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響箭】​​​​必须背水一战

鍄 艦

一、1949年12月22日晚，莫斯科

斯大林七十大寿招待会正在举办，毛泽东气呼呼地参加，一点好脸色也没有。

毛泽东是带着重新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谈定中苏援助这两个任务来的，但他一路上心情特别郁闷，不仅是因为看到高岗请人给斯大林画了好多大幅肖像，更重要的是，他明显感觉斯大林会故意拖延谈判。

果然，斯大林只字未提这两件事。

毛泽东气得几天闭门不出，柯瓦廖夫来找他，他拍着桌子大骂苏联人是王八蛋，说他的任务只有三条：“一是吃饭，二是睡觉，三是拉屎”。

外界看到毛泽东都跨年了还没回北京，也没有出席苏联的任何公开活动，传言纷纷，说中国领导人该不会是被斯大林软禁了吧。

一直到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飞往莫斯科救场，才打破了谈判僵局。

谈了20多天后，中苏双方才在2月14日签订了新条约和贷款协议。

为什么这次谈判会搞成这个样子呢？主要是斯大林不愿意白给，要技术要军援可以，给钱。

可是当时我们的外汇储备只有1.57亿美元，根本拿不出钱去买苏联的先进技术，所以毛主席才会遭到冷遇。

没钱？行啊，那就用矿产来抵吧。

苏方要求将中国不再使用的钨、锑、铅、锡全部剩余供给苏联，期限14年。

另外还要我们给援助中国的苏联专家开出2000—4000卢布的高工资，相当于当时他们在苏联工资的3—7倍，毛主席工资的3—6倍。

即便周总理反复沟通，人家就一句话，你爱要不要。

斯大林还在汇率上耍了个小心机。

毛主席前脚刚离开莫斯科，苏联后脚就提高卢布汇率，这样算下来，我们贷款还没到手，就凭空损失了3.9亿卢布！

然后我们也提高人民币汇率，最后葛罗米柯被我们催急了，未经请示就拍板，答应1卢布兑6754元人民币（按第一套人民币价格计算，对我们有利）。

这下，斯大林再不满意，也不好说什么了，不过可怜的葛罗米柯也因为这个决定，被贬去当驻英大使了。

中苏援助谈判持续了前后四年，苏联领导人都换成了赫鲁晓夫，还在谈。

期间，抗美援朝打响，志愿军以百万血肉之躯扛住了朝鲜战场，才迫使苏联在援助谈判上作出让步。

而让步的结果，就是苏联终于同意，提供给我们总价值30多亿卢布的援助。

由于这批援助一共有156个项目（实际完成150项），所以被叫做“156项重点项目”。

今天的鞍钢，武钢，大连造船厂，沈飞，一汽等工业扛把子，都是从这个重工业摇篮里一路走来的。

但是，这些援助不是免费的，而是中国用抗美援朝战场的牺牲，以及16万吨钨精矿、11万吨锡、3.5万吨钼精矿、3万吨锑、9万吨橡胶，大量粮食、其它物资，外加部分外汇换来的。

1950年，新中国刚从废墟里爬起来，掸掉身上的灰尘，一百年来第一次站着看世界，却发现我们和当时的工业强国有着令人绝望的差距。

当时中国进出口总额11亿美元，占世界比重的0.9%，是美国的百分之五，印度的一半，出口商品中80%以上是初级产品。

中国的原油产量、钢产量、发电量、煤产量，分别是美国的万分之五（12万吨）、千分之二（15万吨）、百分之一（43亿度）、百分之七（3000万吨）。

因为底子差，兜里没钱，还要烧钱引进技术，所以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基本上是挣多少花多少，有时挣的还没花的多，到了1978年，我们的外汇储备还停留在1.67亿美元，如果算上通货膨胀，其实还减少了。

从上面的故事可知，外汇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经济，甚至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命运。

既然外汇如此重要，那么到底什么是外汇呢？

外汇其实就是外国的货币，可以是美元、欧元、日元、卢布……外汇的用处很多，去外国旅游，和外国做生意，还外债，投资海外资产，稳定自己的货币汇率等等，只要和外国打交道，就要用到外汇。

每个国家都担心别的国家滥发纸币，所以一般不会直接收别国的纸币。

当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元又挂钩了黄金，信用最好、流通性最高，所以大家都用美元结算，因此这一时期，外汇基本等于美元。

而外汇储备，就是一个国家压箱底的救命钱。

1997年泰铢崩盘、2022年斯里兰卡破产，都是因为外汇储备见底。

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赚外汇？

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只要贸易顺差才能赚外汇，但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想要赚外汇，基本都是靠这三板斧：疯狂出口赚顺差，引进外商搞投资，开放金融市场让热钱涌入。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们的选项只有第一项。

当时，我们也兴致勃勃地想和西方国家做生意，但由于19149年就被拉进了“巴统”黑名单，实行了严格的禁运和制裁，要赚点外汇实在太难了。

二、1950年，我们故事的主角都还很年轻

第一位出场的是对中国船舶出口产生关键影响的人物——柴树藩，他刚到不惑之年，是未来的六机部部长（这个部门专门负责造船）。

柴树藩本来是个超级学霸，1933年同时被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录取，但因为家里穷得没米下锅了，他冲着免学杂费和工作好找去读了税务专门学校，毕业后进入天津海关，成了令人羡慕的公务员。

柴树藩本来只想安稳生活，但还没高兴两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天津海关落到了日本人手中。

他实在忍不了给日本人打工，1938年收拾行囊去了延安。

柴树藩在延安简直是妥妥的高学历稀缺型人才啊！

于是组织重点培养，安排他做经济政策研究，之后一路提拔，1948年担任东北工业计划部计划处处长，受陈云直接领导。

由于柴树藩非常熟悉工业和经济工作，他两次被选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随周总理出访苏联，回国后又负责落实156项工程。

1951年，一个叫朱镕基的工科生刚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柴树藩麾下，柴树藩对这个脾气耿直的小伙关照有加。

不过，这个时候，柴树藩和朱镕基还没有开始影响中国外汇，我们先让他们休息一下，让新中国外贸事业的拓荒者卢绪章亮个相。

卢绪章和柴树藩同龄，他当时被周总理点名当中国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正觉得无比委屈。

中国进出口公司明明是个大肥差，今天的中化、中粮、中国五矿等众多贸易型央企，都是从这家公司脱胎而来的。

卢绪章委屈啥呢？因为他真的，不想再当什么经理啦、老板啦！

卢绪章出生在宁波一个小商人家庭，“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年，22岁的卢绪章就和几个好哥们儿凑了150法币，在上海开了一个小公司，后来叫广大华行。

那时他只想经商救国，哪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特工。

1937年，热血爱国青年卢绪章秘密入党。

1940年，周恩来准备给根据地开个“小号”，负责突破经济封锁，秘密运输战略物资，于是挑中了卢绪章的广大华行。

之后，受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卢绪章，以广大华行总经理的身份打入国民党高层，一步步混成国民党少将参议陈果夫的大红人，通过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倒卖黄金银元给根据地输血……（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主角原型就是卢绪章）

卢绪章当特工时每天神经紧绷，被好兄弟骂叛徒，被老婆骂大骗子，多次申请想回延安。

解放后，他把全部身家交给国家时，总算觉得轻松了，但现在居然又变成卢经理了！

委屈归委屈，工作还是要干。

卢绪章有个妹夫，也是宁波人，名叫包玉刚，他在以后对中国船舶出口产生了重要影响。

解放前夕，卢绪章故意把包玉刚“赶”到了香港，临走前，他偷偷给包玉刚留下一沓钱，不过要等到三十年后，他才会发现这笔“风投”给中国带来多么大的收益。

然后，卢绪章将广大华行和陈云创建的联和行合并，在香港组建为华润公司，继续走灰色路线。

抗美援朝期间，美国和台湾用军舰死守关键港口，可就是发现不对劲，咋封不死中国的运输线呢？

其实，是卢绪章指挥华润公司，把2.3亿被冻结的美元物资和外汇抢运回国的。

划重点，直到改革开放前，华润公司一直是中国外贸部的小号！

当时我们被整个西方世界脱钩，但其实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国家，还是很想悄咪咪和我们做生意的。

于是，华润公司的商船打扮成外国轮船，挂着外国国旗，带着我们的大米、猪鬃、各种土特产，跑遍了大半个地球，和别人砍价，给中国赚外汇，买禁运设备。

参加反禁运战线的华润员工周秉鈇

如果此时卢绪章只是有点委屈，那么最后一位主角，即最早一批带着外资来中国发展制造业的商界人物——日本八幡制铁所高管稻山嘉宽，他的心情，可以说一落千丈。

八幡制铁所是日本最好的钢厂，它是今天全球第四大钢厂——日本制铁的前身。

稻山嘉宽非常渴望得到中国的煤矿和铁矿，但由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制裁新中国，中日钢铁贸易多次中断，稻山嘉宽也一直等了二十多年。

三、时间来到1958年到1965年，我们的贸易总额在30至45亿美元之间打转转，中途一度跌到了26亿，外汇只够周转半个月。

为什么这个时期会特别困难？

当时，美国和苏联都摆出一副要揍我们的样子，贸易被完全封锁。

虽然日本和西欧的部分商界人士愿意绕开“巴统”和我们做生意，但我们依然没钱引进技术，因为我们是真没外汇了，一滴都没有了。

和苏联闹掰后，我们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一边要还苏联贷款和其它外债，1958到1965年一共还了38亿美元；

一边还要买粮赈灾，说多了都是泪。

再次强调，外汇储备在友谊小船翻了的时候尤其重要啊。

1961至1965年，我们每年进口小麦500万吨以上，光是买粮就要花5亿美元，约占当时外汇总额的四分之一，进口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关键是我们还不能大张旗鼓地买，只能悄咪咪地买。

如果外界知道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缺粮，一定会趁机涨价，到时候遭殃的不仅是我们，还有很多穷国。

还好华润公司副总经理何家霖想了个办法，给人家说我们要调剂品种，这样一吨大米可以换回两吨小麦，既能省外汇，又不会引起动静。

当时澳大利亚粮食滞销，很愉快就答应了，签了个长单，之后又和加拿大签了长单。

因为这件事办得漂亮，华润负责人巢永森等人去北京汇报时，李先念副总理还特地请他们吃了两只烤鸭。

还有一个小细节，华润从加拿大进口面粉时，为了省下每顿23先令的面袋钱，提出从第二批开始，用我国自己的面袋来装面粉（真的在努力省外汇啊）。

这时候卢绪章当上了外贸部副部长，不委屈了。

他在1956年安排华润创办了第一届广交会，继续满世界签订单，到60年代中期，我们已经和125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

那几年，由于外汇都用来买粮和还债了，我们自然也就没钱去升级装备，成套设备和技术进口从1960年的30亿美元一路暴跌到1965年的3.5亿，各种工业都被卡脖子了。

这个时期很多项目举足不前，六机部连核潜艇项目都停了，而且由于我们造不出先进的船用柴油机，一堆船壳子只能静静地躺在船坞，很多船只都生锈发霉了。

六机部一直在申请引进瑞士苏尔寿柴油机，只需要12万美元，好不容易获得批准，在1958年签订了协议，但因为种种因素又搁置了20年，中国造船工业也因此停滞了20年。

看到了吗？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外汇，连一个12万美元的柴油机都要反复纠结。

知道你们越看越气，但最困难的一页，马上就要翻篇了。

时间来到70年代，被卢绪章赶到香港的包玉刚，开始飞黄腾达。

包玉刚50年代中期刚开始涉足航运业就碰到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从中大赚了一笔运费钱。

后来日本为了刺激造船出口，规定船东首付20%的钱就可以把船买走，剩下的80%都可以低息贷款，这又让包玉刚找到了赚钱机会。

于是他加入英国国籍，在汇丰银行便宜行事，贷了一笔钱充当买船的首付，最后把船回租给日本商社，吃到了日本海外贸易黄金期的红利，然后又用赚到的钱去还贷。

到了70年代，包玉刚已经成为国际航运巨头了。

虽然包玉刚很风光，但他还是在等待母国的召唤——他想回老家宁波看看。

相比包玉刚，卢绪章、柴树藩、朱镕基这个时期就比较郁闷了，他们无一例外，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不过马上就轮到他们登场了。

四、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中国开始疯狂和西方国家建交，我们的故事主角也迎来了命运的转机。

一直想和中国做钢铁生意的稻山嘉宽，等了20多年，终于等来了1972年中日建交。

复交前，稻山嘉宽欢快地带着商界人士访问了中国。

次年，中国和新日铁、川崎制铁签订合作协议。

不幸的是，第一次中东石油危机爆发了。

川崎制铁考虑到油价上涨不划算，瞬间悔约，新日铁董事会说，咱们也悔约吧！

稻山嘉宽回怼：从战前到战后，中国向日本提供了铁矿石、煤炭等重要原料，日本钢铁业才有了今天的繁荣，现在正是回报的时候。

也许他此刻的内心戏是：老子不想再等二十年了！

他没想到，这次的仗义不仅帮了中国，也帮了新日铁和日本的大忙。

本来，日本会和欧洲一样，因为石油危机引发一场大衰退，但中国在关键时刻用石油拉了一把日本，将日本的经济繁荣又续命了十年。

得益于大庆油田的开发，中国原油产量猛增，1964年实现了石油自给，之后开始出口石油。

1973年，中国原油产量突破5000万吨时，全球石油价格上涨近300%。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泼天富贵”中，中国卖了大量石油给日本，1973—1974年石油出口量从180万吨增加到1000多万吨，直接带动了贸易额的爆发性增长。

我没有找到当年石油出口额的准确数据，但仅仅那一年，我们就多赚了24亿美元外汇（相当于之前一年的出口总额），外贸总额终于突破了100亿美元，卖石油果然太快乐了，我们对日本的石油出口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初。

而在1975年日本钢铁市场萎缩时，中国又向日本追加了400万吨钢材订货，当时日媒拼命夸中国就是讲义气！

因为卖石油，中国一下子有了几十亿外汇，快乐得跟个暴发户一样。

此时，正陷入技术困境的中国工厂，都眼神发光地看向这笔巨款。

鉴于当时我们已经和西方国家陆续建交，尤其是日本和欧洲，周恩来认为时机成熟，主持了自156项工程以来第二波技术引进浪潮，史称四三方案。

1972年4月，在干校的柴树藩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外贸部当副部长。

起因是时任外贸部部长向周总理汇报四三方案，半天说不清，周总理说：“我替你找一个说得清楚的人来”。

他回头问李先念：“柴树藩在哪里？”

于是，柴树藩就回到了岗位，负责四三方案制定和外商谈判。

在组织多次出国谈判和考察后，我们最终确定，在三五年内从日本、德国等西方国家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后来实际花了51亿。

由于我们有了丰富的石油原料，四三方案主要是搞化纤和化肥工业，解决大家的穿衣吃饭问题。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的棉花和化肥都严重依赖进口，每年要花10多亿美元进口化肥，自己生产能够省下好多外汇。

我们从石油中提取出“的确良”，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涤纶，这种布料色彩鲜艳，城乡的萌妹们就是在这个时期，穿上了粉的花的漂亮衣服，而在最后一个化纤项目运营后，布票也消失在中国历史上了。

四三方案是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肥料出口国和最大纺织品出口国的起跑线，也是4万多名石油工人和科技工作者拼了命换来的。

同志们，外汇是多么重要啊，如果没有外汇买来技术发展自己的工业，我们现在还在穿破棉袄，打补丁，喝西北风呢。

在改革开放的序幕拉开之前，让我们把镜头转回到包玉刚那边。

包玉刚已经开始考虑，想要为中国船舶打入世界市场做点事。

但在文革期间，包玉刚不知道内地啥情况，一直担心他的大哥卢绪章会不会出事，但又不敢主动联系，毕竟他是大资本家，卢绪章又当过特工……

1976年1月9日，包玉刚在《大公报》刊登的总理遗体告别名单上找啊找，终于找到了卢绪章的名字。

他和妻子相视，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他相信，他们很快就要回家了。

五、1978年12月15日，外贸部取消外商在中国投资的禁令，中国开始利用外资。

1977年，邓小平就叫来刚上任六机部部长的柴树藩，说：“造船工业应该打进国际市场。

我们造的船比日本便宜，我们的劳动力便宜，一定要竞争过日本”！

要求六机部多出口民船赚外汇，以民养军。

这下给柴树藩整懵了。

当时世界造船业还没有从1973年石油危机中缓过劲儿，日本、美国、韩国的船厂都找不到买家。

我们造船厂的船台都长草了，怎么突然就要单挑造船界扛把子日本了？

1977年12月7日，压力山大的柴树藩在日记中写下一段话：我今年已经67岁了，不知上苍还能再给我多少时间，为了完成小平同志的这个嘱托，只要一息尚存，吾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柴树藩的主持下，六机部重新引进了瑞士苏尔寿柴油机，聘来三菱重工的造船专家古贺繁一做技术指导，并陆续引进了价值15700余万美元的先进技术设备，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船舶生产制造体系。

关键是，订单哪儿找呢？

柴树藩灵机一动，觉得可以从香港突破。

他找到华润公司副总经理张先诚打听，张先诚说，去找包玉刚、包玉星兄弟啊，这俩兄弟红心向党。

有趣的是，当时虽然柴树藩和包玉刚想到一块儿去了，但大家都搞不清对方到底啥情况，都在试探。

柴树藩以前组织和西方国家谈判时，深深体会过他们对中国的傲慢态度。

当时包玉刚是世界船王之首，和里根、撒切尔、等来往密切，基辛格两次到港，都是住包玉刚家，柴树藩并不知道这种资本家好不好打交道。

不过，柴树藩得知包玉刚和卢绪章的关系后，开心到飞起。

他和卢绪章是外贸部的老同事（也一起蹲过干校），关系不错，两人一拍即合。

卢绪章决定从包玉星开始做工作，因为包玉星是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的死忠粉，于是他和廖承志先电联了包玉星，说明来意。

包玉星果然非常开心，当即决定把本来准备在日本定两艘2.7万吨散货船改为国内建造。

包玉刚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消息，立马试探性地向邓小平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夫人想见卢绪章夫人。

邓小平让廖承志复电：热情欢迎包玉刚先生夫妇一同赴北京探亲。

1980年，包玉刚终于踏上了母国的土地，而大连造船厂，拿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出口订单。

根据协议，大连造船厂要按国际先进标准完成订单限期交付。

那段时间，大连造船厂每天夜里灯火通明，在1981年9月准时交付“长城”号散货船，并完美通过了英国劳氏船级社的验收。

柴树藩总算完成了邓小平压给他的KPI，而中国船舶也从此开始出口赚外汇了。

同年，六机部改组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柴树藩任董事长。

包玉刚和柴树藩合资成立了改革开放后首家中外合资公司——国际联合船舶投资有限公司。

在中国船舶出口产业的发育期，包玉刚一直在下单，满世界给中国船舶做广告，还直接把撒切尔叫来给中国造的船命名。

各国船东紧随其后，纷纷找柴树藩谈合作。

包玉刚在中国造船界蹦跶，稻山嘉宽也想在中国钢铁界蹦跶。

1978年，稻山嘉宽再次率队来到中国，签下200亿美元的贸易协定，相当于当时中国一年的外贸总额。

按照协议，中国出口5000万吨原油和1000余吨煤，换来以君津制铁厂为模板的宝山钢铁总厂。

同年，朱镕基恢复党籍，被调往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

十年后，他对中国经济和外汇制度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

当历史的聚光灯打向华润公司时，它在忙碌中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

现在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地和国外做生意，不再需要开小号了，华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在华润转向房地产和零售业之前，它还有一些事要做。

由于广东率先开放，华润将和广东有关的商品、经销商队伍和商标交给广东，将客户网络共享给广东，将港商吸引到广东开办“三来一补”企业，比如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东莞太平手袋厂，就是华润介绍张子弥到东莞创办的。

1978—1990年，中国工业化的体系开始形成，手里的钱终于慢慢多了起来，外汇储备增加到1990年的110亿美元。

当1997年索罗斯欢快地洗劫完亚洲，并打算祸祸香港时，他并不知道，朱镕基为这一仗已经准备了四年。

1993年6月，已成为副总理的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决心进行一场深刻的改革。

1991年到1993年，我们的外汇储备始终在200亿美元左右徘徊，上不去，1993年还出现了119亿美元逆差。

最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后，外汇管理的放宽和双轨制的运行，导致大家都爱去倒卖外汇。

当时为了鼓励企业赚外汇，中央允许企业自留80%的外汇，可以调剂（倒卖），由于实行双轨制，官方价1美元只能换5块8人民币，黑市上却能换8块5毛！请问谁还想认真出口？炒外汇一夜暴富不香？

朱镕基瞅了一眼中国的外债率，已经接近百分之百，非常着急。

万一和谁打翻了友谊的小船，这点外汇储备顶毛线用。

1993年朱镕基一查央妈的账，发现上半年应收外汇282亿美元，实收外汇185亿美元，将近100亿美元外汇不翼而飞。

这些问题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只是双轨制下的沉疴宿疾。

早治疗早超生，朱镕基拿出杀手锏，推动了1994年汇改，实行汇率并轨，彻底打掉外汇黑市。

当时要推动汇改非常难。

首先是“官倒”集团极力反对，根据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回忆，为了阻碍改革，这些人进行了广泛的公关活动，宣传汇率并轨会引起巨大混乱，甚至导致人民币崩溃。

也有很多人确实悲观，觉得人民币肯定会跌到9块甚至10块，提出要改可以，但前提是出口很强大、外汇储备很充足、宏观调控很有经验，这种建议等同于“何不食肉糜”。

在极其强大的反对声中，朱镕基决定背水一战。

1993年7月，央妈开始抛售外汇储备，把汇率稳定在8.7左右，一直持续到1994年年初汇率并轨。

这次汇改，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一是从此以后中资企业赚来的外汇必须全部卖给银行，一分钱都不准留，银行再统一去外汇市场交易，然后财大气粗的央妈基本买走了全部外汇。

于是当年我们的外汇储备一下子就多了300多亿美元，大家一度怀疑是不是有诈（热钱流入）。

但从此之后，中国的外汇储备真的开始一路起飞。

由于人民币汇率一次性下调50%，相当于made in china打五折，配合给出口企业发钱（出口退税），中国出口如同打通了任督二脉，改革开放后最后一个逆差年，也定格在了1993年。

时间来到1996年，我们的外汇储备突破1000亿美元，开始变得不好惹了。

所以我之前才说，朱镕基为迎战索罗斯做空港币准备了四年。

下半年时，朱镕基已经知道索罗斯要对香港下手。

他在会上说，“一到明年7月，也许是6月30号，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联合起来，一下子把港元全抛出来，要换成美元拿走”。

他公开表示，中国内地有1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了稳定香港，我们保持了很大的流动性。

结果索罗斯不信旋儿，头铁而来、铩羽而归。

朱镕基在骂声中推进的各项改革，陆续显现成效。

1996年冬，他在北京看话剧《商鞅》时，潸然泪下。

在千禧年到来之前，我们故事中的大部分主角，都已陆续谢幕。

1987年，稻山嘉宽离世，宝钢一期工程已经建成。

如果这个倔老头知道多年以后宝钢会出师，并成为日铁的强大对手，不知道是会欣慰，还是后悔。

1991年，包玉刚离世。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中，邓小平会见他不下20次。

1984年宁波成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时，很多人都感到意外，其实，那是包玉刚向邓小平提议的。

包玉刚晚年除了帮助中国发展造船业，还和卢绪章一直忙着振兴宁波帮，并请来了邵逸夫、王宽成等港商帮助宁波发展。

1995年，卢绪章离世。

那一年，中国造船业首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造船国。

1997年2月，邓小平在北京病逝，他的骨灰撒入大海。

一年后，朱镕基成为国务院总理。

同月，柴树藩离世。

遵照他的遗愿，没有葬礼，没有墓碑，遗体供医学研究。

200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4700亿美元，爬到了世界第七，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上升到3.9%。

至此，中国用半个世纪的厚积薄发，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

2000年，工业制成品在我们出口中的占比已经达到90%以上。

一个更大的舞台，在向中国用力招手。

历史的交接棒，终于递到了朱镕基的手心里。

1999年11月14号，进行了13年的中国入世谈判，差点在最后的关键阶段谈崩。

时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斯珀林，气得对中方人员连说了六个“永远”：“你们的这个条件，永远、永远、永远……也加入不了世贸组织！”

然后，美方人员突然离开谈判桌，人间蒸发，说机票定了，明天就走。

但深夜，准确地说是第二天凌晨，他们又回来了。

那么，中间发生了什么呢？

中方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后来回忆，当时我们的谈判人员也都很气，说既然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还规定任何人都不能跟美方代表团打电话。

龙永图是个血气方刚的长沙汉子，在一次肉类谈判中，美方代表说你们国家的肉连狗都不吃（真实的谈判真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平和啦），他直接把对方请出了办公室。

虽然龙永图很冒火，但朱镕基知道后，要他把对方找回来。

朱镕基说，这样一场举世瞩目的谈判，即便是谈判失败了，也需要有一个交代，对媒体，对民众，对世界有一个交代。

于是，血气方刚的龙永图又气呼呼地找到美方代表团。

估计对方也觉得这样不对，双方约定15日凌晨四点，再做一次小范围谈判。

龙永图的谈判经验告诉他，有戏！

重大的妥协，往往都是在小范围内做出来的。

果然，凌晨四点，美方人员准时过来，直接拿出一个文本，说看看，没问题就签字吧。

当时还有最后七个问题没谈拢。

第二天，朱镕基来到谈判现场，也是气呼呼的，说你们这样很不礼貌！

然后让龙永图把七个问题写在纸条上给他，坐下开始谈。

美国人抛出前三个问题时，朱镕基都说，我同意。

龙永图着急了，不断向朱镕基递纸条，上面写着“国务院没授权”。

朱镕基也恼了，一拍桌子，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

到第四个问题时，朱镕基说，后面四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

五分钟后，美方同意。

八、历史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因为后面的四个问题，就包括了汽车贸易等关键领域 （虽然现在懂王又杀回来了）。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一切都按下了快进键。

随着中国这样一个大玩家进入游戏，沉寂已久的世界经济迎来了新的活力。

还记得我在开头说过的外汇三板斧吗？贸易顺差，外商投资，热钱。

2001年后，中国前两个指标都是狂飙状态，热钱也时不时会涌入。

中国经济像一只被解开封印的上古神兽，伸展了筋骨，开始一路狂奔。

中国只用了短短十几年，就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元美元，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2008年，中国直接放开外汇管制，但外汇储备还是刹不住车，2009年突破2万亿，2011年突破3万亿。

如果已经离开的故事主角们，还能看到今天的中国，那么：

柴树藩会看到，曾经的六机部，今天的中国船舶集团，位列世界500强第309名，订单总量排名世界第一，能造出以工业乙醇为动力的先进发动机。

包玉刚会看到，中国造船产能已经占全球半壁江山，全世界订单总量最大的船厂和全球最大的船东，都是中国公司。

卢绪章会看到，他用150块法币创办的广大华行，今天的华润集团，位列世界500强第72位。

中国不用再紧张兮兮地做生意，为了省下一个面袋的钱绞尽脑汁，中国商船可以光明正大地升起中国的国旗。

稻山嘉宽会看到，曾经的宝钢，今天的宝武，排列世界500强44位，成为全球第一大钢铁企业，产能碾压日韩欧，高端汽车板和硅钢片打得欧美钢厂嗷嗷叫。

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会看到，六代机飞过祖国上空，东风41丈量真理的射程，第三艘航母即将服役，台湾就快要回家。

现在，特朗普一意孤行地掀起关税战，对中国征收了100%以上的关税，还想先从中国的造船、航运、钢铁产业下黑手，打压中国的制造业。

我们在一穷二白、没有外援的日子里，都从来没有跪下。

现在我们有3.2万亿外汇，有全球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有全球第二大、第三大海外主权基金公司，有14亿人口支撑的超大规模市场，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和我们做生意，有什么理由跪下？

如果这次必须背水一战，那就背水一战。

我们会失去什么呢？

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本文摘自： 卢克文工作室

作 者： ​暴躁萌妹

​（原标题：​新中国外汇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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