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门阀

加木

世家门阀

这里所谓的“氏族”，其实就是历史上经常提到的门阀士族。

门阀的前身是汉代豪族。汉代的豪族问题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凸显，“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句话就是对这一历史问题的生动描述。西汉后期，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王莽篡汉自立，他企图通过实行王田制来彻底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不过，由于王莽的改革大业侵害了豪强地主的利益，招致天怒人怨，他的改革最终破产，新莽政权也被农民起义和豪强地主共同推翻了。

新莽之后，就是东汉。东汉的建立者光武帝刘秀，能够在新莽末年的农民起义中脱颖而出，不仅因为他是刘姓宗室之后，也因为他是南阳地区的地主豪强，获得了南阳地区和河北地区广大豪强地主的一众支持。可以说，东汉是一个皇权与豪强共生的王朝。虽然刘秀后来也采取过一系列抑制豪强的举措，比如度田令，但是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与豪强地主共享天下的格局。

与此同时，随着汉代经学的发展，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一些累世经学的世家大族，有一些甚至是累世公卿的大族，比如在东汉时代号称“四世三公”的弘农杨氏和汝南袁氏。这些世家子弟往往洁身自好，以清廉正直而闻名朝野和乡里，并且不畏强权，自诩清流，不与朝中浊流为伍，因此，他们在社会上有着很高的声望。

当豪强和名士合流之后，就出现了我们说到的门阀。东汉末年，门阀遭遇了出身寒族的董卓、曹操等势力的对抗，一些世家大族故而遭到重创，如汝南袁氏等。随着魏文帝曹丕篡汉自立，曹魏政权转而选择拉拢门阀大族，并且创建了一套适应名门士族品评人物的选官制度，这就是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创建之初，确实起到了为国家选拔人才的目的，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把选任之权收归中央。但是，九品中正制迅速沦为维护门阀统治和利益的政治工具，这一制度本身也迅速成为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西晋，九品中正制的弊端正式显现，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到了东晋，门阀政治真正成为东晋王朝最显著的政治特征，而这一局面的形成其实是魏晋士族门阀统治的继续和发展。

南北朝以后，门阀政治也开始受到寒族的猛烈冲击，出现了“寒人掌机要”的历史现象；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门阀开始走向衰落；一直到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兵入长安，门阀才彻底走入历史的尘埃。

而与门阀相伴产生的就是谱牒之学，简称“谱学”。所谓谱学，是指当时社会上关于名门望族家谱的学问，流行于士族高门阶层，被当时人看作是一种重要的知识资源。就当时的社会情况而言，累世高门的望族何其多，少说也有几百家，这些高门望族的历史近可以追溯到魏晋，远可追溯到秦汉，想要把几百个高门望族的家族历史全部搞清楚，绝非易事。而且，有关士族门阀谱系的知识又往往被士族阶层垄断，庶族阶层根本无法获取，谱学渐渐也成为士族门阀阶层标榜自己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一种舆论工具。

当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批谱学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梁武帝萧衍下诏编纂的《百家谱》，编纂者为王僧孺，合30卷。由此可见，谱学在南朝是得到官方大力推崇的。

当时还有很多士人以精通谱学而著称于世，他们对天下各大名门望族的世系、源流、姻亲、家讳都了如指掌，因能与人接谈而不犯其家讳而获得赞誉，形成了“世有官胄，谱有世官”的景象。

为何会出现这种景象呢？这和南朝士族门阀阶层的衰落有关。

我们知道，门阀政治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也成为东晋时代的最大特色，当时的民谚“王与马，共天下”就是对东晋门阀政治的重要体现。然而，当历史进入南朝以后，门阀士族的社会地位所受到的冲击和威胁日益严重，这才使得他们需要刻意用“士庶之别”的观念来自抬身价，通过强化士庶之别的观念，一方面戒备庶族阶层的僭越，另一方面则戒备皇权的蚕食侵逼。

到了南朝，社会上越是强调士庶之别，就越体现出南朝门阀士族阶层的衰落。“士庶之际，实自天隔”，这种理念正是从刘宋时代开始深入人心的。而谱学在南朝的兴盛，其实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酝酿而成的。说到底，谱学之所以兴盛，其实是逐渐走向衰落的门阀士族阶层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自夸和标榜，以此来进一步强化“士庶之别”，加强和巩固士族门阀阶层的阶级堡垒。

而在当时的北朝，出身北方大族清河崔氏的北魏宰相崔浩，渴望在当时的北魏重建魏晋以来士族门阀政治，便主张建立一套“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政治制度，一套姓族与人伦、高官与儒学合而为一的贵族政治。这一整套施政主张对以清河崔氏为首的北方汉族门阀阶层无疑是大大有利的，但它同时也严重侵害了鲜卑旧贵族的既得利益，就发生了震惊北魏朝野的“国史之狱”，崔浩也被北魏太武帝所杀，清河崔氏惨遭屠戮。

“国史之狱”虽然使得崔浩的政治主张破产，北方汉族门阀也遭到了沉重打击，但是这并没有阻断北魏的汉化进程。到了北魏孝文帝推行全面汉化之时，“定姓族”的政治理念再次被提上日程。“定姓族”这一举措一方面确定了以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以及荥阳郑氏为首的北方汉族门阀家族的地位，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以鲜卑族为主的门阀化。这一时期，也成为北方门阀发展最盛之时。

到了北魏末年，随着六镇起义的爆发，北魏政权宣告瓦解，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这一时期，发迹于武川镇的英豪开始聚拢于关陇地区，形成了以贺拔岳为首的集团势力。贺拔岳被杀后，宇文泰接管了这一集团，以西魏所居的关中为阵地，为了抗衡东魏高欢势力，开始实行一套军事化的府兵制改革。宇文泰推行的这场府兵制改革，其核心是“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体系，而这也直接促成了日后影响深远的关陇贵族集团的形成，隋唐两朝的帝王家族也都是出自这一集团。

至此，北朝门阀开始出现了一个以“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为核心的军事门阀贵族集团，即今人所称的关陇贵族集团。故而《周书》记载：“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

进入隋唐，历史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一首著名的诗歌叫《乌衣巷》，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诗反映了门阀士族的衰落，以及新兴官僚士族兴起的社会转变。

唐初，社会上主要有三大政治集团：关陇集团，隋唐两朝皆脱胎于此，建立隋朝的杨坚家族和建立唐朝的李渊家族都是关陇集团的核心家族；山东士族，即函谷关或崤山以东地域的世家大族，如代表山东旧士族的崔、卢、李、郑、王“五姓”，山东士族在隋唐之际重新崛起，是唐朝建立必须团结和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江南士族，虽然南朝的门阀阶层自“侯景之乱”后就走向衰落，但是大的士族阶层仍保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如兰陵萧氏等。

唐朝建立之初，政权并不稳固，这也使得以李唐皇室为代表的关陇集团在当时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在唐朝初年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山东集团。历史学家陈寅恪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这里的“山东豪杰”就是指山东集团。在这篇文章中，陈寅恪先生认为，山东豪杰在隋末乱世中崛起，是一个“胡汉杂糅，善战斗，务农业，而有组织之集团”，对李唐王朝统一天下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就连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取帝位也是因为得到山东集团的助力才成功的。

对李唐王朝而言，这种传统的门阀秩序显然是不利于国家统治的，一方面影响社会公平，阻碍社会阶层流动；另一方面，门阀秩序本身也是社会秩序和权力秩序的体现，出身关陇集团的李唐皇室自然无法容忍山东士族长期居高临下的姿态。

为了改变这种不利于李唐王朝统治的现象，唐太宗在贞观六年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以及各地熟谙族姓的文人，在全国普遍搜求谱牒，参照史传辨别真伪，刊定各姓等第。

然而，高士廉等人并未体会到唐太宗编纂《氏族志》的真正用意，竟然把黄门侍郎崔民干列为士族第一等。唐太宗阅后大为不满，这才有了第二次重修《氏族志》之举。

发布于 2025-05-16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