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存沛 云南省文联“文革工作组” 百日亲历记

刘拉美

开头的话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宣告了文革的正式开始。同年6月上旬，作为云南大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的我，突然接到校长办公室通知，要我到云南省文联报到，参加“文革工作组”工作。就这样，从报到之日开始，到是年9月中旬主动离开为止，我前前后后在工作组待了大约一百天左右的时间。

期间，亲眼目睹了一个个光怪陆离的景象，亲身经历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场景，亲自见证了“革命小将们”和“被革命者们”匪夷所思的诸种表现，对于待出茅庐的我来说，不啻上了一堂史无前例的政治课而留下永久的记忆。

许多年以后，每当回首往事，忆及当年，我总有一种要把这些渐行渐远渐无书的历史瞬间记录下来的冲动。2015年12月，在著名作家汤世杰、范稳的鼓动下，我开始做了一番收集资料、列出重点的工作，将其存入电脑备忘。随后一思量，便生了些顾虑，一是文稿内容在出版和发表的禁区之列，得慎重考虑；二是深怕一旦言辞不准，事欠准确而引发当事者后人的误解和不快，为此就暂时搁置了。

没想到这一晃就是十年。今年早春二月，在应忘年交朋友范稳所托，写成《道是无名还有名——忆王琳表姨》一文之后，我便复生了把这段文革经历书写成文，以免青史成灰的意念。且不说这是我踏入社会之前上过的最大一课，是五年求学生涯的最后一课，值得一记，更何况在当事人和工作组成员风流云散59年后的今天，能来写这段旧事者，舍我其谁？而于本人而言，是重要档案之一，值得收藏；于省作协而言，它可作为内部资料保存，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作用。如此想来，于是立马行动，一天写一点，集腋成裘，遂有了这篇文革亲历记小文。

上世纪60年代省文联大院的模样。一楼中间是工作组的会议室，二楼最右边是任大卫的办公室兼卧室，与之毗邻的，是罗占文的，与罗毗邻的，就是我的。

从云大钟楼南向眺望，翠湖尽收眼底，省文联大院就在图片左下方，可见工作组住过房间的一角。（杜天荣摄）

打着赤脚去报到

1966年6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我打着赤脚，正在位于园通山西麓的校外农场，和全班同学一道薅包谷，突然一个声音从农场西边传来：“刘存沛，校长办公室通知你去一趟，有任务安排。现在就去！”闻得此言，我立马放下手中的锄头，一路小跑，进到校园，直奔会泽楼而去。

当上得二楼，向叫不出大名的校办主任表明身份后，他马上就表明召我而来的原因。说是省委派驻省文联的文化革命工作组跟学校联系了，希望学校派两名应届毕业生支持他们一下，因为工作组都是来自部队的，自称都是些大老粗，为了方便跟文人们打交道，需要学校支援两名大学生。

校办主任接着说，经过我们研究，决定在中文系和历史系66届毕业生中挑选，中文系就是你，历史系是一位姓马的同学。你现在就拿着学校的这封介绍信去报到吧。

省文联就在学校大门对面，翠湖北路1号，与学校一路之隔，是为近邻。介绍信在手，我很是欣然，便快步走出会泽楼，顺着95级台阶，一口气朝下颠完，然后穿过马路，径直跑进了文联大门。

油画：《省文联故居窗口》1959

取自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刘傅辉画集》

坐拥雅室独一间

进得文联大院，朝右手边一看，工作组正在一楼正中的一间敞开的屋子里开会，清一色的军装在身，只是不戴军帽。看见我的到来，军官们全都把目光朝向我，其中的一位立马起身来迎接。他笑嘻嘻地看过介绍信后，说一声请跟我来。我于是跟随他上到二楼，沿走道朝东走过几个房间后，他指着其中的一间说，这就是你的办公室了，那现在你就把铺盖和洗漱用具搬过来吧。

当我返身回校，爬着95级台阶时，方才发觉我竟然没有穿鞋，心里顿觉好笑，可也没有什么愧疚，因为家境过于贫困，少穿鞋是为了省钱，不穿鞋去报到，只是一种无意识表现罢了。

许多天以后才知道，我那天打赤脚报到，第一面就给工农出生的军官们留了个极好印象。趁我回云大拿铺盖，他们就议论纷纷：没想到当今的大学生会打赤脚，没料到盼来的竟是一个面孔黧黑、身材不高、体格健壮、朴朴实实的年轻人，而不是文质彬彬的书生，由此亲切感立马顿生了。难怪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对待我，个个都是一副笑脸相迎。

就在我把铺盖、脸盆、牙膏牙刷从映秋院宿舍搬来安顿好之后，方才细细打量起这间属于我一个人的办公室。这房间与大楼的其他房间一样，南北朝向，面朝翠湖，背靠云大，面积约在30平米左右。室内除床和办公桌椅之外，没有其他设置。临南窗而立，可看到翠湖的迤逦风光，窗下就是我的办公桌，上面早就摆好了发给我的办公用品：钢笔一枝、墨水一瓶、笔记本一本。身在这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的场所，用“窗明几净”来形容，恰如其分，虽然没有卫生间，但比映秋院的学生宿舍好多了——这是此生第一次拥有的独立办公室。

想到我即将在这里和文革工作组的军官们共事，心里很是激动：我可是得好好干啊。

任大卫组长布置任务

一切安顿好之后，任大卫就笑眯眯地从隔壁他的房间过来跟我谈话了。任大卫是一副白面书生的样子，标准的文职军人形象，中等个子，但总显得有些柔弱之态，说话轻声慢气，和蔼可亲。

他先向我介绍工作组，说这是省委派来的，任务是帮助和指导省文联搞好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驻云南省文联后，已将全体职工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好的”，第二类是“比较好的”，第三类是“有严重错误或问题的”，第四类是有“敌我矛盾需打倒的”。

然后道明，之所以请你来工作组，就是要你以云大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参加工作组来做文字工作，具体说来就是看第三、四类人的档案，做小组学习讨论会的记录和谈话记录，批斗会可以不参加。

他说话不多，时间不长，简明扼要，十分干练，显出军人作风。

末了，他还顺带告诉我，来我们工作队工作不用交伙食费的，一日三餐，吃文联伙食团，就是工作餐。这让我又平添了几分快活。

通过他的介绍，我才知道这是一支由昆明军区炮四师军官组成的工作队，成员总共7位。作为组长的他，是昆明军区文化部部长，副组长罗占文，是炮四师政治部主任，其余5位都是营团级军官，加上我们两个大学生，工作组一共由9人组成，是所谓军民合成的一支革命队伍是也。

关于看作家、艺术家们的档案一事，记得任大卫特别强调过，说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个个都有问题，只是问题多少、大小不同而已，其中说不定有牛鬼蛇神，要我仔细看好了，慢慢看、细细看，发现有可疑之处就记下来，汇报给工作组。

经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这是我党搞运动惯用的手法，文革也不例外。只不过我是有生以来头一遭以革命的名义，看名人的档案而已，觉得很是新鲜。

就这样，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便埋首于一件件档案的故纸堆中去了。

这里顺带讲一件令我不解的事：就是任大卫组长、罗占文副组长自始至终，就是不告诉我云大历史系来的那位姓马的同学住在哪个房间？接受什么任务？反过来，他们也没把我的情况告诉马同学，因此我和马同学从未在文联大院里相遇过，只在罗占文召我两去他办公室谈话那一次见过一面。这可是一个谜，当时无解，现在更无解。实际上，我当年也不想知道，只顾自己的工作。否则会开口问的，毕竟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应该互相熟悉才对。

接下来的时间证明，我和马同学作为工作组的成员，是不需要参加工作组的任何运筹帷幄会议的，只负责完成分派的任务，仅此而已。

洛汀“有特务嫌疑”

任大卫组长分派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看洛汀的档案。档案是他亲手交给我的。记得他说过，有群众揭发，洛汀有特务嫌疑，他的经历很复杂，好多事情讲不清。你就好好地看他的档案吧。记住，要把发现的疑点和问题记下来。

我于是开始看洛汀的档案，一件一件的看，一页一页的看，边喝着茶水边看，一天接一天的看，跟着档案回到那些既陌生又略有所知的历史风云中去。

凭我这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水平和能力，倾注饱满的精力，带着问题看那些发黄的卷宗， 经过几天几夜的努力，到头来是一无所获，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此前，我对洛汀略有所知，但不知其详。通过这么一看，反倒知道了他的诸多情况。

他是一位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作家、记者、编辑：1938年参加浙西抗日游击队，历任《怒火文艺》《战地》《新诗源》编辑，《青年报》《正气日报》主编，《中国新报》副刊《新文艺》主编，第二野战军四兵团新华社编辑、记者，《国防战士报》编辑，《边疆文艺》评论组组长。

他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第一夜》(合集)，《远离北京的地方》《清凉世界》等。《云贵高原的春天》获云南抗美援朝散文奖、西南军区文艺检阅大会散文奖。

这么一位很有作为，很有成就的作家，敬重都来不及，怎么可能是混入我革命队伍的特务？这不叫空穴来风叫什么。这是我看过档案之后的感受和结论。但当年我不这样报告，只是说，已仔细阅完全部档案，我没发现什么问题了事。

砸烂协会名牌

就在我全神贯注看洛汀档案的日子里，文联大院的造反派们做出了第一个公开的革命行动——砸烂各个协会的名牌，以此作为对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响应。

那是6月下旬的一天，一个晴朗的上午。我正在看洛汀的档案，任大卫突然过来通知我：“小刘，文联的造反派们今天上午有个革命行动——要砸掉挂在大门口的那几个协会的名牌。你代表工作组下去看看，以表示支持。 ”

闻得此言，我立马收好档案，快步下楼。刚走到大门口，就看见四五个年轻的造反派聚在一起，其中有一个抡着个8磅大锤，正在琢磨着怎样把那些牌子一下子砸下来，以及先砸哪个牌子。

他们看到工作组来人来了，就立即开始行动。于是乎，史上空前的一幕被我看到了：只见得那个抡着大锤的汉子，用手指了指目标之后，便弓腰立定，双手拎起大锤，作悬空前后摆动状，一下，两下过后，第三下猛然发力，将大锤挥出一道抛物线，狠狠地砸向作协的牌子，随着一声脆响，只见牌子上开了一道裂缝，就是不掉下来，于是再来第二锤，牌子还是不掉，只是裂缝增大了，那就再来第三锤，随着“哐啷啷”一声，牌子终于掉到地上了。接下来再接再厉，轮番上阵，一人砸一块。有了砸第一块的经验，剩下的美协、音协、剧协、舞协等名牌，也就一锤或两锤就砸掉了，前后不到十分钟，一众牌子全部被砸个精光光。

就在砸手们一个个昂首而立，摆出一副大功告成、雄视天下神情的同时，大门内顿时噼里啪啦响起了一阵爆竹声。硝烟弥漫中，造反派们一个个拍手称快，弹冠相庆，喜气洋洋地迎来了省文联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胜利。

绝妙的里应外合，精明的天衣无缝。

我大学时代眼中的这道靓丽风景线，就这样被毁于一旦，消逝在文革伊始的时空里。

多少年以后，那几位砸牌人的模样全然记不清了，但我依然记得牌子们的模样：名牌系木制，每块长约50公分，白底黑字，用隶书体从左到右书就，然后排列组合成阵，固定在墙上，踮脚举手就可以摸到。在墙体的法国黄和墙檐的青灰色映衬下，它们与庄重的云大校门比翼双飞，表现得甚是器宇轩昂，是为翠湖北路、云大对面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那些年，每当从它们身旁走过，作为在校生的我，总会以崇敬的目光，看它们几眼的。没料到它们竟会被毁于一旦，怎不令人黯然神伤。

庭院聚众烧书

1966年8月19日，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展开“破四旧”行动，随后这一行动像野火燎原一般，迅速席卷全国，省文联造反派也不列外。

他们在砸掉各协会名牌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把“破四旧”作为第二个革命行动，并获得了胜利——这就是聚众烧书。

这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革命行动”。与上次砸名牌不同的是，这次烧书，工作组成员，包括我在内，被要求全部出场，加上作家、艺术家和员工，大约四五十人参加。

要烧的那些书被堆放在庭院中央的水泥地上，呈小山包状，底部直径约三米，高一米多。众人围站在离书堆三米开外的四周，不言不语，静静地等着焚烧。

趁点火之前，我把目光在书堆上扫来扫去，于斑驳杂陈中，看得出有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生活的艺术》，有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有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有周作人的《知堂文集》，有《聊斋志异》《封神演义》《西厢记》，有巴金的《家》《春》《秋》，有老舍的《四世同堂》，有曹禺的《日出》《雷雨》，有杨沫的《青春之歌》等等，还有不少期刊杂志、画册和外国文学译本，把它们堆在一起，真有如杜诗所言：“前后百卷文，枕藉皆禁脔。”在造反派眼中，这些不是属于“四旧”，就是属于“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图书，“宣传才子佳人”的图书。

他们是按照内地红卫兵提出的“只要不是宣传马恩列斯毛思想的书，都得一把火烧掉”去做了，但做得还是有所分别的，其中就没有我读过的“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以及《保卫延安》等这几部长篇小说的身影，而《鲁迅全集》自然也不在书堆之中。至于是不是把《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四大名著”也一股脑儿给烧了，我不得而知。

点火前，有一位我叫不出名字的、像似造反派头目的年轻干部，摆出一副精神抖擞的状态，代表造反派发表简短的讲话。众人看着书堆，做洗耳恭听状，默默地听着。

他讲的大意是：按照“五一六通知”精神和“破四旧”的要求，今天我们把大家召集在这里，见证我们的革命行动——烧毁这些封资修大毒草的代表性图书。这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的革命行动，是捍卫伟大领袖毛泽东文艺路线，彻底批判学术界、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革命行动。

他的讲话简明扼要，语气铿锵，很有煽动性，自始至终，体现着一种造反有理，不容商量的决然态度。

讲话毕，他提高了声调：“现在我宣布：点火！”

话音刚落，但见人群中闪出一年轻人，手提一个五加仑大小的汽油桶，大步走向书堆，靠近了，把一只脚踩在书堆的斜坡上，然后开启桶盖，举起油桶，倾过身子，对着书山的顶部，将汽油咕嘟咕嘟浇将下去，然后退回。

紧接着，另一个手持点火棒年轻人出场，把棒点燃之后，将其伸向书山山顶，只听得“嘭”的一声，书堆上就腾起一团火焰，冒出股股青烟。

围观的军民全都作泥塑木雕状，静静地观看火焰翻腾，只偶尔摆动一下脑袋，以避开飘过来的烟尘。缄默无言中，个个都等待着最后的结果早点到来，以便走人。

火，越烧越大，但见书们带着一团团大小不同的焰火，卷曲着、颤抖着，散开着，变形着，纷纷在作最后的挣扎。

我当时心里的反应就两个字：“可惜！”

接下来，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幕发生了：在众书之中，唯有那本厚厚的西方人体画册，因是硬壳精装，铜版纸印刷，故迟迟没有着火。被那位手持竹竿，负责拨动书堆空间，以为助燃的年轻人看到了，便将竹竿伸进画册，猛燃一挑，书中一幅白花花的裸体美女画像即瞬间便呈现在众人眼前，但随即就响起一声断喝：“不准看！”他只好悻悻地再用竹竿将其合上，让它慢慢燃烧。

想来这年轻人可能平时没机会看到这类图书，出于好奇，想在她化为灰烬之前一睹芳容罢了，也有可能是他想让这精装本烧得快些，才这么做。但在当时的情势下，谁说得清？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那有半部小轿车大小书山终于成为灰烬，书们一个个都死绝了。这时，一个年轻人拎来一桶水，泼上去，踩平了之后，一众围观者方才散去，各归各位。

堂堂省文联造反派的第二次“革命行动”，就这样大获成功。

令人不解的是，与上次砸牌不同，这次烧书，自始至终，既没有鼓掌，也也没燃放鞭炮。

很显然，这是一次有预谋、有分工的“革命行动”：所烧图书，都是让各协会的人从文联图书室中分门别类挑选出来的。在文学类、美术类、音乐类、戏剧类、影视类等现当代藏书中和旧版图书中，各选若干本，汇为一体，当众来烧，以造声势，以鼓士气，以表忠心是也。

那天上午，到底烧少了多少书？具体书名是什么？涉及的作家、艺术家是哪些？造反派说不清，工作组也道不明，负责做会议记录和谈话记录的我，更是不得而知。只有用藏书名册，对照着书架，逐一对来，方能了然。但，乱世之下，谁去做？

事实证明，这是一次选择性的烧书，表态性的烧书，仪式性、象征性大于实质性的烧书。

赵季康（右）与公浦

赵季康被人举报

就在审看洛汀档案的那段时间里，我听到了一个有关《五朵金花》的作者之一——赵季康的故事，一个令人惊诧不已、充满怪异色彩的故事。

说是有人举报赵季康有反动言行——她在自家门头里面的上方，挂了一个大相框，框内是一幅赵本人戴着大口罩的巨幅照片。看到的人很是不解，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社会主义的空气太污浊了，在门头挂这照片，提醒我出门要带个口罩。”

这个很有分量故事一时间内在大院群众中流传，且传得神乎其神，有鼻有眼，继而传到我耳朵里，我自然不能确认，也没向任大卫、罗占文汇报、求证，更不得知他们的看法。我当时的态度是，姑妄听之，不加评说。但总觉得如果属实，那赵季康胆子真大。

在那个有举报必立案、有动向必追踪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相信工作组会将她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作为下一步工作内容的，否则无法向革命群众交待，何况是造反派。

多年以后，忆及此事，我总觉得赵季康在文革初期横遭诬陷，完全是嫉妒心太强的小人所为，用心在于毁她因《五朵金花》获得的美名，故此强加给她一个罪名。

《五朵金花》歌颂的，是社会主义好。要是放在今天，也会得“五个一工程奖”的。赵季康作为作者之一，怎会做此等既歌颂社会主义好、又攻击“社会主义的空气太污浊了”的人格分裂之事？

事实是，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就像作为电影《阿诗玛》的“文学总顾问”的李广田横遭批判一样，《五朵金花》让赵季康进入了冰火两重天的世界：先是认定它是歌颂社会主义好的佳作；没过多久，却被指斥为“宣扬资产阶级情调”的大毒草。她和丈夫王公浦的命运由此也随之暖冷交替。

有知情人为此写道：1966年，赵季康与丈夫王公浦离婚，结束了夫唱妇随、比翼双飞的甜蜜时光。赵季康一人带着儿子开始了生命中最黯淡的时光。每次批斗的拳打脚踢，让赵季康的身体受到了摧残，理想信念的支柱开始动摇，她开始怀疑曾经的人生执著追求、对文学事业的痴爱是否错误？

1968年，赵季康被押送到“五七”干校劳动，继续遭受困厄待遇，其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以致无法正常劳动。但又有不幸接踵而来——离开王公浦后，赵季康再婚又离婚。

身心俱疲的赵季康再也无法忍受这种阴暗无光的生活了！

文革结束后，1978年，赵季康独自离开了她曾经深深爱过又深深恨过的七彩云南，调回到家乡浙江文联工作。

1984年，53岁的赵季康独自到了美国，开启了旅美写作生涯，继短篇小说集《猎神》《蒙帕在幻想》以及长篇小说《忧愁河》之后，著有散文集《吃遍天下》。

令人欣慰的是，《五朵金花》被46个国家和地区引进放映。2000年，被评为“百年以来最佳影片”，赵季康与王公浦因此被大理市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李乔发卑躬之言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指示。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

跟全国各地开展学习最高指示、学习“十六条”的步调一致，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文联大院连续举办了几天的小组学习会。

一天上午，小组会中途休息十五分钟，众人纷纷下楼来到庭院放松一下，有的去上厕所，有的在活动腰肢，有的作深呼吸状，还有的在抽烟。总之，都是一派放松自我的神态。

正当我立定在菜地边看菜们的长相时，李乔徐徐地朝我走来，在我身旁站定了，操着浓重的石屏腔道：“小刘同志，我们在你们工作组的领导下，一定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的。” 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咯噔一下，第一反应是，你一个堂堂有名的大作家，我一个在校生，怎敢领导你 ! 但我没说出来，只好以傻笑回应他。

李乔见我无语，只是在傻笑，也就跟着笑了。

随后我便悟得，自打我来文联工作组以后，他便得知我是石屏人，就认定我是他的乡党。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天的交谈，是为一种乡情表述而已。但他对我这个尚未涉世的在校生这这话，就有点卑谦之嫌了。

从此以后，我对他的好感可是增强多了。他如此的平易近人，我就找机会跟他套近乎，告诉他，我大姐是你的学生，她至今一直记得你，我妈大你两岁，也经常说起你。值得庆幸的是，在文革工作组进驻省文联的那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乔公一直过得坦坦然然，没受到过批斗和侮辱。

印象最深的是，他日子过得很有规律：每天六点半起床，就拎着个小闹钟踱到庭院中，再顺着通向南边围墙的那条小路，走过几块绿油油的菜畦，去上厕所。上完之后，原路返回，来到庭院菜地边的树下站定，面向翠湖，伸胳臂抬腿，开始做健身操，直到小闹钟滴溜溜响起，时间到了，方才结束运动，俯身拎起闹钟，安然踱步回府。

这一幕，在那些日子里，只要不下雨，便天天出现，我也就天天看得到。

不曾想，20年后与他再见时，这一幕又在我眼前重现。记得那是80年代中期一个开春的日子吧，省作协组织一批作家到西双版纳参加州庆活动，我和编辑部主任冯永祺都参加了。途中下车休息时，李乔就张胳膊踢腿，活动活动身躯。见我走过来了，就笑嘻嘻地招呼道：“小刘同志，你看我现在的腰板子还行吧？”言毕弓腰，作双手指尖触及地面状，一副很自得的样子。可趁他还未立直身子，旁边黄尧跟我耳语了：“老刘，别听他的——他膝关节弯着呢！”众人闻之，一阵莞尔。

还记得那次活动的归程中，车过澜沧江大桥停下，守备军人上车检查违禁品，发现有人买了可做调料罂粟壳，便命令交出，当即挥臂抛入大江。冯永祺也在购买者之列，在交出的同时，我看到她涨红了脸，一副平生第一次做了错事而羞愧难当、追悔莫及的表情。而当时的乔公，因为未买，则是一副坦然之态，不动声色，也不幸灾乐祸。

多年以后，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对他的认识逐渐丰厚起来，最终还知道，他参加过游行队伍，跟我的价值观相同。他丰富多彩的一生，是我们石屏人的骄傲，值得一表。

李乔是1908年出生的人，比我母亲小两岁。他笔名普济，彝族，云南石屏城关人，中共党员。青年时代的李乔好学不倦，尤喜读左翼文学作品，从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30年，创造社征无名处女作稿，李乔以反映个旧矿工的苦难生活的小说——《未完成的斗争》，荣获处女作奖。他还写了一些矿山生活和云南见闻的通讯，发表在1937年的《申报》《中学生》等杂志和《星岛日报》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乔随滇军第六十军到台儿庄抗战，曾写了一些通讯报告文学，如《旅途中》《军中回忆》《禹王山争夺战》《活捉铁乌龟》等，分别发表在1933—1939年《文艺阵地》《战时知识》《申报 • 自由谈》等报刊上。

1949年前任中小学教员和滇、桂、黔边区纵队石屏支队参谋长及第二支队文书等职，1950年后历任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员，云南民族学院、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科长，云南省文联创研部副部长、专业作家，云南省作家协会、文联副主席及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全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

1950年，李乔参加中央西南民族慰问团，到边疆进行为时一年的访问后，调云南民族学院和云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并参加民族工作队到金沙江边开辟凉山彝族地区的工作。

1951年，在《云南文艺》发表报告文学《拉猛回来了》获抗美援朝征文一等奖。此后陆续发表短篇小说《挣断锁链的奴隶》等多篇，后编为集。

1954年，李乔调云南省文联从事写作，加入作家协会。

1955年，写出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第一部《醒了的土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日、俄文出版，在四川译为彝文出版。

1962年出版第二部《早来的春天》；

1965年，又出版第三部《呼啸的山风》。这三部巨著标志着李乔的小说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国内文坛影响很大。

徐嘉瑞“自贬人格”

1966年9月中旬的一天，文联大院内又发生了令人心惊胆寒的一幕。

我一大早起床下楼上厕所，在过道上还没走几步，就忽然看见楼下庭院中挂满了白花花大字报，占据了整个水泥地的空间。显然是连夜写好、连夜粘好、连夜悬挂起来的。于是连忙去上厕所，然后折回来，乘着众人还没来上班，把它们看个仔细。

原来这些大字报是作家、艺术家们的表态。写好之后由造反派们一张张粘贴在长约十来米的绳子上，然后再将绳子的两头拴在树枝上，定位在两米左右的高度，呈条状悬空之态，方便群众观看。这些以条状公示的大字报，看来有四五十条之多，共同形成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大字报阵容。白纸拂动，一派凄清，看上去很有威慑力。但也状如寻常里弄挂满晾尿片的大杂院，算得是大院造反派的又一大发明。

来不及吃早点，我就一张张、一面面来看来。看过七八张后，就感到无非是两大内容：一是表态类，有愿意配合好工作组，把本单位的文化革命搞好的；有愿在工作组领导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等等，一律格式化语言。二是自责和自我批判类，这就有些多元化、个性化了，如有检讨自己立场不坚定的；有承认自己有罪过的；有表示要悔过的；有说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有说辜负了这、辜负了那的，等等。

此类大字报，不说一目十行，而是一目三五张，就可以看下来，便有了个了然。至于洛订、李乔、赵季康、谭碧波、刘澍德、陆万美、刘御的大字报写了什么，我就没有记住，可能也是其本身具有格式化的属性使然吧。

唯独记住了的，当徐嘉瑞的那张莫属。这是一张令我触目惊心的大字报，其内容至今难忘，也就三四行字，徐嘉瑞这样写道（落款日子没记住）：

申请养猪费

蠢猪徐嘉瑞，自解放以来白吃人民的大米饭，现在我不再过剥削生活了。所以申请将养猪费由48元，降为25元。请从1966年9月份执行。蠢猪 徐嘉瑞 1966年9月某日

当天读到徐嘉瑞的这张大字报时，我的第一感受是，作为大学者的他，自我革命发力过猛了，不该如此自我作贱，即便从保护自己出发，也没这个必要啊。继而再想，有可能是造反派协迫，他迫不得已而为之？也可能是任大卫做了说服工作，让作为文联主席的他“带个好头”？反正不可能是自觉自愿吧？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是不是真的给他降薪了，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只有任大卫和他能够回答，而作为没资格参加工作组决策的我，依然不甚了然。

惜乎当年玩不起相机，只能眼见为实，留下这触目惊心的记忆。

多年以后我才获知，徐嘉瑞的这张大字报的格式，不是文联造反派的发明，而是从云南大学传来的。也有可能是文联的造反派去云大学来的。

网络上有这样的记载：云南大学红卫兵在运动开始时，曾得到北京红卫兵的“传经送宝”，面授各种“文斗”“武斗”秘诀。得到真传的历史系红卫兵们，在1966年9月8日，把系上的“牛鬼蛇神”召集起来，进行批斗后宣布：

“你们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白吃人民的大米饭，让你们教书，你们却散布封资修，罪不容诛！今后再也不能享受教授的待遇，但是我们也不能让你们饿死，以后要把你们当猪养起来。现勒令你们每人写一张申请《养猪费》的大字报，格式如下：

“蠢猪×××：因一贯吸吮人民血汗，现在我不能再过剥削生活了。所以将养猪费×元，降为×元。请从1966年9月份执行。蠢猪××× 年月日

“你们必须今天写好，明天贴到系里的黑板报上。否则，有你们的好果子吃。”

原文如此。可见徐嘉瑞大字报的格式，跟云大历史系造反派的这篇格式，何其相似乃尔，是同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至于云大历史系造反派们又是从哪里学来，还是自家发明，不得而知。

置身于滚滚狂潮中的徐嘉瑞，就这样在文革伊始，被迫自我作践人格，在省文联的文革史上留下了光怪陆离的一页。

但他的贡献，历史是有所彪炳的。

他生于1895年，号梦麟，大理邓川人。抗战前曾任昆明《民众日报》社社长、云南大学教授等职。抗战时期，任中华全国抗敌协会云南分会主席，主编诗刊《战歌》，曾在华中大学、暨南大学任教。后参加云南艺术界联合会，任《云南论坛》编委。

1949年后历任昆明师范学院校管会主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文联主席、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常委、云南民族文艺研究会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云南分会主席、云南省政协委员等职。曾任中共地下刊物《压榨》《南焰》编辑，《民众日报》副刊主编，云南大学教授、文史系主任，武汉华中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教授，2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6年至1966年担任云南省文联第一、二届主席，并长期担任昆明作家协会主席，是云南文艺界的核心领导人物。

就学术贡献讲，其分量是无与伦比的，著有：《中古文学概论》《今古文学概论》《近古文学概论》《楚辞乱白解》《秦妇吟本事》《辛稼轩评传》《云南农村戏曲史》《金元戏曲方言考》《大理古代文化史稿》《望夫云》《驼子拜年》《多沙阿波》《徐嘉瑞诗词选》等。其中，《中古文学概论》被胡适评价为“开先路的书”。

而今思来，这么一个著作等身的大学者，在文革伊始，竟会如此被迫自踏自贱，乃系时代使然。

副组长谆谆告诫

时间来到是年的八月下旬，昆明地区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爆发了上街游行示威的“革命行动”。那些天里，在文联大门口，或者通过办公室的北窗，就可以看到云大的造反派们举着红旗、拉着横标，冲出学校大门上街游行，宣示本校造反派革命目标的情景。

作为工作组成员的我，对母校大门口发生的这种热闹情景也顺便看过几眼，但不为所动，更没有加入其中的想法。倒是任大卫、罗占文们看出了担心。

于是在八月底的一天上午，罗占文以一副古道热肠的笑脸，把我和那马姓同学召到他办公室兼卧室里话聊。

记得那一天天气很热，罗占文脱掉军装，只穿白衬衣，打个赤脚盘脚坐在床上，叼着点燃了的香烟，以一副轻松之态，笑盈盈地跟我们讲话。一开始，他讲的大都是一些生活琐事，逸闻趣事，有的很引人发笑。

有说有笑一阵子之后，他自自然然地把谈话引入正题，问我们看到云大校门口的热闹场景没有？我们说看到了。他听过后，立马摆出一副正经之态，以长者和过来人的口气说道：“你们正年轻，涉世不深，现在形势很复杂，千万不要去跟在游行队伍后面走——因为你不知道游行队伍前头打出的标语是什么？如果是反动标语，那你不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吗？”

他讲得语重心长，我们连连称是。见我们接受了他的忠告，他便换了一只烟，点着了，依然叼在嘴上，继续讲一些轻松的话。但接下来就发生了令人忍俊不禁的一幕，但见他讲过一个笑话，自己先哈哈大笑之际，嘴唇上的烟头突然掉进敞开着的胸口里，烫得他急忙蹦下床来，一边哎哟哟，一边扯开衬衣狂抖，惹得在座的战友和我们一道哈哈大笑。

就这样，通过这次交谈，他给我留下了十足的亲切感感和亲近感，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9年4月底的一天，我奉省革委工宣队办公室郭主任之命，去云南人民出版社提前购买党的九大报告一书，没想到接待我的，竟然是当年的老上级罗占文。那时的他，是省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主任。别后三年再见，他也感到惊奇，马上问我在哪里工作？我回答他，我还没有正式分配，现在在省革委政工组工宣队办公室打零工。闻得此言，他立马放低了声调，跟我耳语道：“想不想来出版社工作？”我一听，一种喜不自禁的兴奋即刻涌上心头，也立马小声说：“愿意！愿意！”然后他仍然小声说：“那我就把你先调到云南新华印刷厂，镀上几个月的金，再调来出版社，这就不会有人非难你我了。”

昆明军区炮四师政治部主任罗占文，就这样开启了改变我命运的第一道关口。惜乎此后没多长时间，随着省毛著出版办的大功告成退出业界，罗占文回也就归炮四师去了。不然的话，我到出版社当编辑，会整整提前十年的。

《隽永的怀念》（左联作家陆万美毛笔签赠本）

陆万美嚎啕大哭

陆万美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形态有点龙钟，腿有点瘸，走路一颠一颠的。在文联的那段时间里，我跟他没有接触，但知道他每次开会必到，每次小组学习讨论会都参加。

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上班刚开始，任大卫就告诉我：“小刘，今天找陆万美谈话，你拿上笔记本，跟我一道去，做谈话记录。”

谈话安排在午睡起床之后，地点在大楼左侧仍属法式建筑的一间房子里。我和任大卫先到，坐定了等他。不一会，就见他从大楼西边，一颠一颠过来了。

进了房间，他就向着任大卫来了一番点头哈腰，深深地鞠了个躬，任大卫随手指了指临窗的一个坐椅，让他坐下。他甫一坐下，就摆出一副洗耳恭听之态。

谈话开始了。任大卫正了一下身子，清了清嗓子，便对着坐在窗下的陆万美说道（大意）：“陆万美，我今天要跟你谈的，是你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和建国以来在文化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文联的革命群众揭发出来的，所以工作组很重视，今天把你叫来，就是要当面讲清楚这些问题。”

任大卫由远及近，先从历史问题开始，重点放在左联时期，30年代。任大卫边摆问题边批判，中间也有几次一问一答，但更多的是数落和指责，这让我感觉到任大卫是细读过陆万美档案的。他提出的问题太多，让我跟不上记录，而今更记不起是些什么，只记得他给陆万美的罪名是革命立场不坚定。

谈话转入当代，具体问题也是一大堆，至今回忆起来，就记得任大卫紧紧抓住陆万美对待农民作家李茂荣及其长篇小说《人望幸福树望春》的态度，所做出的声色俱厉的斥责和批判。因此，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是审问。

任大卫：有群众揭发，说你对《人望幸福树望春》不以为然，你当面对李茂荣说，你的《人望幸福树望春》充其量不过是一本习作，你有什么可骄傲的？你说过没有？“

陆万美：“说过。”

任大卫：“你说李茂荣不懂文学。说过没有？”

陆万美：“说过。”

任大卫：“你当面质问李茂荣：你读过《红楼梦》吗？读过几遍？读懂了吗？你说过没有？”

陆万美：“说过。”

接下来自然是任大卫的上纲上线，一顿猛批。“你屁股坐歪了!”“你没有工农感情!”等等一连串斥责话语，在他嘴中脱口而出。此时的任大卫，是以一种激愤的表情在说话，斥责声越来越大，调门也越来越高，有时简直像似雄狮在吼，完完全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了，早也不是那位排队打饭、每顿只吃两个核桃般大小的精面小馒头、说话细声慢气、温文尔雅的任大卫了；早已不是我刚上班那几天，他每天八点以后走过我的窗口时，就会笑眯眯地将手臂伸进窗来，朝着我的办公桌面上轻轻地撒一把水果糖的任大卫了。而此时的陆万美呢，更像似一只瑟瑟发抖的待宰的羔羊，令我心生怜悯之情。

他加给陆万美的罪名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执行者，《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违背者。

面对突如其来的罪名和来势汹汹的批判，陆万美先是大惊失色，继而开始抽泣，然后是嚎啕大哭，哭得稀里哗啦，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身子不停地抽动，整整一泪泪人儿。

说实在的，在当时的那种情景下，我内心是很同情陆万美的：你一个在资历上、名声上、造诣上远远超过任大卫的革命老干部，用不着在他面前哭呀！太不值了! 看他一时间内哭得没个止息，任大卫就停了呵斥，静静地看着他。我也停下笔记。

几分钟过后，陆万美终于停止了哭泣，任大卫也来了个见好就收，改用平时说话的柔和口吻，对着这个狼狈不堪的谈话对象说：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你回去吧！回去后好好地想想自己的问题，多做自我批判，提高认识，跟上时代步伐，跟着我们一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陆万美起身，立正，又是一番点头哈腰，再次鞠躬，转过身子，举步出屋，一瘸一拐的，回家去了。

看着他走远了，任大卫才和我才起身，各回各的办公室。

行文至此，再补几句：任大卫的这种居高临下、气势凌人、状若狮吼的的跟作家、艺术家们谈话方式，并非仅此一例。我的侄子刘建华跟我多次讲过，有一天，他来文联找我，刚进得文联大门，老远就听到一阵接一阵呵斥声，非常严厉，走进了，才知道是任大卫在对着一位他叫不出名字的作家还是艺术家呵斥。此景给建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

作为老一辈的文艺战士、革命老干部，陆万美的丰富经历还是值得一书的。

陆万美 (1910—1983)笔名陆绿曦、陆陆。云南昆明人。中共党员。北平大学肄业。1927年后历任云南《民众日报 》副刊特约撰稿员，北平《世界日报》《蔷薇周刊》编辑，北平左联常委、出版部长，苏中四专署文教科副科长，南通县科长，山东第一师政治部副主任，山东军区文工团、新四军文工团团长，山东大学文艺系副主任、支部书记，华东局宣传部文艺科长，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云南省文化局局长、党组书记。云南省文联副主席、政协常委。192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杂院里的故事》《刘先生的皮鞋》《战士行》，剧本《我们走遍祖国》，回忆录《追忆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等。

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科科长。建国后，历任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云南省文化局局长、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云南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云南分主席，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著有短篇小说《杂院里的故事》《刘先生的皮鞋》。曾在抗敌演剧队同史平、胡志涛向张光年学习世界语。八十年代初加入世界语之友会，积极支持云南世界语者宣传世界语。

刘澍德无端遭诬

1961—1966年在云大中文系求学时期，我就知道我们云南有一个著名作家叫刘澍德的。我是在课余时间读过他的《桥》之后，便对他敬佩不已，生出了许多好感，不曾想，竟会有得见真神的那一天。

在随工作组进入文联的那段时间里，我看他是一股默默流淌的清流。每次去菜地端头围墙边的厕所方便时，来回都要经过他的家，我都会便顺势朝他家里瞄上几眼，大门总是开着，可每次经过都会给我一种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感受——这个拥有十个正在扶养的小儿小女的家庭，屋里竟然鸦雀无声，听不到一点声音，也不见小姑娘们跑动，因吃的是伙食团，家里就没了炊烟，也就更少了些生气。

但终日不闻人声，这让我颇有些不解了。心想，可能是非常时期，刘澍德感到气氛异常，出于自我保护，就跟家人们打过招呼，不允许像平时一样随意说话和随意走动，以免招来是非吧。如果是这样，那就可以理解了，这是准准的不招谁惹谁的一家子。

就在跟陆万美谈过话之后没几天，上午，刚上班不久，任大卫又来我的办公室交代任务了。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小刘，今天给你个新任务——去省图书馆查一份旧报纸。”“据革命群众举报，刘澍德在1948年写了一篇名为《猫城记》的小说，发表在当年的《东北日报》上，小说借用猫和老鼠的关系，对人民解放军1948年10月的长春围城进行恶毒攻击和污蔑、丑化。今天你的任务就是到省图书馆，查阅当年的这份报纸，看看有没有《猫城记》?如果有，就记下来。你现在就去。” 言毕把一张盖有鲜红大印的介绍信递给我。

看民国时期的旧报纸，是我在云大图书馆都不曾有过的机会，这使我心中暗自高兴。省图书馆离省文联不远，就一公里不到。当省图的图书借阅员看到介绍信上那鲜红的省文联文化革命工作组的关防，知道我的来意和要求之后，立马以躬敬的口吻说道：“请你家在阅览桌那儿坐等一下，我这就给你拿来。” 当天上午我就端坐在阅览桌前，平生第一次看民国时期发黄的旧报纸。报头有花边装饰，细线分割栏目，全部文字竖排，初看不太适应，看过一阵就习惯了。我用了一个上午，把馆那份1948年下半年的《东北日报》合订本看完了。特别对10月份以后的部分，看得格外仔细，翻来覆去地看，逐页、逐版、逐栏地看，到头来，哪有什么《猫城记》？哪有什么刘澍德？完全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劳而无功。得出的结论是，说刘澍德写小说丑化解放军，完全是子虚乌有，空穴来风。

倒是记得生活版上的一个小贴士，说娶圆脸女性为妻，日子会过得圆满；娶椭圆型脸女性为妻，有助于事业成功，读来令人莞尔。 任大卫听过我的汇报后，便把那个举报作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处理了，自此再无下文。

至于举报者是谁？为什么要如此这般罗织罪名？我不得而知了。倒是多年以后获知，《东北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解放区创办的第一张地区报纸，创刊于1945年11月1日，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机关报。该报在东北解放战争和新东北建设中发挥了记录历史、舆论引导的重要作用，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揭露了美蒋罪行，动员组织人民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等‌。

而《猫城记》呢？它是老舍先生的作品，初版时间为1933年。是老舍先生所著具有讽喻及科幻色彩的长篇小说。该书采用游记式的结构展开故事，用第一人称写作，以“我”飞离地球开始，以“我”返回地球结束，描述了“我”在猫国经历了一番奇遇。《猫城记》反映出老舍小说创作时愁肠百结的心境，包含了老舍对社会现实的深思和对国家的深爱。

事实如此，当年的那个举报者，真亏他想得出来。

接下来，还要说一个我与刘澍德的最小的女儿“小老九”的故事。当年的她，大约三四岁样子，长得乖巧玲珑，活泼可爱，一副俏生生的、人见人爱的小样子。打自我把任大卫送给我的水果糖拿给她吃以后，她就喜欢缠人了。有一天，我与美协干事邬德辉合作，在文联大院面街的围墙上书写“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标语，邬负责写空心字，我负责用红油漆填实。刚开工不一会，“小老九”就跑过来了，一个蹦跳就趴在我背上，让我背着她，然后又双手合拢，套在我脖子上，将整个身子作半悬空状，笑嘻嘻地围着我打圈圈，直至转够了，方才松手。这是我大学时代被稚子缠得很是舒坦的唯一的一次，说明刘澍德的女儿们，被他教育的很有人味，至今难忘。

多年以后，在玉案山公墓，我突然发现，他与我的岳父大人竟同在三墓区同一平台的墓地上安息，中间只隔着八九户“人家”，算得上是近邻。每年清明节给岳父大人上坟毕，我都会匀出一束小花，踱到他的佳城前致敬，轻轻地道一声：“刘老师，今天我来看你了。”献花之际，看一眼墓碑，上面写的是：“刘澍德之墓 女儿十人立”。1997年之后，加了亡妻常明疑，落款也有变化，但仍不署儿孙辈名。

行文至此，该将刘澍德做一个完整的介绍了。

刘澍德(1906—1970)吉林永吉人。1937年毕业于中国大学国学系。曾任中学教师，长春大学文学院、东北大学副教授，1949年后历任云南省文联编辑室主任，昆明师院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副主席，云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云南省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副主席、云南省第三届政协委员、亚非友好协会理事、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1949年之前发表和出版的小说有：《幽燕行》《飞》《塔影》《岂有此理》《送客》《葵倾》《迷》《折磨》《篱》《沉舟记》《瓜客》《秋肃与春温》等。1949年之后，著有中篇小说《归家》《小岭村的阴阳社》，短篇小说集《寒冬集》《造春集》《卖梨》。

中篇小说《桥》1954年4月16日初稿于昆明青云路小雅巷。1954年12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单行本，印五千册。1955年7月7日五稿。1956年8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印一万册。195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单行本，印五千册。1963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文单行本。1979年5月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澍德小说选》，印十二万二千五百册。1981年4月，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澍德小说选》，印十二万二千五百册。

谭碧波和刘御缄默寡言

在文联大院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那些日子里，有两位驻会老作家一直处于沉默寡言的状态，既不激昂，也不消沉，更不招谁惹谁，但面对着那种波诡云谲，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动辄上纲上线的时势，他俩就不得不摆出一副明哲保身的样子，以免横生枝节。而由于疑虑多多，也就流露出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表现。

但即便如此，也还有人找茬，我就听到数落谭碧波的一句话是：“谭碧波不懂音乐。”又据说，文革前的他，有好多令人莞尔的故事，皆因与文革无关，此处按下不表。

至于革命群众、造反派们说了刘御什么，我倒是没有听到，可能是他学术造诣很深，成果丰硕，又没得罪过人，让造反派们一时不知如何下口的缘故吧。

作为老一辈作家在文革中没挨过多大整的过来人，他俩丰富的革命经历，值得一表。

谭碧波（1913—2017）云南永胜人。1932年考入丽江中学。1934年，为寻求真理，他几经颠沛流离，从云南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军队，之后，发现国民党军队腐败，决心脱离。1936年，红军长征路过甘肃天水，欲投奔红军，因关口检查严密、受阻，不得已再去南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走上山西抗日前线，进入民族革命大学，找到了共产党，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随部工作团做抗日救国宣传工作。随后投奔延安。在西北文工团、陕甘宁边区文协从事文艺工作、戏剧创作，担任过文工团副团长、团长。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后参加过延安整风和解放战争，到前线打过仗。1950年秋，上级委派谭碧波回云南筹建云南省文联，组织文艺队伍，开展文艺创作。1956年，在全国少数民族大调查中，谭碧波与费孝通、林耀华、杨堃、方国瑜等专家，组织众多学者以23个少数民族为题材，撰写了20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使得许多人口较多的民族有了自己的民族史、民族志，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有了民族史志合编。在这些调查报告的基础上，由谭碧波执笔，写了《边疆民族纪实》的脚本，后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总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影片，其中含云南的佤族、景颇族、独龙族、苦聪人、傣族、摩梭人等6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纪录片。这些影片被研究者一致定义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电影”或“民族学电影”“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奠基之作”。2017年10月，他在昆明家中安然离世，享年105岁。

《初小国语》和《初小常识》这两种课本是刘御早年教材编写的代表作，是陕甘宁边区小学流行的重要教材。

刘御 (1912—1988)，原名杨春瑜，笔名火星、史巴克。云南临沧人。1934年参加左联。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入陕北公学学习。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审科副科长、西北教育部编审室副主任。1949年以后，曾任云南省文联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副主席、常务理事，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组组长、编辑室主任，昆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云南教育学院院长等。192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儿歌集《小青蛙》《绿鹦鹉》《儿童歌谣》《红山茶》《新歌谣》《边区儿童的故事》《鸟兽草木儿歌一百首》《要吃果果把树栽》，诗集《延安短歌》《幸存集》，文集《刘御教育文集》，少年歌曲《雷锋叔叔好》，诗歌《打得好》《祝捷小唱四首》《请接受我的慰问——致西贡狱中》《怒吼吧——致美国黑人兄弟》《哈姆莱风暴》《这不是梦》等。曾获云南省老有所为精英奖、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

工作组反遭批斗 串联归来我滚蛋

1966年9月，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革命形势发生了两个变化，先是在9月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拉开了全国红卫兵大串连的序幕。

去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既可以学习革命经验，又可以顺道游山玩水，食宿由各地包干，无需自掏腰包，何乐不为。

一时间内，包括云南大学在内的昆明地区大专院校学生闻风而动了。我所在的云大中文系1966届的同学们也不例外，决定在9月15日集体出发，乘火车去北京。

为此，我向任大卫和罗占文表明了要跟同学一道参加大串联的决心。他俩知道这是响应中央通知的行为，不好得加以阻止，便同意我暂时离开工作组的要求。至于马同学是否像我一样提出了去大串联的要求，我依然不得而知。

那时的任大卫们，都还不知道再过几天，工作组就要遭到被撤销的命运。因为就在同年9月下旬，中央又发出通知，撤销各地派出的文化革命工作组，因为工作组“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那时的任大卫们，更没料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竟要毕恭毕敬接受文联造反派的批斗。至于如何批斗，纠缠些什么问题，我不得而知。

但批斗归批斗，军官我照做，于名声毫发无损，且有平行调动。罗占文在后来的日子里，还就任了省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主任，主管云南的出版大业，光彩一时。

这也是文联造反派们没有想到、也无奈其何的。

当我从清华、北大、上海、南京、南昌、韶山、井冈山兜了一圈回来之后，已得知文联工作组早已撤走了的消息。

人去楼空，可我得去把我的铺盖拿回到云大映秋院啊。

最记得那天遭遇的情景：刚进得大院大门，远处就看到一个幽灵般的身影幽幽地朝我走来，及至走进了，方才看清是一副横眉冷对的样子。

虽然叫不上名字，但我们之间，立马产生了如下短暂的、历史性的对话：

“回来了？”

“回来了。”

“来拿铺盖？”

“来拿铺盖。”

这一问一答之后，只听得一声断喝接踵而来：

“告诉你：你去串联后不久，工作组也就撤回去了。但是，我们每个星期都要他们乖乖地回来接受批斗一次。量你还是个学生，我们就放你一马，快不卷起铺盖滚蛋！”

”好的！好的！我这就滚蛋。”

说完，我就就急匆匆上楼，扛起铺盖，拿着脸盆、牙膏、牙刷，下得楼来，作狼狈状逃出文联大门，跨过街心，进入母校大门，爬上95级台阶，回到映秋院宿舍，方才大大舒了一口长气。

我的文革工作组百日生涯，就这样在欣喜自然、热忱接待中开始，在冷若冰霜、严厉呵斥中结束。留下的，是59年来不曾磨灭的记忆。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那就写出这篇小文以为纪念把。

篇末小记

事过59年后的今天，我在网上查得文革后任大卫的情况是：从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的任上调贵州军区。转业后，是全国中老年书画家协会会员，其子女帮助出版过诗画作品集，曾以80高龄登上过泰山。

再问罗占文的情况，回答是：恐怕名流，故无相关资料相告。

噫嘻！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就此搁笔。

2025年3月5日—15日写成

2025年5月16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