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丹：李大章在太行（一）。李大章——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部长。1942.9兼任太行分局副书记。

太行人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转发。

1938年10月党的六中全会后，刘少奇奉命去华中局工作，中央决定北方局迁到太行山同八路军总部在一起，并决定我父亲仍然回北方局任宣传部长。我父亲来到连绵起伏的太行山区，他身着八路军军装，打着绑腿、斜挎着手枪、英姿勃勃。在革命根据地，在自己人身边，他心情奇畅、精力旺盛。他当时主要分管报纸、出版社和北方局党校。他首先积极着手全面建立和健全华北各级宣传教育机构。当年北方局的《火线》就像一颗火种，如今已燃成熊熊烈焰。自1939年元旦起，《新华日报》华北版、北方局党刊《党的生活》、在敌占区发行的《中国人报》，以及配合当时中心任务的《前线》《解放》等报刊陆续发行、各区党委也在北方局的协助下创办和改进自己的报刊。《新华日报》华北版还自办印刷厂、自办发行、在敌人的扫荡中坚持刊发“战时版”、使党报成为华北敌后一面高扬的战旗。《新华日报》华北版于1939年元旦正式创刊、由北方局组建的党报委员会领导，实行社长总编辑负责制、。党报委员会由杨尚昆、彭德怀、左权、陆定一、傅钟、李大章、何云、陈克寒组成，社长兼总编辑是何云。华北分馆干部的组成除了《新华日报》总社和《中国日报》社的成员外，另一个重要来源便是延安抗大、陕北公学、鲁艺派赴太行抗日前线的一批文字和美术工作者，他们是我父亲于1938年冬天从延安带到太行山的。华北馆最初的馆址在沁县的后沟，1939年夏天日寇占领沁县后转移到武乡县的大坪和安乐庄村，大坪和安乐庄村处在太行山腹地的群山环抱之中。当时只有几位编辑记者，一合老掉牙的铅印机。他们在老乡家的院里挖了坑道，鬼子扫荡时、机器设备全部藏进坑道。扫荡期间没有条件出铅印版，就出油印版和战时电讯版。华北版创刊半年以后，北方局又决定所有华北版战报和新闻，用《华北新华社》的电头向延安新华总社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播发，尽管敌人扫荡不断、战事频繁，《新华日报》华北馆和《新华电讯》坚持出报，基本未中断。1942年春季，鬼子“围剿”八路军总部、社长兼总编何云和四十七位同志一起牺牲在辽县，就在此前一天，他们还坚特出了电讯战报。

（1975年，李大章调离四川前的全家合影）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父亲工作重点都在报社，和编辑记者们生活。战斗在一起，非常辛苦繁忙。他明确提出党报是人民的报纸这一观点，指示（新华日报）华北版要当好人民的“聪耳”“慧眼”和“喉舌”，他提出的办报思想是“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成中更尽其积极作用”，使华北版成为一张代表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党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凝聚抗日力量的旗帜。《新华日报》华北版首创全国性大报在敌后发行地方版，初期出版发行量就达二万份，一年后达到五万份，影响巨大。朱德总司令夸赞道：“新华日报一张顶一个炮弹，而且天天在和日寇作战。”北方局宣传部和八路军总政宣传部还创办了一批研究日伪现状的杂志，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采用铅印、雕版印和油印等方式出版发行，供各级军政领导和部队干部参阅。这种研究日本情况的杂志情报准确，特色鲜明，努力把握抗日战场的总趋势，发表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的文字，是战争中我军高层知己知彼、了解和研究日本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又贴近实际，直接为军事斗争服务，为各级军事机关、敌工部门提供敌情信息和反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林昶在《抗战时期的日本研究杂志》一文中，特别提到创刊于1941年5月的《敌伪研究》月刊，“创刊号采用了套色封面，画面是一柄放大镜下扛着旗子的日军，意为更切近、更细微地观察日本。其开篇就发表了八路军前总宣传部长李大章的文章《面对敌人，加强对敌斗争》，开宗明义的精辟阐述了办刊宗旨和斗争策略”。该文引用我父亲的话说：“对于敌伪的各种政策及活动，特别是关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做出有系统的研究和介绍，而且它将尽可能地收集各种有关敌伪材料，帮助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做为经常对于敌伪研究与对敌斗争的一种参考材料。”而《敌伪研究》这一类杂志的投稿者常常是当时八路军的高级军政领导人。在办报刊的同时，北方局宣传部有计划地组织大行教育出版社、《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以及后来成立的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发行革命书刊，包括马列主义书籍、革命理论书籍、文艺创作作品等等，仅两年就印发45万册。此外，还开办或与地方合办军政干部学校、通讯社、剧团等宣教文艺机构，加强对敌伪的宣传斗争，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在抗日根据地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的作者赵树理，在初出茅庐之时曾得到过我父亲的帮助和支持。赵树理是享誉中外的农民文学家。1943年，当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写出来后，并没有受到当时文艺界的重视，因为存在不同意见，书稿迟迟没能付印。后来由北方局党校校长杨献珍将稿子交给了北方局书记彭德怀，彭看后很喜欢，题词道：“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然后交给时任宣传部长的我父亲，他看到书稿后也非常欣赏。小说通过两个普通的农村青年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故事，普及反封建意识和争取民主自由的理想。写作手法上没有城市知识分子“精英文学”的味道，全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乡土语言，书中活跃着一个个生活在根据地的普通农民形象。我父亲将书稿交给太行出版社负责人杜毓云，让他立即付印，而且打破当时初版两千册的纪录，一下就印了两万册，很快销售一空。赵树理受到鼓舞，几个月后又完成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这次我父亲为他写了序言，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评论说：“这个中篇较之《小二黑结婚》更有收获，更有向读者介绍的价值。因为‘结婚’主要围绕农村青年争取婚姻自由来展开情节，而‘板话’则正面地直接地描写了当时正在根据地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在题材上更富有政治色彩，…”三年以后，解放战争拉开序幕，土地改革在全国推广，对赵树理直接描写翻身农民和农村巨大变化的作品，文化界有了很高的评价，甚至提出了“向赵树理的方向迈进”的号召。但在3年前，“最初的评论文章中，影响较大的是当时华北地区宣传工作负责人李大章的《介绍〈李有才板话)》”。这是现代许多赵树理研究者的共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木刻版画，是艺术与人民相结合的创举，在中国美术史上有浓思重彩的一笔。有人评价说：解放区的木刻画是20世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高峰，是中国版画艺术的经典。我父亲在太行山有一段时间和这些年轻的木刻艺术家生活在一起，以至于一直到晚年，闲眼时他都有兴趣将手中的小木块雕来刻去，有时变成一个精致的挖耳勺，有时是个模样拙朴结实的烟斗，在我眼中都可以和商店里的艺术品比美。这大约就是当年受木刻艺术家们熏陶的结果。1938年冬，党中央号召延安的干部到敌人后方去开辟根据地，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了一个木刻艺术团去前线，其中有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艺术家彦函、华山、胡一川、罗工柳等，他们的任务是一面举行木刻画巡回展，一面深入生活，丰富创作。同行的除了鲁艺的干部外，还有大批抗大、陕公的干部。这一支队伍的领队就是我父亲。据著名木刻艺术家罗工柳的回忆，这支队伍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老革命也有新干部，他们背着行李翻山越岭，一路高唱着抗战歌曲。东渡黄河到了晋西八路军一一五师驻地后，他们立即到附近决死队驻地去办画展、部队和老乡都很新奇，来的观众很多，但参观下来意见更多。他们带去的一二百幅木刻作品，一部分是延安的，一部分是从大后方收集来的。老百姓认为这些作品一是“没啥名堂”，没有吸引人的内容：二是不好看，对当时木刻艺术采用的欧洲技法看不惯。群众很热心，还提出好多问题：“为什么没有颜色？”“为什么没头没尾？”这些意见给艺术家们很大的启迪。罗工柳后来总结说：“走出小鲁艺，走进大鲁艺，到群众中去才能找到人民喜闻乐见的真正艺术。”工作团穿越敌人封锁线，翻过绵山来到晋东南的沁县后，沁县正开群众大会，他们又去会场周围布置露天画展。数九寒天，冷风嗖嗖，画展效果更不好。晋西和晋东南画展失败后，大家都很泄气，有人甚至想放弃巡回展的计划了。一天晚饭后，我父亲特意陪同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等总部领导到驻地来看望大家，给大家鼓劲。父亲希望大家真正用心去贴近群众，创造出工农兵喜爱的艺术作品。正是因为接受了群众意见，工作团的艺术家们开始创作木刻长篇连环画，有头有尾，在报上连载，受到群众喜爱。我父亲又让年轻的木刻画艺术家胡一川创作了《军民合作》等八套新年画，展现根据地人民参军、支前、织布、打鬼子等战斗生活的新内容，在技法上用民间年画的阳刻法搞水印套色木刻，老百姓喜闻乐见，效果出乎意料，很受欢迎。1939年腊月，工作团准备了一万张这样的套色木刻年画。我父亲很精明，对他们说：“不要拿去发送，这样老百姓以为是宣传品反而不稀罕。你们拿到市场去卖吧，价值一定会显现出来。”果然，在腊月甘三的集市上老百姓抢着买这些套色木刻新年画，不到三个小时，几千张年画便被抢购一空。有的老乡没有买到，跟着艺术家们走十几里山路到工作团驻地去买。这一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门上也贴着他们的套色本刻年画，彭德怀表扬他们说：大众化喊了多年，你们算是走出了第一步。 查看原文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