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从军记（二）‍—杨晓如 ‍空军原高炮五师成立70周年征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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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记5在记忆里部队是1969年6月中下旬回到漳州的，在漳州停留的时间很短，只有一个多月，但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连驻扎在漳州军用机场旁边的小山包上，每天都能看到战机的起落，营房很简陋，以至于风稍大一点就能把屋顶掀开。盛夏的漳州酷热难耐，床上铺着的凉席，躺下一会儿就被汗水浸的湿透，很难入睡。午饭也很难下咽，只好用稀汤泡着吃。炮盘被晒的像煎饼鏊子似的，站在上面隔着胶底鞋都烫的直跺脚。因此连队的作息时间做了很大修改，训练和上课多放在早晚进行，午休的时间很长。 与漳州的夏日一样，全连都热火朝天地投入到北上进京前的动员与训练之中。我记得李昆明指导员宣讲了珍宝岛战斗中涌现出的十位战斗英雄的事迹，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机智果断的侦察班长周登国，与苏军对峙时，在苏军瘸腿上尉拔枪欲射的千钧一发之际，周登国以敏捷的身手，一梭子弹全歼苏军指挥小组。再就是战士于庆阳，头部中弹仍向前冲锋十多米方才倒下，被誉为“生命不息，冲锋不止”，当时还有一幅油画展示出烈士的雄姿。英雄的事迹长时间萦绕在我的脑海，如果中苏爆发战争，我应该那样去战斗。郭夏生连长则是讲解北上时须注意的细节，现在我印象最深的的就是反复讲解并示范如何用三角木固定火车平板车箱上的三七炮，再就是告诉军列停靠兵站时，士兵们最先要做的是上厕所，这比吃饭还重要，因为军列是闷罐车厢，没有卫生间，一旦内急只能用绳子捆住腰让别人拽着在车厢门口解决，行驶中的军列风驰电掣，那样做仍然是很危险的。这些看起来事无巨细、婆婆妈妈，但细节关乎成败。沈阳新兵的军列南下时，由于没有充分的时间动员教育，再加上班长也是新兵，排长又照顾不过来，导致军列在杭州站前停靠待避时，一位老兄擅自反向下车，被对面飞驰而来的列车撞死，酿成悲剧。我从郭连长的讲话中多少悟出了些许带兵的方法。 很快，部队于八月份的一天出发了。离开营地时，我们六班按照事先的分工紧张而又有条不紊地完成了装车、拉炮、钉三角木等工作，为了以身作则，一百多斤重的预备炮身，我是一个人咬着牙扛到汽车上的。等坐到闷罐车廂里时，每个人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过好几回了，当时肯定没有时间冲凉擦身，究竟是怎么样坚持到北京的，现在都无法想象了。 军列到鹰潭后向西至株洲，然后沿京广铁路向北疾驰，除了停靠时去兵站吃饭，我们都在车厢里学习、休息。记得到湖南岳阳是傍晚，岳阳的兵站是设在站外的，我们列队去吃饭时有幸浏览了街景，岳阳站前的街道很窄，路面上都是小鹅卵石，中间铺着青石板，典型的南方小城模样，马路边上满是纳凉的百姓，男女老幼全是短衣短裤，摇着蒲扇，惊奇地看着我们这些兵着装整齐的列队通过。这是洞庭湖畔，有岳阳楼呀，可惜无缘一见。北宋范仲淹所写“岳阳楼记”在校时学过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记忆深刻，当时想起颇有感慨。经过武汉时，兵站在江岸机务段附近，使我想起了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电影“风暴”中施洋、林祥谦的形象浮现在脑海中。军列到河南境内时，我偶然从车门看到了朱仙镇、小商河的站牌子，想起了说岳全传中的“杨再兴误走小商河，八大锤大闹朱仙镇”的故事，从小就帮我养成了爱国主义情怀。军列沿途有很多历史故事，可惜当时还处在“文大”期间，许多人物和作品是被批判的，像李昆明指导员这样的基层政工干部，压根不可能谈及这些。 到北京后全团驻扎在管庄的一所大学里，学校应该还处于停课状态，学生宿舍楼成了我们的营房，条件相当好，但也有小麻烦，一些农村兵没见过自来水、小便池等，如何使用得教给他们，否则容易闹出笑话。部队得到了充分的休整时间，除了去前卫队训练准备参加国庆二十周年阅兵的（我是被营长点名留下来的，为了与兄弟营赛篮球）以外，所有人都是比较轻松的，甚至可以轮流去逛北京城。 大约是九月中下旬的某天晚上，全团集合跑步到学院对面的另一个大院内，全师都集中在那里，聆听首长宣读了国防部长林彪的一号通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我们高炮五师被调往战略要地张家口，那是敌机从伊尔库茨克进犯北京的主要航线，五师奉命机动作战，半路截击敌机，拱卫北京。军令如山，连队迅速做了动员，原来的棉大衣和棉帽子换成了皮大衣和皮帽子，在临战的气氛中奔赴张家口。当时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战士还在前卫队，尽管人员不整，转移任务还是顺利完成了。新的战斗生活在张家口以北的郊外开始了。 杨晓如 2021年8月 从军记61969年国庆节前夕，高炮五师奉命调到军事重镇张家口地区。十五团的驻地在张家口市以西三、四十公里的万泉县境内，二营四连驻丰盛庄。我从军五年中最具战争气息的画面在这里展开了。 炮阵地设在丰盛庄西南侧，供临时宿营的钢架房紧临阵地。西北是探照灯营，东面是一营一连的“八五”炮阵地。根据上级的要求，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了防原子弹的冲击波、光辐射和贯穿辐射，必须构筑掩体，在炮掩体里还要深挖拐九十度弯的猫耳洞，进而又发展到挖地道，将全连的六门“三七”炮联通，其中还要有弹药库用以储存炮弹。白天连队坚持正常的学习和训练，施工主要是晚间进行。炮掩体可以大家一起挖，可是挖地道只能轮流作业，地道狭窄，只容一个人往前掘进，用土筐往外运土，到洞口再用绳子拉到地面，地道里只能弯着腰施工，空气流通又不好，劳动强度很大。全连士气高昂，干劲十足，时值十月深秋，塞外的夜晚已经颇具凉意，但是战友们穿着单衣仍然汗流浃背。五班的左常江表现特别突出，在洞中连续工作，人都累的短暂休克，苏醒后继续奋战。因为这种精神，很快就入党了。那时大多数人都有这种奋勇争先的精神。 一天夜里，我从地道里上来休息，无意中发现那天晚上满天星斗，几束探照灯光直刺苍穹，不断地在夜空中摇曳，六门高射炮的炮口整齐的对着北方，各班掩体边是呈三角架状架着的全班步枪，刺刀闪着寒光，再加上往来穿梭的指战员们，构成了一幅壮丽的战场景像，似乎在某个战争片中见过。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感觉，多年来经常在脑海中重现。 就是在这段时间，我由副班长提为班长，副班长是同年入伍的上海兵吴凤明，兼任一炮手，他个子不高，性格沉稳内向，相容性强，是上海交大附中的高中生，我俩一直配合很好。同年入伍的绍兴兵陈志坚，有才华、有抱负，担任二炮手，如果不是因为其父有“历史问题”，进步会很快的。吴凤明和陈志坚都有文艺天赋，当时盛行“样板戏”，他俩扮演少剑波和李勇奇，在丰盛庄的戏台上曾多次演出。四炮手是山东平邑的续光乾，也是同年入伍的，文化不高，身高体壮，但是缺乏山东汉子的豪爽，有些扭扭捏捏，像个小娘子似的。五炮手是来自沈阳铁西区弹簧厂的董学俭，勤劳朴实，平时班里的零活都是他干，但他经常胃疼，是连里有名的老病号。其余的人记不太清了。 入冬前全连搬进了庄内的民房，连部设在大队部，各个班都住进了老百姓家里，按照规定一个班只能住一间屋，当地的条件不好，大都是土坯房，屋里只有一铺火炕，不是东北那样的南北两个大炕。除了班排长在地上支铺板外，全班战士挤在一起，睡觉翻身都得喊“一、二”。屋里生火炉取暖，煤管够烧，因此很暖和。为防止煤气中毒，窗棂上都留了通气口。做为一种创举，当时解放军报以整版给予了报导，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某转战南北，功勋卓著的英雄部队走出营房住进民房”。 到张家口以后，部队的主食有三分之二是小米和玉米面，南方兵不适应，炊事班都在研究粗粮细做，全团组织交流经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玉米面发糕用油炸了再吃。再加上没有在福建时吃的鱼了，只是在每周两次改善伙食时能吃到肉，大家都感觉生活水平下降了。“高老五真辛苦，改善生活吃豆腐，北京不让住，撵到柴沟堡。”就是那时流传的顺口溜。 紧接着，1970年的新兵到部队了。我们六班分到两名，一位是河南安阳的宋某，高个子，为人有点腼腆，但是非常肯干。另一位是温州乐清的薛从宝，个子不高，挺壮实的，他刚来时很少说话，尽哼一些听不懂的小曲，不讲普通话，很难交流。后来知道当时温州农村就有单干户了，家里需要劳动力，有的人不愿意参军，公社为了完成征兵任务，给参军的家庭有经济补偿，有点像是雇佣兵，再加上不习惯北方的生活，他是在闹情绪。我反复找他谈心，全班在生活上都照顾他，不久就转变了，变得很能吃苦耐劳。这两位后来都成了全连出名能干的好战士。一年以后，薛从宝调去师部，宋某也被调到连炊事班。 1970年春天，部队开始酝酿摩托拉练，实际上是北京空军在内蒙古草原上组织的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此时的四连六班人员齐整，团结一心，听完连领导动员后，我磨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一显身手。 杨晓如 2021年8月 从军记71970年6月北京空军在垻上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主要是模拟实战中高射炮部队与航空兵轰炸机的对抗。连队的动员准备工作在4月份就开始了。 动员的主基调就是“要准备打扙”，这是部队北上以来一直反复强调的。军事上是机动作战，在“敌机”必经之路设伏，打完就走。要求进入阵地快，战前准备快，战后转移快。行动前各班开展预想活动，作出细致的预案。战士们纷纷写决心书、挑战书，士气高昂。 从福建到张家口的多次转移，我都担任班里的领导工作，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但是这次怎么样才能带领全班做到特别强调的“快”呢？我着实动了脑筋。事先用一根长绳丈量出能够容纳火炮前后左右四个炮脚的周长，在每个拐角处打个结，再准备若干木楔子，到时候把绳子铺在地上，打结处用木楔固定，就还原出掩体所需的周长。照此挖成的掩体不大不小，正好能容纳火炮，以免挖大了费时费力、挖小了炮进不去导致返工，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出发以前我突发胃疼，吃了卫生员给的药也不见好。当时团里组织连队的骨干去大同场站参观“轰六”战机，场站接待很周到，中午在食堂吃完午饭后，特意安排我们到地勤人员的宿舍里休息，临走时我胃疼难忍，吐了一地，来不及收拾就出发了，现在都觉得羞愧。 从大同回来后没几天拉练就开始了，记的那天下午紧张快速有序的装完车，挂上炮就出发了，我的胃病还没有好，完全是凭着意志坚持着。坐在南京跃进卡车的蓬帐里眯着，养精蓄锐。当时牵引我们六班炮的司机是来自沈阳冶炼厂的宋庆魁，修理工曲成富跟车，他参军前是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的工人，了解我的家庭，他索性坐到车厢里与我做伴，他谈吐诙谐幽默，时不时逗的大家大笑，减轻了我的痛苦。入夜以后，车队亮着大灯呈S型开始爬坡，往后望去宛如一条巨龙在盘旋。后来才知道“埧”在蒙语里是山的意思，部队驻地万泉县一带属埧下，是丘陵沟壑地形，海拔在800米左右，而垻上的张北地区属于内蒙古高原，海拔在1500米左右，我们是由丘陵去高原，相当于在爬山。 下半夜部队到达埧上草原，各连分别进入预设的阵地。郭夏生连长划分了炮位，各班立即开始构筑掩体。此时我忘记了胃疼，迅速将绳子铺开，用小木楔固定后形成掩体轮廓。副班长吴凤明用手电筒照明，并负责宣传鼓动，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为大家加油，同时不断地向全连表扬班里的好人好事，这是当时的一大特点，体现政治挂帅。只见铁锹上下翻飞，大家根本不直腰，一口气将掩体挖成。此时天已大亮，全班合力将炮拉入掩体内，用水平仪测量固定并校对瞄准镜，拉上伪装网。然后我跑步到阵地中央向连长大声报告：“六班战前准备完毕，请验收”。同时我也注意到兄弟班仍然在紧张的忙碌着。连长检查验收合格后，立即召集所有班排长来观摩，要求以此为标准迅速完工。我们六班则可以带上背包，先行去旁边村庄号好的民房里休息。记得当时随四连行动的张副教导员笑容满面地向我们竖起了大姆指。 白天全连都在休息的时候，突然战斗警报响起，是团雷达连发现了“敌机”。战士们起身飞奔阵地，各就炮位，按照连长的旗语和口令将炮口指向统一的方向。站在阵地中央的指挥排侦察班的战友们用高倍望远镜搜索着，发现目标并报出明确的方位，随后测远机手王智和黄海明不断大声报出“敌机”的高度和距离，继而炮手们的肉眼也发现了目标，一群“轰五”战机编队分批次低空呼啸而来。“三七”高炮的有效射高3000公尺，有效射远是3500公尺，战术是集火近战，就是全连六门炮集中打一架，由连长指定目标并统一掌握开火时机，连长手中有发射器，用电缆线连到各炮二炮手脚下的开关，二炮手在瞄准的同时必须踩住开关，才能保证同时打响。连长头戴耳机听团、营指挥所的指令，一手执小旗，一手握发射器。班长也手执小旗，根据连长的旗语和口令指挥全班瞄准了第一批中的一架。说时迟那时快，在震耳的轰鸣声中，第一批三架轰五已经掠过头顶，随着连长的旗语和口令，又瞄准了第二批中的一架，接着是第三批。整个战斗过程紧凑而短暂，很快就结束了，这就是高射炮兵作战的特点，胜负的关键主要在提前发现目标和战前准备上。战后迅速起炮转移阵地，以防敌人的报复。这是我参加的最接近实战的演习，记忆深刻。 接着部队经张北、康保、沽源继续往内蒙古草原进发，沿途都是一望无边的草原，大漠孤烟，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这种豪迈的风情。 除了军事训练，路上还搞了许多政治活动。在某村宿营时全连住在一所小学校的教室里，地上铺着马草。那天战士们全体出动去捡马粪，搞拥军爱民活动，我胃疼没有好，领导照顾我在家休息。还有一次搞阶级斗争教育，指导员带着全连班排长在生产队部，将低头弯腰站成一排的“四类”分子训斥一番，记得当时李昆明指导员慷慨激昂，讲的有声有色。 这次演习的最后部分就是去昌黎靶场实弹射击。部队返回驻地后由郭磊庄火车站上车前往昌黎。昌黎的东部有专设的高射炮靶场，全团三个“八五”炮连，六个“三七”炮连外加高射机枪连一字形排列在海滩上，炮口向着大海。从一连开始，依次射击，目标是飞机拖靶。夜间課目特别好看，看兄弟连队射击时像是欣赏烟花。“三七”炮发射时的声响对人没有威胁，战士们操作很从容。 真没有想到，这次竟然是最后一次“三七”炮实弹射击。返回张家口不久全师就开始换装，新式的“100”炮和“五七”炮装备了部队。 杨晓如 2021年9月 从军记8大约在1970年秋季高炮五师开始换装，我们连队装备了100炮，完成了武器装备的升级。全连两个炮排八个炮班，指挥排含电话班、报话班、指挥仪班和雷达油机班。火炮有马达和液压装置，与雷达指挥仪联动，自动化程度以及射程和杀伤力都得到大幅度提高。 换装升级工作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相比较拉练打靶的节奏要慢许多，战士们在熟悉新武器的同时，身心都得到了休整。这期间人员变动也比较大，营部的张汉军、孙佩林、唐志禹等分到了四连。 张汉军是与我同期的沈阳兵，到四连任报话班长，有文化，爱好广泛，颇讲义气，很快我们就熟悉了，因为他长的有点像电影“奇袭”中的美军少校，我戏称他为“少校”。报话班副班长是王智，加上标图员陆铭炎都是有文化的城市兵，因此节假日星期天我最喜欢去的就是报话班。在那里谈天说地、玩乐器、打扑克，俨然像是个文化活动沙龙。 当时还是“文革”的特殊时期，连队的文化生活匮乏，能看的书很少。1970年部队去昌黎打靶，途经天津时我在兵站小卖部买了郭沫若的新作“李白与杜甫”以及新编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这是我当时常看的书。另外，与我进行“书信热恋”的女友刘昱给我寄来了古典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真是雪中送炭，这几套书在战友中争相传阅。闲暇时我还给班里的战士们讲三国和水浒的故事，他们很喜欢听，甚至在政治学习各班讨论之余，也会要求我讲一段。 二营是先于一营换装备的，1971年6月份左右，我们四连六班被派到一营二连担任教练班，帮助他们完成换装任务。这不仅是连队领导对我们班前期训练质量的肯定，也是对六班的纪律和作风的褒奖。我们单独在外，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四连的风貌，不能辜负连队领导的信任和期望。因此全班战士都很努力，圆满完成了任务。 二连的驻地在一个小山包上，没有住老百姓的房子，自己盖的窑洞。二连的徐连长是1961年入伍的武汉兵，举止言谈很有儒将风度，使我联想起四连的老连长严必章、团政治处宣传干事鲁永初和组识干事赵根等我所敬佩的人，他们是军中的佼佼者，厚重豪放的武汉话是那么悦耳动听。爱屋及乌，以至于現在一听到有武汉口音的人，我都心生好感。 二连的班长李春山、严正，二炮手刘义是沈阳老乡，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到我们住的窑洞里来闲聊，尤其是严正和刘义口才绝佳，总是像说对口相声似的滔滔不绝，海阔天空任意发挥，引人入胜。多年后我看赵本山、潘长江等人的小品时，都会想起严正和刘义当年诙谐幽默的语气和神情，是不是东北人都有这种天赋呢？ 全团武器的换装升级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中间穿插了两个月的徒步拉练。当时毛主席为陆军某部野营训练做了“这样训练好”的批示，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随即下令全军开展步行千里野营拉练。1971年2月至4月，整个高炮五师拋开高射炮，模仿步兵开始了千里野营。 杨晓如 202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