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文心雕龙·宗经》读后感</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文心雕龙·宗经》如一座巍峨的理论丰碑，以“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的论断，将儒家经典与文学创作的血脉相连之理娓娓道来。刘勰以宏阔的视野，从创作根源、审美范式、理论嬗变等维度构建体系，其思想不仅深刻影响古代文学的走向，更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了跨越时空的启示。</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经典是文学创作永不干涸的源头活水。《宗经》提出五经乃文体渊薮，论说源于《易》的玄妙思辨，诏策承继《书》的庄重典要。唐代古文运动堪称宗经实践的典范，韩愈、柳宗元高举“文以载道”大旗，摒弃骈文空洞浮华之风，深入挖掘《孟子》《荀子》等经典的行文精髓与思想内核。韩愈的《师说》以《论语》问答体为形，融入儒家“尊师重道”的核心思想，在复古中实现革新，证明文学创作唯有扎根经典沃土，方能生长出时代的新枝。</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宗经思想深度重塑了文学的审美与价值体系。刘勰提出的“六义”标准，犹如精密的模具，深刻影响着后世文学风格的铸造。宋代文学风格的形成，恰是“六义”与理学思潮交融碰撞的结晶。朱熹“文以贯道”的主张，本质上是对“义贞而不回”的哲学化延伸，要求文章成为承载儒家义理的载体。这种理念下，宋代散文呈现出“理趣共生”的独特风貌：欧阳修《醉翁亭记》以山水之乐写“与民同乐”，将儒家入世情怀藏于平易笔触；苏轼《赤壁赋》借主客问答，以老庄之辩诠释儒家进退之道，实现了“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的美学追求。“六义”不仅是创作标准，更成为文人精神品格与时代价值取向的投射。</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宗经思想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在历史演进中不断掀起理论革新的浪潮。明代文学的复古与革新之争，本质上是对宗经方式的不同探索。前七子机械模仿秦汉文章的外在形式，后七子走向“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极端，暴露出对宗经的片面理解；而唐宋派归有光以《史记》叙事笔法书写市井生活，将经典精神融入个人生命体验，开创“以情动人”的新范式。清代桐城派“义法”说，则将“义”的道德要求与“法”的艺术规范精细拆解，使宗经思想从宏观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创作方法论，推动文学理论向精细化、系统化发展。</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站在当代文学的十字路口回望，《宗经》的智慧愈发彰显其现实价值。在网络文学泥沙俱下、短视频文学碎片化的今天，部分创作者为追求流量，陷入盲目创新的误区，导致作品思想苍白、价值观扭曲。这更需要我们重拾经典精神：从《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汲取关注现实的勇气，从《楚辞》“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求索精神里提炼人文关怀的内核。文学创新不应是无根之木，而应在经典的滋养下，让传统美学基因与现代生活经验深度融合，创作出既有文化厚度又具时代温度的作品。</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文心雕龙·宗经》跨越千年时光，始终提醒着文学创作者：经典不是尘封的故纸堆，而是流动的精神血脉。唯有在传承中创新，在经典中汲取力量，文学之树方能永葆生机，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花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