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董村农历四月十九会的由来

太行

南董村农历四月十九

庙会的由来

五龙山苍翠的松柏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南董村热闹的集市延续着传统的脉动。每年农历四月十九，这个位于上党区的小村庄都会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集会——南董四月十九会。这个延续数百年的传统庙会，承载着五龙山的历史记忆，凝聚着南董村的文化精魂，从抗日战争前的山上庙会，到建国后移至山下的商贸集会，再到如今成为十里八乡重要的文化盛事，它的变迁轨迹恰如一部浓缩的地方发展史。本文将追溯这一传统庙会的起源传说、历史演变及其文化内涵，揭示一个普通村庄庙会如何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自然与人文、个体与社群的鲜活文化纽带。

五龙山，这座坐落于山西省长治上党区南董村东的曾经的上党八景之首的灵秀山峰，自古以来便是当地人心目中的风水宝地。山间林木葱郁，怪石嶙峋，清泉潺潺，不仅自然景观秀美，更因山上的庙宇群，祈雨灵验而成为方圆百里著名的上党风景圣地。据南董村老一辈口耳相传，五龙山庙会的历史可追溯至西燕，唐代甚至更早，每年农历四月十九，恰逢春夏之交、农事稍闲之时，周边各县乡的善男信女便会携家带口前来登山进香，祈求风调雨顺、家宅平安。

关于五龙山庙会选择四月十九这一特定日期的缘由，村中流传着多种说法。最广为接受的一种西燕有关。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这一日期与当地农事周期紧密相关——四月末正是小麦抽穗、春播作物管理的关键时期，农民们趁农忙间隙上山祈福，既表达对丰收的期盼，也通过集会交流耕作经验。无论哪种解释，都反映了传统庙会与自然节律、生产生活的深度契合。"逢会便有聚宝盆"的美丽传说，更为五龙山庙会增添了神秘色彩。村中老人讲述，古时每逢庙会期间，有福之人能在山间某处发现一个光芒四射的"聚宝盆"，盆中不断涌出金银财宝，但只有心地纯善、不贪不妒者才能将宝物带回家。这个传说表面上是一个关于财富的寓言，实则蕴含着深刻的道德教化意义——它暗示庙会不仅是物质交易的场所，更是精神洗礼的空间。通过代代相传的"聚宝盆"故事，传统价值观念得以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下一代。

五龙山庙会在鼎盛时期，其规模与影响力堪称区域之最。据《上党区志》零星记载，清末民初时，每逢会期，山上山下人潮涌动，各类活动丰富多彩：宗教仪式庄严神圣，由德高望重的道长或僧侣主持，信众虔诚参拜；商贸交易红火热闹，从农具、牲畜到布匹、杂货，应有尽有；文化娱乐活动更是异彩纷呈，地方戏班轮番上演上党梆子、秧歌等传统剧目，杂耍、说书、武术表演散布各处，满足不同人群的娱乐需求。这种多元复合的功能结构，使五龙山庙会超越了单纯的宗教活动，成为融合信仰、经济、文化、社交等多重维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静的五龙山和南董村未能幸免于时代的动荡。1940年代后，日军对上党地区实施残酷的"三光政策"，五龙山因地形险要、植被茂密，成为抗日游击队的重要活动区域，自然招致了日军的疯狂报复。据《上党抗战史》记载，1942年春季，日军以"清剿游击队"为名，对五龙山一带发动大规模扫荡，不仅烧杀抢掠，更丧心病狂地放火烧山。这场大火持续数日，将山上千年古刹、百年松柏付之一炬，昔日香火鼎盛的宗教圣地转眼化为焦土，只余断壁残垣诉说着战争的暴行。

五龙山庙会随之陷入中断危机。战争环境下，民众生命安全尚且难保，遑论举行传统集会。更关键的是，庙会赖以存在的物理空间——山上的寺庙建筑群和活动场所已遭严重破坏，短期内无法恢复。然而，即便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南董村民仍以各种简化的形式坚持着四月十九的纪念活动。村中老人回忆，战争期间，每逢四月十九，村民们会在村内空地上简单聚集，由长者讲述五龙山和庙会的历史，年轻人则表演一些传统的文艺节目。这种"微型庙会"虽规模大不如前，却顽强地维系着文化记忆的连续性，体现了民间传统在逆境中的坚韧生命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南董村民开始着手恢复中断多年的传统庙会。然而，面对五龙山景区毁坏严重、上山道路年久失修的实际情况，完全恢复山上庙会面临诸多困难。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多次讨论，最终达成共识：将庙会永久迁移至南董村内举行。

新选址位于南董村中心地带，地势平坦开阔，交通便利，人口集中，非常适宜大型集会的开展。这一区域原本就是村内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有打谷场、戏台等基础设施，只需稍加改造便能满足庙会需求。从山上到山下的迁移，不仅是地理位置的调整，更是庙会功能重构的过程。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庙会的宗教色彩有所淡化，而经济交流、文化娱乐、社区联谊等功能得到强化，更加贴近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发展的实际需要。

迁移后的南董四月十九会迅速焕发出新的活力。得益于山下场地开阔、交通便利的优势，参与群众大幅增加，不仅来自本村，更有周边十里八乡的百姓慕名而来。商贸活动尤为红火，据1953年统计，庙会期间设立的临时摊位达200余个，交易商品涵盖农具、日用品、食品、布料等各类生活生产物资，有效促进了战后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与此同时，传统的文艺表演也得到恢复和创新，上党梆子、秧歌、鼓书等地方艺术形式重新登上庙会舞台，为民众提供精神享受的同时，也保护和传承了地方文化遗产。

南董四月十九会的成功迁移，也为周边地区提供了传统民俗适应新时代的范例。20世纪50年代中期，上党区多个因战争中断的传统庙会纷纷效仿南董村的做法，或调整日期，或改变形式，或迁移地点，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实现了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种区域性的文化调适现象，展现了中国农村社会面对变革时的灵活性和创造力。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是南董四月十九会实现华丽转身的关键时期。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农村经济逐渐复苏，南董村地处上党区交通要冲，周边村落密集，具有发展商贸的天然优势。迁移至山下后，庙会场地扩大数倍，为各类交易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据村中老商户回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每逢会期，从村中心到主要街道，摊位鳞次栉比，人流摩肩接踵。交易商品种类也随时代发展而丰富，从传统的农具、牲畜、土布，到新兴的自行车、缝纫机、钟表等工业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庙会期间的商品流通量往往达到平时的数十倍，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推动力。

牲畜交易是四月十九会最具特色的商贸板块。每年会期，村西头开阔地便成为临时的"牲畜交易所"，来自周边各县的牛、马、驴、骡、猪、羊、鸡、等在此展示交易。经验丰富的"牙行"(中介人)穿梭其间，为买卖双方评估价格、促成交易。牲畜交易区的繁荣，直接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机械化尚未普及的情况下，畜力在农业生产中的关键地位。这一传统交易形式一直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业机械的推广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南董村民集体记忆中的鲜活画面。

庙会还催生了南董村独特的服务经济。精明的村民抓住会期人流量大的商机，提供餐饮、住宿、仓储、搬运等各类服务，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庙会产业链。村中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其中：有的腾出厢房作为临时客栈，有的支起锅灶售卖特色小吃，有的组织运输队为客商运送货物……这种全民参与的"庙会经济"，不仅增加了村民收入，也强化了社区凝聚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董村的传统美食——"十九会烧饼"，丸子汤，油条，水煎包以其独特配方和烤制工艺成为庙会的标志性食品，代代相传，至今仍是访客必尝的美味。

随着规模的扩大，四月十九会的组织形式也日趋规范化。村委会下设专门的庙会筹备组，负责场地规划、摊位分配、治安维护等工作。庙会期间，村内划分出明确的功能区域：中心区为文艺表演场所，周边为商贸交易区，外围则是餐饮服务区。这种科学分区既提高了空间利用效率，

庙会的经济辐射效应日益显著。四月十九会的繁荣带动了南董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商业网络的扩展。20世纪50年代末，村里拓宽了主要街道，修建了公共厕所和供水点；60年代初，供销社在村中心设立分店，日常商品供应更加丰富；到70年代，南董村已成为周边地区的商品集散中心，平日里的商业活动也日渐活跃。这种由庙会引发的连锁反应，使南董村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为后来的乡镇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商贸兴盛的同时，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从未停歇。每年庙会的重头戏——连台本戏表演，吸引了十里八乡的戏迷前来观赏。村中老人回忆，20世纪50年代最受欢迎的是《杨家将》《岳飞传》《秦香莲》《薛宝钗》等歌颂忠勇爱国，爱情精神的传统剧目，60年代则增加了《白毛女》《红灯记》等现代革命题材作品。无论内容如何变化，戏曲表演始终是四月十九会不可或缺的文化盛宴，也是村民情感共鸣的重要载体。夜幕降临后，临时搭建的戏台前总是人头攒动，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构成了一幅生动的乡村文化图景。

南董四月十九会在长达数十年的发展演变中，逐渐超越了单纯的商贸集会范畴，升华为凝聚社区情感、传承地方记忆、塑造集体认同。无论是古老年长者还是青春少年，无论是久居村民还是外来访客，都能从这个传统庙会中感受到独特的精神共鸣和文化归属。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功能，正是四月十九会历经社会变迁而长盛不衰的内在原因。

庙会与南董村的社区认同形成了深刻的互构关系。一方面，庙会的成功举办依赖于村民的高度参与和集体协作；另一方面，通过筹备和参与庙会活动，村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得到进一步增强。每年春节过后，村中便开始酝酿庙会准备工作：清理场地、检修戏台、组织文艺排练、联系商户客商……这些看似琐碎的事务，实则是社区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生动体现。全村上下不分老幼，各尽所能，共同为四月十九会的到来忙碌准备，这一过程本身就成为强化社区纽带的重要仪式。

"唱大戏"作为四月十九会最引人瞩目的文化活动，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连续数天的戏曲演出，不仅提供娱乐消遣，更通过剧目内容传递价值观念和历史记忆。村中老人特别偏爱《五龙山的传说》这出地方戏，它艺术化地再现了五龙山的古老传说和日军焚山的历史悲剧。每当演出达到高潮——村民合力扑灭山火、保卫家园的情节时，台下观众往往情不自禁地鼓掌喝彩，甚至热泪盈眶。这种情感共鸣超越了艺术欣赏本身，成为集体记忆的唤醒和价值认同的强化。戏曲表演的仪式性特征，使其成为南董村民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

庙会期间的食物共享习俗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密码。"十九会烧饼"、"五龙糕"，油条，丸子汤等特色食品，只有在这一特定时节制作和享用，形成了独特的味觉记忆。家庭主妇们会精心准备大量食物，不仅供自家人品尝，更热情款待前来赶会的亲朋好友乃至陌生人。这种饮食（好客）的传统，体现了乡村社会"敦亲睦邻"的价值理念。通过食物这一最日常也最亲切的媒介，社会关系得到滋养和巩固，文化传统得以具象化传承。许多在外工作的南董人，即使无法亲身赶会，也会嘱托家人寄送庙会特色食品，以解乡愁。

四月十九会还为南董村提供了展示自身形象的窗口。随着名声远播，越来越多的外来者通过庙会认识并了解这个村庄。为此，村民有意识地利用庙会平台展示本村特色。

展望未来，南董四月十九会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庙会的文化价值得到更多认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传统村落文化复兴提供了政策支持；文化旅游的兴起，带来了潜在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农村人口流失、年轻人文化认同淡化、商业化过度等问题也不容忽视。为此，南董村正着手从法律保障、资金支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多方面入手，确保这一珍贵文化遗产的永续传承。

四月十九会的当代实践，为中国传统民俗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有益启示。它证明，传统文化不是博物馆中的僵化标本，而是可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活态遗产；乡村不是文化荒漠，而是孕育和保存中华文明基因的重要土壤；现代化不是单一模式的复制，而是多元路径的探索，其中必然包含着对本土智慧的尊重和创造性转化。南董四月十九会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文化韧性和社区智慧的生动案例，它告诉我们：只要坚守文化根脉，顺应时代潮流，传统与创新完全可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