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从军记（—）‍—杨晓如 ‍空军原高炮五师成立70周年征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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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记忆永不褪色，总有一段岁月值得永远铭记。值此五师成立七十周年的特殊时刻，我们怀着无比崇敬与感动的心情，向各位战友推荐杨晓如同志在新冠隔离期间笔耕不辍创作的洋洋数万言从军记。这段特殊的隔离时光，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反而成为他追忆往昔、书写峥嵘岁月的契机。字里行间，他以细腻笔触和真挚情感，将我们带回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从初入军营成为新兵时的懵懂与坚毅，到加入前卫队的使命担当，再到“九·一三”事件中炮连一等战备坐炮时的紧张与坚守，每一个故事、每一处细节都生动鲜活，既展现了那个特殊年代军人的铁血担当，也诉说着战友间深厚的情谊。这些文字不仅是个人军旅生涯的珍贵回忆录，更是五师历史的生动注脚，是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它让我们得以重温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感悟老一辈军人身上的忠诚、奉献与无畏。在五师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让我们循着这些文字，追寻历史的足迹，致敬那段热血与青春交织的光辉岁月，传承五师精神，续写属于我们的时代篇章！ 从军记11968年9月13日，我由沈阳市三十中学到苏家屯区白清公社营盘大队糜子沟小队插队落户。糜子沟地处沈阳、抚顺、本溪三市交界处的山沟里，村庄傍山而建，房屋沿北侧山根一字排列直至沟底。社员以种植花生为主，秋收后仅给国家交花生，高梁玉米自给自足留做口粮。下乡后正赶上秋收，知青们和社员一起割地、拉地、打场，每天起早贪黑、辛苦劳作，唯恐落后。入冬后本应是农闲季节，但为了來年开水田种稻子，知青们鼓动社员打井找水，反而更忙了。当时我由于感冒引起了扁桃体发炎化脓，可能是因为年青力壮，自己浑然不觉，每天仍然坚持在工地上。直到公社传来了征兵的消息。 参军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我当即报名应征。某日我到公社院内体检，一路顺利通关，最后是内科，发现我心律略快，本来也在合格范围之内，我不服气地告诉医生：“我在校时是长跑运动员，可能是测错了”，医生依言又测一遍，仍然快，于是怀疑我有炎症，叫我张嘴看嗓子，发现扁桃体化脓了，遂叫接兵的卫生员来看了一眼。事后我和同学蔡岩在院子里遇到了区武装部的赵部长，蔡岩曾以红卫兵代表的身份结合到区革委会任副主任，因此和赵部长很熟悉，蔡把我介绍给他，赵部长听说我父亲是杨焕章，鉴于我父亲的名气，当时就指着我和蔡岩对公社的领导说：“今年入伍必须有他俩”。听说此言我大喜过望，安心回村里等消息去了。 几天后的傍晚，小队干部告诉我被淘汰了，当时我大吃一惊，霎那间觉得天昏地暗，呆了片刻，顾不上吃晚饭，立刻步行赶往十几里外的公社大院，找武装部的人问缘由，他们告诉我是接兵的军人嫌我患有急性病，不要我。我当即找到住在公社的黄指导员和卫生员，他俩说：“你的扁桃体还在化脓，路上治疗不方便，明年再争取吧”。我近乎绝望了，不顾天色已晚，马上连跑带走的翻山越岭奔往十几里外的姚千户火车站，情急之下把一付鹿皮手套忘在了公社。到达姚千户已经是夜里11点左右，又饥又渴，在供销社买了一瓶啤酒和一个面包，狼吞虎咽、一饮而尽，随后乘半夜的火车赶回苏家屯，下车后又夜奔5里多路回到加工厂家中，到家已是下半夜了，父母也很吃惊，安慰了我，表示支持我去参军。 第二天上午妈妈陪我到区武装部见了赵部长，问明情况后，身材魁梧的赵部长笑着说：“放心吧，先回家抓紧治病，等我的电话通知”。以后的个把星期我每天在医院打点滴。1969年1月底，赵部长把我叫到区武装部，领到一间办公室内，面对众多五师的接兵干部，拍着我的肩膀对他们说：“怎么样？就这小伙子，没有问题吧！”大家笑笑，黙许了。随后赵部长给我交代了报到集合的时间地点，我满心欢喜地回家了。 1969年2月3日，瑞雪纷飞，在雄壮的军乐声中，在亲友同学们的欢送下，我和新兵们一起登上了开往福建的军列，一路上聆听着迎“九大”的歌曲，憧憬着未来的前程，经五昼夜旅行到达福建漳州，开始了军旅生涯。 杨晓如 2021年8月 从军记21969年2月3日，新兵们在苏家屯火车站登上了由闷罐车箱组成的开往福建的军列，我所在的班由白清公社的新战士们组成，班长是老同学蔡岩，记得还有孔繁喜、杨立纯、阎守仁、聂守臣、肖洪亮、田德林等，这些人除了下乡知青就是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军人的形象是高尚的，参军不仅光荣，而且创造了一个再就业的机会，复员后离开农村走进城市也是有可能的。当时这些年青的脸庞上都洋溢着幸福感，絲毫看不出离乡的愁绪，所有人情绪高昂，一路上欢声笑语不断。 军列经京沈线进入山海关后，沿津浦铁路奔上海，顺浙赣铁路至鹰潭后南下进入福建。那年冬季雪下的特别大，只见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无论平原山岗城市乡村，全是白雪皑皑、银装素裹，显得清新简洁、宏伟壮丽。然而进入福建南部以后，大地已经是绿油油的了。军列由两辆蒸汽机车前拉后推，在闽南的山峦间缓慢爬行，从车门望出去，山坳里都是水田，农人赶着水牛在犁地，景色独特。 军列似一条长龙从祖国的东北直奔东南沿海，大好河山尽收眼底，也激起我思绪万千。想起了1964年10月举家随父母由浙江兰溪调往沈阳时走的是这条路线，1966年10月红卫兵串联，由沈阳经沪宁杭至湖南株洲走的也是这条路线，再上溯到1957年母亲从吉林空军六预校复员回江苏如皋老家，带我走的也是这条路线。津浦铁路似乎与我一生有着不解之缘，现在竟然又沿着这条路走向我人生新的起点。想起了与我一起下乡插队同甘共苦的同学，他们仍然在白清寨的山沟里种地，祝愿他们将来都能有一个好的归宿。同时猜想着将要到达的部队是个什么样子，默默激励自己加油蓄力，尽快适应新环境，打下个好的基础。还有一个当时羞于启齿的遗憾，从下乡插队以后，一直没有见到女同学刘昱，我已经暗恋她许久了，下决心到了目的地就给她写一封求爱信，远隔千山万水，即使被拒绝也不至于难堪…。随着军列在铁轨上发出节奏鲜明的振动声响，思想在不断放飞着。不知不觉中军列到达了终点福建漳州，时间是1969年2月8日。 杨晓如 2021年8月 从军记31969年2月8日到达漳州后，我被分配到空军高炮五师十五团二营四连，那一年没有新兵连制度，新兵直接下到连队。当时二营在漳州以东将近200公里处的崇武执行机动任务，我们在团部用完午饭后乘车前往。崇武隶属于泉州市惠安县，1965年我人民海军曾在崇武以东海战中大败蒋军，使崇武家喻户晓。我们乘坐带蓬布的南京跃进卡车（也称南京嘎斯），行驶了4个多小时，天黑时分听到了锣鼓声，看到有灯火在夜幕中摇曳，老战士们提着煤油灯前来迎接，显然已经等候多时。我们吃着可口的晚餐，用热水洗脸泡脚，温馨之感油然而生，到家了！ 第二天早上我才看到，连队的营地坐落在海滩上，高射炮阵地紧临大海，从炮位往前走十几米就是潮起潮落、惊涛拍岸的海水，营房全是用角铁组装的活动房，错落有致地排列在阵地的后面，一个班一间，每人一张带活动支架的木质铺板，简单实用。新兵们被告知此地是对蒋匪军斗争的最前线，距敌占的乌丘岛仅十余海里，不可独自乱跑，尤其是夜间要提防蒋军“水鬼”的偷袭。我们着实感受到了前线的气氛，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拉着白烟的蒋机在空中飞过，战斗警报随时响起，战士们跑警报进入炮位是家常便饭。 对新兵的培训很快就开始了，教员都是连队的主要干部。 1961年从江西入伍的指导员李昆明给我印象最深刻：面容刚毅英俊，个子不高，但非常精干，处处透露着军人的气质，腰板挺拔、精力充沛、行动果断、嗓音响亮。当时他是为加强四连的领导班子，搞好整党运动而被上级派来的。他告诉我们：高炮五师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常年在福建前线执行战备任务，1961年8月2日曾击落美国制造的F101超音速低空侦察机，生擒蒋军飞行员，创造了用普通高射炮击落先进美制蒋机的经典战例。1967年奉命抗美援越，全师击落美机139架，击伤121架，活捉美军飞行员26名，两次荣获毛主席亲自签发的嘉奖令。 连长严必章，1961年的武汉兵，高中生，个子高高的，络腮胡子，讲话条理清晰，为人和蔼可亲，是全团最年轻的连长。但他是当时运动的批判对象，因为爱吃辣椒，信口开河说过“辣椒万岁”，未婚妻是资本家出身，团政治部不同意结婚，他居然不服从，爱情至上。在那个年代里肯定被整治，他正等待着复员回家，当时我很为他惋惜。 副连长郭夏生，1961年的江西兵，由炮技师提拔为副连长，个头不高，黑黑的，下巴略长且微微翘起，言语不多，说话不很流畅，但行事果断，自信心很强。是在当时整党中提拔起来的骨干。 温副连长，福建晋江人，圆圆的脸上镶嵌着一双狡黠的小眼睛，足智多谋，做事有条不紊，但因为出身于华侨家庭，没被提为正职，但是老兵们都比较佩服他。其他还有在越南战场受伤致残的陈副指导员、和蔼可亲，精细谨慎的一排长李康贵、才思敏捷，颇有书卷气的指挥排副排长金敏、稍显鲁莽，五大三粗的二排长于文章，风流倜傥的副排长苏尔春等。他们都经历了抗美援越的战斗，是保留下来的战斗骨干。他们言传身教，帮助我们熟悉武器装备、掌握军事技能、培养令行禁止整齐划一的生活习惯，使我们很快适应了军营的生活。 和我一起分到四连的沈阳兵有十几位，左长江我早就注意到了，在漳州团部食堂吃午饭时，因天气热他敞开上衣露出长着黑毛的发达胸肌，感觉他是个豪爽的汉子，到四连后我俩常在一起练双杠，他来自铁西的电工机械厂技校，平时酷爱举重和摔跤，我历来愿意结交体育爱好者，很快我们就熟悉了。周维良来自铁西区的三纺机厂，与我一样都是四炮手，常在一起训练，闲暇时他讲起“文革”时铁西区发生过的轶事，神采飞扬、绘声绘色，春节时因为想家又像孩子似的哭得泪流满面，感觉他是性情中人。还有来自铁西区的王智，是我们当中最小的，因为视力好反应快，被选为指挥排的测远机手。憨厚的、长的白白胖胖的王立春来自沈北的虎石台，不久他和我都分到了一排一班。 春节前后来自山东平邑、浙江绍兴和上海的新兵也陆续到达连队，其中有心直口快的钱增海、貌似金童的黄海明、身体健壮的陆铭炎、挺拔秀气的胡作祥、稳重深沉且多才多艺的吴凤鸣和有些傲骨的陈志坚等等。这一年新兵特别多，四连有将近五十名，这是因为1967年全国没有征兵，高炮五师又刚刚从越南回来，超期服役等待复员的老兵很多，需要大批新兵替换补充。 复员老兵离队那天的情景是非常感人的，因为曾经在越南战场同生共死，分别时相拥而泣，依依不舍，许多新战士受到感染也流下了热泪。 老兵走后新兵立刻顶上了空缺的战斗岗位，我所在的一排一班，班长文金生是1966年入伍的老兵，副班长是1968年的，其余一炮手沈阳兵王立春、二炮手上海兵毛德勋、三炮手是绍兴的一位小个子（名字忘记了）、我是四炮手、五炮手山东平邑的（姓彭，名字忘了）清一色都是刚入伍的新兵。历史赋予重任，逼迫我们快速成长。军旅生涯正式拉开了帷幕。 杨晓如 2021年8月 从军记4在“文革”动荡的年代里，连队的党支部仍旧正常运转着，这为像我这样刚离开动乱学校的青年，提供了成长进步的良机。 1966年初我在学校加入了共青团，此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一直是我的梦想。“文革”开始后，校党支部瘫痪了，班里的团支部也成为造反派攻击的对象，三年来同学们都陷入到派性的纷争中。如今在崇武的海滩上连队的党支部似朝阳一样升起来，久违的政治氛围又回来了。我很快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 党支部对积极分子的考察标准有着明显的历史印记，强调家庭出身，对文化程度高的要求更严格，像我这样的高中生被称为小知识分子，要加强思想改造，强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能干脏活累活，这在当时是人所皆知的。 连队的驻地在海滩上，日常生活用的淡水只有营部才有，每天每个班都得派战士去挑，我自觉承担起这个任务，不用班长安排，自觉起早去挑水。营部是借驻陆军一个守备连的营地，在一个小山包上，距四连的距离大约有一里多路，得益于当时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记得考上初中去报到时，就要带着扁担和锄头，劳动课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训练有素，挑起一担水在路上健步如飞，不像是来自大城市的学生。我不仅给班里挑，还帮炊事班把水缸灌满。这种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在当时对我的进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我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在讨论会上积极发言，经常与新老战友谈心交流思想，再加上我家庭出身好，很快就引起了连党支部的重视，参军仅四个月，我就在崇武海滩的军营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想特意强调的一点是，虽然那时“左倾”思想影响颇深，但环境是纯洁的，干部和战士之间是纯粹的工作关系，没有私下交易。只要你努力了，领导就会关注你。当时有许多与我同年的战友很快都加入了党组织，所以党龄都很长，建党100周年时，我们都获得了“光荣在党五十年荣誉纪念章。此时，我们难道不应该感谢李昆明、郭夏生类的廉洁勤政的基层干部吗！离开部队将近二十年后，听说在部队入党是需要贿赂干部的，细想起来，当时军委是徐才厚之流当权，卖官鬻爵司空见惯，上樑不正下樑歪是必然的。党的“十八”大后，在习近平领导下，除恶务尽，一扫阴霾。令人感叹：人间正道是沧桑！ 在崇武海滩上收获的不仅是政治上的进步，军事素质提高也很快。除了队列、轻武器射击、夜间紧急集合外，最主要的是对“三七炮”的操作，这是高射炮兵的主课。当时老兵大批复员，新兵需要立即顶上去，更何况是在福建前线，每天都面临台湾蒋机侵扰，随时都会有战斗发生，形势也逼迫我们这批新兵快速成长。我所担任的四炮手是一个重要的战斗岗位。“三七高炮”虽然是二战时期的老武器，但是射速快、准确度高，关键在炮手之间的配合，掌握好了对于低空的敌机有很强的杀伤力。一炮手和二炮手都有瞄准镜，分别从水平和垂直的角度锁定敌机，四炮手是标航路的，解决的是射击的提前量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四炮手航路标不准，一、二炮手瞄的再准确，炮弹也只能落到敌机的后面。四炮手的训练由严必章连长亲自指导，远处有一飞机模型，由人工操作不断改变方向，我们站在炮盘上，手握航路标志器，必须要使其与飞机在平行线上，训练中经常是顶着刺眼的阳光，我们不惧艰辛，在教员的指导下不断提高，很快我就熟练地掌握了技术，顶上了战斗岗位。高射炮兵还有一项必备的技术，就是起炮落炮，也就是随时快速的从行军状态与战斗状态互换，保证随时能打随时能走，机动性越强，战场上生存能力就越强，击落敌机的概率就越大。经过刻苦训练，我也准确地掌握了技术要领。在崇武短短的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两次高射炮实弹射击，一次是枪代炮，另一次是实弹打拖靶。同时又进行了数次转移阵地训练，虽然很辛苦，但收获颇丰。那段时间的训练，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我们这批新兵成长的关键。 1969年三月份珍宝岛发生了中苏之间的武装冲突，国家的防卫重点转向北方。，不久二营返回漳州，同年八月份全师奉命调防北京。行动前我被任命为六班的副班长（班长的位置是空缺的），是超常的提拔速度。这是战备的需要，新兵太多了，战争又迫在眉睫，准备打仗是当时的基调。但是，对我来说是“拿鸭子上架”，既要带好兵（班里战士资历最浅的也与我同年，何况还有1966年的老兵），管好装备，又要准备千里跋涉、辗转北上，难度可想而知。但我不能退缩，只有前进！ 杨晓如 202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