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口保健站的岁月记忆

合营

文字：合 营

校正：豆包AI

图片：即梦AI

　　一眨眼我已古稀，两鬓霜雪浸染，脊背也渐有岁月的弧度。虽已退休十年，但往昔工作中的画面总会不自觉地在脑海中浮现。44 年工作的点点滴滴，如刀刻般深深印在我的脑回里，任时光如何冲刷都难以磨灭。在这些记忆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通二矿井口保健站做急救员的那三百多个日夜。

也许因为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带着初入职场的青涩与憧憬；也许是那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既平凡却刻骨铭心。这段经历如同窖藏的老酒，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香。

　　那是 1972 年 4 月 4 日的下午，在峰峰矿务局中学门口，我们两个大班第 3 小组的 20 名同学，登上了一辆通二矿派出的大客车，驶向当时被称作峰峰矿务局第三医院的通二矿医院，由此开启了我们人生的新篇章。

　　大客车沿大路南下，经市区右拐至彭城，而后北行来到鼓山的西侧。车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颠簸着，窗外不时掠过几座高高的煤矸石山和鳞次栉比的矿工家属区。一路上，同学们沉默无语，既没有成为医务人员的骄傲，也没有参加工作的兴奋 —— 因为我们离开了习惯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仿佛被 “抛” 到了一个陌生之地。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人生工作的第一站：通二矿医院。

　　第二天，分配结果揭晓：潘晓亮分到了放射科检查室。

　　杨金忠、范新民、武香云、牛英然被分至门诊药房。

　　张健康去了耳鼻喉科门诊；孙晓峰进了手术室。

　　周尚贵、郑晓梅、王小利三人到小儿科病房；王玉瑛、李保香、陈淑兰、侯亚峰被安排到内科病房；李竹海、陈天恩、李风芹、孟玲前往外科病房。

　　同学们所分配的科室都在医院本部，而我和张国民却被分到了距医院足有 2 华里的井口保健站。

　　那时的分配结果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个谜（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没有走后门的暗箱操作，也没有托熟人的人情往来。命运的齿轮就这样将我和张国民推向了井口保健站。多年后，我常和老同学们打趣：“你们瞧，当年长得好看的都在医院各科室风风光光，唯有我们两个‘歪瓜裂枣’，被扔到井口保健站！” 我的第一份工作，便这样开始了。

　　前不久，我忽然想写一篇文章记录这段往事，打算找几张图片还原当时的环境，却得知井口保健站早已拆除。

是啊！数十年过去，当时偌大的矿井关闭，工人外流，保健站自然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尽管如此，那些记忆仍时不时在脑海中浮现。能否再现当时的场景呢？我想到了即梦 AI。

　　说干就干，我打开即梦 AI，输入印象中保健站工作时的一切：换药室内，消毒缸中的止血钳和手术剪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缸口还凝结着些许褐色药渍；值班间墙上，下井时穿的工作服和安全帽沾满了洗不净的煤灰……

随着即梦 AI 进度条缓缓推进，那些被时间尘封的细节在像素点中重组，一张张承载着岁月温度的图片随之生成。恍惚间，我仿佛又站在了那个熟悉的井口保健站室内，听见换药时金属器械与消毒缸的碰撞声，看见我们为受伤矿工处理伤口时的专注模样，空气中似乎还飘散着来苏儿、酒精和碘酒的独特气息。

　　来到通二矿医院的第二天（4 月 5 日），我们便前往井口保健站。我早已记不清是谁带着我和国民，又是通过哪条路来到这里的。但我永远记得，在那里我见到了我的师傅 —— 王有发。师傅中等个头，黝黑的面庞，留着中分背头，40 岁左右的年纪，一笑起来眼角就堆起细密的皱纹，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让人不自觉地想要亲近。

　　犹记得第一天跟着师傅值班，一位刚升井的工人急匆匆跑来，安全帽上还沾着细碎的煤渣，原来他的手受伤了。师傅二话不说，迅速将他带到换药室坐下，便开始进行一系列处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师傅的每一个动作：他先用镊子夹起生理盐水棉球，清理伤口上的煤粉末，而后消毒、包扎。包扎完毕，又套上一个橡皮指套，并叮嘱工人洗澡后再来换药。我在一旁看得入神，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些技能学到手。从那天起，我便跟着师傅一同上下班，并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处理小伤口、换药及肌肉、静脉注射等工作。

　　我和国民虽然被分配到通二矿井口保健站工作，但仍和同学们一同住在通二矿医院东侧坡上的平房里。那平房虽简陋，却承载着我们无数的欢声笑语。每当夜幕降临，大家围坐在一起，分享着一天的工作趣事，疲惫也随之消散。

　　每天上班前，我们总会提前 20 分钟前往井口保健站。通往保健站的路有两条：一条是位于庄稼地里的宽 1 - 2 米的土路，不到 20 分钟的路程走完，鞋面上就会蒙上一层黄黄的尘土。初春时节，泥土里混杂着还未完全腐烂的秸秆，一脚踩下去，松软又带着些倔强的阻力；夏季，路旁的野花肆意绽放，红的、黄的、紫的，在微风中摇曳生姿；秋季，玉米秸秆一人多高，密匝匝地织成青纱帐，晨光斜斜地穿透叶片，在小路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我踩着露水疾行，裤脚沾满草屑，听着四周沙沙的响动，恍惚间真有一种打游击的感觉；冬季，白雪覆盖了小路，一脚一个深深的脚印，凛冽的寒风呼啸着掠过耳畔，却也有着别样的宁静与壮美。

　　另一条是坡度较大的柏油路，这条路需穿过工人村，跨过铁路方可进入厂区。这条路有些远，一般来说唯有骑自行车时才经过此路。

　　井口保健站坐落在通二矿南北主路的西侧，路对面稍南不远处便是直井井口，高大井架上的升降机不停地运转，运载着煤矿工人深入井下劳作。稍北不远处则是三层的机关大楼，站在保健站门口，便能看到忙碌的人们匆匆进出。

　　井口保健站是位于机关楼与升降井口对面的一排青砖平房，两扇对开的木制大门一侧，挂着褪了色的 “井口保健站” 木牌，被岁月磨得失去了光泽。这所小小的 “井口保健站” 真是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诊室、换药室、手术室、药房等设施一应俱全。推开斑驳的木门，消毒水的气息扑面而来，白色的墙上混杂着些许煤黑，诊桌、就诊椅虽旧但被擦得干干净净。手术室虽小，无影灯却擦得锃亮，每逢紧急情况，这里便成了与时间赛跑的战场。

　　那时通二矿的生产形势极好，井口保健站人员配备也十分齐全，像极了一个小小的医院。站长陈风和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庞，总是穿着浆洗得笔挺的白大褂，和蔼可亲地对待每一位前来就诊的患者；医生李志恩文质彬彬，一副学者派头，笑起来眼睛眯成月牙，说话轻声细语；医生姚保有黑黑瘦瘦的，是医生中年龄最长的一位。

　　说起李志恩医生，我还记得一件事。刚上班时我又黑又瘦，便向他请教如何能胖一些。只见他右手端着一个大大的搪瓷杯，笑着对我说了三个字：“多喝水！” 当时我很相信他，因为他毕业于中医学院，医疗水平也很高（至少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

　　还有一件事使我记忆犹新：有一天，保健站突然接到电话：“调度室主任胡福海心前区疼痛，要求医生前往就诊。” 李志恩医生马上赶了过去。后来听说，胡福海主任当时患的是急性心梗，按照李医生 “就地抢救” 的医嘱，胡主任最终转危为安。

　　药房的工作人员是王少英，她总是扎着干净利落的发髻，在她的打理下，药柜整整齐齐，每一种药品都装在贴着工整标签的橱柜里。

　　新来的急救员有三人，张国民、李增科和我。我的师傅是王有发，笑起来眼角的皱纹里都藏着故事；国民的师傅贾运海，高高的个子，性子爽朗，说起话来嗓门洪亮；与我们先后脚来到保健站的李增科，他的师傅是杜巨发，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格外细致。

　　李增科，矮矮的个子，年龄比我们大一些，是个很热情的人。有一天，他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一把理发推子，我也没顾他的手艺如何，就让他给我理发。没一会儿，他的 “劳动成果” 出来了 —— 我软软的原本不多的头发几乎没了，成了一个光光头。

　　也不知师傅们手把手带了我们多久，一周还是三周？我们三人便开始单独值班了。起初，我心里直发怵，尤其是单独值夜班时，总是担心误了工伤的抢救和伤口处理。可真站在伤者面前，那些跟着师傅反复操作的动作竟像刻进骨子里般自然。

　　说实话，急救员的工作相对简单，除了下井值班，井上的工作也就是处理简单的皮外伤，打打针、换换药。稍微大一些的伤口需要清创缝合时，基本上都是医生们在简易的手术室进行，我们只能打下手。看着医生们戴着口罩，手持器械专注操作的模样，心里满是羡慕。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又过了些日子，在师傅们无数次的示范和耐心指导下，我们几人终于学会了伤口清创、缝合以及常见病的治疗。当我第一次独立完成清创缝合，看着患者伤口被处理得整齐干净，那种成就感难以言表。

　　煤矿工人在数十米的井下工作，难免会磕磕碰碰，脸和手的损伤尤为常见。一般的皮肤擦伤，那时就抹一抹红汞。红药水抹在伤口上，像一道小小的火焰，既带着微微的刺痛，又仿佛在给伤口注入力量；深一些的损伤则用注射器吸取生理盐水清洗，看着伤口混着煤黑的污物被一点点冲净，心里才稍稍踏实，而后洒些消毒药粉予以包扎。需要缝合时，我们则进行手指的阻滞麻醉，每一次推注麻醉药，都要确认准确位置，以便达到麻醉效果，减轻患者的痛苦。

　　我记得当时有一种喷剂名为 “氯乙烷”，每当矿工磕着碰着引起局部肿胀时，喷上此药马上就能起到短暂的止疼效果。

　　有一段时间，为了更及时地抢救井下伤员，我们曾在井下值班。下井时，我们手提简易担架，肩背装有急救物品的急救箱，乘罐笼来到数十米的井下。

　　走出罐笼不远，便来到了井下泵房。井下泵房的主要功能是排水，巨大的多台排水机组工作时声响巨大，用 “震耳欲聋” 形容毫不为过。泵房的工人在忙碌着，我只好一个人待在无人打扰且有电话机的角落，躺在一块斜架起的木板上。耳边是永不停歇的机器轰鸣，身下的木板随着机器震动微微发颤。

　　保健站的工作远不止包扎伤口、处理工伤，工人们但凡有点头疼脑热、蚊虫叮咬，都会来我们这儿。记得某个闷热的午后，一位满脸胡茬的工人撩开纱门，咧着嘴直叫唤：“小李，快帮我瞅瞅，这蚊子叮的包跟小山包似的，痒得我整宿睡不着！” 他伸出胳膊，手背处果然肿起一个蚊虫叮咬的红包。我忽然想起师傅说过氨水能止痒，于是便在药柜里寻找。

药柜里并排摆着几瓶 500 毫升的玻璃瓶装液体，透明的瓶身映着窗外的阳光，浅黄、无色的液体看上去都差不多。我拿下一个瓶子，拧开盖轻轻闻了闻，可惜那天我正犯着严重的感冒，鼻塞得厉害，什么气味都闻不着。心急之下，我索性把瓶口怼到鼻尖，“轰” 的一声，一股尖锐的刺激性气味直冲进鼻腔，脑袋瞬间嗡嗡作响，眼泪鼻涕跟着狂飙，原本堵着的鼻子反倒 “通” 了，却通得头晕。我一边揉着眼睛擤着鼻涕，一边拿起蘸有氨水的棉球给矿工涂抹。

　　在保健站的日子里，最庆幸的是和国民成了莫逆之交。虽说我们分属不同班次，但宿舍里的共同生活、交接班时的匆匆寒暄以及回峰峰的路上，总能让我们找到聊不完的话题。

有天我值夜班，耐着炎热躺在值班室的硬板床上迷迷糊糊时，突然 “叮铃铃 ——” 电话铃炸响，我一个激灵从床上弹起，心脏狂跳着抓起听筒，就听见那头传来故意压低的男声：“喂，我是调度室李合军......” 尾音还没落下，听筒里就溢出憋不住的笑声。我一下子松了口气，对着话筒笑骂：“国民你个混球，大半夜的想吓死人啊！” 窗外的月光斜斜切进窗台，把我们的笑声碎成一片银亮的光斑。

　　说实话，值夜班时最怕听见电话响，那铃声像悬在头顶的手术刀，总让人神经紧绷。可说来也巧，或许是我待的时间短，或许是命运格外眷顾，我在保健站的每个夜班都格外安宁。电话始终沉默着，急救箱也没被拎出过一次，连窗外的蝉鸣都显得格外慵懒。直到多年后和老同事聊起，才知道那些宁静的夜晚有多难得 —— 有人曾在雨夜背着担架狂奔至井口，有人曾在巷道内随着工人疾走狂奔，而我的夜班，竟成了记忆里一片柔软的空白。

　　时隔数十年，如今坐在书桌前回想，竟怎么也记不清在井口保健站到底待了多久。是整整一年，还是不到三百天？只记得中途还去姚庄医院注射室替过班、去拔剑井口值过班。

　　四千多个日夜过去，44 年工龄里的这短短一段，却像块焐热的石头，始终沉甸甸地压在心底。那些被红汞染成玫红的伤口、氨水呛人的气味、夜班时滴答的钟表声，还有国民恶作剧时憋笑的表情，早已刻进骨头缝里，成为这辈子最鲜活的 “职场第一课”。

　　时光啊，你跑得比罐笼还快，却终究没带走那些带着煤灰味的温暖。每当路过药店看见碘伏瓶，或是闻到一丝若有若无的氨水味，恍惚间就会看见年轻的自己站在药柜前，阳光穿过纱门的格子，在白大褂上织出一片晃眼的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