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沄的美篇

刘沄

易经——梅花易数入门

前言

一

本书是一本教给你学习运用《易经》的实用入门书籍。这里所说的《易经》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包含了除传统《易经》之外的术数内容，因为术数是《易经》阴阳五行思想的自然延伸与实际运用，也理应纳入《易经》智慧的宝库中。

本书写作的一个前提即是认为《易经》的本质在于预测，而学《易》最好首先从卜筮入手。这种方法符合后天八卦之理。后天八卦讲万物之用，其顺序是从坎始发，顺时针上升到离，再从离顺时针回复到坎。坎为冬天，代表蒙昧状态，为贞占卜筮;而离为夏天，代表文明之象，为道理。民间讲《易》，耽于卜筮;学院讲《易》，则不屑于卜筮，喜清高论理。其实纯粹卜筮，无火宣彰，则境界失其小;空谈《易》理，势必成为虚火，而无其用。从坎上到离，代表从卜筮入手，而欲深入，则必须明理，然此尚为未济;从离下到坎，代表尚需从明理后返归于卜筮，则卦成既济。然此卜筮非初学时的卜筮，而是经过一圈轮回的卜筮，如此才能对天下事了然，是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乐天知命故不忧”。

王阳明有云:“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只为后世将卜筮专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艺。不知今之师友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类，皆是卜筮。卜筮者，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谓人心尚有所涉，唯天不容伪耳。”(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毕竟是大哲人，对卜筮之道看得通透，非世俗之喜欢画地为牢的陋儒俗儒所能比。

二

今既有视《易经》为封建迷信，亦有视《易经》为科学耳，如此首尾两端的评价其实都肇因于近代以来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在科学主义者眼里，科学是真理的代名词，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一切问题的合法性必须经过科学光辉的照耀，不经过科学检验而认可相信的就是迷信。迷信说法本来自佛教，对任何事物的过分相信从而失去了理智的判断力，我们都可以称之为迷信。须知，天下间的事理绝对和相对相通，绝对到极点就是相对，而相对到极点就是绝对。当把科学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之时就是一种迷信，一种丧失理性判断力的意识形态。因为科学主义思维的作怪，所以当看到科学与《易经》的明显区别时，《易经》就被想当然地视为迷信;而即便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不过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而已，所谓“朴素”者无非是幼稚不成熟的代名词。然而另一方面，因为看到《易经》的诸多神奇之处，与现代科学更有很多相通相似的地方，所以，《易经》又在一些科学主义者的眼里赢得了所谓“宇宙代数学”“人类的科学大纲”“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等等美誉。

其实《易经》就是《易经》，它既非科学也非迷信，倒是古人对其定位最准确，称之为玄学。

“玄”字本为深赤而近黑的颜色，引申为幽深微妙之义。魏晋时期清谈家称《周易》《老子》《庄子》三本书为“三玄”，所以古人把对《老子》《生子》《周易》的研究称之为玄学，后来推广到包括传统术数、占卜、算命、风水、择日、姓名学等等和阴阳有关的学问都归于玄学。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白天与在晚上看物体是不同的。白天的背景是光明一片，物体对比白天的亮度必须要显得偏暗一些，这样我们才能把物体和外部空间区分开，看清物体的轮廓和内涵，如果物体也同白天一样白花花的，那我们反倒被晃眼而不能看到它。晚上看事物则不同，在黑暗的背景下，物体一定要发光或者借助月光或灯光才能和外在的黑暗有所区分，显示出它的轮廓和内涵。所以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在光明的背景下，物体要通过黑暗来显现;在黑暗的背景下，物体要通过光明来显现。

科学就相当于这种大白天下看物体，而玄学就类似于这种黑夜中看物体。因为白天看物体，所以科学习惯于把物体进行条分缕析，还原成很细微的部分，借助数学、逻辑和实验，来认识物体，进而发明创造新物体。但是科学被光明所蔽，容易失去对物体的整体把握，由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所以它短于对事物的预测。当然，科学并不是不能预测，只是相对而言，预测不够精细、准确、长远。随着科学的进步，这种预测的功能也在不断提高。客观性是科学的特点。同时科学是向外发展的，需要假于外，依赖工具和分工合作。

因为黑夜中看物体，所以玄学借助于一些抽象的符号，从外部对于天地万物的形象与功能进行高度浓缩性的概括，从而把握了事物的整体和发展趋势。但它只知道物体的大概，而无法对其模拟与实验，从而不容易发明创造出新物体。当然，这也是相对科学而言。通过《易经》也是能发明一些东西的，比如在《易经》的系传上讲古人通过离卦发明网，通过涣卦发明船，通过大壮卦发明房屋。但这些都是一些单纯的模仿比拟，如果更进一步深入进去，对自然的机理进行抽象，然后重新演绎出新东西来，恐怕《易经》就有些勉为其难了。当然，玄学与科学虽然道路不同，但都是研究天地万物的，必然彼此有相通之处，《易经》的道理与现代科学能够互相启发、互相诠释，是很自然的。但实际上用纯玄学方法再研究一万年也不会发明计算机，更别说让飞船上天了。玄学这种高度的概括性使其内涵可以无限延伸，涵盖万有，统一天、地、人乃至宏观与微观的各个层面，所以它的本质是预测。而这种预测需要的是高度主观性。科学实验中只要严格遵循相应的实验条件和操作规程，无论谁来操作试验都会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果，而在《易经》预测过程中，除了考虑排演出来的卦象，还要考虑算卦的时间和环境，甚至是占卜者的内在感受和外在感应。比如问求财，倘若占卜者刚好看到有人打碎了一个茶杯，这种情况下，就算卦吉，事情最后可能也不吉，因为茶杯的破碎代表一种很不好的“外应”。此外，《易经》是一种内求的学问，通过内求，《易经》追求的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从根本上说，玄学与科学代表着东西方文化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后天八卦图》中，东方文化是从代表冬天的坎卦上行到经过春天的震卦到代表夏天的离卦过程，而西方文化则是从代表夏天的离卦经过代表秋天的兑卦到代表冬天的坎卦的过程，二者完全相反。热胀冷缩乃自然之理。由冬到夏，气温升高，阳气渐长阴气渐消，万物生长发育，欣欣向荣，所以东方文化的核心思想就者的侧重点不同:在光明的背景下，物体要通过黑暗来显现;在黑暗的背景下，物体要通过光明来显现。

科学就相当于这种大白天下看物体，而玄学就类似于这种黑夜中看物体。因为白天看物体，所以科学习惯于把物体进行条分缕析，还原成很细微的部分，借助数学、逻辑和实验，来认识物体，进而发明创造新物体。但是科学被光明所蔽，容易失去对物体的整体把握，由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所以它短于对事物的预测。当然，科学并不是不能预测，只是相对而言，预测不够精细、准确、长远。随着科学的进步，这种预测的功能也在不断提高。客观性是科学的特点。同时科学是向外发展的，需要假于外，依赖工具和分工合作。

因为黑夜中看物体，所以玄学借助于一些抽象的符号，从外部对于天地万物的形象与功能进行高度浓缩性的概括，从而把握了事物的整体和发展趋势。但它只知道物体的大概，而无法对其模拟与实验，从而不容易发明创造出新物体。当然，这也是相对科学而言。通过《易经》也是能发明一些东西的，比如在《易经》的系传上讲古人通过离卦发明网，通过涣卦发明船，通过大壮卦发明房屋。但这些都是一些单纯的模仿比拟，如果更进一步深入进去，对自然的机理进行抽象，然后重新演绎出新东西来，恐怕《易经》就有些勉为其难了。当然，玄学与科学虽然道路不同，但都是研究天地万物的，必然彼此有相通之处，《易经》的道理与现代科学能够互相启发、互相诠释，是很自然的。但实际上用纯玄学方法再研究一万年也不会发明计算机，更别说让飞船上天了。玄学这种高度的概括性使其内涵可以无限延伸，涵盖万有，统一天、地、人乃至宏观与微观的各个层面，所以它的本质是预测。而这种预测需要的是高度主观性。科学实验中只要严格遵循相应的实验条件和操作规程，无论谁来操作试验都会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果，而在《易经》预测过程中，除了考虑排演出来的卦象，还要考虑算卦的时间和环境，甚至是占卜者的内在感受和外在感应。比如问求财，倘若占卜者刚好看到有人打碎了一个茶杯，这种情况下，就算卦吉，事情最后可能也不吉，因为茶杯的破碎代表一种很不好的“外应”。此外，《易经》是一种内求的学问，通过内求，《易经》追求的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从根本上说，玄学与科学代表着东西方文化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后天八卦图》中，东方文化是从代表冬天的坎卦上行到经过春天的震卦到代表夏天的离卦过程，而西方文化则是从代表夏天的离卦经过代表秋天的兑卦到代表冬天的坎卦的过程，二者完全相反。热胀冷缩乃自然之理。由冬到夏，气温升高，阳气渐长阴气渐消，万物生长发育，欣欣向荣，所以东方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天人合一，天和人一回事，万物一体。为什么能够天人合一呢?因为这个时候，人的阳气足，是往上行的，能够接近天。而由夏到冬，是气温下降，阴气渐长阳气渐消，万物收获果实，最后潜藏过冬，所以西方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天人相分。为什么天是天、人是人呢?因为这个时候，人的阴气重，是往下收缩的，离天越来越远。天人合一导致了东方文化是一种辩证、宏观、系统、有机的形象思维，而天人相分导致了西方文化成为一种实证、独立、逻辑分析的抽象思维。二者一阴一阳，分别代表着这个世界的不同面相，它们都正确，但只有合在一起才更全面。

三

《易经》为观物取象之学。《易经》系传有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易经》反映的就是图像的变化，它采取取象比类的办法，“远取诸物，近取诸身”，选取共性的“象”作为推论基础，然后“援物类推，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则天下之能事毕矣”，用已知之象，推断未知之象，触类旁通，从而获得具体事物中所蕴含的抽象道理。

《易经》内容千变万化，但都离不开阴阳，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易经》所讲的阴阳和我们日常所谈的矛盾虽然都承认世界的二元特性，但其间却有着根本的不同。古人对于阴阳是有着明确规定性的:

阳: 强力的、动态的、向上的、亢奋的、开放的、积极的、功能性的因素，称为阳。

阴:柔弱的、静态的、向下的、平静的、收敛的、保守的、物质性的因素，称为阴。

而矛盾则对二元的特性没有作出规定性，只是说两者是对立的。

阴阳论强调的是阴阳和谐，与天和，与地和，与人和;矛盾论强调的是矛盾的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而且还其乐无穷。

阴阳论强调的是同性才发生斗争，而在异性之间是相互需要、相互依存的关系;矛盾论则认为是异性相斗，而同性则不斗。在阴阳论看来，夫妻之间的斗争，其实绝不等同于阴阳之间的斗争。因为夫妻本身并不是纯阴或纯阳之体，他们之间的斗争往往是由于一方阴中的阳扩大而与对方的阳两阳相抗发生斗争;或者阳中的阴扩大了，从而与另一半的阴两阴相抗发生斗争，而这种同性的斗争则表现在道德观念、兴趣爱好、体貌、学识乃至性等方面。

阴阳论通过天干地支，能够对天地的气数变化有精确的计量，所以它能准确地预测:而矛盾论则无法对自然演进有精确描摹，只能预测大概趋势，靠阳历也就是西历是无法推算命运的。

阴阳产生于太极。天地本一大太极,人身为小太极，而物物皆有太极。太极就是事物演发的立足点、坐标系。太极生阴阳，阴阳合而又生四象，即太阴、少阴、太阳、少阳。四象因阴阳分位而落于四旁，于是便生出四维的中来。这四维加上中，就是五行。“行”即为“行动”“运行”。五行并不是说世界是由五种物质构成的，而是说世界的气化存在有五种形式。气聚成形，在四象基础上生成八卦。八卦和五行不同，八卦是挂出来可以看到的有形的东西，相当于事物的质量;而五行则是事物的无形的气的运动，相当于事物的能量。

天下万物莫不是首先在天成象，然后天气下注而在地成形;由形再返归于气，如此形气不断转换。气为阳，形为阴;气又分阴阳，故《河图》为阳，《洛书》为阴;形又分阴阳，故先天八卦为阳，后天八卦为阴。阳主生，阴主克。《河图》中水木火土金顺时针连续相生，《洛书》中金木土水火逆时针连续相克。先天八卦以震巽为木代表生长为经，乾生坎，艮生兑，离生坤为纬;后天八卦以坤艮为土代表收藏为经，坎克离，兑克震，乾克巽为纬。

天下万物莫不是首先在天成象，然后天气下注而在地成形;由形再返归于气，如此形气不断转换。气为阳，形为阴;气又分阴阳，故《河图》为阳，《洛书》为阴;形又分阴阳，故先天八卦为阳，后天八卦为阴。阳主生，阴主克。《河图》中水木火土金顺时针连续相生，《洛书》中金木土水火逆时针连续相克。先天八卦以震巽为木代表生长为经，乾生坎，艮生兑，离生坤为纬;后天八卦以坤艮为土代表收藏为经，坎克离，兑克震，乾克巽为纬。阳中有阴，故《河图》中水火木金相对而克，先天八卦乾坤艮兑震巽坎离相对而出;阴中含阳，故《洛书》中水金木火相对而生，后天八卦震巽离坤兑乾坎艮循环相生。阴阳互相转换，故火金易位则《河图》《洛书》互相转换，而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因为为有形之物，故相互转换则需要更复杂的过程。

五行的进一步阴阳细分就产生了十天干、十二地支。万物形气不离，形中必有气，气中必蕴形。故干支与八卦互相包含。十天干纳于八卦，即有纳甲法，乾纳甲壬，坤纳乙癸，艮纳丙，兑纳丁，坎纳戊，离纳己，震纳庚，巽纳辛。十二地支纳于八卦，即有郑玄、京房的不同的爻辰之法。

人为天地之心，为天地人三才之一，能与天地参。《易经》就是人类用来与天地参的一种工具。《易经》能描述天地万物的产生变化，天地万物如何产生变化，《易经》也就如何产生变化。我们可以想象，自然的演化首先要有天地这个大舞台，就如同我们首先要有我们自身或者有我们单位企业或者有我们国家一样，这是事物之体，就是物质存在。有了事物的体之后还要有事物的用。体和用分别是阴阳的两个方面。对于天地来说，日月就是最大的用，就是能量，因为只有通过日月的作用才能照亮这个世界，才能通过光的阴阳作用诞生万物;对于我们个体单位企业国家来说，其用就是按照天地所赋予的不同使命来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比如如果是个画家，就需描绘这个世界，如果是个企业，就要努力发展生产，创造社会财富，如果是国家，则需要保护自己的公民，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等等，如此为其用;而无论是体也好，用也好，又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天地有四季的变化，个体有生老病死，企业国家有盛衰兴亡，此为变。这些体用和变化，它们都具有一个“形象”呈现出来，我们称为“象”。这个象我们可能看到，也可能看不到，我们就用五行八卦来表示;对象进一步抽象后我们发现，它的骨架是一些数，而为何这些象和这些数构成这个事物，这就是“理”。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既阐释了这个世界的不易之道，又阐释了这个世界的变易之器。而学《易》贵在以不易推变易，以不变应万变，以有限的生命“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举而措之天下之民”，从而创造富有的大业、日新的盛德。

《易经》虽玄奥，但另一面则为自然平易。这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统一在一起的，否则《易经》就会与其理相违背。天下越深奥的道理，越是看上去很自然无奇。如果你治学做人做事没有达到自然的境地，那说明你境界还不够;如果你遇到一些大师教授或者其他什么大人物总是故作高深状，那么或者说明此人可能没有真东西，在忽悠人呢，或者说明此人修行境界还没到家，如此而已。

四

当我们讲《易经》谈预测的时候必涉乎命运。大易学家杭辛斋在《易楔》中指出:“有天地而后有万物生焉。万物生于天地间者，莫不有命。盖当其未生之前，本无是物也。乃忽而受气形，以有是物，形成于地，气受于天，是所谓命也。”《说文解字注》:“命，古文象君坐形。命，使也，从口令。令者，发号也。君事也。非君口而使之。是亦令也。故曰命者天之令也。”这里命是天对于人或万物的一种使命和限定，而运则是对于这种命的展开和体现。

天人合一，从积极的方面而言，人当“穷理尽性以致于命”，首先要明理，而后恢复作为“我”本体的“本性”，这样才能和天地宇宙的规则“道”相同化，是所谓“以人通天”;从消极的意义上说，则为“乐天知命故不忧”，要知道天对你的限制，了解自己的有限性，而能顺乎天意过快乐的生活，是所谓“以天合人”。如此二者结合，则可达《易经》系辞中的大人境界:“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今所谓人定胜天者，诚如大易学家潘雨廷先生所言，“所谓定，是知止而后有定之定”。此种定在《易经》中为艮卦。艮卦先天在西北，中国西北地势高，山在西北，艮形象山，山乃静而不动之象。艮卦后天在东北，为冬春交接之际，阴阳转换之时。艮卦总的含义是止，代表一种界限，只有知道界限，才能可行则行，可止则止，动静不失其时。人当学习领悟艮卦，素位而行，做事不出本位，说话不出本位，思想不出本位。而道家所谓“我命在我，不在天”，所指正是在艮止之后的逆天而行，修正自性，回归本性，果证道性，而绝不同于常人自以为是的豪言壮语。

讲《易经》谈预测之时又有天机不可泄露之说。因为《易经》为玄学，为阴性之学，其性为水。如果易学搞太深就会对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洞察得比较清楚，水旺阴性盛而损阳克火，既容易干扰这个阳性的世界，同时又给自已带来有损阳气的灾祸。火为光明为眼睛，水旺眼睛自然不好，这也正是操持算命行当者中盲人不少的缘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天机不可泄露之说是有道理的。然而，天机不可泄露又是相对的。如果真的知道那么多那么深的天机的话，也必是有大修行之人，乃真正的大师，他也不会随便外泄，往往归于隐逸，装糊涂，泯然众人。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包括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那些所谓易学大师，所知天机甚少甚浅，水平很有限，改变不了因果，只是装点一下世界罢了，所以天机不可泄露的意义又不大。

另有人因为《易经》的预测性而痴迷于股票彩票的预测并进行投机。然而《易经》讲究的是只有在“无思、无为”的情况下才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借预测投机者欲念深重，根本谈不上“无思、无为”，也就不可能与天地之间阴阳和谐，感而遂通了。非但不通，还因为阴气太盛而运气蹇难。此学《易》者不可不察也。

者的侧重点不同:在光明的背景下，物体要通过黑暗来显现;在黑暗的背景下，物体要通过光明来显现。

科学就相当于这种大白天下看物体，而玄学就类似于这种黑夜中看物体。因为白天看物体，所以科学习惯于把物体进行条分缕析，还原成很细微的部分，借助数学、逻辑和实验，来认识物体，进而发明创造新物体。但是科学被光明所蔽，容易失去对物体的整体把握，由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所以它短于对事物的预测。当然，科学并不是不能预测，只是相对而言，预测不够精细、准确、长远。随着科学的进步，这种预测的功能也在不断提高。客观性是科学的特点。同时科学是向外发展的，需要假于外，依赖工具和分工合作。

因为黑夜中看物体，所以玄学借助于一些抽象的符号，从外部对于天地万物的形象与功能进行高度浓缩性的概括，从而把握了事物的整体和发展趋势。但它只知道物体的大概，而无法对其模拟与实验，从而不容易发明创造出新物体。当然，这也是相对科学而言。通过《易经》也是能发明一些东西的，比如在《易经》的系传上讲古人通过离卦发明网，通过涣卦发明船，通过大壮卦发明房屋。但这些都是一些单纯的模仿比拟，如果更进一步深入进去，对自然的机理进行抽象，然后重新演绎出新东西来，恐怕《易经》就有些勉为其难了。当然，玄学与科学虽然道路不同，但都是研究天地万物的，必然彼此有相通之处，《易经》的道理与现代科学能够互相启发、互相诠释，是很自然的。但实际上用纯玄学方法再研究一万年也不会发明计算机，更别说让飞船上天了。玄学这种高度的概括性使其内涵可以无限延伸，涵盖万有，统一天、地、人乃至宏观与微观的各个层面，所以它的本质是预测。而这种预测需要的是高度主观性。科学实验中只要严格遵循相应的实验条件和操作规程，无论谁来操作试验都会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果，而在《易经》预测过程中，除了考虑排演出来的卦象，还要考虑算卦的时间和环境，甚至是占卜者的内在感受和外在感应。比如问求财，倘若占卜者刚好看到有人打碎了一个茶杯，这种情况下，就算卦吉，事情最后可能也不吉，因为茶杯的破碎代表一种很不好的“外应”。此外，《易经》是一种内求的学问，通过内求，《易经》追求的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从根本上说，玄学与科学代表着东西方文化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后天八卦图》中，东方文化是从代表冬天的坎卦上行到经过春天的震卦到代表夏天的离卦过程，而西方文化则是从代表夏天的离卦经过代表秋天的兑卦到代表冬天的坎卦的过程，二者完全相反。热胀冷缩乃自然之理。由冬到夏，气温升高，阳气渐长阴气渐消，万物生长发育，欣欣向荣，所以东方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天人合一，天和人一回事，万物一体。为什么能够天人合一呢?因为这个时候，人的阳气足，是往上行的，能够接近天。而由夏到冬，是气温下降，阴气渐长阳气渐消，万物收获果实，最后潜藏过冬，所以西方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天人相分。为什么天是天、人是人呢?因为这个时候，人的阴气重，是往下收缩的，离天越来越远。天人合一导致了东方文化是一种辩证、宏观、系统、有机的形象思维，而天人相分导致了西方文化成为一种实证、独立、逻辑分析的抽象思维。二者一阴一阳，分别代表着这个世界的不同面相，它们都正确，但只有合在一起才更全面。

三

《易经》为观物取象之学。《易经》系传有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易经》反映的就是图像的变化，它采取取象比类的办法，“远取诸物，近取诸身”，选取共性的“象”作为推论基础，然后“援物类推，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则天下之能事毕矣”，用已知之象，推断未知之象，触类旁通，从而获得具体事物中所蕴含的抽象道理。

《易经》内容千变万化，但都离不开阴阳，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易经》所讲的阴阳和我们日常所谈的矛盾虽然都承认世界的二元特性，但其间却有着根本的不同。古人对于阴阳是有着明确规定性的:

阳: 强力的、动态的、向上的、亢奋的、开放的、积极的、功能性的因素，称为阳。

阴:柔弱的、静态的、向下的、平静的、收敛的、保守的、物质性的因素，称为阴。

而矛盾则对二元的特性没有作出规定性，只是说两者是对立的。

阴阳论强调的是阴阳和谐，与天和，与地和，与人和;矛盾论强调的是矛盾的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而且还其乐无穷。

阴阳论强调的是同性才发生斗争，而在异性之间是相互需要、相互依存的关系;矛盾论则认为是异性相斗，而同性则不斗。在阴阳论看来，夫妻之间的斗争，其实绝不等同于阴阳之间的斗争。因为夫妻本身并不是纯阴或纯阳之体，他们之间的斗争往往是由于一方阴中的阳扩大而与对方的阳两阳相抗发生斗争;或者阳中的阴扩大了，从而与另一半的阴两阴相抗发生斗争，而这种同性的斗争则表现在道德观念、兴趣爱好、体貌、学识乃至性等方面。

阴阳论通过天干地支，能够对天地的气数变化有精确的计量，所以它能准确地预测:而矛盾论则无法对自然演进有精确描摹，只能预测大概趋势，靠阳历也就是西历是无法推算命运的。

阴阳产生于太极。天地本一大太极,人身为小太极，而物物皆有太极。太极就是事物演发的立足点、坐标系。太极生阴阳，阴阳合而又生四象，即太阴、少阴、太阳、少阳。四象因阴阳分位而落于四旁，于是便生出四维的中来。这四维加上中，就是五行。“行”即为“行动”“运行”。五行并不是说世界是由五种物质构成的，而是说世界的气化存在有五种形式。气聚成形，在四象基础上生成八卦。八卦和五行不同，八卦是挂出来可以看到的有形的东西，相当于事物的质量;而五行则是事物的无形的气的运动，相当于事物的能量。

天下万物莫不是首先在天成象，然后天气下注而在地成形;由形再返归于气，如此形气不断转换。气为阳，形为阴;气又分阴阳，故《河图》为阳，《洛书》为阴;形又分阴阳，故先天八卦为阳，后天八卦为阴。阳主生，阴主克。《河图》中水木火土金顺时针连续相生，《洛书》中金木土水火逆时针连续相克。先天八卦以震巽为木代表生长为经，乾生坎，艮生兑，离生坤为纬;后天八卦以坤艮为土代表收藏为经，坎克离，兑克震，乾克巽为纬。阳中有阴，故《河图》中水火木金相对而克，先天八卦乾坤艮兑震巽坎离相对而出;阴中含阳，故《洛书》中水金木火相对而生，后天八卦震巽离坤兑乾坎艮循环相生。阴阳互相转换，故火金易位则《河图》《洛书》互相转换，而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因为为有形之物，故相互转换则需要更复杂的过程。

五行的进一步阴阳细分就产生了十天干、十二地支。万物形气不离，形中必有气，气中必蕴形。故干支与八卦互相包含。十天干纳于八卦，即有纳甲法，乾纳甲壬，坤纳乙癸，艮纳丙，兑纳丁，坎纳戊，离纳己，震纳庚，巽纳辛。十二地支纳于八卦，即有郑玄、京房的不同的爻辰之法。

人为天地之心，为天地人三才之一，能与天地参。《易经》就是人类用来与天地参的一种工具。《易经》能描述天地万物的产生变化，天地万物如何产生变化，《易经》也就如何产生变化。我们可以想象，自然的演化首先要有天地这个大舞台，就如同我们首先要有我们自身或者有我们单位企业或者有我们国家一样，这是事物之体，就是物质存在。有了事物的体之后还要有事物的用。体和用分别是阴阳的两个方面。对于天地来说，日月就是最大的用，就是能量，因为只有通过日月的作用才能照亮这个世界，才能通过光的阴阳作用诞生万物;对于我们个体单位企业国家来说，其用就是按照天地所赋予的不同使命来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比如如果是个画家，就需描绘这个世界，如果是个企业，就要努力发展生产，创造社会财富，如果是国家，则需要保护自己的公民，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等等，如此为其用;而无论是体也好，用也好，又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天地有四季的变化，个体有生老病死，企业国家有盛衰兴亡，此为变。这些体用和变化，它们都具有一个“形象”呈现出来，我们称为“象”。这个象我们可能看到，也可能看不到，我们就用五行八卦来表示;对象进一步抽象后我们发现，它的骨架是一些数，而为何这些象和这些数构成这个事物，这就是“理”。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既阐释了这个世界的不易之道，又阐释了这个世界的变易之器。而学《易》贵在以不易推变易，以不变应万变，以有限的生命“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举而措之天下之民”，从而创造富有的大业、日新的盛德。

《易经》虽玄奥，但另一面则为自然平易。这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统一在一起的，否则《易经》就会与其理相违背。天下越深奥的道理，越是看上去很自然无奇。如果你治学做人做事没有达到自然的境地，那说明你境界还不够;如果你遇到一些大师教授或者其他什么大人物总是故作高深状，那么或者说明此人可能没有真东西，在忽悠人呢，或者说明此人修行境界还没到家，如此而已。

四

当我们讲《易经》谈预测的时候必涉乎命运。大易学家杭辛斋在《易楔》中指出:“有天地而后有万物生焉。万物生于天地间者，莫不有命。盖当其未生之前，本无是物也。乃忽而受气形，以有是物，形成于地，气受于天，是所谓命也。”《说文解字注》:“命，古文象君坐形。命，使也，从口令。令者，发号也。君事也。非君口而使之。是亦令也。故曰命者天之令也。”这里命是天对于人或万物的一种使命和限定，而运则是对于这种命的展开和体现。

天人合一，从积极的方面而言，人当“穷理尽性以致于命”，首先要明理，而后恢复作为“我”本体的“本性”，这样才能和天地宇宙的规则“道”相同化，是所谓“以人通天”;从消极的意义上说，则为“乐天知命故不忧”，要知道天对你的限制，了解自己的有限性，而能顺乎天意过快乐的生活，是所谓“以天合人”。如此二者结合，则可达《易经》系辞中的大人境界:“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今所谓人定胜天者，诚如大易学家潘雨廷先生所言，“所谓定，是知止而后有定之定”。此种定在《易经》中为艮卦。艮卦先天在西北，中国西北地势高，山在西北，艮形象山，山乃静而不动之象。艮卦后天在东北，为冬春交接之际，阴阳转换之时。艮卦总的含义是止，代表一种界限，只有知道界限，才能可行则行，可止则止，动静不失其时。人当学习领悟艮卦，素位而行，做事不出本位，说话不出本位，思想不出本位。而道家所谓“我命在我，不在天”，所指正是在艮止之后的逆天而行，修正自性，回归本性，果证道性，而绝不同于常人自以为是的豪言壮语。

讲《易经》谈预测之时又有天机不可泄露之说。因为《易经》为玄学，为阴性之学，其性为水。如果易学搞太深就会对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洞察得比较清楚，水旺阴性盛而损阳克火，既容易干扰这个阳性的世界，同时又给自已带来有损阳气的灾祸。火为光明为眼睛，水旺眼睛自然不好，这也正是操持算命行当者中盲人不少的缘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天机不可泄露之说是有道理的。然而，天机不可泄露又是相对的。如果真的知道那么多那么深的天机的话，也必是有大修行之人，乃真正的大师，他也不会随便外泄，往往归于隐逸，装糊涂，泯然众人。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包括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那些所谓易学大师，所知天机甚少甚浅，水平很有限，改变不了因果，只是装点一下世界罢了，所以天机不可泄露的意义又不大。

另有人因为《易经》的预测性而痴迷于股票彩票的预测并进行投机。然而《易经》讲究的是只有在“无思、无为”的情况下才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借预测投机者欲念深重，根本谈不上“无思、无为”，也就不可能与天地之间阴阳和谐，感而遂通了。非但不通，还因为阴气太盛而运气蹇难。此学《易》者不可不察也。

五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通过运用《易经》，我们能探寻历史社会发展中很多深层次的东西，进而领悟天命。

比如:当初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是因为“亡秦者胡也”这样一句谶言，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给平民百姓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的情况下，为拒胡人而建立的。可实际上大秦帝国最终不是亡在胡人手里，而是亡在二世胡亥手中。真是此胡非彼胡。应当说，修筑长城对巩固统一的帝国，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确实有用。那么有没有比这更深远的含义呢?在《易经》看来，长城头枕大海，海为大泽为兑卦;尾连群山，山为艮卦。所以长城上兑下艮，为泽山威卦。咸卦为情感、感应之象。只有具足情感，人类才能生存繁衍，发展壮大。故知，长城的建立实际上有利于中华民族在情感上联结成一体，生生不息地繁衍，世代长存。(此说法源自《妙师说易》)

再比如，众所周知，民主化如今成为了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那么从《易经》角度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所谓民主，即是人民在上，领导在下，人民大众做主投票选出领导。在《易经》中，领导为乾卦，而人民大众则为坤卦，这样民主就成为地天泰的卦象。与此相对，领导高高在上，人民在下，不民主就成为天地否的卦象。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如果要发展，就必须阴阳交流，天地交合。而否卦，为闭塞不通之象，这就如同以前的专制社会，统治者高高在上，不能够深入民情，人民在下，民意不能上达。但否极泰来，天地之气终需要沟通，否则就造就不了生命，所以产生了地天泰卦，人民为大。因此，民主化潮流正是天地之气深入交流演进的结果。

再比如，海外华人资本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曾起了巨大作用。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海外华人资本占了整个外商投资的大多数，这在我们看来很平常，但实际上类似的海外印度人或海外俄罗斯人则远没有那么大的热情回故国投资。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叶落归根的观念所造就的。这当然是正确的。如果进一步深入，从《易经》角度我们会看到，中国代表东方世界的中心，五行为土，而五行的交替、承接、转换，皆是靠土来施行完成的，土具有包容性，万物生于土，而复归于土，所以中华文化乡土意识重的特点有效地促进了海外华人回祖国进行投资。

通过《易经》可对国家社会进行种种具体而微的分析，而且与现代学术思想很多方面都能互相阐释、互相印证。比如，在阴阳五行中有六亲说:以自我为中心，同我者为兄弟，生我者为父母，我生者为子孙，克我者为官鬼，我克者为妻财，它们之间组成一个连环相套的关系。这个理论不仅可以用来解释个人，还可以分析国家和社会现象。自我(兄弟)生子孙，自我为国家社会主体，子孙代表着自由与创造力;子孙生妻财，妻财代表着社会的经济实践;妻财生官鬼，官鬼为社会的政治实践;官鬼生父母，父母为社会意识形态;父母生自我(兄弟)，最终表现在国家社会主体性的确立。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仅讨论一下作为意识形态的“父母”的有关思想。

在阴阳五行哲学中，生我者父母不仅仅指现实生活中的作为实体的父母，而且指代精神性的因素。这是因为天地之间有形之物无不是从无形之气产生出来的，而这无形之气无不是天地大父母生生不息的演化的体现，是天地的消息。这种消息因其无形性，落实在人身上则代表观念、精神，而随着观念、精神的滋养长大，最终驱动作为主体的人能动性去实践之，落实成有形之物，这个过程就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过程，也就是阳转阴的过程。

父母生自我，这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看法很相似。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是作为个人同其真实存在状况之间想象性关系的再现;同时，意识形态具有借由“召唤”(hailing)或称“询唤”(interpellation)的行为把个体建构成为主体的功能。

由于父母能转化官鬼的压力而生自我，所以当个体面临着外在的压迫制约之力时，他必须要通过精神性的活动想象、解释、构造出一种关系，来获取某种合法性，以缓解这种压迫制约之力，使其变成生我之力。如果这种精神性的阐释活动正常，而遇到自身有根而能受其所生的情况，那么这就会有效地增强自我的力量。而如果这种精神性的阐释活动过度膨胀，而遇到自我的孱弱无根时，就容易内化为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以自欺自骗的方式来自慰而根本无法改变现实。

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危机，作为意识形态的父母就必须能够给国家社会以精神性的支持，增强国家社会的主体性力量，来化解挑战危机。而如果原有意识形态不足以凝聚、团结国家社会来应对挑战，那就需要意识形态的变革了。近代以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成为主流思想，就是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必然产生的意识形态的革命。

当然，如果意识形态过分膨胀，也就是父母过旺的情况下，容易克制子孙，也就是说统一了思想，凝聚了人心，却削弱了自由与创造力。特别是一个国家-个社会自我力量已经比较强，再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就是父母生身过度，则使这个国家社会容易走向威权与专制，从而失去了活力。

对于意识形态过分膨胀而导致的顽固性，对付其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经济活动来遏制，因为财是克制破坏父母的。经济利益是对付意识形态的利器。

六

观乎历史，从伏羲演八卦，黄帝创干支，以至《连山易》《归藏易》《周易》相继而起，《易》文化构成中华文化的总根。在此基础上，道术为天下裂，孔、孟注重于《易》的显意，为《易》之阳;老庄注重于《易》的隐意，为《易》之阴;乃至法家、墨家、兵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无不从《易》中汲取营养，从某一方面立足发展出自己的学说思想。最终儒家因人之扶阳抑阴的特性，而胜出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干。此外，来自异域的佛教，逐渐融入中华本土文化之中，成为能够和法家、道家相媲美的粗枝。

然则，天地之间，莫不有命，中华文化亦逃不出成住坏空之轮回。近代以来，中华文化自身的衰落与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乃至激进主义极端阳亢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戕害，都使这棵五千多年的参天大树生机全失。

民国初年大易学家杭辛斋在其《学易笔谈初集》的序言中，就民族文化之沉论曾写道:

世道陵夷，圣学中绝，人欲横流，罔知纪极。谨愿之士，苦身心之无所寄托，蒿目时艰，恒怀消极。

或附托西教，或皈向佛门，而仙灵神鬼，导引修养，及飞鸾显化之坛宇，遂遍于城中，影附风从，是丹非素。

不知我国固有之学，贯彻天人，足以安身立命，保世滋大，概群藉而罗万有者，悉在此一画开天，人文肇始之《易经》。

存人道，挽世运，千钧一发，绝续在兹，弘道救世，责无旁贷，唯我同人，自奋勉焉!

正是秉持这种“为往圣继绝学”之心，杭辛斋对易学的理解境界宏大，能够立足于易学而汇通古今中西，实开易学发展之新面貌。此后，更有潘雨廷先生沉潜易学几十年，发前人所未发，研究宇宙与古今事物之变化，直抵中华文化最深层的内涵，与西方文化相沟通，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建设以及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发扬，都深具重大意义。而正是这位卓尔不群、名副其实的一代文化大师生前淡泊名利，不求为世所知，其著作意在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可以说，杭辛斋、潘雨廷两先生皆是守护中华文化心脉之人。

而今时值中华文化一阳来复、贞下起元之际，为民族文化的复兴，杭辛斋、潘雨廷两先生不正是每位学《易》者所应深深敬仰追慕、高山景行的楷模与风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