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中的“人战胜人”传统：从《三国演义》看权谋文化的深层逻辑

用心体丈量世界

“益阳三国文化走廊”乃益阳市资江风貌带建设之璀璨明珠，旨在弘扬益阳三国文化底蕴，铸就城市景观之新典范，进而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格调。此走廊蜿蜒于益阳市城区江北岸，自会龙山大桥河堤绵延至金花湖路河堤路口，全长达2530米。 该走廊以“千年益阳城、单刀赴会地”为整体形象定位，精妙布局，主要由雅致亭台楼阁、独特船篷轩及富含底蕴文化墙三部分构成。亭台楼阁以精湛木结构工艺为主，涵盖大码头、风雨亭、月明楼等多样建筑形态；船篷轩则核心段采弧形吊顶，设计精妙，长达620米，非核心段则分别采用人字形与平行吊顶，设计长度分别为440米与1430米；文化墙更是别具一格，囊括三国故事、成语典故、名家书法、历史遗址及歇后语等丰富元素，其中三国故事及书法以694幅浮雕画生动展现，108米浮雕精选黄铜、紫铜、汉白玉、青石等材质精心打造。 　　余宅毗邻此走廊，故晨跑散步之时，常至此地。尤其雨天，走廊更成户外锻炼之佳所，既可避雨，又可赏资江美景，心旷神怡之感油然而生。闲暇之余，沉浸于中华文化之海洋，深感其博大精深，非一朝一夕所能尽窥堂奥。某日偶经三国文化走廊，灵感乍现，仿佛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观五千年中华文化之演变，有一核心矛盾赫然显现，即“人与人”之博弈始终凌驾于“人与自然”之对话之上。此特质于《三国演义》中尤为凸显——群雄逐鹿，百年乱世，权谋征伐交织成历史主线，自然仅作为战场之工具或背景存在。此“人搞人”之文化基因，既铸就了民族性格中之机敏与坚韧，亦暴露了传统社会对自然法则之疏离与漠视。 一、权谋之术：人际博弈之极致演绎 《三国演义》实则一部“驭人宝典”。刘备以“人和”为旗，编织起以兄弟情义为表、政治算计为里之权力网络。其表面上推崇“仁政”，实则深谙制衡之道：借关羽、张飞之勇以震慑吕布，又以吕布牵制曹操，于徐州、小沛等地形成微妙权力均势。此“连环套”思维，诚如韩田鹿教授所析：“袁绍兄弟反目，反衬刘关张结义之稀有，然此‘义’终服务于权力争夺之终极目标”。 曹操则将权谋推向更赤裸之境。其提出“唯才是举”，表面上打破门第之桎梏，实则构建起以利益为纽带之效忠体系。郭嘉自袁绍阵营叛逃时，直言“智者审于量主”之生存法则，道破乱世中人才流动之本质——非为道义，实为投机。此将人际关系彻底工具化之思维，使得“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可能，亦让屠城坑降（如徐州之屠）成为震慑对手之常规手段。 二、战争逻辑：人性之恶的制度化宣泄 三国时代之战争美学，本质乃对人性暴力之颂扬。长坂坡上赵云七进七出之英勇，掩盖了“百姓遭屠、泗水不流”之惨烈；赤壁之战之智谋传奇，淡化了“火逐风飞、三江尽赤”之生态灾难。罗贯中笔下之战争描写充满诗意化暴力，将“一将功成万骨枯”转化为英雄史诗，此叙事策略恰折射出文化中对暴力征服之隐性崇拜。 更值警惕者乃战争伦理之异化。曹操“围而后降者不赦”之军令，将屠杀制度化为震慑工具；孙权三次攻打江夏，为夺荆州不惜以百姓为诱饵。当《三国志平话》将“七擒孟获”美化为攻心战术时，实则回避了诸葛亮南征导致西南生态崩溃之历史真相。此将自然与民众视为棋子之思维，与孟子“斧斤以时入山林”之生态伦理背道而驰。 三、自然观缺失：工具理性下之生态盲视 于三国叙事中，自然始终处于从属地位：诸葛亮之“借东风”被神化为计谋而非气象研究；陆逊火烧连营时，山林仅作为助燃之介质。此将自然元素符号化处理之方式，暴露了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之悖论——表面上强调和谐，实践中却将自然矮化为权谋之附庸。 相较于欧洲文学中《鲁滨逊漂流记》对荒野求生之细致描摹，或美洲原住民文化中之自然崇拜，《三国演义》展现了一种“去自然化”之世界观。当毛宗岗删改原著中“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之进步思想时，传统文化中本就不多之生态意识进一步萎缩，最终形成“重人事轻天道”之思维定式。 四、文化反思：从“内耗”至“共生”之范式转换 自《三国志》至《水浒传》至《红楼梦》，再至《厚黑学》……此“人搞人”之文化贯穿于中华文化之始终。此文化传统既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之生存智慧，亦带来深重隐患。从九品中正制至科场舞弊，从官场倾轧至商战阴谋，人际博弈之基因渗透进社会肌理。而当代环境危机，某种程度上正乃此传统思维之恶果——当人们习惯于将精力消耗于人际斗争中，自然沦为可肆意掠夺之“无主之地”。 欲突破此文化困境，需重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双重关系。一方面，当汲取刘备“携民渡江”中之人文关怀（即便带有表演性），将其升华为真正之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需重新解读诸葛亮“观星借风”之传说，不再停留于神化计谋，而是发掘其中暗含之天文观测智慧。唯有将“战胜人”之机变转化为“对话自然”之谦卑，中华文化方能真正实现从权谋传统至生态文明之范式转型。 结语： 《三国演义》作为文化镜像，既映照出中华文明“人情练达即文章”之生存哲学，亦暴露出“过度内卷”之精神困境。当“火烧赤壁”之硝烟散去，吾辈更需深思：如何在继承权谋文化中审时度势之智慧时，避免陷入“零和博弈”之窠臼？或许答案正藏于被忽视之自然叙事中——那未被书写之江风山月，正期盼着我们去聆听、对话与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