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族的世纪文本：《苦旅天涯青海头》，连载 · 第七章 3~4，| 安殿祥

安先生

第七章 目 录

回宁上访 申诉有了进展/

迟来二十三年的撤销劳教决定/

沉冤昭雪在8371天后/

您是个好人 请带我远去/

暮色苍茫 她依然伫立在杨树林边/

走出缧绁之地"金色世界"/

炼狱归去 患难相扶兄弟情/

你平反了 应该感谢政府才是/

我有了一份工作 一个安身之地/

谢谢你!关中老爷子/

 祈愿她走出生命中的至暗时刻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平反）判决书 1981年5月6日

第七章 第 3 节

沉冤昭雪在8371天后

在外流浪两天，也算是游览了人间天堂苏州，还有被乾隆称为龙城的常州。第三天上午，乘火车回到南京，出了车站，我没有急于回家，走到玄武湖畔，找了一块草地躺下歇息。一个挎着画夹的青年向我走来，端详着我，欲言又止。我坐了起来，对他说：你想画就画吧！他笑着说了声“谢谢”，便打开了画夹。

我自幼也喜欢画画，想看看别人画笔下的自己。等那青年画好了，我上前去看，有些失望。他的画技平常，还不如我在野马滩劳改农场时的自画像。可惜的是，那张自画像寄给二妹后，文革期间被她出于惧怕烧掉了。

中午，回到山西新村1号小院。离家几天，又骤然而归，家人都用疑虑的目光看着我，但也没有多问我的去向。傍晚，三弟从学校回来，一见我就说：你回来得正好，老关打来电话，叫我们明天到法院去，看来是申诉已经结案了……

第二天上午，我和三弟去到马府街南京中院，见到关中老爷子，果然是我的申诉已经结案。那天的程序，三弟在其博文《一个家族的世纪文本·二哥平反（4）》中有详细的记述。现择录如下：

那一天是1981年5月7日。我和二哥早早地就来到了马府街。关中把我们领进门廊上一个不大的房间，让我们等一等，他去楼上办公室拿文件。过了一会儿，他来了，坐进椅子，我和二哥隔着办公桌坐在他对面的长凳上。关中和二哥聊了几句，便向我们宣读《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0申（59）刑字第3838号》：

申诉人：安殿祥，男，44岁，江苏省南京市人，青海省德令哈农场留场人员，现住该场。

安殿祥于1958年因思想反动、散布反动言论、包庇反革命分子被劳动教养。1959年3月11日，参与部分劳教人员私设公堂，对教养人员郑寿福进行刑讯，并亲自参与对郑进行捆绑。为此，本院以（59）刑字第3838号刑事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判处安殿祥有期徒刑15年。多年来安殿祥多次申诉，经本院先后于1966年7月25日、1976年1月16日及1979年9月29日三次驳回申诉。安殿祥仍不服判，继续申诉。

经本院再次复查，安殿祥的劳动教养处分业经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复查证实：认定思想反动不当，包庇反革命分子证据不足，以宁劳办字（81）第4号决定撤销对安殿祥的劳动教养的决定。私设公堂一节，安殿祥仅系参与，情节一般，属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犯罪。据此，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59）刑字第3838号刑事判决书、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六日及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三次驳回通知。

二、宣告安殿祥无罪。

如不服本判决，于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以上诉状及副本，送经本院，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

第二刑事审判庭

审判员 关中

一九八一年五月六日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记员 罗永平

关中宣读完判决书，又把致鼓楼区民政局劳动局安置就业的证明交给二哥，接着从公文夹拿出一张银行支票，对我们说：这是冤假错案的赔偿款，你们回去时，可顺路去白下路口的工商银行取款。我接过支票，600元。我诧异地问老关：怎么这么少？老关无奈地说：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你二哥被捕前失学在家，属无业，按规定只能补400元……

——详见安殿成《一个家族的世纪文本·二哥平反（4）》

因一起“反标”错捕，“思想反动”被劳教，继而获刑十五年，发配青海二十二年，我的沉冤终于在8371天后昭雪，承蒙党恩获“冤狱赔偿”人民币600元，平均0.0716元/天——这就是我的青春，我的生命，我的二十三年苦难的意义所在。

巴尔扎克说，苦难是人生的老师。尼采说，使人们对受苦真正感到愤怒的不是受苦本身，而是在于没有意义地受苦。我应该认同他们中的哪一位呢？亦或只能用古希腊盲诗人的名言宽慰自己：谁经历的苦难多，谁懂得的东西也就多。然而，尽管这样，我知道，我应该深深地感谢这些年来支撑着我，引领着我在黑暗的隧道里残喘蜗行、终获新生的每一个人。

他们是：

野马滩劳改农场王清照队长，岳教导员；

尕海农场杨指导员，矮个子的金坛籍管教员；

三弟的徐长逵同学，市公安局许成基处长，南京中院关中审判员；

还有我的二妹，三弟及所有的亲人们……

若没有他们一个接一个缀联闪耀的人性光辉，就没有我屡遭驳回的最终平反，也许这一辈子，我也走不出“古来白骨无人收”的青海头。当然，我还要“感谢”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十年浩劫，哪来的物极必反？哪来的四人帮覆灭？哪来的拨乱反正？哪来重见天日的我？

两天后，遵照老关“速回青海迁移户口”的叮嘱，我手持盖着血红大印的《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0申（59）刑字第3838号》，急不可待地买了西去的火车票返回青海。途经西宁，我去看望了两年前已平反的狱友，撒拉族著名诗人韩秋夫。第二天，转乘长途汽车前往德令哈，再徒步三十多里路，回到了尕海农场二大队。此行回青海，我的心境并不像我期望的那样轻松，在我稍后给三弟的信中这样写道——

殿成弟：

我在西宁与秋夫会晤，久别重逢，话题颇多。秋夫与我谈笑风生，兴致勃勃，和上次相见判若两人。当他询问我的平反经过，我自然把我的沉痛感受，无法消亡的悔恨告诉了他……次日凌晨，秋夫叫老乡开了一辆吉普，把我送往长途汽车站。我又开始了一千多里的漫长旅行。汽车在海拔数千公尺的山腰上爬行，途经日月山和象鼻山时，又落下了漫天大雪和一阵冰雹，牧羊人都紧缩在皮大氅里，茫茫原野和绵绵的山峦一片雪白。而此时，南京恐怕已是太阳灼人，炎热难当，无法入眠的盛夏了。

坐在车里，紧闭着窗户，天气阴霾，雾气迷蒙，我像是在云雾里遨游。翻过象鼻山后，又进入一片无际的草原。汽车沿着青海湖畔向西极速驶去。我远眺青海湖，因无阳光的照射，它已经不像天气晴朗时那样光彩斑斓，波光粼粼。此时的它，呈现一片墨黑色向远方伸去。我的心里受到自然景色的影响，而感到沉闷压迫。往事的回忆又一幕幕萦绕眼前，顿时感到人生的莫测和空虚……

另：农场当局说，法院叫他们特别照顾我的函件还没有收到。按理推算，他们应该早已收到了。

兄字 1981.6.1

那天，一回到德令哈，我就直奔尕海农场二大队队部，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大队部负责人却对我说，他们尚未收到法院公函，叫我到农场总部去询问。我随即又赶到尕海农场总部，找到负责人事的管教干部，得到的答复也是尚未接到法院公函。我只能回到二大队我原先的班组耐心等待了。然而，我已获平反回青迁移户口的消息，一天后，便在尕海农场各大队迅速传开了。

劳改农场的作息表一如既往。早晨，催促出工敲击轨铁的当当声响起，我可以不加理会了，懒懒地翻个身，让太阳晒晒屁股，等觉睡足了，再起来。饭后，走出监狱高墙，信步漫步在一望无垠的农场庄稼地上。昨夜，偶下小雨，上午空气特别清新，天空碧蓝，白云悠悠，北山耸立，原野乃是永恒的寂静。

顺着大渠，我走到四大队向老唐拜别，又去到一大队，未见赵国龙，却看到了也已刑满的扒手卞惠元，昔时的劳改积极分子，正坐在一监房门口给别人修鞋。他猛一抬眼，见我正向他走来，便佯装不知，埋下头来继续修鞋。

我不紧不慢走到他面前，问道：卞惠元，你过得怎么样？他抬了抬头，看了我一眼，表情尴尬，似哭非笑，默不作声。我又说：你的皮匠手艺还是不错的嘛，给人修鞋增加收入，正大光明，比你那个副业强多了。卞仍是低头不语，心中一定在骂娘，只是不敢发作，在劳改队里有阎管教给他撑腰，他敢主动挑衅，如今气候大变，他只能隐忍，闷声无语。

我见他如此的狼狈不堪，便丢下一句话，不再讥讽他了：再见，卞老兄，祝你日后岁岁平安！后来，听人说，他刑满后娶了一个外地女人，但没过多久那女人就跟一个警察跑了……

一个多星期后，总算得到了尕海农场总部的答复，已收到南京中院公函，经研究决定补偿我冤狱费400元。古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而我为了“把青海建成和大上海一样”，在这蛮荒高原上披枷带锁，九死一生，服苦役十五年，刑满就业又七年，如今只得到补偿400元，再一次可见我的生命是多么的卑贱！

我愤愤不平回到大院，随即给关中老爷子写了一封信，告知他我很不满意农场的补偿，正在与农场继续交涉。写完信，我躺在炕上正想休息，来了一位忘年交，杨指导员的儿子杨国防。他知道我已经平反，告诉我：我父亲拿出你的劳改档案在院子里烧了，有那么多你写的申诉书，那么多……他用手比划着。

我急着问：还有什么呢？还有你脖子上挂着大木牌、写着阿拉伯数码拍的光头照。我不禁大为惋惜，脱口而出：哎呀！如果你能给我抽出一张多好啊！他率直地说：你怎么不早说呢？想想也是，如果我早说，这个跟着我学过摔跤、很崇拜我会拉提琴的少年，一定会照办的。

然而，我又不是能知生前死后五百年大事的刘伯温，怎能会事先想到这事呢？只可惜了我的那些劳改档案，那是我的苦难，我的屈辱，我的血泪在8371天里的日积月累……但它即便被烧了，我又怎能会忘却那过去了的8371天？

　

　 小忘年交走后，我出了高墙大院，站在监狱门前、往日犯人集体出工报数的地方，环视四野，思绪万千，然后拾梯而上，登上岗楼，绕着高墙，放眼无垠寂静的荒原，沉思良久：我们的生命在这天地间何其渺小，我又怎能与冥冥宇宙中的造物主抗衡？

循着原路，我出了岗楼，见一姑娘正在四下探望。她一见我，即从衣袋里迅速拿出一个迭折的四方纸块递给我。我不知缘由，接过纸条，迷惑不解。这姑娘，我见过，但从未和她说过话，仅知道她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的女儿。我问她：这纸条是你给我的？姑娘回头看了看四周，小声地说：我是给别人送信的。她是马家的姑娘，我的朋友……

哦，我想起来了：和我同一个大队，是有一户姓马、信奉伊斯兰教的刑满释放人家，男主人年岁已大，满脸胡茬，花发苍颜；女主人则显得较年轻，颇有几分姿色，两人育有三个儿女。托人捎信给我的是他们的大女儿，身材窈窕，皮肤白皙，瓜子脸，扎着一条大辫子，在当地年轻女子中也算是翘楚了吧。

可我从来没和她说过话，她怎么会托人捎信给我呢？我心中好生奇怪，送信的姑娘说：你回去再看这纸条。明天也是这个时候，她在原先武装警卫屋后的那片杨树林里等你回音，一定不要忘记啊！我抬眼看看天，日头西斜，已近黄昏，便回身跨入高墙大院，展开纸条，不禁感喟不已：这姑娘，真是胆大率真，敢想敢为啊！我明天是否去如约呢？

　　1981年平反后的我

第七章 第 4 节

您是个好人 请带我远去

那姑娘托人传递的纸条，起首无称谓，结尾也无署名，开门见山，言简意赅，毫不掩饰，直奔主题。内容如下：

我观察很久了，我坚信您是一个不同于大院里小院里的人。您是一个好人，我信任您。请带我远去，我义无反顾。请莫让别人知道！

想想，这二十三年来，我一个没有公民权的囚犯，只是个会说话的牲口，谁曾把我当人看？而今，这姑娘却说我是一个好人，还要把终身托付于我。我除了感动，还有震撼，凝眉抬眼，环视四周，如此终年锢闭的高墙深院，枯井死水一般，何曾有一丝沁人心扉的清风拂入？我感慕缠怀，不禁想起先前曾与另两位年轻女子的短暂交集，尘封半世的往事：

我初中毕业后，参军不成，失学在家，平日帮着母亲做生意，忙中偷闲地看书画画，并拜珠江路后街教堂牧师张舍之先生为师，学习小提琴。正当我为学琴用费犯难之时，一位刘姓友人盛情邀我去母校琅琊路小学群众夜校任教，每月可得七元五角课资，我自然十分高兴，满口答应。

琅琊路小学群众夜校的学员多为成年人，姑娘媳妇，大叔大婶，年龄不限，有教无类。上课时，我不拘泥课本，说文解字，举一反三，学员们兴趣盎然，好评连连。不久，夜校领导通过听课考评，决定把我从所教班级调出提升到高级班。

消息传出，得知我即将接任的班级学员们欢呼雀跃，而我原先那个班级学员们则愤愤不平，以至于两班学员争执不下闹到了教务处。一时间，我有点像古代的清官即将卸任，而百姓不忍其离去拦街跪拜似的。校方十分为难，为兼顾双方班级学员的学习热情，来找我商议：安老师，你看两个班都坚决不让步，如此僵持下去不是办法，我们考虑只有让你多辛苦了，你就担起两个班级的课程吧！

我爽快地答应了校方提议，心想：我学琴的费用尚且不够正需要钱，教两个班课时费共有十五元，岂不是解决了燃眉之急！于是，两个班级的学员闻之亦皆大欢喜，每当我上课，教室里座无虚席，我也很有成就感。

一天，我正在家中二楼练琴，母亲走上楼来，嘴角隐着笑意，对我说：楼下有个姑娘找你。我想母亲是想多了，我从未有女朋友，今天怎么会有姑娘来找我呢？我疑惑地问母亲：她是来干什么的？母亲说，她说她是来找安老师的。

这不期而至的访客让我有些迟疑，我放下了提琴。母亲又说：去把人家姑娘请上楼来坐坐吧！我随母亲走下楼，看见店门口站着的那位姑娘闪着一双明眸在对我微笑。哦！原来是每天晚上来得最早、走的最晚的一位学员，她上课总是坐在最前排，学习也最勤奋。通过她的作文《家庭》，我知道她家境贫寒，性格独立，早早就支撑起了家庭的担子。

我请她上了楼，和她分坐在写字桌两端。她环视着我不大的房间，好奇地看着屋里的琴谱、书籍和墙上挂着的水粉写生画《扫叶楼》，还有桌上的维纳斯塑像。她指着维纳斯，怯生生地问道：这是什么人？我回应说：她是古代希腊神话中掌管爱和美的女神……

母亲上楼送来茶水，又匆匆下楼去了。时间似乎凝滞了，想想我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张口词来，这会面对这姑娘却笨口拙舌，不知说什么好。我心中正在嘀咕，你来找我干什么呢？那姑娘开口说话了：安老师，我今天轮班休息，特意登门来请老师到玄武湖去玩。

我面带难色，对她说：我要帮家里做生意，脱不了身。她接过话：伯母不是在店里吗？时间不会太长。我回答：我母亲不识字，顾客若要开发票非我不行，搬水缸开锅腔，也非我不行。但她却无视我的搪塞，仍柔情细语地劝导我：安老师，时间不会长，去吧……她用一种近似恳求的目光看着我，等待我的回答。

我被逼到了墙角，只能说：实在抱歉，我无法去。空气凝固了，姑娘和我都显得很尴尬。她极度失望，知道再坐也无益便缓缓起身。我跟在她身后，叮嘱她下楼小心，把她送到店门外，和她相互道了声“再见”，她神色黯然地径直西去了。我如释重负回到店里，母亲问：她是哪个单位的，来找你什么事？我漫不经心地回答：她是宁夏路军区老干部处托儿所的阿姨，叫我去玄武湖去玩……

第二天晚上，我去夜校上课，走上讲台，看见课桌前排坐的是一位大叔，不见了那姑娘的身影。我不免自责起来，检讨昨天自己处理不周，伤了姑娘的自尊：她难道弃学，自此不再踏入她这伤感之地了？我心生内疚，定下神来，正在面对黑板板书，听到教室门响，等到我再转过身，看见东北角最后一排有一位姑娘在默默低着头。

唉！我确实是伤了她的心。这真应了那句老话：落花有情，流水无意。但也只能这样了。那时，我时运不济，升学工作都无望，但年轻气盛，理想满满，总想努力学习有所作为，平日读书画画，练琴唱歌，修身养性，自律莫要陷入情场，自然就心无旁骛了。此后不久，我就突遭厄运，被捕了。如今再想起那姑娘，倒觉得当年我的决绝是对的，否则真害了她一辈子。



1958年被捕前的我

　　

另一位与我有情感交汇的姑娘，是我的邻居小蓉。我家是山西路八十六号，小蓉住在七十六号，与我家仅隔四户人家。她家的门面一半租给了一个修理乐器的老板，一半是自家开的铜匠店，专营修锁配匙，整制各种铜饰器具。小蓉姓刘，和我同学，也是琅琊路小学毕业。她的小叔比我大几岁，与我很是投缘，我常去她家去玩。

小蓉的母亲是一个性格外向、心地善良的家庭主妇，因在家排行老三，邻居们都亲热地称呼她“三娘”。俗话说，长嫂为母。记得一年夏天，酷热难耐，小蓉的小叔卧病在床，每天傍晚洗澡都是三娘抱着他脱去衣裤，放入大木盆，涂皂洗身干净，再抱到凉床上。试想，当下能有几个做嫂子的会给小叔子洗澡？

小蓉文静，平时并不和我多言，我对她也无它念。她的母亲三娘倒是喜欢和我开玩笑，每见我来总喊我去厨房，用锅铲铲起一块鱼或一块鸡递给我，让我用手抓着吃。有时，会趁我不在意用手捏住我的乳头。那时，我刚发育，乳头被她一捏很是疼痛。三娘见状，却掩嘴笑得不停。

此后，大凡她一走近，我就会下意识地抱起双臂护着胸口，她一看，又会止不住地笑起来。三娘贤慧持家有方，邻居有口皆碑，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小叔子很快就康复了。想不到的是，三娘年纪不过半百，就撒手人寰西去了。

三娘亡故后，被送到了十一中对面的鼓楼殡仪馆。母亲让我代表安家去吊唁。我随众人走近灵堂，看见妆容后的三娘唇红眉黛，栩栩如生。三娘生前平日忙于家务，总是素面示人，随随便便，从不修饰打扮，如今走到了人生尽头，倒奢侈了一回。但她却已不能知晓，想想真令人唏嘘。棺木封盖，吊唁的亲友近邻陆续离去。灵堂里空无一人，只有小蓉守在灵前独自涕哭。我走上前，也只能好言劝慰她节哀保重……

1958年5月30日晚上，我被警车押到娃娃桥看守所，受尽折磨，苦打成招，以致被罗列罪名，送进了上新河棉花堤劳教大队。在那里，劳教人员被分成三人一组，互相监督，从早到晚，抬筐运煤，踏跳板，下轮舱，前拉后推，饥饿劳累至极，虽无武警看押，却少有人逃跑。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记得一个接见日，母亲提着一袋炒面一罐豆瓣酱，风尘仆仆，来棉花堤探监对我说：刘家的小蓉几次上门请求她，“安妈妈，你去接见培宗时带上我，我已买好了一些吃的东西……”听母亲这么一说，我心中的感动和惊讶难以言表。我被捕后，落井下石的人有，唯恐受牵连的人有，而如同小蓉这样不沾亲不带故，出于真情实意，关心我的人只有她一个。

母亲却又接着说：唉！我家的儿子现在倒了大霉，还和人家的姑娘啰嗦个啥啊！那样不就连累了她吗？棉花堤上母亲的这番话，我在德令哈的二十多年里始终没忘，每次给弟妹们写信总会附上一句：若见到小蓉，请代问好。二十三年后，当我平反回到南京时，小蓉早已嫁于他人，有了孩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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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 | 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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