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换个地方闹革命

贵丁

文革十年，政策十分怪诞，宪法还不抵半斤粮票管用。1973年我高中毕业，毕业后既不让你下乡，也不允许留城，更不安排工作，上大学更是做梦，就让这届学生干耗着，一直耗到第二年春末才有了说法：一个不留，全部下乡，比先前的“老三届”还要干净彻底。

当时年代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叫做“广阔天地闹革命”。其实我们一直都在闹革命。在小学“罢课闹革命”，在中学“复课闹革命”，接着又要去农村“广阔天地闹革命”。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这是在革谁的命？反正都是革命。

文革开始时我读小学，记忆中的“停课闹革命”就是不再上课了，一群娃娃围着音乐老师开批斗会，小公鸡似的喊叫着要坚决打到她！还把大字报糊在她漂亮的自行车上，直让一个娇滴滴的少妇哭得像个琉璃喇叭。再后来娃娃们就回家闹革命去了，连续两年在家爬树上房撒野玩耍，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

上中学的“复课闹革命”倒是不再开批斗会了，只是把数理化换成了种庄稼的氮磷钾，还有去工厂电焊拉锯用气锤打铁什么的。

当了知青上山下乡还要闹革命。老农民们个个苦大仇深，你要接受他们的“再教育”，万万不能革他们的命。

地主富农见了你老远就鞠躬，开了几次批斗会没啥意思也就不再理会了。

那去革谁的命呢？怎么个革法？吃窝头干农活睡麦秸铺算不算革命？算是吧。

　　当下的知青微信群里，知青们常为“知青”的定义而争执，一拨人说上山下乡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一拨人说知青偷鸡摸狗，乏善可陈。

他们问我啥看法？我说知青白天闹革命，夜晚去偷鸡，既是偷鸡贼，又是革命者。

其实把我们叫做“知识青年”并不恰当，叫“识字青年”比较好，因为我们真没读过几本书。

我们这届知青要感谢一个昙花一现的人物：李庆霖，福建莆田的小学教师。李老师因为当知青的儿子“口粮不够吃，看病没有钱”，就放胆给毛主席写信告御状，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并亲自回信：“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伟大领袖发话，天上一声雷炸，此后知青下乡每人都有300元的安家费，而且第一年和城里人一样继续吃商品粮。我们一到农村，一排五间新房子已经坐落在村头，床铺、桌椅和锅灶都已备好，中间是厨房，两边各住三男三女。

当时的知青点大都是男女对半的，这个倡导性要求的背后似乎有一个暗示：国家号召知青要“扎根农村干革命”，扎根之后还要“开花结果”，最好是一辈子都留在农村。只可惜知青们不识国家良苦用心，恋爱谈得热火朝天，但开花却不结果，落地却不扎根，最后一窝蜂全都回城了。

我插队的村庄就在抗战时期蒋介石扒开花园口的冲积河道边，一条代替黄河流淌了9年的贾鲁河，河堤外的几个自然村就是我们5个知青组、28名知青落脚的大队，现在叫做行政村。这里是几乎没有任何副业的典型的产粮区，土地肥沃，收成丰盈，但农民交了公粮后已然所剩不多，吃饭的事情总是缺斤少两。

好在是知青们第一年继续吃商品粮，但是第二年就要自己挣工分吃饭了，粮食粗多细少，常年没点儿荤腥，做饭的铁锅整天都锈着，连蒸窝头都有股铁腥味，馋极了就打一条狗来解馋。打狗的法子忒损：找个雷管裹上新鲜的猪皮，吊起来晒上几天，等到猪皮晒得梆硬，夜里悄悄溜到村外，见了狗就亲亲地丢过去。那狗叼起猪皮卷喜欢得直摇尾巴，然后趴在地上嚼得嘎巴响，人就赶紧躲开。雷管受到挤压是要爆炸的，这个道理狗不明白，不大一会儿就听一声爆响，半个狗头冇了。

知青们虽说不太安分但还讲仗义，自己插队的村庄绝不乱动手脚，平日里还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写点心得体会，表现好些的还要参加县里的“知代会”。披红戴花开完会，回来一看做饭的铁锅锈成了一面红旗，于是又嘀咕要弄几只鸡打打牙祭，毛主席的教导全都忘到脑后了。

上哪儿去弄几只鸡呢？知青说贫下中农对咱好，兔子不吃窝边草，于是竟打起了另一个大队知青点鸡窝的主意。

夜黑风高，得手归来的哥几个拎着几只鸡哼着样板戏走回来，连夜开荤并且喝了点小酒。哪知第二天上午，外村的几个民兵来到门前大声嚷嚷起来，胳膊上的红袖章格外扎眼，事情闹大了。

在公社革委会看来，知青点的鸡窝被掏了要比鬼子的炮楼被端了响动还要大，那是破坏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求快快破案。也怪哥几个做事太毛糙，昨夜为了抄近路，竟顺着刚犁过的垡地径直走回来了，第二天被民兵顺着脚印追踪过来，堵在了门口。

本村的治保主任王德运闻讯后匆匆赶过来，眼睛滴溜一转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不过他可不想让本村落个“再教育失职”的话柄，打个马虎眼说：“俺们村知青点的房子紧靠田边嘛，脚印只是到这儿就不显了嘛，再往前走就是硬地了，谁知道偷鸡贼又往哪儿去啦嘛！”

民兵们也想得明白，知青之间的瓜葛理会它弄啥？于是顺水推舟说再往前追追看吧，前面住了户地主去看看是不是那家伙干的吧。

民兵们心照不宣地走了，治保主任回头瞪我们几眼也走了，走了不远又拐回来，小声说“以后再有这事给给给俺留点儿，几年都没尝过肉了。”

中原地区人烟稠密，没有北疆、南疆、新疆那样的大型农场和建设兵团，知青下乡的组织形式比较零散，大都是我们这种不超过10人的插队知青点，再就是类似部队连、排建制的知青新建队。新建队的知青就不像我们这般夹个锄头四处游荡了，他们集体开伙，吹号上工，想回家看看父母还得打报告请假，不像我们拔腿就走了。

与我们相邻的村庄属于另一个公社，张氏公社，两村之间有一个百十人的知青新建队，我们常去那里串门儿。这个新建队全是上海老三届的前辈知青，在大田里晒了八年太阳依旧白皙斯文，衣领洁净得让农民惊讶，即便吵起架来也有些评弹的韵味，吵急了会说“我可不可以打你一下！”打架也要商量着来。

上海知青们后来陆续回城了，留下的大都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说起回城的事，这些大龄知青忍不住会伤心落泪，哭得一塌糊涂，让我等小赤佬也心情沉重起来，为回城的事忧心。

好在往下时间不长文革就结束了，邓小平说“还是让娃娃们回来吧。”于是全国两千万知青蜂拥回城，我也在知青回城的大潮中应征入伍，离开了此生插队近三年的村庄：河南省尉氏县十八里公社申庄大队第四小队的白庄。

知青上山下乡是不是一场革命？

总得来说，我觉得是。它让城市青年经历了汗滴禾下土的磨练，知道了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感受了农村之苦，学了农民的厚道，对其一生都大有益助。从城市到农村又再回到城市的经历，使之品味人生和社会，有别于他人和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