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王朝体系下的忠臣样板（三）

吃牛的草

三

改革，必须是从上至下的。那为改革配套的人事布局，自然也得从上面开始。

庆历三年四月，汴梁城内河边枯柳刚刚冒出一丝嫩芽，宋仁宗就按捺不住要锐意改革的念想，即召范仲淹、韩琦回京，同授枢密副使（宋为分权，中枢机构为“二府制”，文事由中书即宰相执政负责，武事由枢密院负责，枢密使为枢密院最高长官）。此前，两人共同于西北边疆抗守西夏，但北辽与西夏闹翻后，西夏已无力与王朝再战，甚至还伸出了主动求和的橄榄枝。接着，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八月，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相），授富弼为枢密副使。九月，召见范仲淹、富弼，给笔札，责令条奏政事。

经过一系列的前期筹备，终于步入拿方案出条文的时候。让范仲淹与富弼两人牵头拿改革方案，说白了，也意味着改革这摊子事就让范仲淹与富弼两人主要负责了。庆历新政在一番紧锣密鼓后，终于拉开了序幕。

面对王朝君王的重托期许，范仲淹与富弼等除了建功立业的兴奋与压力，估计已经没有时间过虑犹豫了。此前，面对宋仁宗谈及改革的意向，范仲淹等还有徐图缓进的建议，但从这一刻开始，一切都变了。彼时，你是旁观者的身份，而此时，你是具体执行人，你不能说，欲速不达，慢慢来，再看看。从来旁观者与干事的，他们的对于时间刻度的认识感知都不是在一个频道上，你在那条道上说要慢慢来的时候，我在这条道上已经心如火焚跳脚等不及了。

召见回来后，范仲淹与富弼估计只能用眼神相互勉励一番，便殚精竭虑进入加班加点的工作时刻，晨更早起，夜以烛继，短短数日，范仲淹就呈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富弼条列了十余事，及河北安兵十三策），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前四项涉及选官用官精简官员直指“冗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则涉及民生国防，直指“冗兵”、“冗费”， 覃恩信、重命令则是直指行政执行力，也是为改革各项措施落地保驾护航。说白了，改革目的就是让官员精干起来，让国防强大起来，让国家富裕起来，让行政效率起来。可以说，这样的改革方案，方方面面，范仲淹与富弼等改革派其实酝酿已久，他们等待的，只是王朝的君王发出改革的号令。

或许会有人疑问，时范仲淹任参知政事，这职位相当于副宰相，那宰相去哪了，改革这么重大的事情宰相怎么能不参与呢？其实，宰相一直在那里，吕夷简因病引退，排名第一的宰相章得象，属于老好人，一般不发表过激言论或明显站队，排名第二的宰相晏殊，虽然处事倾向保守，却是富弼的岳父。至于枢密使杜衍，则是改革派的坚定支持者。而更为重要的是，参知政事职位虽然相当于副宰相（执政），却是直接向皇帝负责，从整个王朝体制来说，是皇帝用来制衡宰相的，而范仲淹这个副宰相，是宋仁宗专门让范仲淹负责改革设置的位置。

而宋仁宗之所以安排富弼做范仲淹的副手，除了看中富弼的忠心与能力，或许还有因为富弼与范仲淹之间的特殊关系。作为王朝的最高领导人，王朝重臣之间的大致关系纠葛，自然也是必须要掌握了然于胸的。而在富弼的人生道路上，范仲淹可以说相当于恩师的地位。正是范仲淹的两次举荐，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富弼的人生道路。

如果时光回到二十年前，富弼估计不会想到，自己会跟范仲淹一起共事，更不会想到，会是做这样一件影响王朝宿命的改革大事。二十年前，富弼二十，弱冠之年，茂才（秀才）之身。年轻的须发虽然有了朝气的蓬勃，但离进士入仕毕竟还有一定的距离，尽管貌似器宇不凡，却也只能跟在父亲的身边继续读书深造。父亲富言是地方泰州的一个官员，负责监督泰州地方的酒税，名曰监当官。而与父亲来往的朋友中，有这样一位官员，负责监督泰州的西溪盐仓，他的名字，就叫范仲淹。

是的，二十岁那一年，富弼因为父亲的关系认识了范仲淹。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人间无数。也并非只是说男女关系，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相遇，在成就事业的道路上，有时比男女相遇更加重要。二十岁那一年，对富弼很重要，因为那一年，富弼遇到了范仲淹。或者说，范仲淹见到了富弼。

因为是晚辈，起初估计也只有寒暄问礼。没想到一不小心斗胆接了话头论点，结果却成了忘年知己。晚辈富弼自然是敬佩长者范仲淹的才识见略，但长者范仲淹却被这个二十岁的青年才学见地意外惊倒，于是爱才如命举贤若渴的范仲淹揣着富弼的文章就噔噔地跑去向时任御史中丞的晏殊推荐：此人天下之奇才也，愿举于朝而用之。晏殊一看奇才的文章，先是点赞，然后就问这奇才婚了没？当听到是否的回答后，直奔主题就让范仲淹从中做媒，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富弼。

范仲淹第一次推荐，就把富弼推成了乘龙快婿，而第二次推荐，则是跟金榜题名有关。天圣八年（1030年），距两人相遇相识相知已过了七年，富弼进京参加进士考试，由于偏科擅长策论不擅长诗赋，结果名落孙山，心灰意冷之际只能收拾行李回家继续啃老。也就这一年，宋仁宗颁诏制举特科。所谓特科，就是除三年一次科考外，王朝会不定期地举行特科考试，选拔特殊人才。应试者须由公卿推荐，先行预考，再由皇帝亲自出题公考。得知消息的范仲淹，竟不顾路途千里，又噔噔地跑去对富弼说：你当以此进身。并举荐富弼为茂材异等。最终，富弼不负范望成了特科进士，迈入了仕途求进的门槛。

对于范仲淹的恩情，富弼自是终生难忘。多年后，范仲淹已然去世，富弼在《祭范文正文》中写道：“某昔初冠，识公海陵（泰州），顾我誉我，谓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气殊息，同心异体。始末闻道，公实告之；未知学文，公实教之。肇复制举，我惮大科，公实激之；既举而仕，政则未喻，公实饬之。”

人生难逢一恩师，知我识我教我携我。范仲淹虽非富弼授业之师，却堪当是人生导师。富弼在提笔写下这段文字时，笔端一定是蘸满感情，墨水中，有泪晕开。时光回溯，不得不说，出于这样的关系，范仲淹与富弼搭班子，那一定是相当和谐的，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提高班子战斗力，符合了宋仁宗迫切进行改革意愿的。而在宋仁宗深思熟虑的人事布局中，改革核心领导班子另一成员，韩琦，那也是相当和谐的。虽然，富、韩二人后来有交恶，不过那也是范仲淹去世后多年的事情了。

韩琦，这位比富弼还年轻4岁的王朝重臣，出道却比富弼更早。在富弼初遇范仲淹的年纪，韩琦已经考中了进士。在富弼入选特科进士步入仕途正轨时，韩琦已经做官好多年了。而在富弼出使辽国前，韩琦已经与范仲淹并驾齐驱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康定元年（1040年），韩琦大胆向朝廷推荐起用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任职期间，二人名重一时，时称“韩范“。韩琦俨然排在范仲淹之前。

不过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二人分歧较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

王朝决策者首先采用了韩琦的用兵策略，结果在好水川遭遇了败战，宋军6000余人阵亡。王朝追究败军之责，夏竦被撤职，韩琦、范仲淹被降职。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一系列败战后，庆历二年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而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

庆历三年七月，调回京城任枢密副使的韩琦向仁宗上了《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著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韩琦的系列政治观点，与后来范仲淹、富弼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

政见相一致，名望重一时。自然而然，韩琦也就成了改革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在宋仁宗这个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亲自牵头下，改革执行的高层核心领导班子就这么形成了。不过，也正是宋仁宗这种团结就是好班子的超常规人事配置，让改革派落下了一个被致命攻击的口实，并最终导致改革的流产夭折。这是宋仁宗初始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