平正直，中规入矩，极为有名。 彩绘石骑马人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5年河北望都出土石雕系用整块石灰石雕成，骑马的僮仆头戴黑色平巾帧，身着红地白色流云纹剪襟短衣，粉地红色流云纹大口裤，左手提酒神，右手提两尾鱼，作欣欣然买酒归来状。东汉时期，雕塑艺术风格较西汉有较大变化。西汉石雕一般雕出大体轮廓，力求简练，而东汉石雕则出现了用线条来表现衣饰、羽毛等新风尚。此彩绘石骑马人总体造型占拙雄浑，细部又刻画生动传神，尤其是笑弯的眉眼，使人可以感受到僮仆欢快的心情，为东汉石雕艺术的精品。其题材亦为汉代所仅见。 击鼓说唱俑东汉（公元25年﹣220年 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此俑头上戴帻（zé 古代的一种头巾。），额前有花饰，祖胸露腹，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恋诙谐，动作夸张，为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汉代俳优大致以调谑、滑稽、讽刺的表演为主，并以此来博得主人和观赏者的笑颜。他们往往随侍主人左右，作即兴表演，随时供主人取乐。表演时，他们一般边击鼓边歌唱。当时的皇室贵族、豪富大吏蓄养俳优之风甚盛。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图中经常可以看见一些身材粗短、上身赤裸和动作滑稽的表演者，汉墓中也不乏此类形象的陶俪出土，均显示了俳优表演在当时的盛行。 "滇王之印"金印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此印为金质，蛇钮，印与印身为分铸后焊接而成，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4字。《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元前109年，滇王降汉，汉武帝在滇国地区设置益州郡，赐滨王王印，使其继续统领滇民。金印的出土，证实了这一历史事实。有学者认为，汉代诸侯王印及文职官印之印文均为铸成，只有部分军职官印因急于封拜而有凿文的。此金印印文为凿制，是由于西汉政府为封赐降汉的滇王而仓促制成的缘故。也有学者认为，印文分为凿制和铸制，在制度上并没有任何抵触，在技术上也不会有什么困难。此金印用凿文，可能是原来铸文的金印不能用来随葬，滇王需要代代相传，所以只能用仿制品。 吊人青铜矛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此矛为圆装，刃部呈柳叶形，前端收束成尖锋，中间起脊，刃都近柄处各吊一操体男子，头梳極髻，双手背剪，似为受刑之人。滇人青铜矛可以分为阔叶形和柳叶形两种基本样式，其中柳叶形的数量最多。此吊人青铜矛器形奇特，具有浓郁的滨民族风格，是澳人仪仗用言铜兵器中的 鎏金神兽青铜牌饰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1980年吉林榆树老河深出土此牌饰正面铸出一形如飞马的神兽，神兽吻部有弯角上翘，昂首扬尾，四蹄腾空，双翼伸展，作奔腾飞翔状。《魏书·序记》云：拓跋鲜卑从今天大兴安岭北部即所谓大鲜卑山南迁时，"山高谷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据研究，牌饰上的神兽正是按照这一神话传说设计的。值得注意的是，吉林榆树老河深在大兴安岭以东，并非拓跋鲜卑南迁时所经之地，这里的墓群应该属于东部鲜卑。关于榆树老河深的族属，曾有鲜卑和夫余两种认识，近年来多数学者倾向于该墓群为夫余遗存。 五铢钱纹青铜鼓的神秘面纱被揭开。此鼓由鼓面、胸、腰、足四部分巧妙构成，鼓面宽阔，边缘延伸至鼓胸之外，形成独特的造型。鼓腰纤细，与足部以一道明显的棱线相隔，展现出古人的精湛工艺。鼓面上环铸六只蹲坐的青蛙，中心则饰有12角光芒体，象征着古老的文化与信仰。周身遍布五铢钱纹、水波纹和云纹，每一道纹饰都诉说着历史的沧桑。这面古鼓不仅是音乐的载体，更是历史的见证，带领我们穿越时空，感受千年的韵律。 羽冠舞人纹青铜鼓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72年广西西林普驮出土青铜鼓是古代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一种象征权力的重器，可作典礼乐器、战鼓、贮存财物或装殓尸骨之用。 提链青铜壶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1955年广西贵县出土 越式青铜鼎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83年广东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 四联陶罐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3年广东广州华侨新村出土此罐由4个小罐联成，底部有卷曲形短足6个，其中每罐底部1个，两道横梁下各附1个。盖顶中央有鸟形立钮，边沿各有4个钮饰相对而立，2个作卷曲形，2个为鸟形。盖面间饰篦纹与细线旋纹，腹部间饰水波纹、篦纹与细线旋纹。广州地区出土的陶质联罐用来盛干果或调味品，主要流行于西汉前期，有二联、三联、四联和五联数种，延续至西汉后期，到东汉消失。这些联罐造型奇特，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汉归义羌长"青铜印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1953年新疆沙雅于什格出土汉 ·“汉归义羌长”印，东汉铜质官印，1953年出土于新疆沙雅县于什格提古城，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正方形，卧羊钮，高3.5厘米、边长2.3厘米。东汉官印多为2.3厘米，为汉制1寸，即汉人常说的“方寸之印”。汉代官印多随身佩戴以证明身份，同时用于封缄简牍。印面篆刻“汉归义羌长”五字。在汉代西域昆仑山北麓分布有羌族，称南山羌。此是汉代廷赐给羌族首领的官印。 鎏金四人舞俑青铜扣饰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此扣饰作4人并排站立舞蹈状。4人均头戴尖顶高简帽，身着长衣，肩部披帔，腰束带，带上佩圆形扣饰，右手执铃，左手挥舞于胸前，口微张，似乎在说教。为取悦、祈求大自然的一切事物和逝去的祖先给人间带来恩赐和保护，滇国居民常举行繁杂的祭祀仪式。在这些仪式中、巫师承担着沟通人与神之间信息的职能。他们一般有两种形象，一种服饰虽与众不同，但形象平和、稳重，以说唱表演为其作法方式；另一种不仅服饰奇特，而且装神弄鬼，狂奔乱跳。此扣饰表现的是滇国巫师起舞作法的场面，巫师的形象和风格属于前者。 青铜枕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72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此枕作马鞍形，两端上翘，顶端各焊铸一圆雕立牛，正面铸有双旋纹，背面在虎纹、双旋纹地上浮雕立牛。青铜枕是滇国特有的器物，在此次古墓群发掘中共出土6件，均位于骨架头部，有的枕上尚留有头骨残片。牛在滇国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用作祭祀式中的牺牲、对外贸易的商品和财富的象征。这些特殊功用是牛的形象在滇国器物上频繁出现的重要原因。 群猴环边青铜扣饰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方形群猴环边青铜扣饰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此贮贝器器身呈筒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兽爪足。盖上铸1间干栏式房屋及各种人物127个（未计残缺者）。房屋建筑主要由屋顶和平台构成。屋顶呈人字形，平台由小柱支撑，上面高凳上垂足坐着一位主祭人。这位主祭人的周围放置16面青铜鼓，其左前方和右侧均为参与祭祀者，面前摆放着祭品。平台左右两侧为椎牛刑马、屠豕宰羊等场面。平台之后有击打青铜鼓和錞于的，有待刑的裸体男子和持器盛物的妇女等。诅盟为古代西南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凡有重大事件都要用盟誓来约束，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典礼。从此贮贝器的器盖上平台后面杀人祭柱场面来推测，这是一次立柱祭社的仪式。 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此贮贝器器身作简形，中束腰，腰部有对称虎形耳一对，器盖上铸七牛，其中六牛环绕于器盖边缘，一牛伫立于青铜鼓上，耸然独出于众牛之上。滇国畜牧业比较发达。当时的家畜、家禽主要有牛、马、羊、猪、狗和鸡、鸭等品种，其中牛的数量最多。这些牛全部为黄牛，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体型较大，前额宽广，大耳，角长且上翘，颈项上有突起的肉峰，四肢粗大，颈下垂肌发达，长尾。另一种体型较小，前额突起，两角弯曲下垂，颈项上有突起的高肉峰，阔尾。此类黄牛数量较少，生存于我国今甘肃、新疆及中亚一带，后来可能随当地的游牧民族传入云南，为滇国居民饲养。此贮枫器器盖上的黄牛当属前者，其造型健壮威武，闪烁着夺目的艺术光辉。 "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青铜印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79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此印为驼钮，方座，。通高2.9厘米（钮高2.1厘米）、边宽2.3厘米，印面篆文阴刻"汉匈奴归义亲汉长"8字，是东汉中央政府赐给匈奴族首领的官印，其中" F 文"是汉政府给予其统辖的周边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上丹家寨地处河湟之间，古代称为"湟中"之地。印中所称匈奴指起源于甘肃张掖一带的匈奴别部“卢水胡”。“归义”意为归顺，“亲”以示友好，“长”为官职。东汉中央政府赐给少数民族首领、官员的官印形式为首署“汉”字，下为民族名，再下为“归义”等封号和官职，并饰以屈肢跪式驼钮，寓臣服之意。 鹿形青铜饰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6年内蒙古包头市郊出土 双羊青铜饰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67年河北张家口出土 陶武士俑、陶牛车十六国（公元304年﹣439年）1953年陕西西安草场坡出土武士俑和牛车是该墓葬随葬品的一部分。武士头带盔、身穿铠甲，战马全身披具装，合称为甲骑具装。甲骑具装是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盛行的骑兵装备，标志着中国古代骑兵发展到重装骑兵阶段。重装骑兵军队具有极强的冲击，在建立北魏、统一北方、南北对峙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青瓷羊形烛台东晋公元（317年﹣420年）1976年江苏镇江出土青瓷羊呈昂首跪卧姿态，全身施晶莹的青色釉，在羊的头部和身上点缀着几处褐色的斑点。羊头顶部的圆孔用于插放蜡烛。褐色点彩是两晋南朝时期出现的瓷器装饰技法，它是将褐彩涂绘在瓷器的胎体上，然后罩上青釉，再入窑高温一次烧成。点彩的面积不是很大，有的是在器物的口沿、肩和器盖盖面上加数点褐彩；有的是在器物的肩腹部用褐色点彩组成各种图案；还有的是在动物的重点部位点缀褐色斑点。这种不规则地加点褐色彩斑的装饰技法，打破了青釉单一的色调，使瓷器的色彩显得更加活泼。褐色点彩是我国釉下彩瓷的初期形式，在瓷器装饰技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后来的釉下彩瓷发展奠定了基础。 陶俑西晋（公元265年﹣316年）1958年湖南长沙金盆岭出土陶俩出土于西晋县令的墓葬，包括骑俑、文吏俑、武吏俑等，继承了两汉时期随葬陶俑的习俗。该墓出土的7件骑俑中，有的马匹一侧有一个供上马使用的三角形马镫，这是中国使用马镫的最早实物证据。中国古代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无马镫，骑乘者上马费力，骑乘时要双腿夹紧马腹，马镫的出现改写了骑乘的历史。公元4世纪前期，单侧马镫逐断发展为双侧马镫。马镫成为马具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便利上下，而且借助于马镫，可以让骑乘者保持身体平衡，便于控制马匹、减少体力的消耗。马镫的出现，为骑乘技术的发展和组建重装骑兵奠定了基础。 "河内太守"青铜虎符北魏（公元386年﹣534年）1955年内蒙古土默特旗美岱村出土北魏铜虎符。1955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美岱北魏墓出土了两件体呈痩长形的铜虎符，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符为判合之器，是古代用于传达命令、调动军队的一种特殊凭证，多以青铜铸造。因其状呈虎形，故称“虎符”。“河内太守”符左右两半俱全。虎前胸左右各刻“河内太守”铭文，腹下分刻“铜虎符左”和“铜虎符右”铭文，背铭“皇帝与河内太守铜虎符第三”（另一铭“皇帝与河内太守铜虎符第五”）。文字中剖为二，只有“合符”才能通读，此也为“符合”的词源。 青铜印三国·魏／西晋（公元220年﹣316年）乌丸、氐、羌、胡、匈奴、屠各为少数民族的名称，青铜印记录了中原汉族政权授予少数民族首领的政治名号。 农业这一时期，出现了翻车、水磨等先进农具和粮食加工机械，北方旱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耕—耙—耱”技术体系，通过耙碎土块、耱平整地，显著提升抗旱保墒能力‌，南方水田‌：同期采用“耕—耙”技术，适应水田耕作需求‌。园艺、畜牧生产也有显著提高，蚕桑生产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发展期。 青瓷羊形烛台三国．吴（公元222年﹣280年）1958年江苏南京清凉山出土瓷羊身躯肥壮，呈跪姿，头顶有一圆形插孔，昂首张口，羊角卷曲，全身施袖，釉色莹润。有学者认为此器是插蜡烛用的烛台，也有学者认为是盛水器。此烛台釉色匀净，胎釉结合紧密，表现出较高的瓷器烧造水平。三国时期，制瓷工艺在坯料选用、成型工艺、釉料配制、烧釉方法等方面加以改进，使得瓷器在产量、种类和质量上都比东汉时期有明显提高。 "五铢"青铜钱三国·魏（公元220年﹣265年）"直百五铢"青铜钱三国·蜀（公元221年﹣263年）1957年罗伯昭先生捐赠"直百"青铜钱三国·蜀（公元221年﹣263年）"五铢"青铜钱三国·蜀（公元221年﹣263年） "大泉五百"青铜钱三国·吴（公元222年﹣280年）"大泉当千"青铜钱三国·吴（公元222年﹣280年）"汉兴"青铜钱十六国·成汉（公元304年﹣347年）"凉造新泉"青铜钱十六国·北凉（公元401年﹣439年） "丰货"青铜钱十六国·后赵（公元319年﹣350年）"四铢"青铜钱南朝·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四铢"青铜钱南朝·宋孝建元年（公元454年）五铢"青铜钱南朝·梁（公元502年﹣557年） "太清丰乐"青铜钱南朝·梁（公元502年﹣557年）1957年罗伯昭先生捐赠"五铢"青铜钱南朝·陈（公元557年﹣589年）"太货六铢"青铜钱南朝·陈（公元557年﹣589年 "太和五铢"青铜钱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7年﹣499年）"五铢"青铜钱北魏（公元386年﹣534年）"永安五铢"青铜钱北魏永安年间（公元528年﹣530年） "常平五铢"青铜钱北齐（公元550年﹣577年）"布泉"青铜钱北周（公元557年﹣581年）"五行大布"青铜钱北周（公元557年﹣581年）"永通万国"青铜钱北周（公元357年﹣581年 黄釉乐舞图瓷扁壶北齐（公元550年﹣577年）1971年河南安限出土扁壶身两面似为同模印出的“胡腾舞”图案，乐舞者的形貌、着装均为胡人形象。中间一人，脚踩莲花座，表演胡腾舞。左边二乐人吹笛、击掌、右边二乐人弹五弦琵琶、击钱。胡腾舞原为中亚塔什干地区的民间舞蹈、唐代盛行。以旋转、踏跳、爵跃为特色、以琵琶和横笛为主要伴奏乐器。 造像龛（等比例数字化3D打印复制）北魏（公元386-534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这四座造像龛位于古阳洞北壁上层，距地有五米余高，是古阳洞中有计划布局开凿的最早龛像，亦是龙门石窟造像之始。四座造像龛分别是始平公造像龛、魏灵藏造像龛、杨大眼造像龛以及北第134龛，均是古阳洞造像的代表，以其独特的形象、细腻的雕刻手法、繁复的装饰艺术、高超的技艺水平，反映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南北交流、东西融合的盛况。始平公造像龛魏灵藏造像龛、杨大眼造像龛则随龛雕凿有造像题记碑，是"龙门二十品"的北魏书法圣品。 陶女俑东晋（公元317-420年）1955年江苏南京出土女俑头戴巾，上身穿窄袖襦，下穿及地长裙。由服装式样及袖手站立的姿态看，其身份可能是家内的侍女。三国两晋南北朝女性的一般服装主要有袍、襦、袄、衫、襦（rú短衣；短袄）裆、抱腰、帔、裙及袴（ kù）褶（zhě）等。日常服装是上身穿襦、衫，下身穿裙。目前所见的陶俑衣袖以大袖居多，但从事杂役的女仆则多穿窄袖。从事户外劳动女性的裙子一般较短，在家内活动的女性的裙子比较长。 歌舞魏晋南朝盛行清商乐，北魏时江南的清商乐传播到北方。龟益（ qiu ci )、高句丽、安国、康国、高昌、天竺等地的音乐舞蹈也传入并流行于十六国、北朝时期。 鸟纹青铜牌北魏（公元386年﹣534年）1961年内蒙古土默特旗美岱村出土三鹿纹青铜牌北魏（公元386年﹣534年）1953年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二兰虎沟出土这两件青铜牌是北方游牧民族腰带上的饰品。 牛头鹿角形金步摇北朝（公元386年﹣581年）1981年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出土步摇是一种帽饰，在佩戴者行走时一步一摇，故被称为"步摇"。这两件步摇具有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特色。 服饰这一时期，服饰文化多姿多彩。受北方少数民族服装的影响，裤的形制改善，人们较多地穿着"上衣下裤"，少数民族政权则引进了汉族政权的衣冠制度：一些北方、西部少数民族服装在内地流行。这些改变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内容。 陶马北朝（公元386年﹣581年）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 陶牛车北齐（公元550年﹣577年）1853年出西大原矿城出上免视香南花例时刷单师细群的中心，是当时盛行乘坐牛车之风的反映。汉代的牛车站占入乘中成用来运载货物、魏晋至盛唐时期、牛车国行驶缓慢平稳、车厢宽大荷干楼 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骆驼昂首挺立，驼背平台上铺彩条长毯，上有3名胡人、2名汉人组成的乐舞队。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包容的氛围也促进了音乐舞蹈的多元化发展。当时，在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都有专门的百戏班子，他们除自主演出外，也可让人们花钱雇演。骆驼载乐俑集杂技和马戏于一体，表现的应该是长安百戏中的一个杂技节目，另外在西安中堡子村唐墓也出土过类似的作品。因而可以想见，这种形式的表演在唐时的长安一定是大受欢迎的。 彩绘浮雕武士石刻后梁(公元907年一923年)1994年河北曲阳王处直墓出土这件彩绘浮雕武士面色红润、相貌威武，踏异兽于脚底，携凤鸟于身后，拄剑而立，金刚怒目，威风凛凛，在展厅昏暗灯光的辉映下真有种天人下凡般的栩栩如生感。国博的解说词说它“上承唐代之余韵，下开两宋之先河”，是因为它作为佛教天王的象征，其形象已经完全由外族神明转为大唐武士，武士的外貌身材则已经逐渐从唐代的丰满向宋代的纤细转变。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次参观只看到了这件“栖凤踏牛”武士石刻，但其实武士石刻原有一对。另一件是左右对仗的“盘龙踏鹿”武士石刻，藏于美国收藏家安思远先生手中。他得知中国索回的这件石刻是被盗文物后，意识到自己曾经拍卖得到的“盘龙踏鹿”武士石刻也是被盗文物，主动与中国政府取得联系，并随即无偿捐赠中国政府，两件石刻才得以双双回归祖国。 钱锣铁券（复制品）唐乾宁四年（公元897年）铁券，是帝王颁赐给王侯功臣的一种特殊信物。此铁券为唐昭宗赐予钱锣的，是目前中国保存下来的唯一的唐代铁券实物。该铁券形如覆瓦，上嵌金字，如今已有部分剥蚀。正文共计333字，内容包括钱锣的爵衔、官职、邑地和据以受封的功绩，还特别说明对钱锣本人可以免除9次死罪，其子孙后代可以免除3次死罪，若触犯国家其他法律，有关官员也不得过问。铁券是记载唐末五代十国吴越国历史的重要文物。钱锣时任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为唐昭宗剿天地方叛臣做了巨大贡献，这个文物也是吴越钱氏与唐皇李氏君臣友谊的见证。此铁券实物弥足珍贵。一千多年来历经战乱，但多数时间一直由钱锣后裔小心收藏。1951年始由浙江嵊州市长乐镇钱氏后裔将铁券献给人民政府，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唐代，传世品，所谓丹书铁券，指的就是这个，其上记载了钱镠的爵位、官职、封地和免死次数，其本人可以免除9次死罪，后代则可以免除3次，这是中国保存下来的唯一一件唐代铁券实物） .孝端皇后凤冠年代：明万历出土时间：1957年出土于北京市昌平区明定陵这大概是“古代中国”常设展览后半程里名气最大的文物，一进明清时期展区，看它的观众就自觉排成了长龙，上演了在后母戊鼎和四羊方尊周围也不曾见到的盛景。这件凤冠又被称作“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其主人是孝端皇后，即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皇后，她本人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后。所谓的“点翠”，则是一种从汉代传承至今的金银加工工艺，是指先用金或镏金的金属做成不同图案的底座，用小剪子剪下活翠鸟脖子周围的羽毛，轻轻地用镊子把羽毛排列在涂上粘料的底座上，以制成各种首饰器物。该冠的点翠工艺难度相当之高，效果奇绝，尤其是翠凤，“均作展翅飞翔状，凤尾展开，羽毛舒展，富灵动感”，其上共嵌未经加工的天然红宝石115块，珍珠4414颗，金翠交辉，富丽堂皇，璀璨夺目，永不褪色，无论是历史价值、工艺水准还是艺术造诣都是定陵出土文物之最。孝端皇后凤冠在排队的情况下每个人能参观的时间可能还不到1分钟，只来得及拍个照片后到其他展厅观赏复制品，如果大家恰巧赶上没人排队的观赏好时机，一定不要错过。 《武后行从图》（摹本）原作传唐张萱绘武则天（公元624-705年）名曌（ Zhao )，杰出的政治家。她作为高宗李治的皇后，协助皇帝处理朝政，时称"二圣"。690年（武周天授元年）,武则天称帝，并一度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统治期间，她鼓励农业生产，发展边境屯田；打击突厥、吐蕃侵扰，重设安西四镇；完善科举制度，重视文化事业。 唐太宗李世民像据故宫南薰殿藏品摹绘太宗李世民（公元598-649年），杰出的政治家。在其统治的贞观时期（公元627-649年），他革新完善制度；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政策；完善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举制：坚决抵御突厥的侵扰，采取开明的民族和外交政策，促进国内各民族的联系及与周边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白瓷鸡首壶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鸡首壶是指带有鸡首状流的盘口壶，始烧于三国末年，由两晋一直沿用到唐初，流传范围很广。鸡首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早期鸡首壶，以小件为主，肩部贴塑鸡首，鸡首无颈，与之相对的一面贴鸡尾。东晋时壶身变大，鸡头引颈高冠，鸡尾演变成弧形柄。南朝至隋鸡首由小到大，壶身由矮小到瘦长，壶口更高，颈变细，肩部贴附的系由条状到桥形。此鸡首趋向写实，柄仍保留着南朝时期的双龙形柄。白瓷龙柄传瓶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此瓶为单颈、盘口、双腹相联，左右肩部各塑一条修长的龙形柄，龙头探人瓶口，其造型别致，既有北朝﹣﹣隋时期瓷器的浑厚，又充满灵动，线条刚柔并济，是隋代创新的瓷酒器佳作，展现了隋代将龙的形象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的工艺特点。根据天津博物馆所藏的另一件相似的龙柄传瓶的双瓶底刻有铭文："此传瓶有并（兹）故此形器物以"传瓶"称之，为研究隋唐时期的瓷器发展以及器物名称提供了实物資料。 三彩釉陶方柜唐（公元618年﹣907年）1955年陕西西安出土唐三彩是一种铅釉陶器，以瓷土为胎，分两次烧成。唐三彩实际上不止三彩，而为多彩。当时工匠用金属氧化物的呈色原理，在釉料中掺入适量的氧化铜便烧成绿色，掺入氧化铁则成黄褐色，掺入氧化钻可成蓝色等，在同一器物上交错使用，产生绚烂多姿的色彩。该器仿造日常生活中的衣柜是三彩制品中少见的器物。绞胎瓷枕唐（公元618年﹣907年）1956年河南陕县出土绞胎瓷器是唐代的创造，即用两种颜色的瓷土揉合一起，再上釉烧制而成。在唐代的巩县窑、耀州窑、寿州窑等窑址中均发现过绞胎瓷片。唐墓中出土的绞胎器物有杯、碗、盘、罐、枕等，以长方形枕最为常见。文献记载樱木之枕纹理奇特华美，把瓷枕做成木纹理就是为了达到瘪木之枕的效果。这枕头也被称为"花枕"。 三彩釉陶镇墓兽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唐代镇墓俑包括镇墓兽和镇墓武士俑或天王俑，二者一般各有两件，其中镇墓兽一为人面，一为兽面。镇墓兽一般位于镇墓武士或天王俑之前，放置于墓室入口处，用以镇恶驱邪。研究表明，在阴阳堪舆系统，兽面镇墓兽称为"祖明"，人面镇墓兽称为"地轴"。 彩绘陶戴帏帽女骑俑唐•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1972年陕西礼泉张士贵墓出土帏帽原为居住在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出门防风用的实用性帽子，传到中原地区后成为贵族妇女出游的时尚性装束，在唐代初年很盛行，朝廷曾禁止这种风尚，反而却使其更为风行，以至“(武)则天之后，帏帽大行。 舞蹈陶俑南唐保大元年（公元943年）1951年江苏江宁李昇陵出土该俑高髻，脸部丰满，五官清晰，衣上罩云肩，袖口宽大，双臂左向，反胴而舞。李昇墓中出土数件舞蹈俑，与五代时期前蜀国开国皇帝成都王建墓石刻所见乐舞伎衣着大致相同。 演奏陶俑唐（公元618年﹣907年）1955年陕西西安唐墓出土此套6件，均为男性，着圆领袍、裹幌头、系腰带，盘坐或跪坐演奏。所执乐器有竖箜篌、拍板、横笛、排箫、琵琶、笙，可以说这是一个唐朝乐队的标准乐器配置。其中，排箫、笙、横笛是华夏的传统乐器，箜篌和琵琶则是自汉代从西域传入内地的，但直到南北朝时期才广为人知并日益重要。尤其琵琶、它音城广阔，技法丰富，能弹出所谓84调中的81调，旧有的乐器很难做到，是对南北朝和隋唐的音乐文化影响最大的乐器，拍板的属于这一时期出现的节奏乐器。 三彩黑釉陶马唐（公元618年﹣907年）1972年河南洛阳关林出土唐马雕塑一改秦汉时期那种平稳古拙的风格，而以生动的高昂姿态著称。唐墓中出的各种三彩马，尽管千姿百态，却都具有头小、臀圆、体态匀称、膘肥体壮的特点，是当时西域马体型的写照。这件马俑除面、鬃、尾、蹄涂白釉外、全身披黑釉，在唐三彩由北属罕见，而且造型雄健，釉色匀称，姿态自然，是唐三彩马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三彩釉陶胡人骑卧驼俑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 三彩釉陶马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马头向左阑视，通身白色，酿上剪三花，马鞍上披着深绿色绒毯状鞍袱，胸前和鞍后均络绿色流行的一种饰马方式，这种做法应是受到突厥马饰的影响。目前唐墓花马，三花不仅是装饰，还是良马的最高标志。 鎏金铜观音造像吴越（公元893年﹣978年）1958年浙江金华万佛塔塔基出土唐代出现了与法相庄严观音像风格迥异的普陀落迦观音造像，观音以自然舒适的姿态坐于岩石上，表现了他居住在落迦山谷中的形象。生活在公元8世纪末的画家周昉在普陀落迦观音图像的基础上创作了水月观音，以水、月、圆光、竹及思维相的观音为主要元素。水月观音又可分为两种基本样式，常见于石窟造像和壁画的是一手抚膝，不持物的造型，另一种是手持柳枝、净瓶的形象，多见干绢画。 孔雀蓝釉陶三系瓶闽（公元909年﹣945年）1965年福建福州北郊刘华墓出土瓶状如橄榄，肩颈部置3耳，上腹壁贴饰3组半圆弧条纹，下腹部有一圈粗绳纹贴塑。胎质粗疏，呈橙红色，通体施孔雀蓝釉，瓶内颜色青灰。同出的孔雀蓝釉陶瓶还有2件，与之均放置在墓穴前室。这种陶瓶的造型、胎釉、装饰工艺，带有明显异国风格，在中国罕见，但在西亚的伊朗和伊拉克等国出土较多，应是公元9世纪前后古代波斯的制品。 黄釉陶胡人俑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 胡人骑骆驼陶俑唐调露元年（公元679年）1954年山西长治王琛墓出土。 绿釉鸱吻西夏（公元1038年﹣1227年）1974年宁夏银川西夏陵出土这是殿堂正骨两端的装饰物，星龙首鱼身状。党项族是我国古代西北民族，属羌族的一支。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吴建立西夏政权。现位于贺兰山东麓的西夏陵就是西夏皇帝和陪葬大臣们的墓地，内有帝陵9座、陪葬墓250余座、陵色1处。西夏陵出土鸱吻有琉璃、灰陶两种，造型与此同。汉以前宫殿的正春两端高高翘起，似风鸟展翅，名"鸥尾"：唐代鸥尾造型逐渐突出吻部，张开大口吞咬屋脊，多名"鸱吻"。宋代龙首鱼身、张口吞春的鸱物形象被固定下来。西夏陵出土鸱吻与同一时期河北蓟县独乐寺辽代山门鸥吻山西大同华寺大雄宝殿金代北島吻均属同一类型。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的“辽宋夏金元时期”展出西夏文物。揭开神秘西夏的一角吧。 《元祐党籍碑》石刻拓片南宋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原碑在广西融水宋徽宗时，蔡京以推崇新法为名，将自己的政敌和元祐年间反对新法的人如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秦观等309人定为"元祐奸党"，在各地立碑刻名。 西夏文"敕燃马牌"青铜敕牌西夏（公元1038年﹣1227年）这件敦牌是西夏使者传递紧急文书，命令时的身份凭证。由两片圆形青铜牌组成，可相扣校验。上端阳扁方形提钮。一青铜牌刻回曲花卉纹，边缘有西夏文"敕"字，另一青铜刻西夏文"敕燃马牌"，意为"救令驿马昼夜疾驰",目前巴见的西夏符牌有二十多面，多为传世品，大体可分三类：1、"救燃马牌"、2、"防守待命"牌，均为圆形，正面是西夏文"防守待命"，背而为佩戴者西夏文名，是西夏军营中守御者的标志。3、"内宿待命"牌，多为长方铲形，可悬佩，正而文字为西夏文"内宿待命"，背而为西夏人名或"番号"，是宫内宿夏人员身份的证明。 西夏文"首领"青铜印西夏乾祐六年（公元1175年）1984年宁夏阔心县出土。青铜腰牌西夏（公元1038年﹣ ）牌上刻有姓名和职务，通过关卡时作为身份证明。 褐釉剔花扁壶宋西夏高33.3厘米，口径9厘米，腹径32厘米1985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征集此扁壶小口，卷沿，口沿一侧有堆刺纹，短颈，双系，腹部扁圆，正面饰两组褐釉剔刻牡丹花纹，背面置圈足。这类瓷扁壶是由皮囊壶发展而来，边缘附加的堆刺纹则逼真地再现了皮条缝制的痕迹。西夏瓷器的烧造受定窑和磁州窑等北方窑系的影响较大，但与同时期的宋、辽瓷器相比，在胎质和釉色方面还有一定差距。西夏瓷器虽然深受中原瓷器的影响，但在造型风格和装饰方面却具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特色，创制了一些独具本民族特色的器型，扁壶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西夏扁壶的装饰主要以植物纹为主，也有动物纹。植物纹中有莲花纹和牡丹纹，以牡丹纹为多，主要有缠枝牡丹、串枝牡丹、折枝牡丹三种。动物纹有鱼纹和鹿纹。西夏扁壶从早期到晚期一直生产，产品数量大，制作精美，主要有两种类型，较大者为圈足扁壶，由两个浅腹钵对接粘合而成，其接缝处常以附加堆纹进行弥合，腹侧上下分别置两耳或四耳，腹部中央有圆形圈足。该造型设计合理，口小腹大，用以盛酒、水或奶，不易溢出。圈足置腹中央，只要将口塞住，壶可平放，这样重心矮，加之有圈足支撑非常稳固。腹侧有耳可供穿带，适宜挂在马背或驼背上。另有一种小型扁壶，其器形与大型扁壶相似，不置圈足，体态轻盈，腹侧置双耳以便穿带随身携挎，简便实用。 双凤麒麟纹石雕元（公元1206年﹣1368年）1966年北京市榨皮厂西部明城墙基址出土该石雕画面主体使用了四连弧的开光装饰形式，中以缠枝纹衬托双凤戏珠图案。双凤头如锦鸡、嘴如鹦鹉、身如鸳鸯、进如大鹏等体征都一致，但有两处不同：一处是下方的风头上有像灵芝一样的冠和缕束状的颈羽，而另一只没有，第二处是下方的凤有五条浪草纹尾羽，而上方的风是卷草纹尾羽，这应该是雄性和雌性的区别。开光之下是两只追逐嬉闹的麒麟，背景是海涛纹。石雕两侧以缩枝纹为装饰。这件石雕布局美观大气、手法娴熟自然，是元代石刻艺术中的精品，应该是元大都皇宫或者皇家园林内的丹隆石。 木雕观音像宋 郑和铜钟又称三清宝殿铜钟。明宣德六年(1431)，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为其所建长乐南山三清宝殿而铸造。钟高68厘米，钮高14厘米，口径49厘米，重77公斤。钟体呈褐绿色，覆釜形，葵口；钟钮为双龙柄，钟肩表面浮印十二组云气如意纹，腹中部以云水波浪纹为母题，还铸有铭文、八卦、云雷等字纹；主纹饰上部环绕一周八卦纹，共五组，其中第二、四组各铸有“国泰民安”和“风调雨顺”铭文。铜钟下部铭文5组共54字行楷，每字1.8厘米，加标点为：“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回往平安吉祥如意者。”此钟形体古朴，饰纹优美，铸工精良。 皇史宬（chéng古代藏书的屋子，特指皇家档案库。）"金匮"明清时期（1368-19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历代王朝都有将国家重要典籍藏之于"石室金匮"的传统，即"以金为匮，以石为室"，金匮指用金属包封的柜子，石室是用石头修筑的房子。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皇史宬，初名神御阁、表章库，正是体现"石室金匮"理念的建筑，也是我国现存完整的皇家档案库。金匮是明清两朝极具特色的皇家档案特制装具，专门用于盛放皇帝实录、圣训。其中实录记载着帝王在位期间的主要事迹，圣训（明代称之为宝训）是皇帝谕旨的分类汇编。金匮存放于皇史宬正殿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高超的皇家工艺水平。金匮内为楠木材质并饰以万寿藤花黄绫，外裹鎏金铜皮并錾刻云龙纹图案。清朝工部在制作金匮时，确实要使用一定数量的黄金，主要用八成色金作为制造金匮的原料。称为"金匮"是名副其实的。 "大政殿宝"玉印清大政殿是沈阳故宫建筑之一，是努尔哈赤、皇太极处理政务的地方。清制皇帝之印被称为"宝"。八旗各旗佐领图记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族过程中创建八旗制度。八旗，是指黄、白、红、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子，每旗下辖一定数量的属民，实行旗主、参领、佐领三级管理制，战时出征，平时务农，军政合一，兵民一体，它具有行政管理、军事征伐、组织生产三项职能。入关后，八旗的社会、生产职能逐渐缩小，军事为其主要职能。佐领为八旗组织的基层官吏。皇太极调兵信牌牌上所刻"宽温仁圣皇帝为皇太极的尊号。 霁青釉金彩海晏河清尊清乾隆（公元1736年﹣1795年）瓷尊施霁青色釉，肩颈间贴一对白色展翅剪尾燕子为耳。霁青色象征"河清",燕子与"晏"谐音，蕴含着"海晏河清，四海承平"之意。乾隆时期粉彩瓷器的生产工艺达到了高峰，此件瓷尊即为明证。据研究，海晏河清尊是由景德镇御窑为圆明园海晏堂专门烧制的陈设品。海晏堂是圆明园西洋楼最大的宫殿。唐人郑锡在《日中有王字赋》中有"河清海晏，时和岁丰"之说，意指黄河水流澄清，大海风平浪静，后用以颂扬天下太平之意。"海晏堂"之名应取意于此。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焚毁圆明园，海晏堂亦沦为废墟。但幸运地是，海晏堂内陈设的两件瓷尊被保存了下来，此为其中一件。 针灸铜人明通高213厘米北宋不断发现针灸新穴位，多由不同医生发现，难以交流验证。为防止混乱，医官王惟一于大圣四年（公元1026年）铸造了两个空心铜人体模型，其全身标注559个穴位，其中107个是一名二穴，故全身共有666个针灸点。铜人既是针灸医疗的范本，又是医官院教学与考试的工具。考试时，铜人外层涂蜡，穿上衣服，体内灌水；学生根据命题以针刺穴，针入水出，方为合格。两具铜人分别放在医官院和大相国寺。金灭北宋，相国寺的铜人毁于战火，仅剩医官院内的铜人。元灭金后，将此铜人运至大都（今北京市）。因长期使用磨损，不堪再用。于是尼泊尔人阿尼哥奉命按样仿铸了一个新铜人。明灭元后，这个铜人仍然继续使用。但到明英宗时，又因磨损而无法再用，于是再仿铸一个，此即现存者。此仿铸铜人忠实于宋代原物，准确反映了宋代针灸学的水平。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模型据山西应县佛宫寺塔复制 青花八吉祥纹扁壶清乾隆（公元1736年﹣1795年） 斗彩海水团花纹天球瓶清雍正（公元1723年﹣17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