炊之薪（丁鸿慈）

王玉华

　　我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与年轻的共和国共同度过了七十个春秋。七十年来，国家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屈地前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个人的家庭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正在走向电气化、智能化。单就炊事而言，颇令人感慨良多。

古人将“饮之以雨，炊之以薪”当作一种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引以为傲。有道是：“举炊烹饮日月间”，何其雅也！岂知那种“炊无薪，汲无水”的日子何其难捱。特别是举炊乏薪，那是一种何等的无奈！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还在读小学时，便领略到燃料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随着我三哥参军，姐姐出嫁，家中没了壮劳力。父母年事已高，无法荷担。去煤炭店买煤球，便自然落到了我身上。星期天，我便在“死党”同学的协助下，用两只水桶，从几里外的煤球店，往家挑煤。十五斤煤球，十分沉重。我和同学两人换肩挑，挑挑歇歇，总算让家里“举炊有薪”。这也算是我正儿八经地从事家务劳动的开始。



　　到了1968年秋，我从省城南京，赴洪泽县白马湖畔插队。那时的苏北平原，人多地少，我们生产队人均一亩多地。稻麦两季，粮食产量不高，年产量八百斤左右。相应的，秸秆也矮小稀疏，每户分得的柴草也相应较少。每到春天，必有春荒。不单是粮荒，还有草荒。那时冬天的农村，光秃秃，真所谓“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枯枝败叶不见踪影，连河畔上、田埂上的草根都被刨出，晒干，当作了烧草。



　　难怪前几年，我在整理老岳父的遗物时，发现他保存的书籍、文件里，有一本乡公所军粮征集明细帐册，里面记载着一九四八年根据地支援淮海战役，淮宝县胡桥区复盛乡支前征集的，不仅有军粮，还有军草。油印手写的收据存根，登记了各家各户缴纳的粮草数量。想想也是：古代作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草可能是马料，也可能是烧草。现在军粮有了，总不能吃生麦子、生米吧！总得煮熟了吃！当年的淮海平原，冬天寻找柴禾谈何容易!过后还听岳母讲过：当年作为区财粮助理兼公安助理的岳父，组织民兵用船队押送军粮、军草经浔河、白马湖、大运河往淮阴兵战运送粮草遇险的故事。



　　刚下乡时，虽说生产队对我们知青很是照顾，缺柴禾，就去公场上的大草堆上扯。但扯多了，社员们也会有意见。我们也知道尽量节约，省着用。但是遇到雨雪天，草堆淋湿了，那就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而是“难为无薪之炊”了！甚至铺床的稻草垫子，也得掀掉填灶膛！实在没柴禾了，那就得挨饿。冬春季的阴雨天，冷水洗脸、洗脚是常事！以至于让我们养成了平时习惯于关注树上的鸟窝。总是思忖着，哪棵树上的鸟窝大，拆下来的树枝，能够烧几顿饭的。直至现在，乘长途汽车外出，还会关注道路两旁大树上的鸟窝。似乎已患上了“柴草强迫症”了！



　　为了解决烧草的问题，冬季来临，白马湖滩的芦柴，划分给各生产大队收割。我们生产队自然也会分配到一片湖滩。为了那能生火的芦柴，那年冬天，我们十几个男劳力，带了几笆斗粮食、一口大锅，分乘几条水泥船，去湖滩砍芦柴。冬天的夜晚，就睡在湖堤上临时用芦柴搭成的“人字型”窝棚里。冻得睡不着，就透过芦柴的缝隙，或细数天空的星星，或侧耳聆听堤下湖水拍岸的涛声……



　　七零年的夏末，我被县里推荐参加地区中学师资培训班，赴淮安师范学习半年。期间，曾去灌云县农村搞社会调查。当年，《人民日报》曾报道该县吴南生产队推广“节柴灶”，称：一斤草能烧开十斤水。我十分感兴趣，将其作为选题。用一周时间，深入农家灶间，观察灶膛形状、烟火走向，评估热能利用率，以便弄通原理，据此撰写调查报告。

七一年春，培训班结业，我从此离开了生产队，做了编制内初中代课教师，吃起了学校食堂。因为联办初中规模小，师生少，星期天、节假日食堂不开火，就得自己想法解决。我就从南京买了一个煤油炉子带过去。因为煤油凭票供应，我们是农村户口，不供应煤油。就是去镇上的供销社买柴油，或去生产队讨点柴油。柴油燃烧起来会在灯芯上结炭球，十分耗费灯芯，而且需经常清理，每每弄得满手油污，狼狈不堪。后改用电炉，一千八百瓦，偷偷地用。我用、你用、大家用，线路就不堪负荷，经常跳闸。为此，我就买了保险丝、测电笔当起了“业余电工”。一遇断电，我就扛着木梯，到处查找被熔断的户外保险丝。为此还曾经遇过险。后学校当局禁用电炉，没法，我就只好又回到了“黔首”时代。



　　一年后，我调到镇上，任初中语文教师。学校食堂伙食价廉物美，很是自在了几年。结婚生子后，吃食堂就不是那么方便了，得自己起火。可煤炭凭票证供应。我是农村户口，岂有那种待遇！后经我一南京下放到县物质局的亲戚帮忙，买了几百斤煤炭，解决了“燃煤”之急。我从邻居老师家里借了制作蜂窝煤的工具，自己兑了黄泥和水，做了许多煤饼。由于泥的配比没掌握好，泥多了，火不旺，烧不透，换炭时易粘连；泥少了不经烧，在换炭时易散碎。往往要重新敲碎返工，烦不胜烦。由于生煤炉需木柴点燃，因缺少引火的木柴头，我们往往去邻居家，用一块新炭去换一块正燃烧着的炭。那天逢妻子生子满月，听老辈人讲：满月当天，产妇需吃六顿饭。我早上去学校值班室，用新炭换回一块燃烧着的旧炭，放到煤炉里，上面再放上两块新炭，让它把新炭烧着。可是不久就熄灭了，于是重新去办公室换。如此三番，也未将我家的煤炉点燃。值班的女老师觉得奇怪，便到我家察看。原来，我没将炉膛底放一块死炭，直接将烧着的炭放在底层，上面摆了两块新炭，不能产生吸风作用，因此新炭就是点不着火。经她这么一点拨，我才知道换炭的窍门。直到中午我和妻子才吃到早饭，别说什么满月当天，产妇要吃六顿了。亏待了妻子，让我终身引为憾事。



　　大学毕业，工作几年后，市里规定副科级以上干部可以供应瓶装液化气。那真是天大的喜事！再也不用烧煤球炉了，每隔半月换一次气就可以了，尽管把煤气罐扛上四楼不容易。好景不长，到了冬天，十公斤装的液化气剩下的两三公斤，火头太小，需用力晃动钢瓶。到最后还不容易点着。需用开水烫钢瓶，才能点着火。如此一来，需先储存开水，防止到时点不着火。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烫热钢瓶先烧开水，烧好开水再准备烫钢瓶。

扛钢瓶爬楼，对年轻人来说，没问题。对老年人来说，就困难了。学院里有一对老教授，就因为没人扛钢瓶，欲让即将人民大学毕业的独子回淮就业。我知道后，连忙劝阻，我允诺：以后换煤气由我负责。于是，他们的儿子留京，成了《工人日报》的记者。遗憾的是，九十年代初，我调入市级机关，搬离学院，无法兑现诺言。又一次引为憾事。



　　好在本世纪初，市里换装液化气管道，那是太方便了，再也不用扛罐爬楼了。再后来，改烧西部输送过来的石油天然气。那是不但方便，而且省钱。我们总算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了！

去年逢插队五十周年之际，南京同学集体返回第二故乡探亲，走村窜户。人们惊异地发现：农村人也用上了液化气灶和自来水。县镇规定稻草、麦秸严禁燃烧、严禁抛下河塘。只准用机械打成捆，卖给生物质发电厂。镇村实行专人督查，国家施行卫星监控。一旦发现着火点，立即通报，予以处罚。这对我们这些当年饱受“举炊乏薪”之苦的知青来说，简直是恍如隔世！我们惊叹于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农村、农民的巨大变化和进步！



二0二五年五月十四日录制

注: 本文作者丁鸿慈，南京市人。1968年高中毕业后，作为知青，到淮安市属下的洪泽县岔河公社插队，并在那儿成家。1977年高考恢复，考取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元月毕业，分配在淮阴教育学院。后在淮安市教育局领导岗位上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