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妈妈

MQ317

王英麟     著

　　1947年秋季，解放战争从防御阶段开始转入全面向国民党统治区进攻阶段。9月刘邓大军离开山西挺进中原；年底山西运城解放，次年5月临汾解放；6月11日晋中战役打响，40天后完成对太原的包围，晋中战役胜利结束。这段时间，王志学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前线作战部队筹粮筹物，忙得不沾家，其间还支前到了前线。

　　就在王志学最忙的1947年初秋，我在山西夏县一个老乡家出生了。我是王志学、赵素珍的第一个孩子，王志学没有时间守着我诞生。赵素珍虽然第一次当母亲，但对于忙于工作的丈夫不在身边，她却非常理解。几个月后，王志学从西安支前回来后奉命调晋绥分局，我们一家三口才在临汾团聚。1950年10月赵素珍带着我和刚刚出生三个月的弟弟王汾朗随晋绥分局留守处一起南下到了成都，在成都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家就在督院街省政府大院里。王志学、赵素珍、弟弟和我生活在一起，可是这样的日子并不长。1952年底，王志学调阿坝州工作，他谢绝了领导让赵素珍带子女留成都工作的好意，把我一人留在幼儿园，就与妈妈带着两个弟弟去了川西藏区工作，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从西马棚幼儿园、育才小学到成都第九中学，也就是1952年——1966年高中毕业，我都是住校生，只有在假期才能与父母团聚。1950——1954年的日子在我的记忆里是一段空白，1956年对大弟弟王汾朗在西马棚幼儿园生病的事我记忆犹新。

　　1949年南下入川后，根据当时川西区党委领导的指示，由南下老干部王志亮负责筹建西马棚幼儿园，并担任园长。

　　我从西马棚幼儿园毕业后，弟弟王汾朗又进了西马棚幼儿园，也是全托。和别的全托孩子比起来，弟弟连放假都得在幼儿园呆着。像亲生母亲一样的王志亮园长，每到周末晚上和节日，总是把留园的孩子从集体住的大寝室安排到一个小的房间，由值班老师陪着，或者是王园长把留园孩子领到她的家里玩，让孩子们有个家的感觉。记得在1956年的上半年，弟弟王汾朗患脑膜炎，不吃不喝处于昏迷状态。王园长立即把弟弟送到四川省人民医院住院，抽调了一位老师负责照顾弟弟，并再三叮嘱有什么紧急情况一定要及时向她汇报。同时，亲自打电话给远在刷经寺的王志学、赵素珍，接到电话后赵素珍向单位领导请了假，急急忙忙赶往成都。

　　为了方便照顾住院的弟弟，王园长特意在西马棚幼儿园安排了房间，解决了赵素珍在成都照顾弟弟期间的住宿和吃饭问题。

　　那时我已经上育才小学了，清楚地记得，赵素珍利用在成都守护弟弟的机会，周六下午到育才小学来接我“回家”——去西马棚幼儿园。周日上午就和赵素珍一起去看望生病住院的弟弟，天气好的时候还能和弟弟一起在医院的草坪上转圈圈耍。这件事赵素珍也是记忆犹新，生前不知道讲了多少遍。在临汾妇干校王志亮是赵素珍的班主任，她们之间的感情很深厚，赵素珍非常感谢王志亮园长。

　　川西育才小学原名“晋绥南下干部子弟小学”，是1949年5月在山西临汾组建的，1950年5月随“西北南下工作团留守处”一起南下到成都。因为川西区刚刚解放，百度待兴，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南下干部工作任务繁忙，还有国民党特务、土匪的骚扰破坏，企图暗杀南下干部的家属子女。就在这样的严峻的形势下，经川西军区和川西区党委批准建立育才小学，申国藩校长、支部书记林若与其他教职员工就把教育和管理南下干部子女的重担承担了起来。正如现在已93岁高龄的离休干部原育才小学刘惠民老师讲：

省委领导把教育南下干部子女的任务交给了育才小学，我们教职员工从找教师、安排学生吃的住的、看病、安全问题都得统一考虑……学校会组织了有教师和年龄大的高年级同学参加的护校队，夜间巡逻，防止国民党特务破坏。据高年级同学讲，他们在夜间巡逻时，还抓住了一个企图放火的特务，从他身上搜出了酒精和棉花。

　　我在育才小学还是住校，虽然只有假期才能回阿坝州见到父母，但育才小学的6年，我无忧无虑，过得非常幸福，没有孤独感。有时王志学到成都开会，遇上周末就把我从学校接出来到商业场的“燕鲁春”饺子店吃一顿饺子，或到“跃华餐厅”喝杯“泗瓜泗”饮料，那自然也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但是一到寒暑假，就自然而然的想家了。这时阿坝州政府办公室都要安排一辆客车把我、张满堂、沙从善、赵维平等几个学生娃接回到刷经寺(或马尔康)交给各自的父母。回家以后，印象最深的就是王志学一天忙到晚，隔三差五才能见到他一次。而我们这些学生娃不是这家串串，就是那家串串，爬山、玩打仗的游戏才是我们的任务，整个假期都是耍。假期快结束州政府办公室又派车送我们回学校，什么事都不需要我们自己操心。

　　虽然1957年育才小学被撤销，改为江汉路小学，除我外，还有凉山州的阿侯蜀革，甘孜州的张小兰、张英英等一批三州的孩子面临着没有住宿的窘境。当时的省委杜沁源等领导并没有忘记我们这群远离父母的孩子，考虑到甘孜、阿坝、凉山三州环境恶劣，工作、生活条件艰苦，汉语教学水平差，照顾这批干部的孩子，可以继续住校到毕业为止(包括金沙桥小学，后来建立的泡洞树小学)。为远在三州工作的干部解除了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全身心的干好工作。

　　阿坝州政府寒暑假派车接我们回家这件事，引来了州内很多人的不同看法和意见，考虑到社会影响，1959年暑假结束后阿坝州政府就此取消了派车接送这项规定。

　　从1960年9月我考入成都九中开始，每年放寒暑假回马尔康就得靠自己跑路想办法了。我必须在放假前几天到北门梁家巷找一个叫韩中谦的叔叔，由他安排车送我回马尔康。韩叔叔很早就参加了解放军，还参加了抗美援朝。转业后任阿坝州商业局车队的指导员，是一个非常和善的好叔叔，不论王志学任州财委领导还是受处分之后，韩叔叔对我的态度始终都没有变，每年照样给我安排回马尔康的车，到了七八十年代仍然如此。

　　阿坝州的物资供应本来就比内地差，又遇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供应就更趋紧张。全州粮食、副食、肉制品、商业百货的供应都是由省上统一下达计划，再由阿坝州按计划分配到州内的十三个县(那时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久治县的物资也由四川省承担)。阿坝州商业局车队的二十多辆车要承担全州物资的运输任务，运输任务繁重而艰巨解放牌汽车的驾驶室除司机外也最多能坐两个人，连各个县的县长、书记都得坐州商业局解放牌汽车上下成都，再加上其他出差和探亲的人，每天需要坐车回州里的人都很多。五六十年代阿坝州十三个县公路状况极差，塌方、泥石流、大雪封山是经常发生的事，解放牌汽车性能也差，每跑一趟回来汽车都得保养，成都到马尔康也就395公里，要整整两天时间，快也得1天半，中间还得在理县或米亚罗住一宿。翻越的鹧鸪山全是盘山公路，海拔高、积雪厚、弯道多、空气稀薄，车辆行驶是又慢又危险，再加上路途上又没有加油站，每辆车还得自带一个大油桶，装上自己行车所需要的油料。又没有像现在移动电话之类的通讯工具，如果汽车坏在路上那更是麻烦的事不断。年复一年，乘坐汽车的次数多了，要说“吃尽苦头的事”我遇上的还还真不少。记得好像是1964年8月份学校放暑假，我坐车回马尔康。那天中午时间正沿着鸪山的盘山公路缓慢地往上行驶时，汽车突然的熄火了，再怎么发动都没有用，汽车只好靠边停了下来。八月份成都已经是很热的天气，而在山上当我打开车门顿时就是一股凉风刮来，幸好汽车坏在离道班房不远的地方。汽车司机怕我着凉领着我去了道班房。

　　鹧鸪山海拔4450米，山上是终年不化的积雪，是到马尔康必须翻越的一座雪山。

　　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将在鹧鸪山上过夜，也是因为鹧鸪山使我有机会能和常年在雪山维护公路畅通的道班工人们近距离的接触。强烈的紫外线把工人们的脸晒得黑黝黝的，艰苦的野外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工人们的手也很粗糙。这是鹧鸪山上最高一处的道班房，海拔高度3500米，就建在离上山公路到垭口不远的地方。道班工人住的房子是利用山上的石头和木头垒建而成的，相当结实，房顶盖的是带有松树皮的木板，房的屋边还挂着长长的一排冰柱，房子后面见不到阳光的地方还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为了保暖墙体很厚窗子很小，室内正中是一个烧水取暖的大铁炉子，炉子周围摆着好几把木制的长凳，靠墙边的木桌子上放着工人们吃饭用的搪瓷碗，搪瓷杯子，还有筷子，装有盐菜的罐子，进门靠墙边的墙上挂着工人上班穿的工作服，地上放着大头皮鞋。没有电没有信号收音机用不上，照明仍然是用烧煤油的马灯，整个房间放了不少东西。侧边还有两间房是工人们的寝室。过了一会汽车司机和道班工人回来了，他请始往成都方向去的驾驶员给州商业局车队带话，让他们到鹧鸪山上来救援。

　　道班工人全部下班回来后已经很晚了，大家才一起吃晚饭。晚饭是灰馍馍、炒白菜和白菜汤，都吃得很香。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鹧鸪山海拔高，煮出来的饭都是夹生的，所以大家都“愿意”吃灰馍馍。阿坝州的驾驶员都知道道班工人修路很辛苦，生活困难多艰苦，因此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开车从成都进州的车希望大家都能给道班工人们带新鲜蔬菜、调味品等，这样基本解决了道班工人吃新鲜蔬菜的问题。

　　第二天上午汽车师傅给我拦了一辆去马尔康的汽车，让我先走了，汽车司机仍要呆在山上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这已经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在鹧鸪山上道班房的一夜，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亲身体会到无论在阿坝州做什么工作，是机关干部，还是流动性大的汽车驾驶员，还是维护公路畅通的道班工人，还是红原奶粉厂的工人，工作条件都很艰苦，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年龄比内地人更显得苍老。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无数次的回马尔康，呆在王志学、赵素珍身边，有充足的时间与他们进行思想交流。王志学给我讲他为什么要参加革命，要加入共产党，讲他经历的磨难和经受到的考验，讲对他的历史问题州委在处理上反反复复，给我讲了许多过去我从未知道的人和事，让我看了他给四川省委有关部门写的申诉材料。在马尔康我亲眼目睹了山西、云南来的调查组向王志学作调查的情景，聆听了他和调查组同志的谈话。马尔康地方虽然小，但每天仍然有来看王志学的人们。处在逆境中的王志学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信心，他没有因为自己的问题对党有怨气，也没有去指责埋怨他人，而是从思想觉悟上严格的要求自己，表现出一个受党培养多年的共产党员所具有的品质和修养，是王志学的一言一行、言传身教，提高了我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王志学的亲切教诲使我渐渐走向成熟。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丰富，我才能说自己对王志学、赵素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马尔康的那些日子里是老天赐给我的良机。

　　1935年中国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悲壮场景的已经无法再现，但是红军长征的精神是永存的，没有革命前辈的前赴后继的英勇奋斗，那有今天的新中国，王志学他们那辈人一生的经历，可以说是发扬红军长征精神的具体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王志学他们那一辈人服从组织安排，年轻力壮时就来到当时被称之为“穷山恶水”的阿坝州，一呆就是三十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他们讲奉献，讲的是不怕苦，默默无闻的工作一干就是三十年，他们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几十年过去了，阿坝州的面貌大大改观，各族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作为王志学、赵素珍的子女，我们怎能忘记他们那一辈人特有的艰苦奋斗无私无畏的奉献的革命精神呢?

　　说来也巧，我今年六月份在马尔康遇到一位从四川内地下派阿坝州工作已有半年时间的公务员，他说了他的感受，阿坝州自然环境恶劣，工作条件异常艰苦。普通人到阿坝州旅游挑选的最好的季节，当然看到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你到冬天来看看，你呆的时间长一点试试。阿坝州医疗条件差，学校的师资力量不行，教学质量就差，所以在州里面工作的人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内地读书。

　　内地吃一碗面就十块钱左右，在马尔康吃一碗都要十七、八块，在马尔康工作实际工资并不算高，而实际花费却是很高的。

　　马尔康的售房价现在上万元，比内地的房价都要贵，在马尔康当公务员如果没有父母的支助，光凭每月那点工资想要买房是不可能的，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不解决大家根本无法安心工作。

　　现在汶马高速公路通了，到成都330公里，来回一趟光过路费就要400多块，再加上油钱不得了。

　　这位公务员是用内地和阿坝州(整个马尔康)相比较，说的是今天两地的差别，对我们这些“老阿坝”来说，我回顾的是阿坝的历史变迁，要说的是我们父辈们在阿坝州工作的艰辛。事实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才逐步改变了被称为“穷山恶水”的落后面貌。特别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以后，在党和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国家重资投入搞灾后重建，有全国各省市兄弟单位的无私援助，巧的是山西省援建的就是茂县。阿坝州这个四川省的第二大藏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信网络四通八达，有了高速公路，有了机场，全州十三个县的县城面貌焕然一新，已经看不出五、六十年代的旧貌，整齐的街道，漂亮的居民楼房，集中安置的牧民新村，各级机关办公条件得到大大的改善，各个县都兴建高档酒楼宾馆，每天接待各地来的游客，阿坝州以它拥有的自然遗产和人文遗产优势，已成为新的旅游热地。

　　幸福的生活是干出来的，王志学和他们那一辈人为阿坝州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之奋斗一生，若能亲眼见到今天阿坝州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们一定会感到欣慰和自豪。人民的幸福、祖国的繁荣，这正是王志学和他们那一辈人一生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理想及信念之所在。作为王志学、赵素珍他们那一代人的子女，我们要不忘初心，用好红色资源，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的江山永保红色。

我的爸爸妈妈，4一6

我的爸爸妈妈，4一5

我的爸爸妈妈，4一4

我的爸爸妈妈，4一3

我的爸爸妈妈，4一2

我的爸爸妈妈，4一1

我的爸爸妈妈 3一15

我的爸爸妈妈，3一13

我的爸爸妈妈，3一13

我的爸爸妈妈，3一12

我的爸爸妈妈，3一11

我的爸爸妈妈，3一10

我的爸爸妈妈，3一9

我的爸爸妈妈，3一8

我的爸爸妈妈，3一7

我的爸爸妈妈，3一6

我的爸爸妈妈，3一5

我的爸爸妈妈，3一4

我的爸爸妈妈3一3

我的爸爸妈妈3一2

我的爸爸妈妈3一1

我的爸爸妈妈2一4

我的爸爸妈妈2一3

我的爸爸妈妈2一2

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爸爸妈妈2一1

第一章1一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