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时习之

理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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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开篇，即为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将这风马牛不相及的二者相题并论，由此推见，在孔子心目当中，两者均是他人生当中认为至高幸福的事情。接着，他在《为政篇第二》中，又反复强调了一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则可确证，孔子的求学方式是非常注重反复论证、反复咀嚼、反复消化，直到汲取知识的真正精髓。

我读书的时候，学的第一篇课文，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就是我启蒙时的最初教材。第一次读到《三字经》，是十七岁左右，“思想解放”启蒙，中国对内对外开放的大门，才稍稍开启了一道缝隙。找到的第一本《三字经》，是从中学图书馆最角落里落满尘土的一隅扒出来的，且被虫蠹鼠咬，堪堪地权且算是一个残本，七零八落地，纸张散发出一种浓重的腐败气息。从那时起，才稍许窥视了古人的教学内容与教材究竟是什么的模样，他们学习的知识与认知范畴大致概括有多少，等等。

后来，陆陆续续地接触了一些古代其它的蒙学教材，象《千字文》、《弟子规》、《百家姓》、《千家诗》、《大学》、《中庸》，然让我最难忘的一本蒙学教材，却是《幼学琼林》，由明代的程登吉编撰，后跨时代又由清代的邹圣脉增补，全篇的句式，大体采用的都是明代流行的骈文，四六、三七，对偶工整，典故层出不穷，且注重韵律，读来朗朗上口，易于背诵，一如现在的歌词，内容怎样或可忽略，但押韵易唱应该是它的基本要求。很可惜的是，我的记忆力似乎总是那么差，经过我眼的文字，不知凡已，但确凿锲进脑子里的，真的是万海一瓢，每想这些，总常让我有点无地自容。

就现代的教学观念与方式方法而言，高擎的第一条，便是反对死记硬背，认为大凡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一般都是“老八股”或者僵尸似的“腐儒”，当然更不可能的是搞体罚，昔日私塾先生手上常握的戒尺，想也别去想了，哪怕上课时实在气不过，扔个粉笔头，保不准就会被学生家长投诉，轻则遭约谈警告，重则职位不保。而提倡的是什么呢？“快乐教育”这种概念，好象越变越时兴，让学生自由发挥、自由选择、自由散漫，这才与国际接上了轨，一路高歌，飞流直下，不然，或就有螳臂挡车，阻挡历史潮流的嫌疑。

我不是教师职业，但我父母及身边的人，太多这样的职业。若说到“快乐教育”，象我这样的一代人，应该是最早体会到其中“快乐”的。我们读书时，没有升学率的压迫，成绩好坏随心所欲，爱学则学，不学拉倒，甚至乎进不进教室，也全在你自己的意愿之间。我是上世纪七八届的应届毕业生，那时刚刚恢复高考不久，七九年父母半强迫地把我又送进县一中复读一年，我偏科严重，特别讨厌上数学课，数学老师谆谆教诲，偌大的教室，结果真正坐下来学生，也就那么七八个学生，而我等则拂袖而去，爬到教室背后的小山坡的坟堆里，撩开肚皮舒舒服服地享受起日光浴。而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由于数学成绩为零，错过了青春时期最美好的大学时光。

好在，无论时间多紧多忙，无论是想升职还是想发财，多多少少的，我尚且没有把书本抛到九霄云外，所以呢，便偷闲死啃硬嚼，勉勉强强地学了点文字，几十年的累积，攒了一肚子的似是而非的知识，董遇论“三余”之学，倒也颇合我之心意。

周作人说，得半日之闲，抵十年尘梦，这话似乎有点夸张，也足见了他的“不闲”。而我，大体上来说，闲与不闲，更多的是自己的把握之间。因此呢，便觉着自己是闲来无事，学了孔子，把过去读过的一些书，做了一点温习补课，尤其是古代蒙学之类。读着读着，便很自觉地把腰身躬了下去，感觉曾经的过往，自己是那样的狂傲与无知，与古代人相比，基本上就连蒙学的程度也不及格，换成古代私塾，必得手心挨先生戒尺的抽打。由此激发，便想了25岁时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短短生命，是如何积累如此大量的知识储备的，千古绝唱暂且不说，仅是留给后世成语，就达40多个，一篇赋章，俯拾皆是，你说是天才呢还是后学的叠加？再说那个唐朝与王勃同命的著名诗人李贺，生命都在27岁上嘎然而止，但他那名句，如“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麟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直至现在读来，还是那么的让人荡气回肠、壮怀激烈。还有那个写下名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刘希夷，也只活到了29岁，但他的死有点蹊跷，史传是被他舅父宋之问害死的，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举上这么几个例子，并不仅仅想表达对古人贤哲的爱慕之情，前提已设置，按照逻辑三段论，接下来的便是推理与结论。所以，我更想求证的是，古代人到底是如何读书，如何教育，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教学，并由之绵延了五千年文明史？

答案其实也并不难找，不仅存在于浩瀚繁帙的古籍中，并且离我们今天的现实也不算遥远，而现实是我们一直在强调“接轨”，离着那些行之有效并被历史证实的方式渐行渐远——就这点而言，教育与中医的发展趋势太过相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