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故事019——刘仁轨与刘仁愿

上善若水陶光葆

刘仁轨与刘仁愿 刘仁轨，汴州尉氏（今河南尉氏）人，自幼生活在隋末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尽管生活困苦，但他始终坚持学习，积累了丰富的知识。隋大业七年（611年）起，天下大乱，刘仁轨也因此无法正常谋生，但他利用这段时间专心学习，每行坐所在，辄书空地，由是博涉文史。 刘仁愿，关中（今陕西）人，出身于一个军事世家，由于家庭背景和自身的英勇表现，被选为右亲卫，并在一次随唐太宗出巡时，因力搏猛兽而受到唐太宗的赏识，从而成为唐太宗的贴身保镖。 （一）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刘仁轨调任陈仓县尉。当时，陈仓折冲都尉鲁宁因品秩高而豪纵无礼，无人能制。刘仁轨到任后，先对鲁宁进行劝诫，但鲁宁不仅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继续凶暴蛮横。刘仁轨遂将鲁宁逮捕入狱，然而，鲁宁在狱中仍不思悔改，甚至对刘仁轨进行谩骂羞辱。刘仁轨最终下令将鲁宁杖杀。 此事上报朝廷后，唐太宗李世民大怒，将刘仁轨召至长安质问。刘仁轨毫不畏惧，直言鲁宁侮辱百姓，自己愤而杀之。唐太宗转怒为喜，提升刘仁轨为栎阳县丞。 这一年秋天，太宗计划到同州（今陕西渭南）进行狩猎。然而，由于当时秋收尚未完成，刘仁轨上表劝阻。太宗下诏慰劳他说：“你虽职位较低，但却竭尽忠诚为国家效力，你所提的意见朕都十分赞赏。”不久之后，刘仁轨被任命为新安县令，并逐渐晋升至给事中的职务。 （二） 刘仁轨刚正不阿，得罪了权臣李义府。李义府外表温和恭敬，与人交谈时总是面带微笑，但内心却狭隘嫉妒、阴险残忍。因此，李义府被时人称为“李猫”。 显庆五年（660年），高宗发兵征讨百济，刘仁轨奉命督海运。李义府在明知时机不当的情况下，强行督促刘仁轨出海。结果，船队在途中遇风沉没，死伤严重。朝廷派监察御史袁异式审讯。结案后，李义府对高宗说：“不斩刘仁轨，无法向百姓谢罪。” 刘仁轨被贬为庶民，发配至辽东军前效力。李义府于是密令镇守泗沘城的名将刘仁愿想办法弄死他。然而，刘仁愿并没有遵从李义府的命令，而是保护了刘仁轨。 后来，李义府认为，既然刘仁轨已经参军，那么就可以用军法杀他。然而，这一计谋最终未能得逞。刘仁轨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正直，保护了自己，并赢得了朝廷的认可和尊重。 （三) 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皇帝下诏起用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率领王文度的部众，并征调新罗士兵增援被百济大军包围的刘仁愿。刘仁轨高兴的说道：“这是上天要将富贵赐给我啊！”他迅速到所在州府请求《唐历》和庙讳以执行这项任务，并说道：“我刘仁轨要扫平东夷，把大唐的正朔历法颁发到东瀛海外！” 刘仁轨治军严整，边战边进，一路势如破竹。百济方面不得不解除对刘仁愿的包围。在熊津江口战斗中，刘仁轨与新罗军配合，引新罗军乘夜袭击真岘城（今韩国庆尚南道中部镇岑县），打开局面。之后与刘仁愿陆军会合作战，最终取得胜利，“杀溺死者万馀人”。 刘仁轨率军平定百济后，其残余势力仍占据任存城（今韩国境内）。此时，原百济将领黑齿常之、沙吒相如虽曾归附鬼室福信反叛，但最终投降唐军。刘仁轨观察到黑齿常之、沙吒相如“忠勇有谋，敦信重义”，他决定给予粮草和武器支持，并分兵协助二人攻取任存城。唐将孙仁师强烈反对此举，认为“此属兽心，何可信也”，担忧二人可能借机反叛，导致唐军腹背受敌。刘仁轨力排众议，指出：二人军事才能出众，且需通过行动证明忠诚；当前局势下，信任降将可分化敌军力量，加速平叛进程；补充粮械是为增强其作战能力，而非放任独立。黑齿常之、沙吒相如果然攻克任存城，迟受信逃往高句丽，百济残余势力彻底瓦解。 刘仁轨在百济的治理同样出色，他重新登记户籍，设置官署属吏，开辟道路，建设村庄，修复堤坝塘堰，救济贫困人家，鼓励农业生产，替他们建立土地神庙，使得百济民众得以安居乐业。 662年，百济王扶余丰，派使节分别赴高句丽和倭国，乞求出师，以拒唐兵，欲图复国。倭国则乘机派遣阿倍比罗夫率水军渡海援助百济。翌年8月27日，唐朝、新罗联军与倭国、百济联军在白江口遭遇，会战爆发。刘仁轨、刘仁愿、孙仁师三军会师后，唐军共约一万三千人、战舰一百七十余艘。倭军共四万余人、战船一千余艘。刘仁愿、孙仁师二军陆路进军周留城。刘仁轨水军与先期前来的倭军在白江口遭遇。倭军仗船多势众主动冲击，刘仁轨指挥唐军乘势将倭军船队分割成孤立单元，利用舰船坚固性撞击倭军小船，并以火攻焚烧倭船，“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倭军大将朴市田来津战死，溺毙、烧死者不计其数。在水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唐军水陆并进，攻克百济周留城，迫使百济王扶余丰逃亡高句丽，倭军残部撤回本土。此战，刘仁轨创造了盛世大唐伟大的辉煌与荣耀。 刘仁愿回到京城，高宗对他表示慰问，并询问：“你原本是一位武将，但这次所写的奏表文书都符合礼仪，是怎么做到的？”刘仁愿回答说：“这些都是刘仁轨的手笔，而非我所能写的。”高宗对刘仁轨表示赞赏，破格提拔他六级官阶，正式任命他为带方州刺史，并在长安奖赏一处住宅，加赐其家属。高宗特派使者送去盖有御印的文书，以表彰刘仁轨的功绩。 （四） 在李义府迫害刘仁轨时，袁异式曾受李义府指使诬陷刘仁轨，试图逼迫其自杀。刘仁轨晋升任大司宪（御史大夫）后，袁异式感到恐惧不安。刘仁轨不计前嫌，举杯向他发誓说：“如果我还记恨过去的事，就如同这杯酒（一饮而尽，既往不咎）！”后来刘仁轨执掌朝政，袁异式很快升任詹事丞；当时舆论哗然，刘仁轨得知后，立刻推荐袁异式担任司元大夫（户部郎中）。监察御史杜易简对人说：“这就是所谓的矫枉过正了！” 刘仁愿任命为卑列道总管，高宗命他接替刘仁轨在百济的驻守，然后二人一同回国。刘仁轨提出：“皇上巡视各地，还需筹划平定高丽。眼下正值农忙季节，如果官兵全部接替，新来的人对情况不熟悉，发生变故时无法有效防御。不如留下原来的部队等收割完毕后，分批派遣他们回国。我应当留下，还不能离开。”刘仁愿则坚持执行诏令。刘仁轨强调：“如果对国家有利，应该积极行动，这是臣下应当遵循的道义。”他向朝廷陈述利害关系，请求继续留守百济。高宗同意此请求，并因此认为刘仁愿不忠。 （五） 唐高宗上元年间，戴至德任右仆射，保留同中书门下三品衔。至德是戴胄之侄，叔侄相继为相，世人称其家族荣耀。高宗曾赐其飞白书“漂流大海，有待舟楫”，隐喻其才干。刘仁轨以军功显赫，曾率军大败新罗，任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张文瓘为侍中，郝处俊为中书令，李敬玄任吏部尚书兼左庶子（均保留同中书门下三品衔）。 刘仁轨接待诉讼时态度亲和，多以温和言辞回应诉求，迅速给予受理承诺，因此被民众称为“解事仆射”。因其显赫军功与亲民作风，时人多称赞刘仁轨通达。戴至德处理诉讼时严格审查细节，不轻易裁决定案，确有冤情的案件秘密上奏，为受冤者进行辨解。 有一位老妇人要找刘仁轨呈递讼辞，结果错找了戴至德，在戴至德还未看完讼辞时，老妇人发现找错人，便说：她原本以为眼前这位是懂事、能解事的仆射，没想到是个不懂事、不解事的仆射，让戴至德快点把讼辞还给她。戴笑而归还诉状，时人赞其长者风范。高宗对戴至德的低调作风尤为赞赏，认为其恪守了臣子的本分。 张文瓘任大理卿时，十日内处理四百余件积案，判决公允，使“抵罪之人皆无怨言”。大理寺的囚犯们听闻他改任官职后，都悲痛大哭。囚犯哭别并非惧怕严刑，而是感念其明断是非。 （六） 武后临朝称制时期。公元684年二月，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废中宗为庐陵王，立睿宗，同时命刘仁轨专知西京留守事，太后还在给刘仁轨的书中将其比作汉朝的萧何，委以关中之事。 刘仁轨接到任命后，上疏推辞，称自己衰老不堪胜任居守之职。同时，他陈述了吕后祸败之事来向太后申述规戒。吕后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在刘邦死后掌握朝政大权，大力提拔吕氏家族，封吕氏子弟为王，打压刘氏宗室及朝中大臣。吕后去世后，吕氏家族企图叛乱，最终被刘氏宗室与朝中大臣联合剿灭，吕氏一族几乎被灭门。刘仁轨提及此事，意在提醒武后不要像吕后那样过度重用武氏外戚，以免重蹈吕氏家族祸败的覆辙，危及社稷。 太后派秘书监武承嗣带着玺书去慰问刘仁轨。太后在玺书中表示，因为皇帝守丧期间不能亲政，所以自己暂时代行亲政；对刘仁轨的劝诫表示感激，称其引用“吕氏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的比喻含义深刻，让自己既惭愧又欣慰；称赞刘仁轨忠贞之操始终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还希望刘仁轨以匡救朝廷为怀，不要因为年暮而推辞任职。此后，刘仁轨改任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继续在朝廷中发挥作用。 （七） 刘仁轨晚年虽因年迈多病而请辞，但仍受到唐高宗及则天皇后的尊重和信任。公元685年，刘仁轨以84岁高龄去世，武则天为此罢朝三日，并安排朝中大臣前去送别。 刘仁轨的一生是勤奋学习、忠诚报国的典范。他不仅在政治上有着显著的成就，其军事才能更是为大唐的边疆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刘仁轨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传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 刘仁愿也为唐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他的晚年并不顺利。由于流言中伤，他最终被发配到边疆，不知所终。 刘仁愿是一位忠诚且勇敢的将领，他的军事才能和对国家的贡献无疑为唐朝的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他的结局也反映了古代社会中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即使是最忠诚的战士也可能因为政治原因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