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史笔惟司马

芊里

八百里秦川铺展在渭河两岸，华夏文明在这里生根发芽。关中平原，王权霸业之地，见证了无数金戈铁马的征战与王朝更迭的悲欢‌。之前，曾三次游览过西安，而此次关中行首要目的地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司马迁的故乡——韩城古城。

初夏的韩城，青砖城墙在阳光中显出一种温柔的沧桑。漫步在古城斑驳的石板路上，这座黄河岸边的千年古城，每一块砖石都在诉说着历史的厚重。穿过“汉太史司马迁祠墓”的牌坊，99级青石台阶蜿蜒而上。每登一级， 都仿佛踏过一段历史长河。“高山仰止”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熠熠生辉，令人不禁想起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抱负。抚摸斑驳的碑文，指尖传来的是《史记》竹简的质感，那些刀刻斧凿的笔画里，分明跳动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魂魄。

渭水如练，秦岭如黛。夕阳西下登上清渭楼眺望，咸阳古渡遗址上还留着深深的车辙，依然能让人想起当年“秦王扫六合”大秦帝国的辉煌。踏上秦楚古道，千年石板回响马蹄碎语，终南群峰在云雾中泼墨成画。羋月的绣鞋与赵匡胤的铜钱深嵌古道肌理，每粒尘埃都封印着长安的月与边关的雪。

当我伫立终南山巅遐想时，忽然想起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史学家——司马光。于是，我决定去司马光的故乡观瞻，从商洛到光山县虽沒有高铁，要乘10小时的绿皮慢车，但我仍毫不犹豫在手机上购了票，再次“风追司马”的足迹。

踏入司马光故居，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这座始建于北宋的古建筑群，历经千年风雨依然保持着古朴典雅的韵味。站在庭院古柏树下，仿佛看见那位"砸缸救友"的智者正在石桌前力透纸背的奋笔疾书，编纂那部流传千古的《资治通鉴》。临别司马光故居时，我突然想起他的“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的 治学精神。这句话不仅是对司马光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的评价，更是留给后人的精神坐标。

司马迁祠，始建于公元310年，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缅怀西汉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而建立的祠堂。整体建筑从坡底到顶端，依傍山崖，逐层升高，分为四个高台。这些高台之间，通过99级石阶相连结，最后到达的便是司马迁的墓地。司马迁祠墓西依梁山，东临黄河，山河相映，气势磅礴。祠内有古今碑石60余块，内容涉及司马迁的人品与人格、司马迁祠墓的历史变迁、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评价，以及《史记》相关篇章中的名言警句等。

司马迁祭祀广场中央，一座高大的司马迁铜像矗立，它以青铜精雕细琢而成，高达12米，象征着《史记》中的12本纪，铜像重达26吨，寓意着《史记》的宏大与深远。其造型融合了写实与写意的手法，既展现了司马迁的睿智与传神，也深刻体现了其刚直不阿、幽而发愤的精神风貌，展现了中国三千年的历史沧桑。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关中文物最韩城”。韩城古城融合了儒家文化、城隍信仰及明清商贸文化，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明清风格古城，被誉为“关中明珠”和“小北京”，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与建筑价值。 ‌

‌夏商‌时期‌，韩城以“龙门”代称，传说为大禹治水“凿龙门”之地。‌西周‌时期，周成王封少弟于此，建立韩侯国，《诗经·韩奕》中“溥彼韩城”即指此地。韩城以三千多年历史、完整格局和深厚人文，成为黄河文明与关中文化的缩影。

现古城内，一条明清古街道，一群古建筑，一批四合院古民居，格局保护完好。由文庙，九郎庙，韩城北营庙，东营庙，庆善寺，毓秀桥，城隍庙，县衙，状元府，闯王行宫，名人故居，民居四合院等770余栋历史古迹及人文景观，不仅在古城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还反映了古城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

文庙，是陕西现存最完整的文庙，是全国第三大孔庙，其规模仅次于山东曲阜和北京国子监街的孔庙。韩城文庙共有四进院落，二十二座建筑，具有元代建筑风格，形成前庙后学的格局。

城隍庙，始建于明隆庆五年（1571年），以山门、政教坊、威明门、广荐殿、德馨殿、灵佑殿、含光殿等构成南北中轴线，形制古朴，反映了当地明初建筑的特征。城隍，是古代神话传说中守护城池之神，为道教所信奉，周时八腊之祭，为祭城隍之始，唐代郡县皆祭城隍，宋以后其祀遍天下，明清普遍兴盛各县建城隍庙之风。

大禹庙，原名大夏禹王庙，为纪念大禹在韩城治理黄河水患而建。此庙是国内大禹庙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有“禹庙之最”的美誉。

九郎庙，俗称“救郎”庙，元杂剧《赵氏孤儿》故事发生地，是为祭祀春秋时晋国舍子营救赵氏孤儿的贤臣程婴而建。九郎庙为一庙多神多组古建筑，正殿为元代建筑遗存，是研究元代建筑的范例，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毓秀桥，又称澽水桥，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是当时韩城通往古都长安的必经之桥。毓秀桥是一座南北走向的10孔厚拱厚墩重型石拱桥，桥面呈穹隆形，桥头存一尊身着元代服饰头戴风雪帽的圆雕石人坐像，桥南有一座三连重檐歇山顶式木牌坊，对清代桥梁设计建设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状元府，为清代陕西第一名臣，状元王杰乾隆年间任军机大臣时在韩城拥有的宅院，人称“状元府”。状元府八院相连，古色古香，保留着状元府的基本格局和状元楼等古建遗迹，馆藏明清至民国名人字画三百余幅，石雕、木刻千余件，是一座“园林式”博物馆。

党家村，坐落在泌水河谷地之阳，形似“葫芦”的风水宝地。党家村始建于元至顺二年（1331年），距今已有近700年的历史，主要有党、贾两族，320户人家。党家村历史悠久，民风淳朴，因村中有123座四合院和11座祠堂、25个哨楼，及庙宇、戏台、文星阁、看家楼、泌阳堡、节孝碑等古建筑。党家村古建筑群作为山陕古民居的典型杰出代表，被国内外专家誉为“东方人类文明的活化石”，“世界民居之瑰宝”。

走进党家村，那古老的石砌巷道，那形式多样千姿百态的高大门楼，那考究的上马石，庄严的祠堂，挺拔的文星阁、神秘的避尘珠、华美的节孝碑与布局合理的四合院无不向人们诉说着党家村往日的兴盛与辉煌。那些精美奇巧的门楣、木雕、砖雕、与壁刻家训使人们在欣赏赞叹之余，又受到中国儒家传统人文思想的教益，真实地感知，感受到做人做事的哲理。

咸阳，作为“中国第一帝都”，它的地标建筑是清渭楼，这座楼见证了咸阳的兴衰和发展。清渭楼，始建于秦代，原名“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1034—1037年）重修并更名为“清渭楼”，得名于唐代诗人许浑“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诗句。历史上曾与黄鹤楼、鹳雀楼、岳阳楼并称“中国四大名楼”。清渭楼‌建筑斗拱飞檐、雕梁画栋、气势磅礴，彩绘采用矿物质颜料绘制而成，是承载秦汉盛唐记忆的历史名楼。作为咸阳“城市窗口”，重现了“渭水春烟绕画楼”的千年风雅，成为丝路文化带上的重要名片。

横跨在渭河之上的古渡廊桥，则是咸阳又一地标性建筑，也是全国首座秦代建筑风格、双层人行景观廊桥，名字源自关中八景之“咸阳古渡”。桥两端建有“冀阙”门，是秦定都咸阳的象征。桥上的建筑采用景观化的设计手法，将古代的廊、亭、坊等相互结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秦文化风格建筑群。古渡廊桥与周边的清渭楼，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渭河古渡遗址等组成了咸阳古渡文化景观带，彰显“大秦故都，德善咸阳”的古城风采。

中国父亲山——终南山，位于秦岭山脉中段，是“寿比南山”、“终南捷径”等典故的诞生地，素有“仙都”、“洞天之冠”和“天下第一福地”的美称。终南山不仅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还是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分水岭。踏入秦岭半山腰的终南山寨，一股古朴而又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错落有致的秦岭老屋，蜿蜒曲折的石板小路，充满了岁月的痕迹。每一块砖石、每一根木头，似乎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而秦楚古道，是古代秦国通往楚国的一条驿道，连接秦山楚水中国最早的“公路”。这条蜿蜒于秦岭腹地的古道，静静地躺在终南山的怀抱中，石阶上斑驳的苔痕，是岁月留下的印记。站在终南山巅，北望黄河如带，南眺长江若练，此时我想起‌王维诗里的《终南山》名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秦楚古道，这不只是一条古代的交通要道，更是一部镌刻在秦岭山脊上的史诗。

司马光，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因其“砸缸救友”的故事而被传颂。走进司马光故居，仿佛穿越到那个充满智慧与勇气的时代。这里曾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的出生地，也是司马光砸缸故事发生地。司马光故居主体建筑为典型的宋代民居风格，青砖黛瓦，飞檐翘角。 园中千年古柏穿越时光的河流，见证了他一生的辉煌与传奇；柜中摊开的书卷似乎还带着主人的体温，让人不禁想起他夜卧早起的治学精神；司马光雕像左手持书卷，右手握笔，将“砸缸”典故与史学大家的形象完美融合。

而司马光伟大之处在于编撰的《资治通鉴》巨著，不仅在史学界有着极高的评价，还被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所推崇，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瑰宝。那些斑驳的石刻记录着对这位“涑水先生”的景仰。夕阳西下时，故居在暮色中显得愈发庄重，就像司马光留下的精神财富，历经岁月洗礼而愈发璀璨。

踏过千年的风声，追寻历史的回响。这次文史之旅，从历史遗迹到自然风光，从人文古韵到民俗风情，让我沉醉其中。但给我感触最深的是与先贤进行心灵对话，在“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特有境界中，用心感悟到先贤的不同凡响之处。

司马迁祠依山而建，需攀登99级台阶。台阶两侧是千年古柏树，树干扭曲如太史公坎坷的人生轨迹。而那尊司马迁坐像，右手执笔，左手抚简，目光如炬穿透两千载光阴。恍惚间，我看见幽灯下那个以血为墨的身影，正忍辱秉烛疾书。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意义。令我动容的是墓顶那千年古柏，枝干虬劲犹如刺破天际，仿佛太史公不屈的史笔，在苍穹书写未完的史章。这沉默的古柏，比任何溢美之词都更有力量地诉说着历史的吊诡与残酷。

与司马迁祠的苍劲悲怆不同，司马光故居的院落安静地躺在时光里，处处透着宋代士大夫的雅致与从容。院落布局方正，院中再现了司马光砸缸救人的雕像场景，我仿佛看见幼年司马光的机敏，也看见晚年司马光19年如一日编纂《资治通鉴》的坚韧。

归途上，黄河水声隐约听见，这条见证过两司马时代的河流依然奔流不息。我突然意识到：司马迁以《史记》开创纪传体，让历史有了血肉温度；司马光以《资治通鉴》完善编年体，使历史呈现清晰脉络。但他们都超越了简单的记事功能，让历史成为“人”的镜像。这两位相隔千年的“司马”，却构筑了中国史学与思想的两极。

今天，我们纪念先贤，不是为了沉湎过去，而是为了在历史的褶皱里，寻找那些照亮未来的精神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