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之有物】读@西门一夫之博客的评论与感想（二）—奔滩匠家族“传奇”

白纬

　　　　＠西门一夫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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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一夫在新浪博客发出的家族史，读后有一些评论与感想。现集中起来发出。

 

　　　　　　　　　一、奔滩匠

　　我（西门一夫）父亲家族里的男人都是“奔滩匠”，在外面满世界的做小生意打工或其它啥子活路。

　　奔滩，就是到处奔，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找生活。最常见的是长途贩运，这就充满了人生的各种风险，特别是土匪和排外，必不可少的就是和各地和各种袍哥打交道，所以更带几分袍哥味道。

　　当年奔滩匠的活计，最常见的就是到自流井去挑卤水或是食盐，一路挑到蜀都去，卖了再买一点儿针头麻线、灯芯草、煤油之类的工业百货往回走，一路走一路卖，一般走到简阳就卖完了，再回头去自流井。一般走几次虽然可能遇到棒客遭抢光，但灵性运气好的话，弄几个钱之后，就可以从蜀都再过灌县到茂汶、黑水一带，贩点儿山货或是皮货，到蜀都来买，这样就可以多整几个钱，可风险也更大。

　　我家的老家窑子坝是三县交界之处，也是泸州、宜宾、自贡通往蜀都的必经之路，从明清以来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是非常热闹的旱码头，也是附近百十来里之内的大镇。但丹景山一带，山势险峻，崎岖难行，这里的人们异常贫困，因此就出三种人，棒客（土匪）袍哥、军阀、和奔滩匠。我大伯和父亲就属于这三种人里最惨的那一种——奔滩匠。

　　人在奔滩的路上，啥子可能都有。比如我爷爷就奔滩奔到云南保山，做了土司的上门女婿，让我奶奶在老家守了一辈子的活寡。我奶奶独自把我父亲和姑姑拉扯大，历尽了人间的苦难。

　　所以我们家族中，就几乎没有在家的男人，女人要么守活寡，要么因为男人死在奔滩路上变成寡妇，比如我大伯的母亲。

 

　　（评论）“奔滩”，虽然听上去比北京话中的“练摊”，似乎少了一点北京“侃爷”的“爷气”，就是说爷们只是闲着练练手儿。

　　但是，“奔滩”二字听上去更接地气，更有一种决绝、搏命的四川袍哥味儿。

 

　　　　　二、父亲家族的华丽翻身

　　我大伯和父亲虽只是堂兄弟，他年龄差不多大十岁，但大伯却和我们家关系比一般的亲兄弟还好。他早年曾经带着少年的父亲奔滩做长途贩运生意，很有些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

　　说实话，我至今都很佩服我父亲后来逃离家乡的那个决定：

　　当年刚解放，父亲在蜀都九眼桥下开饭馆儿，靠着手艺和诚信，很是赚了一些银子。他就把钱都给攒起来，托人在老家偷偷地买地，想圆祖祖辈辈的那个梦想——靠勤劳和自己的脑袋，做一个地主。

　　可是，开始搞合作化时，做了村长的本家哥子传来消息：有些卖了地、钱用完了又后悔的人，把我父亲给告了，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本家哥子叫我父亲快走，因为上面要拿他“做典型”收拾他。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我父亲——家里唯一的男人，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抛开好几十亩买来的土地，还有土改分到的十来亩地，连同一个分来的院子，和九眼桥下开的饭馆儿，带着我妈、奶奶和我姐姐一家人（那时还没有我），走上了逃亡的道路。

　　我家逃出来后，当村长的本家哥子也还没少帮助我父母。不过我父亲当年作生意赚点儿钱，也是到处“喂窝子”，村里的领导是重点，加之所有地、房子都留给了村里，因此也就没人追究了。

　　可是大姐在六十年代初，不晓得是得了啥子病，在县医院因打青霉素过敏而死的。

　　我考上77级师院以后，两个妹妹也先后考上了78级蜀都中医学院和79级江西财经学院，这成了全县、乃至全市教育界的重大新闻。直到以后的好几年时间里，我们三兄妹的上大学，都是好多老师对学生进行励志教育的例子。

　　有时候喝了酒，我父亲就像功成名就的将帅回忆当年峥嵘岁月一般地神气：

　　“我至今还认为，五六年我决定家里的土地和房子啥子都不要了，把一家人带出来，走出丹景山那个夹皮沟——那个决定是对的！虽然在学校里头受了几十年没文化的气，但是你们三兄妹都考上了大学。连学校里那么多老师的娃娃都没考起几个，我和你妈也算是功德圆满了！你们哥晓得，我们家三代贫农，连个高小生都没有出过！照过去的说法，你们是为我们家耀祖光宗了！”

　　（评论）“抛开好几十亩买来的土地”一语，充分显露出奔滩族那种“咬钉嚼钢”的本色！

　　“我家逃出来后，当村长的本家哥子也还没少帮助我父母”这一段，后人很可能看不懂其中包含的极多信息：当年村长的援手是要冒相当大政治风险的，因为按西门一夫父亲的情况，加一顶“逃亡地主”的帽子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一旦戴上这顶帽子，西门一夫全家的命运就完全变了！

　　七十年代有不少知青在农村学会木匠活，由此与各级干部交上朋友，为上调工矿企业增添筹码；还有些知青开始长途贩运一些农村缺少的铁钉、铁丝、打火机火石等去农村，弄些全国粮票在农村换布票，买当地的被单等大路布料到城市去。。。。等等。当年很是风生水起啊。

　　有时回想起来，要是“上山下乡”再延长6～7年，可能就是那些头脑活泛的知青们混得好了。

　　而后来考上大学的知青，原先多半属于闷头干活、看书的，他们的日子真可以与现在农民工中一些“文艺”中年有得一拼吧。

 

　　　　　三、大伯家的“第一桶金”

　　1949年初的某天上午，还是小伙子的大伯，正在皇城坝儿的街边，和自己的搭档守在自己的滑竿儿旁边晒太阳。当时整个蜀都人心惶惶，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谣传，说是共军要打过来了，满城有钱有势的人，都在想方设法逃离这个城市。

　　一个漂亮时髦的穿旗袍年轻女人，在周围看了一转以后，来到他们面前：“喂，小伙子，走不走哦？出城！越远越好！最好到山里去！”

　　“窑子坝去不去嘛，有八九十里哦？”

　　“要得！你们两个人，一共一个大洋，总够了嘛？”

　　大伯简直高兴惨了，用大洋给滑竿儿钱还是头一回，而且给这么多，其实连半个银元也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价钱了。这二年金圆券银元券已经把人整疯了，早上一斤米的钱下午就只够买一匣火柴了。

　　他们出九眼桥、太和场、蜀阳、再转东过倒石桥、平安，再走二十多里，就是丹景山脚下的窑子坝了，全程有八十多华里。

　　一路上大伯就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她摆龙门阵，没多久两人就熟识起来，就大概弄清了这位漂亮女人的经历。

　　这个女人姓钟，二十七八岁，是川军刘文辉的“双枪”（一杆步枪，一杆烟枪）队伍里一个上校团长的姨太太，原来常驻武侯祠二十四军司令部。传说共军快打过来了，队伍开拔，要到雅安甚至还说更远的地方“布防”，团长对姨太太说：“赶紧跑吧，越远越好，回老家去找一个老实人过日子吧！我恐怕是回不来了！”团长留给姨太太三千个大洋，就随队伍走了。

　　他们到窑子坝天已经快黑了，一个银元的工钱给了，这位在窑子坝引起巨大轰动的漂亮女人，先是要大伯带她去找好旅馆，然后就非常果断地对大伯说：

　　“老弟，我看你是一个好人，而且知人识趣，如果没得婆娘，那我跟你过，要得不？”

　　这个钟姨太就不由分说拉着大伯，在窑子坝街上给他买了一身的高档衣裤，让他在小旅馆好好地上下洗得干干净净，换了衣服；俩人就睡在一起了。

　　但是，大伯他妈坚决反对大伯和钟姨太结合，把他们赶了出来。

　　于是他俩爬山到了龙神埂，这是简阳、仁寿和蜀阳的交界处，一个不足百米的幺店子，但因为是奔滩匠的必经之地，还是有些人气。大伯买来一个鸡公车，推着钟姨太到简阳，停了下来，看看情况再决定去留。

　　最后他们还是觉得，在简阳这么住下去也不是长法，既然共军没打过来，那么还是回蜀都去，那里他们都很熟悉，总要弄个事儿来做，不然会坐吃山空的。

　　大伯用鸡公车推着钟姨太，一路从龙泉驿回到蜀都，在府河边的城边街租了一间很不显眼的垮杆儿（破烂）房子住下来。这是大伯十来年奔滩淘来的明智选择：尽管这里治安状况不好，但大伯长期在蜀都奔滩，对这种地方相当熟悉。觉得像钟姨太这种身上带着一笔巨款的女人，兵荒马乱，住在这里反而比住在像商业街、实业街之类的富人区，要安全把稳得多。

　　1949年下半年，不断传来共军进军四川，快要打到蜀都。大伯曾经多次推着鸡公车到远郊的乡村去贩运大米等粮食，到蜀都来沿街卖，很赚了些钱；后来共军快进城时，不少达官贵人逃离蜀都，房产价格断崖式暴跌，大伯却冒险抄底，买进了不少位于少城里将军街的大量商业地产。

　　1950年以后，政府号召“抗美援朝”、发展经济的那几年，大伯在这几年赚钱之后，还陆续吃进一些铺面。

　　（评论）这一段故事的漏洞不少，最大的漏洞是：三千个大洋重量约72公斤，因此钟姨太是不可能在随身小包里携带的。而乱世中银票似乎也不通用了。因此，如果钟姨太真的带着这么多大洋，那么至少身边应该跟着两个挑夫；或者是随身携带着少部分大洋与黄金，总价值三千大洋。而一九四九年的三千大洋，价值约为一百两黄金，一百两黄金总重量约为三公斤。

　　对这段故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反正大伯在一九四九年确实是得了一笔外财。

 

　　　　　四、不该你的也保不住！

　　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我父亲领着一家人逃离到了蜀都。

　　大伯很热情地收留了我们一家，让我父亲帮他看铺子，又介绍我母亲去裕华纱厂的老板家做了保姆。

　　后来又介绍我父亲去蜀阳二中当炊哥，二十七块钱一月，当年也就是不错的工资了。我们全家在蜀阳二中对面的盐店巷子，租了一间不大的房子，就安顿下来了，

　　当时社会经济正在恢复之中，加之刘少奇多次讲话，鼓励大家做“红色资本家”，所以大伯前些年冒险买进的铺面，每年都有大把大把的银子进账。

不久，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浪潮来了，这几年一起在会府喝茶和看戏的那些大老板儿，除了几个还在死挺以外，绝大多数都把自己的工厂或公司拿去公私合营了。就连那些不大的小食店儿、裁缝铺、白铁铺之类的小摊儿，也都在轰轰烈烈地“合作化”了。

　　大伯十多岁就跟着大人们出去奔滩了。所以全部的见识、经验和智慧，都来自奔滩的动荡生活，那种独当一面和绝处逢生的能力，不是一般人能够有的。

　　到这时，大伯才想通我父亲几个月前为啥子宁愿去中学做炊哥，也不想在自己的炒货铺子里干了，于是从心里佩服老弟的眼光。看来政府的章法真是彻底变了，这好日子是到头了。

　　大伯心想，别人的工厂公司可以公私合营，自己那么多的房子，肯定是不可能搞啥子公私合营的，啷个整喃？算球，捡来的娃儿当球踢，该你的就是你的，不该你的也保不住！总之，必须立马把这些麻烦事给处理了，否则不仅保不住房子，恐怕更多的祸事还在后面。

　　于是大伯就悄悄来到街道工作组，找到工作组组长——一个年轻的穿军装的转哥小李，很是“高兴”又决断地把自己将军街所有的房产，都捐给政府，支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没得房租吃了，还得找个踏实事情做起走，不然这日子啷个混得下去喃？

　　大伯每天到处喝茶和逛逛，有了自己的结论，就是合作化也不是“一板水扎死”（一刀切），也有一些落后分子没有“合作化”，而是坚持做自己的“生意”，政府好像也没有赶尽杀绝的意思。

　　于是大伯的炒货生意又开张了，只不过铺子从将军街搬到了西大街。这是捐房时为自己留下的唯一房子。楼下做买卖楼上住人。一连三的铺面，只开了一间，其它两间上了铺板，也没有再雇帮工。

　　在四清运动里，大伯被当做阶级斗争的漏网之鱼，铺面房连同楼上的住房，都被政府没收了；二是那个当初的钟大婶和他拉豁（分手）走了，不知去向。

　　后来才晓得钟大婶，最先是在北校场那边窑子里的“姑娘儿”，被老鸨下了药就再也不能生孩子了。是那一转头的红牌姑娘儿，后来才被刘文辉队伍里的团长赎了身，就做了他的姨太太，再后来才倒贴三千大洋跟了大伯。

　　（评论）大伯夫妻分手显然不完全是钟大婶不生养的缘故。应该是1963年以后每下愈况的生存环境，使得周边人等知根知底的她，难以再呆下去了。比如当年数次将城市无工作人员迁移下乡的运动，等等。

 

　　　　　五、文革中的大伯一家

　　奔滩匠有句老话：“没得房子吗，就去跍（ku,阳平，蹲的意思）桥洞嘛！”

　　1965年西大街的房子被政府没收之后，大伯就很有一段时间是在这些桥洞里度过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到处都有宣传专栏和标语，给他提供了一个糊口的机会。每天夜里和凌晨四五点钟，就顺着蜀都的大街小巷一路义务清除这些标语和专栏，有时能碰到铁皮啊钢管啊之类，也顺手牵羊地捡去和废纸一块儿，弄到城边的废品收购站去卖了。废纸三分钱一斤，废铁八分钱一斤，好的能卖一毛；运气好的话，一天能挣七八毛甚至一块钱，孬（pie,差的意思）的时候也能赚到四五毛钱。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大伯捡废纸的形势大好，日子也有不少的改善。

　　大伯在捡回的废品里，挑出可能用到的一切东西，木棍啊竹竿啊纸箱啊塑料布啊；免不了还在月黑风高之时，从别人单位的工地上或是其它地方，顺手牵羊地捡些长短不一的木料，搬到城边农村僻静的竹林深处藏起来。这些“建筑材料”准备得差不多了，才在西门外金沙桥街半边街一侧的空地上，修起了一座世界唯一的用了上百种材料的窝棚，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十几平方米的“房子”了。

　　因为对周围居民尤其是居委会主任王太婆家，大伯都帮过不少像抬个家具啊搬个蜂窝煤之类的小忙，所以他选中这条半边街的对面路边来违章搭建的时候，没有人反对。于是也就在这儿扎下根来。

　　大伯没读过一天书，不过天资聪颖口齿伶俐，我想其实他极有艺术天赋。那些他看过的川戏也都一出一出地再现出来，里面的唱腔也就自然而然地唱了出来，他这才发觉其实自己唱得很不错，还能够把那些大牌的味道模仿得很有几分来。

　　正因为这样随时随地哼哼几句，他收废品的时候认识了做了牛鬼蛇神的川戏小旦儿大牌儿李雪仙，还有在日杂公司当出纳的王姓“小妹儿”。她俩经常晚上没事的时候到他的“家里”来耍，用砂锅熬稀饭吃，还带来好些吃的东西。

　　后来，王姓“小妹儿”的确带着自己的孩子住到了他的窝棚里来，成了我的王大婶儿。第二年就生了德娃，不到四年，又生了明娃儿，这生活的压力就骤然大了起来。废品也渐渐不好捡了，因为捡废品的人越来越多了。

　　1975年我插队落户，当年分到五千来斤红苕，于是给大伯家送去一千多斤。以后每年都要送上千斤红苕给他家，直到1978年初我上大学为止。对于他们家那段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这些红苕解决了大问题。

　　关于这位王大婶儿，除了晓得她在日杂公司上班以外，她的前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她为什么会背着女儿来和大伯扇盒盒儿（耍朋友），为啥子能够看得上大伯，一没得工作，二没得钱，连个栖身的小房子都没有，而她是日杂公司的出纳，这在当年可以叫做天壤之别了。对我来说，至今也是一个谜！

　　（评论）大伯、王大婶儿和川戏小旦儿李雪仙，活脱就是一群“文艺青年”。文艺青年天生就有一种“吉卜赛”的基因，难以以常人的眼光去衡量。而在那一切“板结”的时代，一群“文艺青年”能聚首在一起相濡以沫，也算是缘分了。

 

　　　　　六、文革后大伯家否极泰来

　　到1976年，四十多岁的大伯帮一家厂里收拾不用的木工房，看到了一整套的木工工具，想都没想就带回了自己屋里。于是有人的桌子板凳儿坏了，他就帮人修一修。每次给人修家具，他都要先琢磨一番，所以修一样就会一样，一年多就把当年流行的四十八条腿儿——整套的家具，都自学成才地学会了。

　　后来他帮战旗歌舞团一个演员家打整套的家具，等全套家具五十多条腿儿都做完。马上就被下家叫去做了。就这样从歌舞团，一直做到蜀都军区和省委省革委，钱也挣得不少，

　　我表示非常佩服他的聪明，大伯却摇摇头，淡淡地说：“其实，没得啥子的，只要你肯动脑筋勤动手，这些都是眼见的活路！”

　　1979年，大伯的日子也逐渐好起来。大女儿莉莉从插队落户的金堂回城，在她母亲所在日杂公司下属的青羊宫日杂经营部上班；德娃儿和明娃儿读初中，幺儿双娃儿也上五年级了。过去落难的那些大官儿小官儿，一拨一拨地平反昭雪。右派也平反了，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也改正了。还有像蚂蚁儿搬家一样多的老百姓到蜀都和北京去上访，要求“落实正策”。

　　大伯觉得自己西大街的那三间铺面也应该落实回来。于是也加入了上访的队伍。罗唣（折腾）了好几个月，材料递了十几份儿，都没得一点儿动静。

　　大伯在茶铺里听了一肚子的各种各样上访的龙门阵，想清楚了，得找关系，军属烈属当不到人熟。

　　于是大伯找到过去做过家具的一个主人家马大姐，她男人在省委工作。结果是第八天区城建局就让他去办理有关手续，大伯西大街的铺面，连同楼上都一起拿回来了，

　　当时，大批知青像蝗虫一样回到城里，绝大多数都窝在家里等着安排工作。总而言之，知青成了整个社会的痛，特别是各级政府身上的剧痛。

　　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回城知青自主创业，专门开辟了蜀都最热闹的商圈春熙路周边，以青年路为中心的好几条街道作为跳蚤市场，给知青们创业。

　　大伯终于等来了好时光，又开始整老行当，开炒货店。

　　1981年，六十岁的大伯被选为西城区个协的主席。大伯对我说：

　　“这个主席——好当！其实你忙来忙去能整几个钱，政府还不清楚？他不整你也就罢了，他要你拿出几个来，你懂不起就不行，是不是？现在做生意，你不偷点儿税，能赚钱吗？你要懂得起。所以区里个协在工商局开会，只要领导不管是工商还是税务，说到过税这个字，要我说我就是两个字‘补税’，这不就对了，是不是？理由——就是记性不好搞忘了报噻！其实只要你懂得起，出点儿血，给了人家当官的面子，这就要得了嘛！每次我报补了税，其它的人也就跟着补，你想这政府高兴了，不是啥子都巴适了，对不对？”

　　当时我就想，这大伯真是田螺熬成精了。

　　后来明娃儿继承了炒货生意，德娃儿、双娃儿两个开起了规模很大的装修公司，莉莉后来也下海经商做起了日杂批发。

　　总之，大伯一家都属于两个年代里最早富起来的那一群人。

 

　　（评论）若以五零~八零年的时段看，或许从西门一夫父亲决定罄身离开家乡、加入学校的那一刻起，整个家族的命运就开始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因为农村地主子弟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年分走那些家产的人们，可以说是西门一夫家族的“功臣”了！

　　而同样离开家乡的西门一夫伯父一族，由于坚持了“奔滩”的传统，因此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精彩但可能更加艰难。

　　这或许就是西门一夫将两个家族五零~八零年的命运史发上博客的用意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