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从军记（三）‍—杨晓如 ‍空军原高炮五师成立70周年征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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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记9

1971年2月，高炮五师开始了千里野营步行拉练。这是我从军过程中所经历的最为艰苦 的一次训练。按常理来讲，高射炮部队担负的是防空任务，战士的主要武器是高射炮，而高射炮靠汽车牵引，所以行军都是全摩托化的。现在居然人炮分离，把炮留在阵地，全师模仿步兵去野营拉练，一旦敌机来犯，岂不是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但是，现在看来是别有深意，当时特别强调精神的力量，与其说是军事训练，还不如说是一次革命传统教育，毕竟我军历史上是两条腿跑过了敌人的汽车轮子 ，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加大炮，靠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次拉练是一次作风和意志的锤炼，是去体验革命前辈的艰苦生涯， 武器更新了，老传统不能丢啊！ 后来得知上级是有紧急预案的，汽车连并没有参加这次拉练，没有人车分离，一旦有敌情，随时都可以在一天内把部队接回炮阵地。

每个战士的负重在40斤有余：背包里是棉被、褥子、雨衣和几件换洗衣服，皮大衣卷成筒状成倒U形固定在背包的顶部和两侧，冲锋枪或步枪横担在脖子后面，前胸的子弹袋里是压满子弹的三个弹匣，腰间是水壶和米袋，背包后面还挂着一双毛皮大头鞋，全副行头结扎十分紧凑合理，毫不拖泥带水。二月份华北西部的天气还很冷，大家棉服里仅穿衬衣衬裤，脚上是单袜和轻便的胶鞋，这样走起来轻便。行军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开始每天慢走几十里路，逐渐增加里程和速度，方向是先往东走。起初大家除了感觉行李有些沉重以外，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难度。

拉练中的第一个休整地是宣化附近的庞家堡铁矿，1967年身为解放军某部教导员的门合为掩护民兵兄弟而英勇牺牲，成为与王杰、欧阳海齐名的英雄人物。解放前少年门合随父亲曾在此做工并为党从事地下交通工作，部队在这里缅怀英雄门合，学习他无私无畏，舍己救人的革命精神。记得全团驻扎在一所学校里，我们连队的两个炮排同住一个教室，全是地铺 。随我连行动的团技术处技师李如宝有一台收音机，晚上熄灯前，大家起哄让他播放京剧样板戏唱段，他是飞行员改行的，性格活泼开朗，很好相处。学习教育之余，营长还组织与三营赛了场篮球，其实应该保存体力的，此后不久就有体会了。在此其间周维良被抽调去天津军粮城农场劳动，他没有走完拉练全程，看着他背着背包离开的情景，我有些悵然若失，这是入伍以来第一次伤感。

从庞家堡出发时天上飘起了雪花，晚上到达下花园，全连打地铺住在城市中心的一座位于三岔路口的礼堂里。第二天继续往东走，途经新保安镇，望着古城墙围着的方城，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1948年底，我华北野战军曾在此全歼国民党军郭景云部，这是平津战役的关键一仗，迫使傅作义和平起义。晚上连队在怀来县的陈家堡宿营，陈家堡是个大村庄，我们六班住在老乡的东屋里。由于连日行军辛苦，晚饭又没有油水，九时许我们从小买店买了几个肉罐头，从各人的米袋里分别倒出少许大米，在炕头的锅里焖熟了米饭，全班连同副排长苏尔春围坐在炕上准备开吃，突然连长和指导员来查铺了，幸亏老乡家有院子，我们手忙脚乱的用棉被把饭菜捂上，苏排副甚至吓的赶紧跑出了屋，连长和指导员似乎没有发現什么，在屋里停留片刻就走了，但是我听见连长在窗外对指导员讲：“闻到没有？大米饭味”，我心想事已至此，吃完再说吧，大家狼吞虎咽，片刻间就消灭干净。谁知以后什么也没有发生，2013年我在赣州与连队文书曾本金相会时谈及此事，他告诉我连部也是这样的，时而悄悄的自费改善一下伙食。

怀来县是战斗英雄董存瑞的老家，第二天全团集中在南山堡听董存瑞的父亲讲话，九连全体指战员还代表全团与英雄的父亲合影留念。印象中董老穿的是黑色的棉袄棉裤，六十开外的年纪，身材偏瘦，不善言辞。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为新中国的建立英勇献身，与日月同辉，永垂不朽，其父亲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堂堂男儿有此作为，不枉此生！

离开怀来县后，部队向西疾进，开始了连续三天的急行军，每天都在一百华里左右。沿途都是丘陵地带，经常上坡下坡，队伍呈一字长蛇阵逶迤前行，速度时快时慢，类似于中长跑运动中的变速跑，大家的体力消耗很大，汗水浸透棉袄润湿了背包。经过一个小村庄时，有位刚入伍不久的广东小战士晕倒在地，边上观望的老百姓都心疼地落下了眼泪。但是谁都不甘掉队，不愿认怂去坐后面的收容车。连队组织了宣传鼓动队，钱增海、王智、吴凤明、陈志坚、曾本金等都是成员，站在路边朗读毛主席语录和战士们写的豪言壮语，鼓舞士气。他们需往返奔走，付出的辛苦更多一些。第三天部队行进在一条柏油公路上，从前面传来话语说左侧远处的山峦是北岳恒山，我侧身望了一番，确实山势雄伟与众不同。2005年秋，女儿和女婿驾车领我们老两口去大同的云岗石窟和恒山悬空寺，有一段行程像极了当年的行军路线，我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当年负重前行的行军队伍，不由的给妻女讲起了往事。

第三天晚上，连队在一村庄宿营，在老乡家的火炕上睡了一宿仍不解乏，好在我的脚底扳不起水泡，省了不少麻烦事，但是左脚踝有些肿疼，那是白天行军负重奔跑时蹾的。次日上午连队进行了行军小结，午饭后各班回去休息，都以为又要开始休整，就安心的睡着了。没想到下午三点多钟被一长两短的紧急集合哨音惊醒了，全班迅速捆好行李列队跑向集合地点，听了指导员的简短动员，得知部队为培养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开展夜间急行军。这时天上开始下雪，战士们在雪花中吃了晚饭，记得是二米饭和炖白菜，由于刚刚睡醒，又不到饭时，我仅吃了几口就开始了夜行军。

雪夜里战士们一个紧跟着一个前行，师部有一位杨参谋随我们行动，人长的胖胖的，有些像发福的中年人，他仅背一个背包，负重轻了很多，一路上与我谈天说地，倒是增加了不少乐趣。雪越下越大，逐渐已经看不清道路了，饥饿感同时袭来，可能是因为体力透支，行军队伍越拉越长，有人开始掉队，班的建制逐渐被打乱了，每个人只顾深一脚浅一脚的前行，无暇他顾。下坡的时候经常滑倒，顺势抓一把雪吞进肚里，爬起来继续前进。几次看见前面路边的篝火，以为到了打尖吃饭的地方，结果都是兄弟团队的地方，失望之余咬紧牙关继续往前走。估计是下半夜二、三点钟进入了怀安县的左卫城，这时我才知道部队由大同附近一路北上，已经离丰盛庄一带不远了。在左卫吃完饭后，大家坐在背包上休息，得知还有五里路才是我们的宿营地，全体都不愿意起来，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这时营长朱金宝大声喊着：“敌人在后面紧追，起来继续走！”军令如山，我们沿着一条大路继续前行，终于到了一座规模较大的村庄。

我们班住的是一户人家的外屋，此时天都快亮了，大家上炕后脱衣倒头就睡，一觉醒来已然日上三竿。这户的姑娘媳妇叽叽喳喳的在炕前来回走动，弄的大家不方便穿衣起来。午饭后我向事务长反映了情况，他给重新安排了一户很宽敞的带有书香气的人家，我在他家炕柜上发現了一本老杂志，里面有一篇扬州评话“李逵斗刘唐”，是根据“水浒传”改编的故事，引人入胜，使我爱不释手。

此次休整时间较长，好像十多天都没动地方。除行军总结以外，传达了我团三连发生的一起政治事故，该连雷达技师吴龙波开枪向战友射击，造成两死一伤，影响极其恶劣。根据上级的要求，一方面批判吴龙波的反革命行为，另一方面强调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及时发现和化解矛盾。一年多以后，六连的一位班长因为“鸡奸”将面临严厉的处分，为避免他因羞愧而走极端，营部将他调到四连，连部又给分到我们六班，内紧外松地管控着。我和全班同志平等的看待他、关心他，使他得到慰籍和温暖，后来他被开除党籍，提前复员回乡，但整个过程是平稳的，临分手时他特意买了一个搪瓷茶缸送给了我。

休整过后部队又开始了连续三个白天的行军，毎天都接近一百华里路程，只是围绕柴沟堡一带转圈。第一天途中我突然小腹剧痛的无法行走，医护车上的林军医给我做了简单检查，没等查完又不痛了，我立即下车追上队伍继续前进，直到现在也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奇怪的是剩余的路途我走的特别轻松，越走越有劲，可能是已经练出来了吧！最后一天下午连队各自返回自己的驻地，当时已经是四月份，天气转暖，大家更是汗流浃背，眼见丰盛庄遥遥在望，郭夏生连长似乎比谁都着急，竟然带着全连离开道路经农田取直线奔终点，土地已经解冻，踏上去软软的，大家避开地里的玉米茬子，跟着郭连长往前走，马上到家了，都非常兴奋。我们班的徐爱党脚上起了泡，正一瘸一拐地往前赶，脸上显痛苦状，我顺手把他的步枪接过来背上，使他不至于在最后阶段掉队。

此次徒步拉练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十年，但是当时的许多情节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有幸在最基层的战斗部队里服役，虽然艰苦，但是得到的锻练终身受益！

杨晓如

2021年9月

从军记10

1971年9月13日下半夜大约2点左右，急促刺耳的战斗警报声骤然响起，我正在带岗执勤，从炮阵地返回村庄叫下一班的电话员来换班，听到警讯立即飞奔向炮位，这是高射炮兵的本能反应，片刻间从睡梦中惊醒的战士们都到达了自己的炮位。起初连长说是演习情况，上教练弹，但是过了一会儿就命令上真炮弹，这是部队到张家口以后的首回，说是一架苏联间谍机侵入，要坚决击落。当时夜空中不时有我军的战机飞过，很像是飞逝的流星，雷达指挥仪开机搜索，炮班的战士们做好了一切射击前的准备。全连连续几个昼夜吃睡都在阵地上，絲毫不敢松懈。

直到国庆节后，全营集中听团首长传达中央文件才得知，那天晚上我们经历的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林彪等人于凌晨乘“三叉戟”专机由山海关机场起飞外逃，其死党周宇驰、于星野等在京郊某机场劫持一架直升机经张家口上空追随其后，我们奉命要击落的是直升机。更加惊心动魄的是文件中提到林立果的“小舰队”成员，驻扎在杭州笕桥的空五军政委陈励耘阴谋刺杀毛主席。陈励耘是我父亲在华野六纵队时的老战友，后来又一起转到空军，而且我表哥就在空五军任机要科长。听到这个消息，我很为表哥担心，他是烈士遗孤，建国前就参军了，不知道这次政治风浪能否波及到他。

1971年底，部队出发去昌黎靶场进行改装100炮后的首次实弹射击，我们六班还特殊担负了高射炮平射打坦克的任务，训练了将近一年，检验成绩的时候到了。那天夜里，火炮在郭磊庄火车站装上了平板车厢，全连在闷罐车里已经打开背包准备休息，马上就要发车了。突然车厢门口传来大声命令：“六班长，带好行李下车到候车室集合”。军人是令行禁止，闻风而动，我迅速打好背包，带上全部装备下车，边走边想：“是什么事呢？这么突然，难道是表哥出大问题了”。要知道那个年代政治上是非常敏感的。

没想到竟然是去浙江省带新兵，是个美差。带队的是我们二营的杨教导员，山东人，圆脸胖胖的，性格温和，还有团作战参谋祁玉宝，武汉人，长的额头前突，眼窝深陷，外号“阿尔巴尼亚”，我被任命为代理排长与他们同行。当晚我领着二营的带兵干部返回距火车站最近的丰盛庄，住进六班的民房里，我手忙脚乱地找来劈柴和块煤，这活平时都是班里的董学俭干，从来不用我伸手，现在没了依靠，只好自己动手，好歹将火炉生着，大家睡了个暖和觉。第二天出发去河北的故城场站，整个北京空军所属的带兵人员将在那里接受培训。三营的一位文书是沈阳苏家屯区吴家屯人，他一路上跟着我寸步不离，可能因为我们是老乡，而且同是带兵队伍里的极少数士兵，不会拘谨。在北京转车自由活动时，我领他去王府井某电影院看了阿尔巴尼亚的影片“地下游击队”。

故城位于德州以西三十公里左右，属河北省，场站就是飞行部队的基地，条件很好，营房、俱乐部、浴室、理发店应有尽有。我们在此住了一个月有余，这是我军旅生涯中最舒适的时间段。1972年元旦，天津的一个歌舞团来场站慰问演出，印象最深的是“洗衣舞”，歌声甜美、节奏明快、舞姿婀娜，坐在我旁边的祁参谋受到感染，不禁手舞足蹈、神采飞扬，深度入戏。场站大食堂还举行了一场精彩的乒乓球比赛，这是我第一次现场观看专业运动员的表演。星期天我们去了德州市区，记得那天大家是踩着积雪逛的街，还品尝了闻名遐迩的德州扒鸡。其间我给父亲写信，问一下到杭州时可否去看望表哥，父亲告诉我情况不明，暂不要去。1980年我曾利用出差的机会，到浙江遂昌县看望被转业到当地火柴厂的表哥，他告诉我“九一三”后空五军的团以上干部都被集中在安微蚌埠审查，既使我去杭州也见不到他。再后来落实政策，纠正扩大化错误，表哥回到杭州任市劳动局人事科长。

1972年二月初，上级命令征兵暂缓，带兵人员回原部队待命。记得我回到丰盛庄的那天早上，正逢全连列队在庄东头准备出发徒步拉练，我乘机将从北京买的果脯、葡萄干等小食品塞给张汉军、王智等战友，目送全连在寒风中渐行渐远。这年的春节我和留守人员在驻地度过，上海兵陆铭炎烹制的浇汁鸡鲜美可口，至今难忘。春节后我随全体接兵干部集中到师部提前学习中央文件，批判林立果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还准备去带新兵。直到四月份才正式有通知当年取消征兵，老兵也因此不能按期复员。

根据1967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签发的文件，空军战士的服役期是三年。按照正常情况，1972年初新兵入伍后，我们这批1969年入伍的战士应该复员，留队超期服役的应该享受探亲假，被选拔培养的优秀兵将陆续提干。这一切都因为“九一三”林彪的叛逃而延后了。偶发事件就是这样悄悄地改变着普通人的人生轨迹。

杨晓如

2021年9月21日

从军记11

1972年的上半年，是我最为轻松的时间段，基本上脱离了基层连队的紧张生活。四月份结束接兵任务回到连队不久，又被抽到团篮球队集训了一月有余，半年没有出早操、没有夜晚起来站岗，不用参加任何军事训练，也没有任何体力劳动，类似于半年的休假。

这一年战友们谈论较多的话题是今后的打算，尤其是基础较好的城市兵，面临留队或复员回家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说，个人的态度是决定结果的关键。大多数人倾向于回家，主要是因为留队当职业军人将面临与家人的长期分居。当时我陷于犹豫彷徨之中，心中很茫然。

由于“文革”的原因，我的高中生活持续了四整年，1968年下乡以前我对同班女同学刘昱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她无意中的眼波一瞥都使我心神荡漾。但是当时认为学生谈恋爱是丑事，同时又缺乏自信心，羞于启齿。一直等到1969年二月份参军到崇武以后，我才怀着忐忑的心情给她写了一封信。我勇敢的举动得到了回报，很快就收到了她的回信，建立了恋爱关系。相比其他年青人，我们没有花前月下的约会，只有从不间断的书信交流，如果不是定期互寄照片，恐怕都想不起来对方的模样了。我特别感谢爸爸和妈妈，他们始终尊重我的选择，没有丝毫的门第观念，接纳了刘昱。刘昱的父亲是一位普通的木匠，母亲小时候因为得伤寒病而成为聋哑人，全家七口人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生活，不可谓不艰辛。我的父母不动声色地想方设法帮助她家，她和大妹妹刘凤兰在1971年以前都陆续从农村青年点抽回大企业上班，家庭经济条件得到大幅度改善。老一辈的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不忘本色，始终与基层的工农一条心。

1968年九月份离校下乡以后我就没有见到过刘昱，后来听同学说她下乡去了姥姥家所在的八一公社武镇营大队，我写第一封信的地址就是这样瞎蒙出来的，天可怜见，她及时收到了信，锁定了一生的情缘。在部队的前三年里，我时刻期盼着与她的重逢，感觉是那么遥远而不可及，就像牛郎会织女一样。听到战友们的议论，我往心里去了，毕竟今后长期的夫妻两地生活不是我所希望的。服役期将滿，我面临抉择。

1972年下半年，四连指导员李昆明被提拔到团部机关任协理员，他听说我留队的思想动摇了，曾经找我谈过话，有恨铁不成钢的感叹。他是一直精心培养我的连队干部，甚至达到偏爱的程度。记得1970年初在丰盛庄他看过一封父亲写给我的家信，可能是出于神秘的好奇心，想看看一位高级干部给儿子都写些什么，当时我觉得这种行为不妥，但也没有去认真计较。

指导员调走后，郭夏生连长成为连队的主心骨。郭连长是直性子人，心里装不了什么事，一度曾经看不惯连里部分学生兵休息日在一起娱乐，就上纲上线地批评一通，后来他自己也觉得不妥，逐步改变了错误做法。有一次团政治处一位干事到连队找我谈话，求证郭连长是否说过丰盛庄的跛脚党支部书记是该庄的领袖，说当时我在场，还顶撞了一句“什么领袖，是袖领吧”。这些情节被有心人反映到了团政治处，一句调侃的玩笑话就成了原则性问题，这在“文革”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不久前一连一位干部只因为说江青在嫁给毛主席以前曾经结过婚，被军事法庭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在郭连长面临投诉时，我没有落井下石，没有给予确认，那位干事不太满意，说这是好事，显得你斗争性强，为什么还要回避呢？我说实在是记不清了。到现在我也猜不出来是谁举报的，大概率应该是当时的连队干部，有想法的，想竞争上位的。入伍初期也曾有人因嫉妒心，在郭连长面前打我的小报告，挑拨离间，幸亏郭连长性格直爽，直接找我核实，使我知道前进的路上真有人在使绊子的。

1972年底，连队开始酝酿复员战士的名单，我找郭连长谈了一次，表示自己不打算在部队长期干下去，希望能安排我复员。他倒也善解人意，答应我如果连队复员20名以上，可以考虑我的要求。几天以后，郭连长从营部回来找我谈话，告诉我这次复员是不可能了，原本连队报到营部的二十多名复员战士中有我的名字，结果不仅被否决了，而且在刘团长参加的营党委会上，郭连长被批是不负责任，是对我的打击报复，并且决定将我调到五连任班长，换一个成长环境。这真是冤枉郭连长了，我俩虽然曾有过矛盾，但是已经解决了。后来才知晓，郭连长并不很安心部队的工作，数年后也转业回江西了。当时在失望之余，也感受到了营团首长对我的重视和关怀，我处于进退两难之中。

就这样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熟悉的四连。迎接我的是五连的指导员，他是1964年的浙江兵，大眼睛，个头不高，高中毕业生，也喜欢打篮球，言语不多但很好接近。他鼓励我好好干，不要辜负领导的期望。1973年初，我请假回四连送别复员离队的战友，众多复员老兵集中在丰盛庄大队部的一间大房子里，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准备出发。王智、钱增海、陆铭炎、王立春、董学俭、张崇良、陈志坚等人赫然在列，面对曾经朝夕相处的战友即将各奔东西，心里酸酸的，感觉自己非常孤独，像离群的孤雁，很不是滋味。记得钱增海还特意给我介绍了营党委会的情况，因为当时担任记录的营部文书是他的高中同学，给他讲了一些会议的情况，所以他建议我安心工作，要有长期留队的准备。当时钱增海的话语和表情至今清晰的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又一次面临今后去向的抉择。

杨晓如 2021年11月21日

从军记12

1973年一月份，我被调到五连任四班长，五连的驻地在丰盛庄西北方向大约三公里左右的五七大队，全连也是以班为单位散住在老乡家里，四班单独住在位于村外生产大队场院上的独立土屋内。至今我还保存着一张全班的合影照片，因此还记得，副班长姓孙，是1971年入伍的山东五莲县兵，老实厚道还肯干，二炮手是广东兵，身高超过了一米八，四炮手是河南安阳的，三炮手是四川的一位新兵，五炮手也是山东五莲县的。值得特殊介绍的是一炮手胖墩小彭，与我同期的山东平邑兵，能说会道，绰号“小天才”。 指导员曾经嘱咐我这个兵比较骄傲，经常顶撞上级，不太好管理，要注意工作方法 。但是我发现小彭对我很尊重，从未与我发生过龃龉，也许是因他耳闻过我在四连的作为而至。那一年的春节，炊事班将白面和肉馅分发到各班，由班里自己包饺子改善生活，我们四班没有一位会擀皮的，恰逢指挥连的刘学金来探望我， 别看他是一米八六的大个子，不光会打篮球，擀面皮又快又好，在他的帮助下，全班吃了顿香喷喷的饺子。

那年的三月初，老战士复员后，我提出回家探亲并且结婚的申请。领导对我是很照顾的，不仅批准我第一批探亲，而且多给了我五天假。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五日晚上我登上了返乡的列车，三月十七日清晨当我背着行囊从苏北乘降站往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宿舍楼疾行时，心情无比激动，离家四整年了，亲人们的脸庞都生疏了，尤其是外祖母，从小将我带大，见到我不知会有多高兴呢。

至于进家门的热闹场面是无法形容的，善解人意的父母马上安排已经长成大小伙儿的三弟去接刘昱过来。不经意间刘昱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第一感她还是那么漂亮，两条又黑又长的大辫子垂在身后，水汪汪的大眼睛，含情脉脉、顾盼生辉。分别整整四年半，就这样重逢了，似梦境一般。我们俩拘谨地对坐着，没有互诉相思之苦，似乎该说的都在书信中写完了。下午四点多钟，三弟又用自行车将刘昱送回去，晚上她还要上夜班，当时她是苏家屯火车站客运的问事员兼广播员。

此后的一切都是按照父母的安排行事，回想起来当时我真像木头人一样，脑子里一片浆糊，木讷的很。第二天中午在刘昱家里还闹了个笑话，我殷勤地拿起桌上茶盘里的玻璃杯给老丈人倒水（岳母年前已然去世），结果那只杯底是坏的，水全洒在了地上，导致岳父埋怨刘昱的妹妹：“坏杯还放在茶盘里”。 午饭后我和刘昱去市内买衣服，妈妈给了我一百元钱，刘昱挑选了一件古铜色的呢子上衣、一条皮带、一双塑料凉鞋，只花了五十多元钱，剩余的我都还给了妈妈。要是放在当下，像我这样的傻小子肯定得打光棍。

第三天早上，刘昱独自徒步来到我家，娘家陪送的被褥是由我三弟和他的几位同学用自行车驮过来的。三月二十日我俩领到了街道（当时叫公社）颁发的结婚证，结为终身伴侣。原本不准备办正式的婚礼，两家人关起门吃顿团圆饭就行了，没想到消息不胫而走，父母的同事们登门祝贺，刘昱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刚刚退伍的战友、我们的同学纷至沓来，因此全家着实忙碌了几天。记得高中时的同学让我们介绍恋爱经过，当时还不好意思开口，其实就那么简单，两个相互爱慕的男女同学，靠鸿雁传书修成正果，关键是敢于表达，没有错过良缘。

一九七三年四月五日傍晚我准时回到了连队，在把喜糖分发给战友的同时，回顾短暂的新婚蜜月，惆怅之感油然而生。探亲期间我见到了许多刚刚退伍回到沈阳的战友，羡慕他们与家人长相厮守，心中暗想我还是应该选择退伍回地方工作。

大约在当年的六、七月份，部队又一次出发去昌黎打靶，换装100炮后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因为去接新兵没有参加，第二次我还是四连的六班长，当时连长要求射击时不许堵耳朵，并且提高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高度来认识。我心想不就是响声比“三七”炮大一些吗，不以为然。结果完全出乎意料，射击时我坦然自若地盯着第一发炮弹进入炮膛，当炮栓关闭的瞬间，随着一声巨响，像挨了一闷棍，双耳针扎一样钻心的痛疼，没等反应过来，又是连续三响，因为每个射击习题是四发炮弹，等射击完毕人已被震的泪水直流，耳朵听不见阵地中央连长的口令了。我只能根据平时训练的经验，带领全班做完射击后的善后工作。打靶一共是高空、低空和夜间三个习题，总共十二发炮弹，每声巨响都伴随着痛苦，为了勇敢的名声，我咬牙坚持了下来，没有捂一次耳朵，导致将近一周听不清声音，说话都得大声喊叫。

这是第三次实弹射击，我接受了教训，暗示班里每个战士准备两个小棉球，射击时塞在耳朵眼里，这样既能听见正常的声音传递，又不会在炮响时被震懵圈了，从而能够听清指挥员的命令，从容冷静地处理各种情况。所以这次射击特别轻松，能泰然自若地看见炮尾的一片火光和空中爆炸点。后来得知陆军的重炮手都配发耳塞的，这才是科学的做法。

从昌黎靶场返回驻地后，五连开始自建营房，每天都是用粘土垛墙、打土坯准备盖窑洞，没有重要的军事任务，刘昱便于八月份休探亲假到部队来看我。记得那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去郭磊庄火车站接她，返回时车胎扎坏了，我俩只好推着车往回走。途经四连驻地丰盛庄时，村民们好奇地注视着我们，刘昱穿一件淡黄底色带蓝绿色小方格的的确凉上衣，脚下是皮凉鞋，手腕上带着一块瑞士手表，极吸眼球。天逐渐黑了，我俩是穿过玉米地抄近路回到五连驻地五七大队的。

我俩住在一间村民的小屋里，到炊事班打饭菜和热水，每逢连队改善伙食，班里的小彭就殷勤地为我端来一盆包子。来看望我俩的战友络绎不绝，我们买了些鸡蛋，偶尔也炒几个小菜招待他们。过了不几天，团部组织篮球队集训，准备参加全师的运动会，派了一辆汽车来接我们，刘昱手捧着一纸箱鸡蛋随我到了团部驻地高庙堡，住在一间特意为我俩准备的民房内，每天篮球训练之余，队友们都愿意来此闲聊。团政治处有位李干事是哈尔滨人，正值他爱人也来探亲，他俩特意准备了一桌饭菜招待东北老乡，我俩也在被邀之列。记得集训结束那天我是领着刘昱步行回连队的，从高庙堡到五七大队大约有五公里左右，正值金秋时节，沿途都是青纱帐，沉甸甸的玉米棒和谷穗预示着丰收在望，远处是古长城的烽火台，山河壮丽，儿女情长，我俩边走边聊，回忆着过往的趣事，为终成眷属而感慨。途中有一条浅浅的流沙河，怕妻子受凉，我挽起裤腿背着她趟过了河。

这次甜蜜又浪漫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九月中旬刘昱返回了沈阳。这时我已经决定选择退伍回地方工作，通过各种途径向领导表达我的意愿。凭借我前几年打下的良好基础和人脉关系，终于使营里的领导理解了我的想法，同意来年初安排我退伍回家。

－九七三年底，部队冒着塞外的严寒出发拉练，法国进口的“戴高乐”军车牵引着100炮浩浩荡荡地在山西大同附近转了一圈，战士们穿着皮毛大衣、皮毛大头鞋，戴着皮帽和皮手套坐在车上还冻的直跺脚。沿途几番占领阵地和撤离阵地的演习，大家都忙的热火朝天，顺利安全地完成了拉练任务。

一九七四年一月份我在五连过完了从军期间的最后一个春节，二月初摘下了领章和帽徽正式退出现役。那年复员的老兵特别少，全团沈阳籍的仅有我和四连的周维良、二连的刘义、技术处的李太武、汽车一连的高飞和汽车二连的王洪新，基本都是各连的骨干。我们是自己拿着档案回家的，在北京换车时大家还到王府井附近的一家烤鸭店聚了餐。刘昱清楚地记得我是1974年2月12日回到家里的，当时距离我们的女儿出生还有三个多月。

军旅生涯结束了，留给我的记忆是永恒的。退伍后，我虽然工作顺利、家庭温馨，但是不止一次梦见又参军入伍了，足见对部队的留恋。有时我反问自己，怎么退伍了呢？军人的职业是那么适应我，原本是可以大展宏图的，是不是太恋家了，心中总有些追悔感。所以我特别理解为什么要给军人高待遇，他们牺牲小家为国家，我可以天天在家中陪伴妻子，可以在床前为病重的父母尽孝，可以在子女需要的时候随时出现在他们面前。军人就不行，他们要时刻坚守岗位。去年六月十五日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为捍卫国家领土完整，营长陈红军英勇牺牲，当时他的妻子正怀孕五个月，个人是有遗憾，对国家则是壮举，民族英雄与日月同辉！

五年的军旅生涯是我一生中进步最快的高光时刻。此后我经历过多个工作岗位，行事风格都有那五年的深深印记。我懂得了做事要有原则，正义感永远不可缺失；懂得了成功要靠自己的勤奋去争取，不可投机取巧；懂得了最有力量的是纪律严明的集体，尊重领导，团结同志很重要；懂得了做事要注意细节，事前的计划和准备工作往往能决定成败等等…。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北部边境形势严峻，苏联对我国虎视眈眈，在边境陈兵百万，高炮五师从东南沿海挥师北上，回想起来当年我们是与战争擦肩而过。现在我已年逾古稀，军人的激情仍在胸中激荡，为年轻时尽过保家卫国的义务而自豪。当前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如火如荼，强国必先强军，试想又有多少有志青年像我当年一样，在军营中锻练成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大熔炉、大学校，是国家安全、人民幸福的坚强保障。一生有过当兵的经历多么幸运、多么荣耀，不枉此生！

2021年12月2日 杨晓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