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撷英（读《明史》之一〇五）一言难尽明朝寺宦沉疴（上）

平民

大明王朝，将封建社会国家治理制度推至极致，可圈可点者甚多，但也留下不少政治污点，其中广受诟病，视为祸根的，无论如何，都少不了虽欲扼于青𬞟之末却狂澜迭起二百年的宦官乱权，导致明朝覆灭的诸多人祸，几乎都离不开宦官“作伥”的邪魅鬼影，因此与东汉“十常侍”把持朝政、唐中晚期宦官参政，共称为史上危害最烈的三大宦灾。然而，对于明朝宦官乱政，清朝的政治文化精英，为大明修史时，却没有追波逐流，对明朝与宦官有关的人和事，采取全盘否定的立场，即使像王振、刘瑾、魏忠贤这样世所公认、宦官史上的“大恶人”，也都被“宽容”地收录在《宦官列传》之中，与郑和等众多贤宦同列。何以如此？意在何处？带着探究心愿，反复研读《明史》两卷篇幅的《宦官列传》，五遍之后，方才意识到，清代修史者所以这样做，目的是要引导人们从整体透视剖析的角度，由“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全面认识宦官为祸的乱象根源和本质动因，进而达到以史为鉴，防患于未然的新境界。

《明史·宦官》有一前言，简要概述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宦官”的历史演化过程，言简意赅，发人深省。细品之余，深为撰写者连续设问、层层推进、直达要害的辩证思维所折服。其之要点，一是宦官存在，有乱政可能但并非不可避免之必然；二是宦官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鱼龙混杂，绝非“洪洞县内无好人”；三是宦官乱政与否，决定性因素并不在其自身， 无论好坏，归根结底都不过是专制皇权的延伸而已，根子在当时的皇帝。循此穷其本质，有如高屋建瓴，廓清重雾，颇具茅塞顿开、酣畅淋漓的快感。

历史地看，宦官在皇室王宫出现，是君主王权上升到一定水平的伴生物。在中国，其可考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夏商时期，而西方差不多同一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王朝宫廷，也有类似的存在。最早时，他们主要来自战俘和罪犯，身份低微，是供宫廷劳役差使的奴隶，用朱元璋的描述，“止可供洒扫”而已。而所以用战俘和犯人作“寺宦”，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中的男性，很多人都会依法被处以“宫刑”，选择他们，无论是“守卫后宫”，还是“守护床帏”，都是一个比较适当的安全选择，尤其是对维护王室血统纯洁、避免后宫混乱，更是起到重要的屏障作用。因此，只要以血缘宗法为政权延续的依据，都是别无二致地这样做，概莫能外。但随着国家治理的不断改进完善，原本卑微的宫廷奴隶在王朝权力架构中的地位渐渐发生质的改变，开始从“供洒扫”向“给使令”延伸，进而由“帝王家奴”兼而变身“帝王爪牙”。有利可图，自然有钻营之人如蝇逐臭，于是便有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当政时“竖刁自宫”事件发生，据说这是先秦见诸史籍的“自宫第一人”，至于竖刁以后乘危作乱，饿死齐桓公，当然也可看作宦官乱政的早期标志，从此，宦官最早时的“寺人”称呼，又多了一个“竖刁”或“竖刀”的蔑称。此种祸害也因与皇权专制产生纠葛，滥觞一起就波澜不绝。

即便如此，在君权专制下，宦官搅乱败坏朝廷政治也只是一种大概率事件，绝非不可避免。从其存在四千年的历史分析，真正影响恶劣、祸及社稷的人物事件，如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终究只是有限的少数。即使是出现王振、刘瑾、魏忠贤等旷世恶宦的大明朝，也曾对宦官实行过较为严厉的抑制政策，尤其是朱元璋当政三十一年的洪武朝。《明史》如此记述，“明太祖既定江左，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颁《祖训》，乃定为十有二监及各司局，稍称备员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敕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历朝历代动辄成千上万的内廷宦者，在洪武早期仅“不及百人”，就是末年确定内廷机构，也只是“稍称备员”，增加无几。势孤力薄，自然难起大波澜。更重要的是以《皇明祖训》的至高权威，严肃确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政治规矩。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规矩，虽然一再被后世皇帝冲破，但最大的宦官势力，哪怕以“九千岁”权倾一时，但只要皇帝拿出太祖祖训，就会在瞬间灰飞烟灭，他始终是对付平息宦官乱政局面无坚不摧的必杀器。为了彰显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的坚定立场，《明史》不吝笔墨，特意记述了有关的三个典型案例。

一是“有老阉供事久，一日从容语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还乡”。这里的“老阉”之老，并非年老，而是在朱元璋身边侍候年久，所谓“语及政事”，据史料记载，不过是在朱元璋批阅奏折时，站立一旁的他随口指出其中一折的文法错误，似有干政之微嫌，朱元璋当即便对这一心腹老阉加以“遣回原籍”的严厉惩罚。虽然有杀鸡给猴看的帝王心机，但目的却非常明确，就是在“内廷不得干政”这一重大原则上容不得任何疏忽闪失。

二是重用御用监杜安道。杜安道是以“外臣”身份侍奉朱元璋数十年的御用理发师，深得信任，并非太监。因常侍身边，朱元璋谋划国事，“帷幄计议皆与知”，但杜安道安守本分，“性缜密不泄，过诸大臣前一揖不启口而退”。因此，一个剃头匠竟被朱元璋破格外迁，擢任光禄寺卿，跻身小九卿，官居从三品。同为老臣，贬斥老阉与重用杜安道，朱元璋的目的，都在申明“内臣不得干政”铁律的不可侵犯。

三是洪武年间，朱元璋先后派内侍赵成“使河州市马”，司礼监庆童等人主理边境茶马交易事务，奉命者“皆不敢有所干窃”。选此案例，撰史人可谓心意深远，一者此等事务介于内廷采买与外廷公干的结合部，界线模糊，极易触犯内臣干政底线；二者此类事务与百姓民生关系密切，极易发生与民争利、鱼肉百姓的贪墨行为。对此，深谙人性社情的朱元璋自然心知肚明，可以判断，他所以派内臣赵安、庆童料理如此敏感的事务，就是在检验内臣能否胜任临时性特殊使命的可行尺度，而赵安、庆童等人经受住了考验，也证明了，只要严加管控，内臣干政的危害就可以被抑制，甚至不会发生。当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宦官乱政，对于朝廷政治，并不是因果逻辑的必然。

朱元璋禁止内臣干政的祖训，在建文朝得到了坚决贯彻，“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之后则各有缺损，偏离者甚多，只有弘治中兴的孝宗朱佑樘，在位十八年，裁抑宦官，成效突出，多少让太祖在天之灵得到一些安慰。然而，让朱元璋始料不及的是，最早打破他“一字不可改易”祖训铁律的，竟是他后世子孙中最有出息，开创史上五大盛事之一“永宣盛世”的成祖朱棣和宣宗朱瞻基。

燕王朱棣发起“靖难之役”，四年兵戎相对，朱棣得到了建文朝被压抑的宦官策应支持，“内臣多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同时他自己藩府中的宦官也大多忠诚，军功突出，是他足以倚仗的核心力量。夺得皇位之后，朱棣自然要对开朝功勋中的那些宦官论功行赏，委以重任。一步跨出，就不是“干不干政”那么简单，如《宦官前言》所列，“永乐元年，内官监李兴奉敕往劳暹罗国王。三年，遣太监郑和帅舟师下西洋。八年，都督谭青营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阯。十八年置东厂，令刺事”。所任非国使，就是监军，要害之外，更有直接对皇帝负责的特务机构的掌控。尽管这样做，皆有客观原因可以谅解，但从其影响看，朱棣这样做，彻底打开了宦官机制化干政进而乱政的“潘多拉魔盒”，“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朱棣为“宦官干政”营造了组织基础，而他的孙子宣宗朱瞻基则为“宦官干政”提供了知识武装。“初，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朱瞻基这样做，最初的心思并不是为内宦着想，也不是善心大发搞福利，初衷还是为自己着想，要改良皇室内廷人文环境和行政质量。在皇宫内苑长大、受过一流教育、文化修养深厚的他，深知与目不识丁的宦官相处，是怎样的无趣和痛苦。深知改变这一窘境，唯一出路就是让宦官们读书有文化。可是，他却没有想到，“不怕流氓不入道，就怕流氓有文化”，既不像其曾祖父朱元璋具有洞察世态炎凉的深谋远虑，更不曾想过，他这么一做，在文化的加持下，将使曾经目不识丁的宦官干政成为具有现实可能，更将可能的乱政的祸端引向政治分裂、恶性倾轧、朝纲紊乱、伤及膏肓的高阶祸途。事实也正是如此，“考其祸败，其去汉、唐何远哉”。

论明朝宦祸根源，跌宕两个世纪、起伏不定的宦官作乱，祸殃都植根于朱棣和朱瞻基的短视和任性。朱元璋禁而有效和他俩的疏而贻祸，恰一正一反，恰恰证明，宦官乱政不是规则的必然，而是特定条件作用的偶然和可能。

大明是一个非常各色的朝代，很多事情都会以“两头冒尖”的奇异呈现在历史面前。为江山社稷，皇帝们可以恪守“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祖训，置生死于度外。英宗做了俘虏，坚贞不屈，不失天子尊严；崇祯面对国破，自缢殉国，不辱帝国气节。但其中也颇多奇葩，且不论“木匠皇帝”熹宗朱由校是如何不务正业，半是英明半是荒唐，只说嘉靖朱厚熜二十年不朝，万历朱翊钧不朝加怠政长达三十年，在古往今来的君王群中，都可谓登峰造极。再看延续两个世纪内宦乱政的诡谲风云，史所公认作恶多端的四大权宦，无论什么版本，其中都有秦赵高和明刘瑾、魏忠贤，所谓的分歧，也只是唐李辅国和明王振的二者选一。但与刘瑾、魏忠贤、王振同列的明朝宦官中，也出了一些功业非凡和德性出众、名垂青史的杰出人物。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除了“立言”在宦官实在难有作为，其它皆有“不朽”的优异表现。以“立功”论，首屈一指当属千古留名的“三保（宝）太监”郑和。

郑和是一名旷世奇才，原名马和，小名三保（三宝），出身于云南昆阳一个回族穆斯林家庭，其父亲和祖父都曾赴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在当地颇具声望。洪武十五年，十岁有余的他在明军平定云南的战役中被掳，随班师回朝的傅友德、蓝玉的人马来到南京，入宫服役，从此开始宦官生涯。傅友德、蓝玉三年后奉调镇守北平，他亦随军而至，因此与燕王朱棣相识，并被赏识他的朱棣设法将他调入燕王府，为己所用。本就见多识广，聪慧机敏的他很快就成为朱棣心腹，多次随朱棣征伐漠北，并得到道衍和尚（姚广孝）的喜爱和倾心教诲，为他日后担当重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朱棣起兵“靖难”，他追随左右，在北平保卫战至关重要的郑村坝战役中，面对八万对五十万兵力悬殊的危急关头，众将一筹莫展，他提出以精锐兵力夜袭敌大营，内外夹击的破敌计策，并主动请缨领兵夜袭破敌。朱棣听从他的计策，亲自挑选八百骑兵交由他统领，直捣敌营心脏。后来的战斗，果如马和筹谋，火烧敌军七营，致敌死伤数万，一举解除北平之围，并由此让靖难军实现了从被动向主动的战略转变，战后，朱棣以马和为此役首功。朱棣夺取帝位，马和亦以功绩累擢至内官监太监，成为内廷最高主管，同时获赐姓“郑”（应该与郑村坝大捷有关）。明朝时，太监是官名，只有内廷十二监主官，才可称“太监”，郑和主管十二监，是太监的太监，故亦有人称之“大太监”。至于以太监泛指宦官，则是清朝才有的事情。



永乐三年，郑和迎来人生高光时刻，六月受命以正使太监“通使西洋”。有人以此说郑和是破除太祖“宦官不得干政”铁律的第一人，其实，永乐开朝，郑和之前，就有太监尹庆两度受命出使南洋，郑和不是首例。至于朱棣派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明史》如此解释，“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欲”者之一，是查找建文帝下落，之二则是扬威海外，怀柔邻邦。综合分析，前者即使成立，那也只能是最初一两次的目标，断不会历三朝用二十八年时间去做这么一件两可之事，而带有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目的的后者，才是郑和七下西洋的使命宗旨。至于何以派郑和一以贯之地担任正使，首要原因是皇帝对他的绝对信任，郑和出使，统领的力量蔚为壮观，动辄兵众二三万，舰船二三百，人员规模大体和当今三五个航母战斗群相当，一旦领头之人心有不轨，独立海外，岂不就是一个够强大的国家。显然，朱棣认为郑和不会。其次就是郑和卓越的军事统帅才能和深厚的文化交流修养，他有长期军旅生涯和高层军事指挥的经验见习积累；有家族宗教文化背景和前辈域外经历的影响，特别是一般汉臣难以具备的与海外异国异族进行文化沟通的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文化素养和交流说服能力。再次，由于他的祖辈有海外朝圣之类的旅行经验，客观上让他对域外风土人情有很多了解，同时也吸引他比常人更加关注相关知识，尤其是海上航行既有经验、技能的学习积累。郑和不辱使命，毕尽半生努力，七出西洋，“所历凡三十余国”，创下了不世伟业。他既是开启大航海时代的先行者和巅峰代表，也是中华帝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对外交流交往的杰出组织者、指挥者和成就斐然的活动家，他所开拓的海上丝绸之路、所传播的中华文明成就、所实践的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理念，所建树的国家尊严不容侵犯的大国形象，所形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身为太监的郑和，立下的功勋，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

宦官“立功”甚者，大明一朝，除了郑和这一“保”，还有一“保”，就是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大太监冯保。冯保来自北直隶深州普通农户家庭，进宫后入选内书堂学习，之后即以深谙经史、精通乐理和乐器演奏、书法技艺精湛而迅速提升，地位显赫，嘉靖朝任司礼监秉笔太监，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明穆宗去世，借机谋取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并依仗太后宠信，将自己列为顾命大臣，万历伊始即权倾当朝。万历皇帝即位年仅十岁，太后见冯保正直多才，便将少年皇帝的读书和生活管理托付冯保负责，冯保亦认真对待，严格履职，“帝甚畏之”，敬称“大伴”。而就在这个特殊时刻，在冯保支持下成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全面推进“一条鞭法”、“考成法”等政治经济军事综合改革，革除弊政，富国强兵，历时十年，创造出“万历中兴”崭新局面，有人说其改革“为大明王朝续命六十年”。而这样一场大改革，所以能够势如破竹，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冯保凭借自己强大的内廷优势，为张居正排除来自既得利益者各个层面尤其是高层的阻挠和反对， 保证了张居正的改革始终得到皇太后和少年皇帝的许可和支持，用《明史·冯保传》的表述，“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作为政治同盟和共同参与者，张居正改革无论成功与否，冯保都是与有荣焉。而历史已经证明，张居正推行的新政，是中国古代综合性改革少有的成功范例，尽管在张居正个人命运在上曾有反复，但他改革的精髓却一直为后世效仿推崇。从这个角度看，张居正与冯保，皆是杰出的“立功”巨人。

“立功”如此，宦官能否在“立德”方面亦有上佳表现，单从他们因阉而体形臃肿、嗓音尖细、卑躬屈膝、不男不女的普遍猥琐看，是很难给出肯定答案的。可事实恰恰相反，就在这一片“猥琐”中，照样有人皆称赞的真君子和顶天立地的伟丈夫。如幼阉入为小黄门，历两朝，两次执掌司礼监，“性忠鲠无所挠”的怀恩，秉持公正，刚直不阿，不仅“诸阉咸敬惮之”，去世之后，明孝宗还特赐匾额，为他立“显忠祠”，褒奖其贤德。再如“以能持正见信任”的穆宗朝内官监太监李芳，有人赞之为明朝宦官中的“魏征”，他一身正气，其所执掌的内官监，与外廷工部相仿，是个捞钱的肥缺，可他在任内，不仅廉洁自律，洁身自好，还与这一领域的贪墨腐败行为过不去，屡屡向皇上直言讽谏，检举揭发具体的人和事，先是“大为同类所嫉”，再以后则因词连当朝，惹得皇帝恼怒，从“不悦”到勒令“闲住”，再到“复杖八十”，“下刑部监禁待决”，坐牢六年，宽释还“充南京净军（由太监组成的特殊军队）。但他蒙冤遭罪的同时，亦让自己以“贤宦”留名千古。然而，在我心中，他们还不是最可钦佩的，真正让我记忆深刻的大太监，则是得“佛”字敬称的陈矩和追随崇祯殉国，得葬皇陵，被两世清皇褒奖的王承恩。

陈矩，保定安肃人，九岁受阉入宫进司礼监，因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得当时的“宦官之王”高忠赏识栽培，地位日益上升，在参与重大机密事务办理过程中，对国家治理之道和国计民生要义，逐渐树立起以“祖宗法度、圣贤道理”为纲的政治理念，养成仁德清廉、忠君报国的道德品质，很快赢得万历皇帝的信任重用，“万历中，为司礼秉笔太监，二十六年提督东厂”，成为内廷最有权势的顶级人物之一。作为秉笔太监，他行可“批红”，直接影响朝廷决策，而提督东厂，执掌官民监察威权，一弹指即可震撼朝廷。过往以来，但凡身兼二职，十之八九都会权欲熏心，沦为千夫所指、无恶不作的独夫民贼。可陈矩却不然，生生让自己在魔鬼窟里，升华为一尊大仁大义、慈悲为怀、官民敬仰的“佛”。他主张“为臣者当以国事为重，私情为轻”，“待人以诚，处事以公”，“虽宦者，亦知礼义廉耻”。在具体事务处理上，坚持“力主安静，矫正时弊”，“廉洁奉公，不扰官，不害民”。更重要的是，他不仅这样说，更是这样做，半生经历勘查“妖书案”、“云南民杀税监杨荣”等重大案件，以及负责日常官员处分，他皆以“平恕识大体”的客观冷静，在公正严谨的基础上，运用超凡的智慧能力，尽力减少重大案件负面影响，化解潜在矛盾，不使无辜者受冤，从而维护皇权的尊严和正确。内廷和东厂，在他职掌之下，也受到了极为少见的内我约束，以至于到陈矩晚年，“用事者寥寥，东厂狱中至生青草”，“侦卒稀简，中外相安”。有一种观点认为，万历帝三十年不朝，成因就是陈矩如此“不作为”之“作为”，为万历帝创造了不必“费心劳碌”的平静局面。话虽牵强，但陈矩创造了较长时间的政治祥和、社会安定，为百姓亦为官吏带来福祉，当是不争的事实。陈矩一生清廉，早年因出京办差不打扰地方百姓，民众赞其为“佛”，临终时，他亦从佛“坐化”，并嘱托以佛教习俗入葬。死讯报知朝廷，万历帝当即嚎啕大哭，“赐词额曰清忠”。内阁三位大学士皆亲自起草祭文，到陈矩灵前诵读祭拜。出棺之日，满朝文武官员扶棺送别，数万民众素衣跪祭所经路旁，哀况空前，无人能及。所以如此，全在一个陈矩一生恪守的“德”字。

王承恩，河北邢台人，幼年入宫， 被大太监曹化淳收纳名下，行同师徒。因曹化淳曾为崇祯帝幼年伴读，王承恩因此进入信王府，先是受命监视，后则发自内心地辅佐照顾势孤力单的信王即后来的崇祯帝朱由检，紧要关头忠心耿耿，不顾自己安危，与崇祯帝结下了深厚真挚的君臣感情。崇祯即位之后，王承恩亦累擢，官至司礼监秉笔太监，成为崇祯的第一心腹之臣。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起义军兵临北京城下，城中人心惶惶，一片离析，无奈何，崇祯只得派王承恩“提督京营”，“是时，事势已去，城陴守卒寥寥，贼架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三门。承恩见贼坎墙，急发炮击之，连毙数人，而诸珰泄泄自如。帝召承恩，令亟整内官，备亲征。夜分，内城陷”。接着便是“天将曙，帝崩于寿皇亭”，自缢煤山，而一直陪伴身边的唯一官员王承恩，在按照崇祯吩咐处理好有关事宜后，亦自缢于山下一棵海棠树上，魂随崇祯而去。崇祯的自缢殉国，赢得了李自成及满清王朝的足够尊重和礼遇相待，王承恩以身殉主殉国的壮举，也同样受到了肯定和称颂，李自成初葬崇祯，亦同时将王承恩随葬皇陵近旁；清顺治帝以帝王礼为崇祯发丧改葬，也同时为王承恩修墓立碑，“赐地六十亩，建祠立碑旌其忠，附葬故主陵侧”。在明朝数以十万计的宦官群中，墓葬帝陵，王承恩是唯一一人，而以“忠贞为主，捐躯以从”，赢得后世大清朝顺治、康熙两代皇帝赐碑褒奖，在明朝宦官之列，亦属绝无仅有。其之要义，岂不又是一个“德”字。

2025.05.15.于淮水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