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家博物馆（一）

桉树

国博北门2025.5.13重新走进国博，从古代馆开始感受文明之光，仿佛穿越时光隧道…… 古代中国基本陈列馆 远古时期踏入国家博物馆古代基本陈列馆，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些辉煌的历史瞬间。这里，无数曾在历史课本上出现过的国之珍宝都以真身展现在你面前。 北京人背鹿塑像杨鹤汀1950年作北京人生活在距今70余万年﹣20余万年前，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鹿类是北京人狩猎的主要对象。这尊塑像根据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塑造了北京人捕获到一只鹿类，并将猎物背回洞穴的一个瞬间。 鹰型陶鼎陶鹰鼎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代表作品，距今约5000年。它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是仰韶文化的代表作之一。‌陶鹰鼎的发现地陕西华县太平庄位于大鵟的分布区域，这种猛禽在当时的社会中象征着权威和威猛。‌鹰陶鼎在国博古代博物馆正门C位，为国博十大镇馆之宝。 讲解文介绍为‘器型饱满粗壮，整体结构简洁，体积感很强，后拢的双翼形成一种前扑的动势，显得威风凛凛，桀骜凶猛’。 舞蹈彩纹陶盆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前2000）1973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彩陶盆内壁饰三组舞蹈图，绕盆一周形成圆圈，每组均为五人，手拉着手，似踩着节拍在翩翩起舞。这幅舞蹈图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先民们在重大活动时集体舞蹈的热烈场面。 涡纹彩陶罐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前2000年）1956年甘肃永靖三坪征集彩陶罐器表饰黑彩的漩涡纹和水波纹，既像近岸水边的层层涟漪，又仿佛是河中央湍急水流形成的一个个大小漩涡，此陶罐以其纹饰精美成为马家窑文化的代表作，也被誉为“彩陶之王”。 裸体浮雕彩陶壶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前2000年）1974年青海乐都柳湾出土彩陶壶融浮雕和绘画的艺术手法于一身，在蛙纹图案之上，浮塑一个裸体人像，人像双手捧腹，下肢弯曲，腹下方刻意塑造出生殖器。一般认为这是男女同体的巫师形象，巫师具备沟通天人神的能力，这种特殊的图案装饰表明陶壶不是普通的生活用具，而是用于生殖崇拜的宗教器或专门为巫师制作的葬具。2013年，它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名单，足以见其珍贵。 人面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彩陶盆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和鱼纹。人面头顶有鱼鳍形装饰，嘴巴两侧双耳部有两条相对的小鱼分置左右，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类似的彩陶盐出土了很多件，多作一种特制的葬具。鹿纹彩陶盆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2900年）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鹿纹彩陶盆的特点包括卷唇、圜底、浅腹，以及红底黑彩的装饰。宽口沿上装饰有箭头纹和直线纹，而盆内则等距离绘有四只小鹿，生动而富有生活气息。 蚌塑"龙虎"墓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此墓中部为一壮年男性，头向南方，东西两侧分别用天然蚌壳堆塑出似龙、虎的动物形象。类似的蚌塑图形在遗址内共发现三组，对于探讨仰韶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神话史和原始蚌塑艺术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玉琮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前2200年）1958年征集玉琮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最重要的一种礼器。一些学者认为，琮是用于沟通天地的法器，内圆的结构象征天，外方的造型象征地，外表的神人兽面纹则体现了当时巫术活动情况。这件玉琼西边的兽面纹已经高度符号化，近顶端的一侧阴刻有日月图案。日月纹图案是大汶口文化大口陶尊上的代表性徵（zhēng，zhǐ或chéng音）号，最直观地体现了江浙地区良渚文化与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玉龙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前2900年）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玉龙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或为蚌塑，或为彩绘，或为雕塑。关于龙的原型，研究者们提出过各种假说，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和妇好墓出土的玉龙都显示，龙是一种巨头、有角、大口、曲身的神兽。新石器时代最符合这些特征的文物应属红山文化中的这种蜷体玉龙，它们应该是龙的原始形态。这是一条高26厘米，重1000克，周身呈墨绿色的玉龙，玉龙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通体琢磨，光洁温润。玉龙的造型非常耐人寻味：龙首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平齐又微微上翘，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细长的眼睛睥（pì）视前方，颈部一道夸张的长鬣（liè）雄健地飘拂上卷，粗壮的龙尾内屈，迎向龙首，整个身体构成一个很有力度的反“C”字，仿佛瞬间就要腾空而起。有“中华第一龙”的称誉。“梭形细目，鬣鬃飘举，卷尾有力，躯体卷曲若钩。虽无角、无肢、无爪，却极富动感。周身光洁造型生动，雕琢精美”， 夏商西周时期 青铜爵二里头文化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青铜爵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是目前已知最早出现的青铜酒器，通行至西周中期。青铜爵与斝”‌（拼音：jiǎ）、觚（gū）、尊、鼎等器物组成礼器群，在商周礼制的继承与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核心之一。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青铜爵在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由于青铜器与文字、城市并称为文明的三大标志，而青铜爵作为最早出现的青铜容器之一、冶铸水平的技术要求不同于刀、镜等扁平器物、其诞生揭示了科技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飞跃。另一方面，正因为具有划时代的文化内涵，青铜爵在消亡后，仍广泛存在于后世文献、反映出深远的文化影响力。 青铜鼎商前期（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4世 1974年河南郑州杜岭出土 青铜鼎是商周时期数量最多、地位最为重要的青铜器。除了作为贵族日常生活的炊器与盛食器，鼎也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时最重要的礼器之一。成语"钟鸣鼎食"即把鼎与钟分别作为商周贵族使用礼乐器的代表，可见鼎地位的尊贵。此外，鼎也被当做王权的象征。《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故事为人熟知，表明鼎在商周社会中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这件青铜方鼎出土于河南郑州杜岭，是目前发现商代前期青铜器中体量最大者，应是当时的国之重器。从科技价值角度来看，杜岭大方鼎也具有划时代意义，展现出商代前期质朴而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是对大型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探索之作。 "召"青铜卣西周早期召卣（yǒu 古代盛酒的青铜器皿。口小腹大。盛行于商代和西周。）的内壁铸制铭文，记述了周王将毕地"方五十里"赏赐作器者召，该篇铭文反映的土地制度与分封制的"侯于某"不大相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周早期的土地分配方式。青铜镜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斝”‌（拼音：jiǎ）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妇好"青铜偶方彝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妇好偶方彝形体巨大，为两件方彝的连体形态。整件器物的造型取材于庑殿顶状（四阿式屋顶）的宗庙建筑，盖顶的两个方形捉手也与庑殿顶形似，隐约反映了当时重檐式的殿顶建筑结构。可窥见殷商王室宫殿的建筑风采。 青铜瓿（ bu )商王武丁时期出土 "妇好"青铜三联甗（yǎn古代炊具，相当于蒸锅）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甑（zèng，其本意为古代蒸器。） 多为上甑下鬲的联体器物，上部甑置食物，下部鬲盛水，中间以镂孔的箅（bì）相隔。鬲(lì 古代的炊具。形状像鼎。)下举火煮水，以蒸汽蒸炊食物，作用与现在的蒸锅相似。随时代变迁或构造革新，也有下部不做鬲形的蒸炊器具，宏观来看，这类器物也可称作甑。妇好青铜三联甑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3件甑，下部则为联体的长方形器身，相当于现在灶台的功能。整器的下部可以举火，也满足蒸炊器具的功能，故称为三联甑。三联甑可以同时加工数种食物，是今可见青铜器中较早的一灶具。 青铜卣（ you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青铜爵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觚（ gu )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盉( he )商王武丁时期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青铜盂（ yu )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觥（ gong )周康王时期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 青铜雁尊西周早期1955年辽宁凌源出土 青铜尊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㺇（sī，其本意为狱官）盘西周中期，2012年征集 㺇（si) 盉 (he)西周中期2013年征集 虎纹青铜鎣西周晚期国家文物局拨交此器为清宫旧藏，1860年被劫掠海外，2018年重回祖国怀抱并入藏中国家博物馆，虎鎣上下装饰有多种以龙虎纹为元素的装饰纹样，器盖内壁铸有"自作供鎣"四字铭文。"鎣"是"盂"的一种别称，与盂的造型、纹饰、功能无显著差别、西周晚期的鎣、盂常与盘相互搭配。祭祀、宴飨等典礼中的“沃盥(guan)之礼”。 "后母辛"青铜觥（gōng）商王武丁时期这件青铜觥于1976年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中出土，属于商代晚期的盛酒器。它由器盖和器身两部分组成，器身内底中部和器盖内均铸有铭文“后母辛”，表明这是妇好的庙号。整体形状为扁长体，前窄后宽，呈现出站立状四足兽的形态。为什么叫它“四足兽”而不是“马”或“牛”？因为它看起来既不像马也不像牛。它头上有一对卷角，耳朵在“角”下边，显得非常可爱。前两个蹄像马一样是奇蹄，但后两个蹄却像鸟爪，有四趾，所以只能称它为“兽”。估计是在塑造一种“神兽”的形态吧。器纹饰精美，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器盖饰一龙，身尾较长。前胸两侧与腹前端两侧各饰一夔龙，夔首向下，身尾上竖。前足外侧饰夔龙纹。腹后端饰有并拢的双翅与下垂的短尾，后足饰羽翎纹，两者应为一整体，所以这个家伙带了个翅膀应该算是禽属了。尾部作兽首鋬。 玉戚二里头文化197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这件玉戚呈长方形，弧刃，顶端有一圆穿，两侧有齿。戚是钺的特殊形式，以两侧有齿状装饰为主要区分特征。钺，是一种砍砸类兵器，象征军事上的统帅权力。《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封周文王为西伯，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便是赐钺是被赋予军事权力的证明。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中的"王"字正是钺的象形，这也说明钺与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指代意义。玉刀商王武丁时期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鸽、玉鹰、玉龙凤饰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龙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凤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玉凤的质地为青玉，间有沁斑。凤的整体呈侧身回首姿态，喙、冠轮廓分明，短翅长尾，尾翎分叉。玉凤的纹样雕琢工艺与同时期的阴刻手法不大相同，而采用阳线来表现纹样主题，即通过将纹样以外的地面剔除，使其成为浅浮雕。玉凤的翅翎即采用这一琢玉技法。这种技法在新石器时期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考古学文化以及其后的二里头文化玉器中应用较多。加之这件玉风的造型及雕琢工艺与新石器时期的石家河文化玉凤极为相似，因此也有学者推测其是前代遗物。石牛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双性玉人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人裸体，双面雕刻，一面为男性，另一面为女性，通体以阴线双勾刻画肌肉与关节。与之类似，在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一件陶壶表面，有一捏塑体双性人像。 玉簋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玉簋的质地为青玉，是妇好墓出土的两件玉质容器之一，也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体积最大的玉质容器。玉簋腹部饰雷纹，并装饰有4条扉棱，应当是从青铜簋取材构思而成。因此这件玉簋应属于礼器，而非一般的盛食器。 "子龙"青铜鼎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子龙鼎得以回归并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关于子龙鼎的铭文释读，目前学术界的解读视角较多。宏观来看，此类短简精炼的铭文不带有动词，属于"早期铭文"的范畴，多用以铸记作器者、族属或受祭者一类信息。"子某"的称谓在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中较为常见，也见于传世文献。甲骨文中的"子某"，有的是具有宗法贵族身份的商王之子，也有的指商王朝内担任重臣的宗法贵族之长。后者虽不一定与商王室具有血缘关系，但较为多见。“子龙”青铜鼎（商代，被誉为“圆鼎之最”，与司母戊鼎一圆一方交相辉映，堪称青铜国宝中的绝世双璧 "后母戊"青铜方鼎商王武丁时期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后母戊鼎相传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早年流传经历颇为波折，曾多次躲过日本侵略者的掠夺。新中国成立后，后母戊鼎入藏于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后母戊鼎因其腹壁铭文得名。鼎的造型方正，形体巨大，显得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缘装饰饕餮纹，足部也装饰饕餮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今测鼎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以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技价值三个主要的文物解读视角观察，后母戊鼎在科技价值方面可谓商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因鼎的体量、重量均远超过一般青铜器，因此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充型一系列铸造过程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是这一时期青铜文化发展高度的代表。 汉字汉字在夏代已经使用，商代后期的汉字已经具备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是一种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文字。夏、商、西周时期，在青铜器、龟甲、兽骨、玉石器及陶器上留下了异常丰富的汉字材料，内容涉及祭祀、政治、军事、田猎、刑罚、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医学与历法等领域。天象、气象的观察与历法由于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及日常生活需要，商人对日食、月食、星等天象以及云、雷、雨、虹、雹、雪、雾、风等气象的观察频繁而细致，使用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阴阳合历，其纪日、纪时方式长期为后世沿用。 "盂"青铜鼎周康王时期传陕西岐山礼村出土大盂鼎相传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岐山礼村，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 1959年入藏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大盂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孟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孟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孟进行赏赐。铭文追述殷商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从书法角度来看，大盂鼎的铭文通篇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这件大鼎因作器者为西周康王之臣盂而得名，之所以被称之为“大盂鼎”，是因为和它一起出土的有一件“小盂鼎（已佚）”。它与毛公鼎、大克鼎都出土于晚晴时期，被称为“海内三宝”。 音乐二里头文化时期，乐器种类主要有咀，霞铃，磐、到了商代，出现了镜、输袋、煽唇、西周时期，证，编掉的应用，极大丰富了善乐的课现力。 "禹"青铜鼎周厉王时期传1942年陕西岐山出土器内壁铸铭文20行207字，记述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侵犯周王朝东部、南部疆土，周厉王命"西六师"、"殷八师"前往征讨。作器者禹受武公之命，率军参战，俘获温侯驭方。铭文所载是研究西周王朝与南淮夷、东夷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周军制的重要史料。 虢季子白"青铜盘"虢（guó 周朝国名。西虢在今陕西宝鸡东，后来迁到河南陕县东南。东虢在今河南郑州西北。北虢在今河南陕县、山西平陆一带。2.姓。）周宜王时期清通2年间提西宝鸡出士该青铜盘的内成铸制长篇铭文，记述了能李子门半车对验统作战，折放首500，俘曲50人，战后献械，阎宜王宪破被手子白，开食赐马、弓兔，铺以货勉励，就李子白盘是西周著名的背铜器之一。其德文是一篇优美的韵文，文中"前优脍欲"、"新普"、"执肌"及"是以先行"等句，可与（诗）之（采薇）《出车》、《六月》,《苯巴》等篇所记史实相互印证，具有极高的党料价值。虢季子白盘，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商周时期盛水器，是一件用以记功、记事，流传给子孙后代的祭祀礼器，晚清时期出土于宝鸡，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镇馆之宝。盘形制奇特，似一大浴缸，为圆角长方形，四曲尺形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口沿饰一圈窃曲纹，下为波带纹。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铭文语言洗练，字体端庄，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 “虢季子白”青铜盘（西周，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铭文凡8行111字，修饰用韵，文辞优美，是目前所见商周时期最大的水器，为镇馆之宝） "盠"青铜方彝（盠lí 1.古代职官名。兼管东西军政，在司徒、司马、司空之上。2.见“盠頂”。清皇宫内城大房东西厢之耳房。）西周中期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盠方彝堪称西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虽然器物体量较小，但蕴含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均十分丰富。从历史价值来看，器、盖铸制同铭长篇册命铭文，记载了周王册命作器者盠，让其作为西六师、殷八师的纠察之官，管理三有司：司徒、司马、司空。铭文内容反映出西周王朝森严的军事体制以及西周官制，从艺术价值来看，盠方彝的造型艺术与一般的方体有异，器盖较高，为庑殿顶状（四阿式屋顶）。同时器身两侧置有上卷式的象鼻耳，使得整件器物外观十分具有张力。器身与器盖的中心均装饰涡纹，在同时期器物中具有较鲜明的装饰个性。从科技价值来看，整件器物的造型、因器盖及其上捉手均采期庑殿顶状的造型，隐约反映了当时的重檐式的殿顶建筑结构，可窥见西周王室宫殿的建筑风采。盠青铜方彝，盛酒器，1955年出土于陕西郿县（今宝鸡市眉县）李村，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盠方彝高22.8厘米，口长14.3厘米，口宽10.9厘米。其造型典雅庄重，纹饰繁缛缜密，层次清晰，极具艺术感染力，是西周青铜艺术品中的成功之作。器内壁铸铭文10行107字，记述了周王册命作器者之事，文中提及西周职官中的“司徒”、“司马”、“司空”与军队编制中的“六师”、“八师”。 "盠”青铜驹尊西周中期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执驹之礼见于《周礼．夏官．校人》的记载，是小马二岁离开母马面升入王闲为服马时，初系马具所行之礼，西周时期注重马政，因此执驹礼由天子亲自参加。这件驹形青铜尊胸、盖部分别铸有铭文，记述甲申日周王在斥地举行执驹礼，期间赏赐作器者蠡两匹马驹。盠为感谢王恩，铸制这件驹尊告知先祖并以为纪念。李村窖藏出土驹尊一件，但驹背部的尊盖却发现两件。盖铭一件称驹为"勇雷骓子"，另一件称为"勇雷骆子"，是对两驹特征的专称，前者为青白色间杂、后者为白色黑鬣尾。盖铭均记载盠参加执驹礼并接受周王赏赐、但典礼地点有所不同，据此推测，盠至少制作过两件完整的驹形青铜尊，另一件器身下落不明。盠驹尊，盛酒器，西周中期，1955年陕西眉县李村出土，高32.4厘米，长34厘米，有盖，腹侧饰圆涡纹，胸部有94字，盖内有铭文11字。 "颂"青铜壶西周晚期册命制，是西周王朝的官员任免制度。册命，则是一项隆重的典礼，一般周王任命百官、诸侯或卿大夫任命其下属，都要举行册命仪式。综观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册命类堪称大宗，反映出西周王朝组织森严的官僚体系。颂壶的颈部内壁铸有铭文，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周王册命颂之事，包括册命仪节、内容、赏赐品等具体内容。这些材料可与《周礼》、《左传》等典籍中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颂壶，西周盛酒器，因作器者为“颂”而得名。颂壶有两件，一有盖一无盖，无盖件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有盖件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壶为盛酒之器。青铜礼器中的壶自商至春秋、战国，一脉沿续，制作未曾中断过。 青铜人首商（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首数量较多，面貌特征均一致，为方脸、窄额、菱形眼、蒜头鼻、薄唇、双耳巨大。这些青铜人首可能是宗庙中的祭主头部，即被祭祀先人的塑像头部，这批青铜人首中，有数件残在有金面具，显得华美异常，彰显出高贵的地位。从发型、发饰的角度观察，这批青铜人首还可以划分出辫发和笄发两大类，暗示了这一时期三星堆人的族属构成较为复杂。这件青铜人首的面都未覆有金面具，脑后有一条麻花辫，属于辫发族群。 青铜面具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青铜面具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这件硕大的青铜面具是三星堆文化最具标识特征的器物之一。面像呈方脸、宽颐、臣字形眼，脸型与同时出土的其他人面具或头像相近，但双耳巨大、瞳孔纵出，额上有一条纵起的额饰，显然是古蜀人在人面具基础上所做的艺术升华，是蜀人精神世界的写照。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人的先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由此推测，三星堆的这件纵目青铜面具，可能是古蜀人对先王传说的朦胧记忆，是古蜀人用以祭拜或供奉的神像。 青铜罍（罍léi古代一种盛酒或盛水的青铜器（最初大约是陶器）。有方形和圆形两种。方形罍宽肩，两耳，有盖；圆形罍大腹，圈足，两耳，有盖。两种形状的罍一般在一侧的下部都有一个穿系用的鼻纽。罍盛行于商朝和西周。方形罍多为商朝器，圆形罍商朝、西周都有。）西周早期1980年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1959年与1980年，四川彭县（今彭州市）竹瓦街先后发现了两处青铜器窖藏，出土器物包括容器、兵器两类、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兵器，容器则是中原地区常见的器、解等酒器。这件象首耳青铜囊便是1980年窖藏中出土的青铜容器之一、器物造型带有西周早期的作风，器身的卷龙纹、牛纹等也属周人的代表性装饰纹样。这件器物出现在蜀文化的腹地，却并非蜀文化自身创造或吸收周文化后创造的冶铸品，而是反映了中原文化与蜀文化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的文化交融事件。据《尚书·牧誓》记载，在武王灭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古蜀之师追随周人，参与了灭商的战争。竹瓦街两处窖藏存有中原风格青铜容器的现象，反映了蜀人征战凯旋，班师回朝携带战利品或军功品的历史。 青铜尊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四羊青铜方尊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口世纪）1938年湖南宁乡出土四羊青铜方尊，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方尊的边角饰长扉梭，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此器在器范制作中，并用线刻、浮雕、圆雕技法，将器用与装饰有机结合，铸造工艺精湛，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珍品。 讲解文写它“造型雄奇，肩部、腹部、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居一隅，庄重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方尊的边角饰长扉棱，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并用线刻、浮雕、圆雕技法，铸造工艺精湛。” "禹"青铜鼎周厉王时期传1942年陕西岐山出土器内壁铸铭文20行207字，记述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侵犯周王朝东部、南部疆土，周厉王命"西六师"、"殷八师"前往征讨。作器者禹受武公之命，率军参战，俘获噩侯驭方。铭文所载是研究西周王朝与南淮夷、东夷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周军制的重要史料。 "长思"青铜簋周穆王时期1954年陕西长安普渡村长思墓出土 龙虎纹青铜尊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1957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龙虎纹尊的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腹部有三组虎食人纹，云雷纹地，以浮雕虎首为中心，左右双身，虎口含一人；圈足饰饕餮纹。整器工艺精湛，是商周青铜器中的精品。安徽阜南地区在商代是淮夷聚居地，此地出土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明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虎食人纹在商后期的传播十分广远，著名的后母戊鼎耳部外侧、妇好钺身部均有发现。除见于殷墟和安徽地区，在商文化影响下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中也有发现。如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龙虎纹尊，属成都平原的早期蜀文化。关于这一主题的人文内涵，因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众说纷纭。东汉王充《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佚文，称古有虎噬鬼魅，借以震慑邪祟。此说与虎食人主题的纹样契合度较高，可能是取意的来源。 商龙虎纹青铜尊，1957年6月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月牙河出土，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厅内。商龙虎纹青铜尊，酒器，青铜质。高50.5厘米，口径44.9厘米，腹深41.5厘米，足径24厘米，重26.2千克。器口侈大，直径过肩，颈部较高，下部收缩，呈大喇叭状。肩部微鼓，下折为腹，呈弧形收敛作圜底，圈足，上饰十字镂空。器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探出肩外；腹部以云雷纹为地，装饰三组虎食人纹；圈足饰饕餮纹。商龙虎纹青铜尊工艺精湛，花纹线条洗练，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春秋战国时期 "王子婴次"青铜炉春秋．郑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这是一件烧木炭取暖用的燎炉，其内壁有铭文7字："王子婴次之口炉。"出自河南新郑李家楼大墓（推测为春秋时期郑国国君之墓）。"王子婴次"是指楚国令尹子重（名婴齐，字子重，公元前570年卒）。令尹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等级最高的官衔，总揽军政大权，对内主持国事，对外主持战争。 鸟形青铜匜匜（yí），是中国先秦时代礼器之一，用于沃盥之礼，为客人洗手所用。周朝沃盥之礼所用水器由盘、盉组合变为盘、匜组合。春秋·燕1952年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 "秦公"青铜簋（ gui )春秋．秦传1921年甘肃天水出土铜簋是盛食器，一般是用作祭祀的礼器。这件簋盖内有铭文54字、器内有铭文51字、记述了秦国的祖先已建都12代，作器者要继承前辈事业，永保四方土地。另外器盖还有秦汉时期后刻8字，故知此簋乃汉时为西县官物，曾被当作容器使用。 青铜盏春秋．楚1978年河南浙‌（淅‌，读音为‌xī‌）川下寺1号楚墓出土铜盏是盛饭器，又称"盆腹敦"，是一种腹部如盆状的敦，与器盖相同扣合而成的圆形敦有所区别，但实际功能相同。敦和盏都是进入春秋以后才出现的食器，与西周时期的盂相似。这件铜盏最精美的地方是盖柄和器下三足，皆有复杂的镂空装饰，玲珑剔透，铸造工艺精湛，可能是比较早采用失蜡法铸造的器物。 "洹子孟姜"青铜壶春秋·齐青铜壶是一种酒器，是主要用于祭祀的礼器。这件铜壶颈部内壁有铭文19行共142字，记叙了齐侯的女儿洹子孟姜家里有丧事，齐侯自愿服丧，但是有些环节不合当时的礼制，所以他派人到王都，通过管理礼制的大宗伯向周天子请示，得到许可。齐侯服丧，要求齐国民众在服丧期间不许有娱乐活动。 "吴王光"青铜鉴春秋·吴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器腹内有铭文52字，记载此器是吴王光（即吴王阖闾）为其女叔姬所作的陪嫁器，反映了吴蔡两国为政治需要而联姻的史实。 错金青铜鉌（hé）战国·韩1965年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鉌是一种饮酒器，大约出现于春秋中期，通行于战国时期。这件出自长治分水岭126号墓，同出其他文物大都损坏严重，其中还包括一件错金纹饰的盖豆。此墓地地处东周的上党地区，赵、韩都曾在此有势力范围，战国以后的墓葬一般认为属韩。 "襄安君"青铜扁壶战国．燕襄安君是燕国王族，燕昭王时封君。 "令狐君孺子"青铜壶战国．韩（公元前403年﹣前221）1927年河南洛阳出土此壶颈部铭文记述令狐君的后裔铸造此壶是为家族安康祈福。令狐是地名，在今山西临猗西南。 鎏金银盘中国国主通物建战国．秦（公元前274年）1978-1980年山东省淄博市大武山汉墓出土此器虽然出土于西汉齐王墓的陪葬墓，但从造型、纹饰上都有战国时代特点，与洛阳金村战国墓所出银器非常相似。银盘上有三种铭文，其字体分别属于战国周人系统、秦人系统和西汉初年样式。有学者分析，秦式文字中有"左工""卅三年"等字样，应是三类铭文中最早的铭刻，为秦昭襄王三十三年（前274年）由秦国工官"左工"制造。后来周人得到此盘，并将其价格刻于盘上，藏于"中府"-﹣即王所藏汉齐王府中。 "栾书"青铜缶战国．楚传世器此器盖和腹部均有铭文，盖铭2行8字"正月季春元日已丑"。腹铭为错金字5行40字"正月季春元日已丑，余畜孙书也，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虞（余）以祈眉寿。栾书之子孙，万世是宝"。栾书缶相传出土于河南辉县。20世纪90年代初，有学者根据新发掘的考古材料，指出该器应定为楚式器物。作器时间，大约应在战国时期。并非如前人所说，此器是春秋中期晋国栾武子（栾伯）的器物。栾书缶的错金工艺在青铜铸造工艺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错金工艺又称金银错工艺，产生于春秋中期前后，其工艺程序是先在青铜器表面铸出纹饰或铭文的浅凹线条，再将线条用硬度较大的工具錾刻成浅槽，在浅槽内嵌入细薄的金银片或金银丝并进行打磨，使嵌入的金银片与铜器表面相平滑，最后在器表用木炭加清水进一步打磨使器表光亮，从而利用金银与青铜3不同光泽映衬出各种色彩。 "易都邑圣徙盐之鉨"青铜玺印（鉨，xǐ，其含义与“玺”相同，特指印章。）战国．齐器铭文中"易都"即山东沂水流域之阳都，战国时期为齐国城邑。 “吴王夫差"青铜剑春秋．吴1976年河南辉县出土这件青铜剑剑身中间隆脊有棱，剑锷锋利，剑身满饰花纹，剑镡饰嵌绿松石兽面纹。近镡处有篆书铭文10字，“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为吴王夫差用剑。吴王夫差兵器已发现多件。夫差是吴王阖闾的儿子，于公元前495年继王位，次年击败越王勾践，继而转师北上，争霸中原。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定公盟于黄池（今河南省商丘县南）。 吴国，姬姓，是周太王之子泰伯后人的封地，周武王时周章始封，都吴（今江苏苏州），历12代王，公元前473年被越国所灭。吴国最强大的时期在春秋晚期，曾经短时期称霸中原，而吴王夫差正是吴国最强大时期的国君。春秋战国时期是征战频繁的年代，军事的需要推动了兵器铸造的发展。吴国和越国的地势都不适合车战，步兵较多，剑这种短兵器的使用量很大，因此吴越地区铸剑的水平，远远超过中原地区，有很多被世人称羡的名剑，各诸侯国也以得到吴越的宝剑为荣。这个时期的剑用青铜铸造，在不同的部位加入了一定量的锡、铅、铁、硫等成分，以保证剑身的韧性和刃部的锋利，使其刚柔相济。目前出土和著录的“吴王夫差”青铜剑有9把，其形制和铭文大体相同。 三戈青铜戟战国．曾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就是一种矛和戈合体安装在长木柄上的兵器。这种多戈戟是产生于我国南方的一种武器，起初是徒兵的武器，用于步战，但是这件长达3米的多戈戟，应该是车战的兵器，用于勾击对方的车士，同时也能攻击对方接近战车的步兵。目前已经发现最早的可以称作戟的兵器是商代的，那是在一件矛上绑有一把戈的兵器，是戟的雏形。西周时期出现青铜铸造的戟，铸造时直接把矛和戈的功能合二为一，浑铸为十字形，有的是以戈为主体、有的是以矛为主体。 "吴王夫差"青铜鉴春秋．吴传河南省辉县琉璃阁出土器内铭文12字，记载此鉴为吴王夫差（吴王光之子）自作用鉴。鉴是盛行于春秋时期的水器。 "王子午"青铜鼎（附匕）"春秋．楚1978年河南浙川下寺2号墓出土这件铜鼎腹内壁有84字的铭文，内容主要是王子午叙说自己的德政，同时上祭祖先，下为子孙祈福。王子午是文献记载中楚庄王的儿子子庚。楚共王时子庚任司马，曾率军队大败吴军，楚康王二年（公元前558年）任令尹（相当于后世的丞相、宰相），楚康王八年（公元前552年）卒。王子午鼎是春秋晚期楚国王族铸造的礼器，出土时一共有形制相同而大小规格不同的七件，此件是其中最大的一件。其铸造使用了当时先进的铸焊技术，焊料合金的含锡量达98.23%，硬度很高，保证了各连接点结实牢固。器内铭文使用的是华丽的鸟篆体。鸟篆是一种美术字体，大致起源于春秋时期，在楚、吴、越，蔡等国流行，是中国人把汉字艺术化的开始，一般在兵器上的简短铭文中使用，像该器这样长篇的铭文中使用鸟篆体十分罕见。 熊悍鼎战国．楚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这件铜鼎器身及盖口刻有铭文62字，记录了楚幽王时期楚国大败秦军，用缴获的铜兵器熔铜后铸造了此鼎，以彰其功绩。熊悍鼎共有2件，大小、形制相同，另一件在天津博物馆，铭文66字，内容基本一致。熊悍即楚幽王，公元前237年﹣前228年在位。战国晚期，其父亲考烈王熊完被秦逼迫，把都城从郢（今湖北江陵附近）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也称为郢。楚幽王三年（前235年），秦继攻赵之后，命大将辛梧率四郡兵马，联合魏国，对楚国发起攻击，后兵败而退。十年（前228年）三月，幽王卒，葬于寿春附近。 青铜缶（缶fǒu古代盛水或盛酒的器皿。圆腹，有盖，肩上有环耳，也有方形的。盛行于春秋战国。2.古代一种瓦质的打击乐器。）战国·蜀（公元前403年﹣221年）1955年四川成都羊子山出土 青铜冰鉴战国．曾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冰鉴是用来冰镇酒的器物，由一个方鉴和一件方尊缶组成，尊缶内装酒，鉴、缶壁之间的空间放置冰块，在春夏之季就可以喝到冰爽的酒。与之配套的还有一把长柄铜勺，勺的长度足以探到尊缶内底。这件铜冰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冰箱，也是当时祭祀中一种重要的礼器。如此奢华享受的器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只能是王室贵族才能享用，这件冰鉴就是战国时期曾侯乙的用器。 "曾仲游父"青铜方壶春秋．曾1966年湖北京山苏家垅出土铜方壶是一种高等级的酒器，多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面且一般成对出现。这件铜壶器盖内和器内壁各铸有铭文12字，表明壶为曾仲养父所作。该器出土时为一对，另一件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同出的器物还有九鼎七簋，说明墓主级别很高。曾仲游父，另有鼎铭作"曾侯仲子游父"，可知其为曾侯之子，是曾国重要的贵族。 青铜缶战国．曾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这件大铜缶肩部有铭文两行："曾侯乙作持用终"。该器重达300多公斤，是迄今发现的东周时期最大最重的酒器。这件大器的铸造，采用的是分段铸造再拼合的工艺，器身分两次铸接，即先铸上半截，再接铸下半截，从内壁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接合处有凸起的箍带。器表有四条纵向接范的痕迹，由于范块结合不整齐，所以上下的范痕线不在一条直线上。器表的耳和钮是单独铸造然后拼接上的。多范合铸技术代表了青铜时代范铸法技术的高峰，这种工艺的熟练应用为大型精美的青铜礼器铸造提供了前提。 "蔡侯申"青铜方壶春秋·蔡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此器为蔡侯申所作。蔡侯申即蔡昭侯，春秋时期蔡国国君。 朱绘兽耳陶壶战国．燕1958年北京昌平出土 人形青铜灯（附勺）战国．齐1957年山东诸城出土这件铜灯整体造型为一男子双手分别托举竹节形灯盏，盏盘下有子母口与盘柄插合，可根据需要拆卸，另外还附有一个添油用的长柄铜勺，可能是齐国宫廷中的器物。战国铜灯中灯盘的构造有两种，一种盘中心有锥形凸起，似乎是插烛之用，为烛灯，另一种灯盘平平，为油灯。这件灯，附有一把铜勺，属油灯，面油灯使用的油可能来源于动物油脂。 漆耳杯战国．曾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耳杯是战国漆器中十分流行的一种饮食器，其椭圆形带双耳的造型独特而时尚。战国时期，漆器手工业发达，生产出来的漆器种类丰富，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漆器的肋骨包括木胎、夹纻胎和竹胎三种，木胎占绝大多数，其制法有新制，旋制，卷制和雕刻4种，耳杯就是用新制法研削出器型的，在用色上，用黑色与朱、黄两色相配，隐含了古人"天玄地黄"的观念，给人一种幽深而沉静的美感。朱绘云纹漆盘战国朱绘黑漆凭儿战国凭儿是一种古代日用家具，人们久坐时可以将手臂倚靠在上面稍事休息。从考古发现来看，凭儿很可能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地，即今天的湖北、河南、安徽等地。 青铜方壶春秋．晋1961年山西侯马上马村出土爱是当时最主要的盛酒器，按形状可分方壶和圆壶。根据《仪礼》的记载，方壶专用于重要的礼仪场台，等级也较高。目前发现的春秋时期较高等级墓葬中，多随葬有成对的方壶。 石编磬战国•魏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邾公华"青铜钟春秋·邾传山东邹县出土这件甬钟鼓部饰有精细的蜷体龙纹，通高36.4厘米、口沿处宽18.1厘米。腔体扁长。钟的“钲”（中心处）及“鼓”（右下）共有铭文75字。作器者为邾宣公之父邾悼公，即邾公华。据正面“钲”上铭文“铸其稣钟，台（以）恤其祭祀盟祀”，表明该钟的铸造与祭祀、盟祀有关，为研究春秋晚期的“祭礼”提供了新的线索。其在位时间是公元前555年﹣前541年。邾是春秋时期的一个诸侯国，曹姓，位于今山东邹县中南部、济宁东境及滕县北境，公元前614年，邾文公迁都于绎（今山东邹县东南纪王城），绎国三面与鲁国为界，经常受其侵扰，绎国只能借齐，吴等大国之为与鲁国对抗。战国时期，绎为楚国所灭。 长台关楚墓编钟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这组编钟共13件，从大到小依此排列，最大一件钟的两面铸有铭文12字，记载在楚历屈之月，晋国军队救戎于楚的事件。这组编钟试音后发现音阶准确、音质优美，每枚钟都能发两个乐音，两音之间为大三度关系，符合现代声学原理。3周朝是依靠礼制来维护统治秩序的，礼乐用器编钟的数量和种类的多少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从西周中期出现三个一组的编钟以后，每组编钟里钟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西周时期贵族的音乐，主要是配合礼仪演奏的，曲调讲究严肃、平稳，伴奏的乐器以钟、磬、鼓等打击乐器为主，称“金石之音”。《荀子·乐论篇》中谈到各种乐器之音在礼乐中的作用：“鼓似天，钟似地，罄似水，竽、笙、管等似日月星辰。”礼乐在春秋战国时期称为“雅乐”，是为在庙堂上以音乐制造出一种天、地、人浑然一体的庄重气氛。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时，悠扬悦耳的《东方红》乐曲声就是用此编钟演奏的，该乐曲随着卫星周游世界、响彻太空。用这套编钟来演奏《东方红》，主要是因为这套编钟是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在楚墓中发掘出土的第一套春秋时期的编钟。 兽钮青铜镈春秋时期 1923年河南省新郑县李家楼出土是一种春秋时期的青铜打击乐器，形制与钟类似但体型更大，平口设计，器身横截面呈椭圆形，顶部装饰有兽形钮（双兽或蟠龙等造型）。其功能主要用于贵族祭祀或宴飨时与编钟、编磬配合，作为节奏性乐器指挥乐队。推测出自郑国诸侯大墓。 青铜栖尊春秋．虢1956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这件尊整体呈兽形，古称"犀尊"，是一种酒器，出土于上村岭彼国墓地，国属即为虢。这动物膨酋目高到春秋时期都有发现，但到春秋以后则比较少见。虎钮青铜罍（ lei )春秋·郑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 朱绘兽耳陶壶战国．燕1958年北京昌平出土 "蔡侯申"青铜方壶春秋·蔡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此器为蔡侯申所作。蔡侯申即蔡昭侯，春秋时期蔡国国君。 青铜方壶春秋·晋1961年山西侯马上马村出土壶是当时最主要的盛酒器，按形状可分方壶和圆壶。根据《仪礼》的记载，方壶多用于重要的礼仪场合，等级也较高。目前发现的春秋时期较高等级墓葬中，多随葬有成对的方壶。 "鄂君启"错金青铜节战国·楚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节是一种凭证。"鄂君启"青铜书一共有5件，其中舟节2件，车节3件，这里是其中的一件舟节和一件车节。每件舟节表面有错金铭文164字，每件车节上有错金铭文148字，记录了此节是楚怀王颁发给鄂君启（字子哲，楚怀王之子，其封地在鄂＜今湖北鄂州＞）的，用于水陆两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文中还严格规定了水陆运输的范畴，船只的数量、载运牛马和有关折算办法，以及禁止运送铜与皮革等物资的具体条文，同时还记录了从"鄂"到"郢"（今湖北江陵附近）的水陆交通路线、车辆及船只的调配，沿途所享受的特权等，对研究当时楚国的政治、交通等都有着巨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