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锁茅檐的永夜

我从战场走来

文/图:我从军营走来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转瞬间，故乡的亲人们渐次离世，记忆中的那年春天，却迟迟不肯到来。腊月廿三，胶东半岛的天空飘起了细碎的雪粒子，轻轻打在茅草屋的屋顶，发出沙沙的声响，恰似无数春蚕啃食桑叶。我家的茅草屋，坐落在村口东面鸭子湾的第一户，屋顶的麦秸早已泛黑，而最上面新铺的一层金黄麦秆，在白雪映衬下格外鲜亮。茅草屋的屋檐低垂，我自小没有祖母，记得后祖母总要弯着腰才能进出。屋檐下挂着几串红辣椒与玉米棒子，被冻得硬邦邦，在风中轻轻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土墙由海边挖来的黏土夯成，掺杂着碎麦秸与蛤蜊壳粉，墙面裂开几道深浅不一的缝隙，最大的一道从门框一直延伸到西墙角，能塞进我的小拇指。后祖母用旧棉絮和着泥巴糊了又糊，可每到三九寒天，冷风依旧从缝隙里钻进来，在屋里打着旋儿。

我的父亲，曾是一名英勇的八路军战士。

那扇门，是祖上传下来的老榆木门，门轴被岁月磨得锃亮，开关时发出悠长的"吱呀——"声。门板上留着各种痕迹：我六岁时用镰刀刻下的"忠"字，堂弟弟摔跤撞出的凹痕，还有那年闹饥荒时，小叔叔用门板抬后奶奶去镇上瞧病留下的汗渍。门槛被磨出了半月形的凹陷，祖父说那是他年轻时每天扛着渔网进进出出磨出来的。屋前的仁杏树，是曾祖父光绪年间栽下的。树干粗得要两个大人才能合抱，树皮是深褐色的，裂开成不规则的方块，摸上去粗糙得像老渔民的掌心。树干朝南的一面有道长长的疤痕，那是民国三十一年台风天被刮断的树枝留下的。疤痕周围的树皮扭曲着，像一条蜈蚣爬在那里。

腊月廿四，家家户户开始扫尘。后祖母系着蓝布围裙，头上包着白毛巾，踩着凳子清扫房梁上的蛛网。我和小弟负责擦拭供桌上的铜烛台，那是后祖母的嫁妆，擦亮了能照见人影。小叔在院子里劈柴，斧头落下时，木屑四溅，带着松木的清香。仁杏树下堆起了高高的柴垛，树影投在上面，像一幅水墨画。小年这天，村里飘起了蒸饽饽的香气。母亲天不亮就起来和面，面团在瓦盆里发酵，鼓得像个小山包。蒸笼一揭开，白雾腾起，模糊了窗上的冰花。我最爱看后祖母给饽饽点红，她用筷子蘸着洋红，在雪白的饽饽上点出梅花状的图案。后祖母总是把第一个饽饽供在杏树下，念叨着："老伙计，也过个肥年。"

作者和父亲

除夕那天，雪停了。小叔带着我和小弟贴春联。熬好的浆糊冒着热气，刷在门框上很快就结了层薄冰。春联是请村里王先生写的，红纸黑字，墨迹还未干透："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仁杏树也披红挂彩，小叔在最高的树枝上系了条红布，说是给树戴的红帽子。守岁的夜晚最是难忘。炕烧得滚烫，祖母把炒熟的花生倒在炕席上，哗啦啦像下了一阵雨。油灯的光晕里，祖父用粗糙的手指摩挲着仁杏树的影子——那影子透过窗纸映在墙上，枝丫的轮廓随着灯焰轻轻摇曳。他说这棵树比他还要大二十岁，说他小时候常在树下听曾祖父讲《三国演义》。

子时一到，小叔带着我去树下放鞭炮。雪地映着月光，亮如白昼。鞭炮炸响时，惊飞了树上栖息的麻雀，红色的纸屑纷纷扬扬落在雪地上，像散落的梅花瓣。后祖母把第一碗饺子汤浇在树根处，热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升腾，转眼就凝成了白霜。

正月初一，王阿婆来拜年。她穿着崭新的蓝布棉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抹了桂花油，老远就能闻到香气。她坐在杏树下的石凳上，从怀里掏出个红纸包，里面是自家炒的南瓜子。她说这棵杏树有灵性，民国三十六年闹饥荒时，就是这树的杏子救活了半个村子的人。

如今，茅草屋早已不复存在，原地立着贴了白瓷砖的二层小楼。仁杏树也不见了，只留下个树墩，年轮密得数不清。去年清明我回去，发现树墩旁冒出了株新苗，嫩绿的叶子在风中轻轻颤抖。邻居说这是老树根发的芽，这些年冒过好几次，都被当杂草拔了。王阿婆的孙子告诉我，老人临终前还念叨着要吃仁杏树结的杏子。可那时老树早没了，他跑遍县城也没买到，最后在邻村讨来几个野杏。王阿婆尝了一口，摇头说不是这个味儿，那杏子该是带着海风的咸，混着柴火烟气的香才对。

今年春节，城里禁了鞭炮。我站在阳台上，望着远处零星的灯火，突然想起那个遥远的除夕：祖父在树下扫雪的身影，母亲糊窗户时呵出的白气，还有后祖母用杏干熬的那碗止咳汤的滋味。这些记忆就像仁杏树最后的叶子，在时光的风中一片片飘落，最终化入泥土。只有荣成湾的海风依旧，年复一年地吹过这片土地，带着咸腥的气息，把往事一点一点风化。而那个会在雪地上画梅花脚印，会爬上树摘杏子，会蹲在灶前偷吃年糕的我自己，也随着老屋、古树和亲人们，永远留在了1966年的冬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