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元钱的年味:那个写对朕换盐的冬天

速然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神州大地，但直到1985年，这股春风似乎还未吹进我们那个偏远的小山村。村民们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着贫瘠的土地，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

这是我考上大学的第三年，北方的冬天干燥而寒冷，年关将至，我蜷缩在大学宿舍的铁架床上，听着走廊里传来的各种方言谈笑声，突然被宿管阿姨叫去接电话。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穿过电流传来，带着山里人特有的羞涩与无奈：“娃啊，快过年了，家里连腌咸菜的盐都没了……”

　　从学校出发，经过两次绿皮火车的颠簸，终于抵达省城，再坐上长途车到县城，又在县城倒了一辆破旧的客车，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一路颠簸到天黑。远远望见村口那棵歪脖子槐树时，我的心跳突然加速。推开家门，煤油灯在风中摇曳，发出细碎的光芒，母亲正就着这点微光择菜。她的白发比上次回家时又多了许多，佝偻的背影像一株被霜打蔫的白菜。

“娘……”我喉咙发紧。母亲慌忙用围裙擦了擦手，想笑却红了眼：“娃咋瘦成这样？学校饭食不好？”她转身去灶台盛汤，我这才注意到土墙上挂着的空盐罐，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惨白的光。锅里煮着红薯稀饭，连一点浮油星子都看不见。

“娃，家里连吃饭的盐都买不起了，这年可咋过呀？”

看着母亲发愁的模样，我轻声安慰道：“别急，明天我会想办法的……”

　　第二天清晨，我踩着满地的霜去了村委会。那间砖房里弥漫着劣质烟味，陈书记正吧嗒着旱烟，低头看着泛黄的账本。听说我来借钱，他叹了口气：“娃，不是叔不帮衬，你家历年赊的粮款早超了一千块，村集体账上真没余钱……”他翻着账页，指尖停在父亲去世那年的借款记录上。

我盯着墙上褪色的“为人民服务”标语，突然想起父亲出殡时，书记带着几个村民帮忙抬棺材，母亲跪在地上磕头谢恩的场景。

“就六块钱，就够了……”我攥紧书包带，指甲几乎掐进掌心。书记沉默良久，从中山装口袋里摸出皱巴巴的一块钱：“先拿着，剩下的……叔再想想办法。”

　　当我走出陈书记办公室时，他突然把我叫住了。他把我带到隔壁的办公室，看见两位民办老师正在写对联。红纸上的墨字歪歪扭扭，“五谷丰登”的“登”字少了笔捺。我鬼使神差地开口：“要不……我来写吧？”陈书记挑了挑眉：“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从书包里翻出父亲留下的狼毫笔，蘸饱墨在废纸上试了试——当年父亲教我写“福”字的场景突然清晰起来，他的大手覆在我小手上，砚台里结着薄冰，哈出的白气在窗玻璃上凝成霜花。

第一副对联写的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笔锋落下时，墨汁在宣纸上洇开小团涟漪。两位老师凑过来看，其中一位啧啧称叹：“这字稳当，比我那师范毕业的外甥写得还好。”

老书记看了我写的对联，连声称赞：“太好了！”转身对那两位老师说：“你们俩就回家吧，让小陈来写吧。”于是接下来三天，我趴在长条桌上写个不停。前街娶新妇的要“鸾凤和鸣”，后街添孙子的要“麒麟送子”，连村西头的五保户王大爷都来要了副“平安是福”。手指磨出了泡，手腕酸得抬不起来，但每当看见乡亲们捧着对联笑出满脸褶子，心里就暖烘烘的。

　　最后一天傍晚，陈书记抱来五块钱，还有二斤散装盐和一包水果糖：“妮啊，这些是乡亲们给的‘润笔费’，你别嫌少。”盐粒装在粗麻布口袋里，隔着布都能摸到颗粒的棱角；水果糖用旧报纸包着，露出一角鲜艳的糖纸。母亲把盐罐装满时，阳光正从窗棂斜射进来，细细的盐粒在光束里闪着光，像撒了一把碎星星。

那年除夕，我们兄妹六个围坐在土灶前，母亲往每人碗里放了块水果糖。糖纸在火盆里发出脆响，锅里的萝卜炖粉条飘出香气，虽然没有肉，但每个人眼里都映着跳动的烛火。我看着母亲往腌菜坛里撒盐，白花花的盐粒落进深褐色的菜丝里，突然想起父亲临终前攥着我的手说：“妮啊，好好读书，以后别像爹这样活……”

　　如今母亲早已不在人世，老家的土坯房也换成了青砖小楼，但每次看见盐罐，总会想起1985年那个寒冷却温暖的春节。那些在煤油灯下写对联的日夜，那些粗糙却珍贵的盐粒，那些在困境中依然相互扶持的乡情，早已刻进生命里，成为最厚重的年味。

2025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