瞩目北京：从牌匾碑中发现清初名将与末代帝师的跨时空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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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五塔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金刚宝座塔东侧是祠墓石刻展区，展区内有墓碑、祠堂碑、记事碑等20多通石碑，其中一个宽约两米的石牌匾，颇为与众不同。

石材为上等的青白石，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匾芯内“兴记”二字端庄遒劲。一同参观的友人有的说笔体瘦硬遒劲，似黄庭坚；有的说笔画骨力沉雄，得欧体神韵。这块牌匾是竖着立起来的，大家凑过去，歪头细看，落款下镌两印，上阴文篆书“臣陈宝琛”，下阳书篆书“太保之章”，四框镌刻缠枝葫芦花纹。这块匾额竟然是清末代帝师陈宝琛题写的！

　　陈宝琛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人物，清同治朝进士，曾任职翰林院编修、侍讲及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陈宝琛早年直言敢谏，弹劾污吏，与张之洞、张佩纶、宝廷被誉为“清流四谏”。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仗势不守规矩，硬闯出宫，与午门护军争执互殴，慈禧偏袒肇事太监，要严惩忠于职守的护军，陈宝琛不畏权势，直言劝谏。最后终于使慈禧收回成命，将肇事太监责打三十大板，对护军从宽处理了事，这就是著名的“庚辰午门案”。陈宝琛后因1885年中法战争“荐人失察”，遭部议连降九级，从此闲居福建达25年，1909年复调京充礼学馆总裁。

陈宝琛重视教育，说教育乃立国之本。他被降职闲放家乡25年间，创办和领导了福建近代第一批大、中、小学——他出任福州鳌峰书院山长，参与办学活动。他与陈璧、林纾等人合力创设的苍霞精舍，是福建最早开办的新式普通教育学堂。还创办了以学日文为主兼学汉文的福州东文学堂，后经改组扩充为全闽师范学堂，又升格为福建优级师范学堂，他是首任学堂监督（校长），这是福建第一所培养中小学师资的师范学校。它是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陈宝琛创建了福建省的系列化师范学校，并为遍设全省的中小学作出重大贡献。 陈宝琛还首倡福建女子教育，支持其妻王眉寿创办福建女子职业学堂，招收女生学习。这所学校扩大后，改称福建女子师范学校，著名作家冰心曾就读于此。

陈宝琛在宣统三年（1911年），简授山西巡抚，未等上任，即改派为毓庆宫皇帝授读，与前科状元、当时的大学士陆润庠同为宣统帝的汉文老师。1919年2月进宫的洋文师傅庄士敦曾评论陈宝琛是一个“风度优雅迷人、精力旺盛”的师傅，溥仪对这位自己心目中的灵魂指引者和倚靠者也是欣赏有加。陈宝琛担任帝师，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是上书朝廷，请求平反“戊戌六君子”，并建议朝廷对他们予以褒扬。作为清朝老臣，陈宝琛始终坚守忠君之道。然而，他内心深信，若变法得以早日实施，或之前的变法得以坚持，大清朝必不至于如此颓废。然而，慈禧刚逝世不久，摄政王在处理此事十分谨慎，准备将其搁置一段时间。宣统二年（1910），资政院成立，陈宝琛上书《请昭雪杨锐等提案文》，公开为“戊戌六君子”平反。 在资政院全体成员签署的一份支持陈宝琛的奏疏压力下，载沣做出让步，传达消息给陈宝琛，称可在私下推动此事，不可公开发文通知各省。得知此消息，已是胜利。 各省很快开始陆续释放革命党人，此事震动了紫禁城。陈宝琛晚年依然忠心侍奉溥仪，然在民族大义上并非盲从，他通过书信、亲往长春面谏等形式多次劝阻溥仪勿当日本傀儡，溥仪不从，他只得隐居天津不再问世事。

陈宝琛一生历经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直至民国，其独特的人生经历、深厚的文化修养以及晚年铮铮不屈的气节风骨，不禁让人肃然起敬。近代历史大家蒋廷黻评价他说：“虽非洋务派但不反对洋务事业，虽主张‘中学为体’，但并不排斥西学。他不仅主张中西学问相能，新旧文明相益，而且在倡导西学、引进西技方面躬亲实践、殚精竭虑。”

陈宝琛政治上的成就很高，他另一项为人所知的突出特长就是书法。他的书法被时人誉为“伯潜体”，其书法作品主要融合欧阳询、柳公权、黄庭坚书法的诸多特点，从而形成独树一帜的书法造诣，在清末民初的书法界自成一家。

老北京的买卖，绝大多数都会请名人题写店名匾额，六必居酱菜园匾额由明代宰相严嵩题写、宝古斋匾额由清代帝师翁同龢题写、盛锡福帽店匾额由吴佩孚题写……这些匾额是京城深厚文化底蕴的一部分。眼前的这块“兴记”牌匾，是京城哪家店铺的呢？现在为什么被放在博物馆里展出呢？

　　转到匾额背面，竟然打磨光滑，边框雕刻有云龙纹，刻工精细，造型优美，隐隐约约能辨认出“太子少保、阿思哈尼哈番、拖沙喇哈番、康熙四十年”等字样，而且是满汉合璧，满文居左、汉文居右。旁边的文物说明牌道出了原委。原来这是清初名将孙思克的诰封碑，碑文主要内容为墓主人孙思克的官职官衔、姓名、生平和任职经历，以及立碑时间。

诰命又称诰书，是皇帝封赠官员的专用书体。封赠官员首先由吏部和兵部提准被封赠人的职务及姓名，而后翰林院依制撰拟文字，经内阁诰敕房核对无误后，加盖御宝颁发。诰封碑是将官员所得诰命镌刻于石碑之上，以光耀家族，昭示后人。

一通石碑通常要由三块石头组合而成，碑额和碑身由两块石板镶嵌而成，下部是碑趺碑座。现如今孙思克诰封碑龟趺、碑身额首以上部分都已无处可寻，因人为裁截凿磨，仅剩多半截碑身，宽1.14米，厚仅0.24米。康熙朝《大清会典》明确规定：“本朝定制，诸王大臣，以及文武职官，俱有造坟立碑之例。”康熙十八年（1679年）议定：“一品官员石碑，螭首，高三尺；碑身，高八尺五寸，阔三尺四寸；龟趺，高三尺六寸。二品官员石碑，麒麟首，高二尺八寸；碑身，高八尺，阔三尺二寸；龟趺，高三尺四寸。”孙思克诰封碑碑身宽1.14米，约折合三尺四寸，按此推算，此碑应为螭首龟趺形制，通高5.03米。

朝廷立碑，所选的石质较好，官方使用最多的是上等的青白石，质地洁白、细腻坚韧。晚清时期，社会动荡，很多文物古迹遭到损毁破坏，尤其是材质优等的文物，孙思克墓地的石碑，想必就是在这一时期遭到损坏。

“兴记”是北京东四钟表店字号，估计当时钟表店要求时间紧迫，工匠一时石料难寻，遂将孙思克诰封碑去掉碑首和碑座，碑阴磨掉一层，刻写了陈宝琛题写的“兴记”，改作匾额，悬挂于东四钟表店门楣之上。现在仔细观察，碑身还能明显地看出切割打磨的痕迹。所幸碑阳刻字未被磨去，虽有多处漫漶，大部分依然能够识读。1976年，牌匾被征集到文物部门，后调拨至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即五塔寺所在地。

　　孙思克一生颇富传奇色彩，就连一些文艺作品也会涉及他，金庸先生在武侠小说《鹿鼎记》中曾提及。书中的主人公韦小宝在驸马府结拜了四个兄弟，分别是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和孙思克，即“河西四将”。孙思克骁勇善战，自幼从军跟着多尔衮，后又跟着阿济格和多铎征战南北，几乎参与了清军入关之后的所有战斗，在平定三藩之乱、征讨准噶尔中立下赫赫战功。孙思克从康熙二年（1663）任甘肃总兵，驻守凉州（今武威），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去世，在凉州驻守了38年。其在剿灭叛臣王辅臣、维护西北稳定的过程中，功勋巨大，为镇守西北边防、保境安民做出了重要贡献。

康熙帝召见孙思克时，命他坐在御榻右侧，赐御书“雄镇秦关”绫匾，以表彰他镇守河西三十余年的功劳，并手书五言律诗一首赐之，褒扬孙思克的军功和威望，诗云：

天讨恭行日，军威战捷时。

列营张犄角，扼吭有偏师。

立见穷追尽，能承节制奇。

鹰扬资远略，宿望在西陲。

据《清史稿》载：“圣祖（康熙）第十四女，贵人袁氏生，和硕悫靖公主，康熙四十五年下嫁孙承运（甘肃提督，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孙思克子，袭爵，散秩大臣）。”因为孙思克战功赫赫、年高有德，康熙将皇十四女和硕悫靖公主下嫁其子孙承运，和硕悫靖公主是康熙朝唯一嫁给汉军旗人的公主，可谓皇恩浩荡。

康熙三十九年（1700），孙思克因病乞求退休。康熙帝派医官前去探视，让他留职养病。不久，孙思克病逝，灵柩从甘州至潼关，沿途军民哭泣相送。史书上记载：“思克战功微不逮，而惓惓爱民，可谓知本矣。”这句话说明孙思克不但是久历疆场的将军，还是勤政爱民的好官。康熙帝闻状，叹曰：“使思克平昔居官不善，何以得此？”追赠太子太保、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一等男兼一云骑尉），赐谥“襄武”。

为纪念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凉州人民还在海藏寺、城东门外两处专门建造了孙公祠，以志纪念。武威柔远驿曾立有孙思克将军碑，清道光二十二年八月，林则徐去新疆路过此地，听到有孙思克的碑，称赞道：“思克者，康熙间名将也。”

雍正八年（1730），雍正帝兴建贤良祠，孙思克的灵位被安放在祠中。乾隆四年，乾隆帝定封孙思克为一等男。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帝又将孙思克的爵位定为世袭罔替。

清王朝上承元明之制，实行行省制，根据“冲繁疲难”制度，在各省冲要关口派驻八旗、绿营以弹压地方。有陆疆防御任务的督抚制行省中，甘肃驻防绿营兵额最多。在打击南明残余势力和大顺、大西农民军与平定三藩过程中，绿营将领崭露头角，抚远大将军岳钟琪、河西四将中的王进宝、赵良栋、孙思克都是甘肃人。联姻、封爵、召见、赐赏等，是康熙帝对绿营汉臣孙思克的特殊恩典，加强了绿营将领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从而巩固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促进了社会发展，体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民族关系处理上的高明之处。

这样一位名将，他的墓冢理应得到很好的保护。无奈政局动荡、社会混乱，造成断壁残垣，使他的墓碑残破、流落民间，最终成为商号牌匾，好在有名师字迹刻录于上，也算对骁勇将士的安慰。

　　碑刻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载体，它因墓主人的身份和事迹而产生，又因碑文的撰写者和题写人而传之久远。这通石碑，碑阳记录了孙思克在平定三藩之乱、征讨准噶尔中立下的赫赫战功，碑阴则是末代帝师陈宝琛题写的留传至今为数不多的匾额，因缘际会，斗转星移，三百年之后，孙思克与陈宝琛，意想不到地发生了一段跨越时空的交会际遇。半截残碑有幸保存下来，静静地矗立在碑林之中，无声地诉说着它的精彩、它的荣耀、它的新生，它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