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盏茶烟里的半生缘

清乾

茶烟起时半生缘

冯清乾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农场兵营式瓦顶职工宿舍里长大。岁月的画轴总定格在氤氲着橡胶林气息的清晨——当晨光还在树梢打着盹儿，母亲每天拎着铝饭盒推开家门的声响，便是我最熟悉的起床铃。掀开盒盖，温热的雾气裹挟着馒头麦香扑鼻而来，我瞬间被香气勾了魂，赤着脚“扑通”滚下凉席，顾不上洗漱，蓬头垢面地抓起带着竹笼屉纹路的馒头就是一大口。粗粝的麦麸摩挲齿间，微微发甜的面团在舌尖化开，连指甲缝沾着的面屑都要舔个干净。母亲常笑着嗔怪我邋遢，却又悄悄把饭盒里最厚实的馒头递到我面前。每一口都浸润着晨光的温度和母亲的关切，还有农场大院独有的烟火气味。那些狼吞虎咽的早餐时光，早已化作心底最柔软的印记。

那时节，家家户户的早餐只不过是单位食堂供应的蒸馒头、九层糕、松米粿。孩子们囫囵咽完就往学校赶，路上见着卖煎堆和油条的小贩，眼巴巴望着从油锅里翻涌的金黄，馋得挠心挠肺。县供销社在不足百平米的青砖瓦屋里经营的餐馆，是场部唯一的一家食店。身无分文的我总爱走进这间斑驳的小店，那霉味混着陈年油垢的气味扑面而来，后橱里戴着蓝布袖套的师傅总绷着脸，精准而麻利地夹起定量供应且凭粮票才能换来软塌塌的包子馒头、热呼呼的煎饼油条。我趴在窗口，盯着油炸冒香的吃食，直咽口水。

‍ 那个在计划经济年代里成长的岁月，单位早餐简单得近乎寡淡。直到某个周末，父亲难得歇工，带了或缺的副食粮票，领我挤进这方热闹的小天地。那褪色的木牌匾上“国营食店”几个红字被风雨啃得缺角，厚实的木桌上摞着粗瓷茶碗，柜台边三只大小不一的量米斗并排立着，漆面已磨得发亮。父亲解开裹着大米的手帕，手掌倾斜着往中等的量米斗里倒：“粮票不足，这些米凑个数”（计划经济时代，食店就餐时，‘粮票不够大米凑’的应对方式已成常态）。柜台阿姨瞟了眼米堆，利落地扯下记账本撕下票根递给父亲。邻桌的老职工们围坐在一起，饮着食店供应的杏仁茶、黑咖啡，还有自带的甘和茶，啃着松软的馒头卷或冬瓜糖馅的包子，就着几分钱一碟的花生米，一边享用一边用海南各地方言笑谈着家长里短。阳光穿过蒙着油膜的玻璃窗，在茶渍斑驳的桌面跳跃。这一刻，我依稀读懂了“老爸茶”店那些藏在粗茶淡饭里的市井烟火、人间至味。

‍ 随着稚气退去，年岁渐长，我开始走出家门，探访农场里更多的烟火角落。而场部那间国营食店，就像一本尘封的旧书，藏着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的滋味，等待我去品味。后来我才真正懂得，生活里最醇厚的况味，往往藏在某个不经意的转角，就像那年第一次跟着父亲钻进人声鼎沸的“国营食店”，那蒸腾的茶烟里，竟埋下了我此后半生都戒不掉的人间烟火。

‍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转眼间，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那些国营食店慢慢变成了泛黄的老照片，成为“计划”与“市场”碰撞的鲜活缩影。县供销社的食店悄然消失，由农场服务部经营的两家茶店相继兴起。食店后厨里，木料燃烧的烟火气终日弥漫，铁锅里蒸出的糕点虽带着淡淡的铁锈味，却让职工们喜爱有加。彼时，凭粮票供应馒头包子的年代虽已远去，但“先买单后就餐”的惯例依旧延续。承载的不只是饥肠辘辘时的满足，更化作了一代人心中难以磨灭的集体记忆。

转折点出现在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在海南农垦的每一寸土地上吹拂。这场变革如惊涛拍岸，将市场经济的浪潮卷入橡胶林深处，农场经营的那两家“铁饭碗”茶店，也在时代洪流下开始摇晃。某一日，隔壁蓦然冒出一家私营茶铺。清晨，煎堆入锅的滋滋声响，裹挟着焦香与甜香的热气飘散开来，引得路人频频驻足。我的挚友“五爹”正是这家茶铺的主人，也正是这家小店，为我们结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厚情谊。

‍ 此时，国营茶店的匾牌渐渐蒙尘，五爹的茶铺却越发热闹，那一阵阵来自五湖四海方言此起彼伏的交谈声、竹椅挪动的吱呀声、与油锅的滋滋声混作一团。竹制蒸笼里腾起的白雾中，红糖糍粑裹着椰蓉，酥脆的油条蘸着浓稠的牛奶浆，这些曾被计划供给束缚的滋味，如今成了街坊们的新宠。我常常约上朋友和同事到此光顾，五爹将滚烫的茶水倒入粗瓷杯，始终面带欢笑，用他的文昌方言热情招呼着每一位顾客。那些在国营茶店用粮票换萝卜糕的岁月，与眼前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市井烟火，在时代的缝隙里悄然重叠，成了记忆深处最醇厚的农场味道，这味道夹带着五爹茶铺新出锅煎堆的甜腻，酿成独属于那个时代的岁月陈酿。

‍ 彼时，作为农场宣传科的新闻工作者，我的镜头始终追随着这片土地的脉动。从晨光里摇晃的橡胶林，到暮色中喧闹的茶铺，我执着于捕捉每个细微的蜕变，总琢磨着如何用镜头留住农场的世事变迁。

‍ 1989年盛夏的某一天，我在办公室翻看《海南日报》时，一则以改革开放中涌现新人新事为主题的“新能源杯”新闻摄影月赛启事让我心潮澎湃。脑海中第一个闪过的，便是五爹那间热气腾腾的茶铺里那蒸腾的白雾，还有茶碗碰撞中清脆的畅谈声，不正是时代浪潮下最鲜活的注脚吗。

次日清晨，我扛着相机来到茶铺。晨光倾斜穿过竹制卷帘，在斑驳的砖墙上投下细碎的光影。我迅速支起三脚架，将快门调至慢门模式。服务员穿梭时带起的虚影、老茶客静坐时的专注神态，在取景框里形成奇妙的虚实交织。当五爹掀开蒸笼的刹那，弥漫的白雾裹挟着红糖糍粑的甜香扑面而来，我按下快门。蒸笼腾起的雾气与食客们眼角眉梢的笑意相互交织，营造出朦胧的氛围，二者完美融合的巧妙画面，被我用心定格。

斟酌再三，我为照片拟下标题《茶烟起处见春潮》。稿件寄出不过五日，惊喜便翩然而至，作品不仅登上《海南日报》二版显要位置，还斩获月赛优秀奖。看着铅字间自己锁定的人间烟火，我忽然意识到，这张照片记录的不仅是五爹茶铺的热闹，更是一个时代破茧重生的生动缩影。那些虚化的人影与清晰的茶点，恰似新旧交替时朦胧却坚定的步伐，在胶片上书写着属于农场、属于海南农垦的改革诗篇。

‍ 此后我常在农场各茶店蒸腾的热气里捕捉农场变迁的细微印记，陆续从不同角度报道农场新事，先后完成并被各报刊发的五篇带着茶渍与烟火气的报道：如记录职工讨论致富妙招的《茶铺里的‘金点子’》；讲述转型创业故事的《茶客变电商达人》；描绘邻里互助场景的《共享茶摊暖人心》等等。

‍ 从计划经济的粮票叮当，到市场经济的煎堆飘香，茶店的灶台始终燃着不灭的烟火。五爹掀开蒸笼的白雾里，藏着农垦人闯浪潮的勇气；职工们蘸着茶渍写下的字迹间，跃动着变革时代的生机。这些浸着茶香的故事，终将成为老茶客们闲聊时的绵长回味，也化作新时代农垦画卷里最鲜活的底色，在岁月深处，永远萦绕着温暖的人间况味。

‍ 岁月如茶烟袅袅飘散，我也霜雪染白双鬓，带着退休的从容，在嘉积城寻得一隅清幽栖居。原以为会与农场的烟火渐去渐远。但我的脚步仍会不自觉地丈量回农场的路。一次我怀揣着约定重返农场，径直走进那间充满回忆的五爹茶店，店内店外早已满棚高坐。见我缓缓走来，老同事忙起身让位，带有沙哑的嗓音裹着橡胶林的气息扬起：“鹧鸪茶第三泡，正合时”；鬓角染霜的老同学默契地边分食一碟五爹拿手的文昌薏粿，边调侃着彼此当年掰分馒头哪块更大争得面红耳赤；老挚友缓缓摸出老花镜，自豪地将手机里孙女满分的成绩单推到我眼前；原单位的老领导似变魔术般地塞给我两包软“华仔”香烟…这蒸腾着烟火人情与岁月余温的氛围，在茶碗相碰的声响里连同五爹永远带着笑意的添茶身影，都化作滚烫的香茶，在时光里酿成了永不冷却的温度。

‍ 毎次回场在茶店相聚，都是以晨光漫过窗台为基准，众人才以茶代酒起身干杯各自散去，却又已开始念叨下次早点回来占据露天树荫下那最佳老位子。

‍ 如今，我寓居嘉积城，尽管这座城里有着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茶楼和茶艺馆如珍珠般散落在每一条大街，但老街不衰而厚重的茶文化和充满人文气息的老爸茶馆，始终占据着我心中无可替代的位置。每天上午，我常常约上同居住在小城里的农场老乡们相聚老爸茶馆。围桌一坐，老郭总爱掏出老花镜，悠悠展开泛黄的农场旧照片，指着照片里国营食店前排队的人群，笑说当年为了半两粮票和打饭师傅“据理力争”；王姐则把自家腌的木瓜丝摆在桌上，说起五爹茶铺开业时，大家蹲在路边分享煎堆的热闹光景；幽默的老林操着方言，惟妙惟肖模仿当年语文老师讲课的滑稽腔调；爱逗乐的老华用茶匙敲着碗沿，哼起早已失传的农垦号子。在茶碗碰撞声中，老板笑着凑过来，顺手往我们壶里添了把鹧鸪茶：“听你们讲农场故事，比我店里的老茶还耐泡”。老板的调侃落下，众人的笑声顿时漫开。

‍ 偶尔，我也会约上城里那些影友、笔友相聚老爸茶店，茶桌上总少不了摊开的手提电脑，共同分享着相册里的最新作品。有人偏爱捕捉长嘴陶壶倒茶飞溅的水珠动态；有人将镜头对准茶客那沟壑纵横的面庞、布满褶皱的手背缓缓入画，那些被时光雕刻的纹路里，沉淀着说不尽的故事；我们争论着慢门拍摄时如何留住茶烟的缥缈，探讨怎样用逆光勾勒出茶客剪影的沧桑感。当灵感闪现，快门声与茶碗碰撞声交织成趣，最终都化作取景框里老爸茶馆里永不褪色的人间烟火。

‍ 晚风带着淡淡的茶香，恍惚间仿佛又回到农场的黄昏，那时带着满身的烟火气，走向各自的小家。而如今，在这座小城里，老爸茶馆也成了我们新的“新家”，盛满了岁月的故事与不变的情缘。

‍ 拙朴的桌椅，袅袅的茶烟，醇厚的茶香。无论在农场或在小城，老爸茶馆的每个晨昏，都在上演着相似又新鲜的故事。镜头里的烟火、茶盏间的流年、老友间的絮语，早已将时光酿成同一壶醇香。合上相机，晚风裹着熟悉的茶香拂过，这永不冷却充满市井味和烟火气的温度，就是我与老爸茶跨越半生的绵长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