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新诗形式的“双轨制”》：载于1996年4月15日《重庆日报》副刊

万龙生

【前言】2024·3·19我曾发布美篇，复述甘健安君的文章《三分诗坛 ——概说中国诗坛的非格律诗派、新格律诗派和旧格律诗派》。是从收藏的旧报刊中惊喜地发现1997年9月20日的《现代工人报》，其第三版《诗界一瞥》栏目刊登了这篇文章，作者甘健安。这也许是我们现今就中国诗坛上三种诗体并存状态做出“诗三国”判断的先声吧。鉴于27年前，那时“格律体新诗”的名称尚未通行，作者所言“新格律诗派”第三次高潮已经在现代派诗风冲击下呈现退潮的迹象，特别显得难能可贵。我在今年2月18日发布的美篇里曾经推出已故上海诗人费碟的《雏形的诗三国正成鼎立之势》（刊登于《海上诗刊》2019年第一期），距本文22年之久。观点完全一致，有兴趣的诗友可以对照参看。费文是受我们格律体新诗研究院成立鼓舞所写的。那么又是5年后，情势如何呢？应该说，我们这一“弱国”正在走向强盛的途中。
该文一开始就提出观点：“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新诗,历八十年,而今已形成非格律诗派和新格律诗派,与旧格律诗派鼎足三分之势,成为今日中国诗坛上的三大家族。”就不详述了。
可巧，检视收藏的旧报，又发现我的一篇短文《确立新诗形式的“双轨制”》，是在1996年4月15日《重庆日报》副刊《转型期文学漫谈》特辑中的一篇。署名“余见”，是我当时常用的笔名。
重庆日报发表这组短文的意图，见诸《编者按》：“重庆作家协会评论工作委员会成立时，各位委员放言纵论当今文学态势，展望新世纪文学前景，或着眼宏观格局，或关注文体走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议论风生。现特请部分委员将其发言大意见诸文字，以飨读者，并供作家诗人参考。”这一意图注定了这些文章皆为言简意赅的精短之作。应邀供稿的评论家还有敖忠、吕进、蒋登科、李敬敏、刘明华。

确立新诗形式的“双轨制”

余 见

我国诗歌发展的漫长历史，从形式的角度看，几乎就是一部诗歌格律不断演变和丰富的历史。只是到“五四”文学革命,才破除传统，另起炉灶,白话自由诗几乎一统天下。然而，早在20年代中期，诗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了建立格律体新诗*的研究与实践，因而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 以新月派为代表的格律诗派曾风靡一时，辉煌于诗史。此后数十年中，几经起伏，建立格律体新诗的努力仍不绝如缕，艰苦卓绝。虽经50年代的一场人为摧残，元气大伤，然而新时期薰风吹拂，她竟又奇迹般地复甦，展现了生机与活力，呈现了光明的前景**。邹绛先生编选的《中国现代格律诗选》的出版，与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的成立则是其显著标志。

然而，毋庸讳言，当今的身诗坛，仍由自由诗占居统治地位，许多诗人和诗评家，甚至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现代格律诗为何物。当前诗歌极不景气，疏离广大读者,除了诗歌的“贵族”病、“小我”病，以及晦涩艰深的诗风之外，拒绝和排斥格律，“自由”到无边羌际无拘无束的地步，完全无视我国悠久、优良的民族诗歌传统，严重地背离群众的阅读欣赏习惯，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责怪读者不如检讨自己。不是读者抛弃新诗,而是新诗背叛读者。尽管有人说拜金主义日炽,高雅的诗歌艺术遭到冷落,哀叹良辰不再, 美景已逝，然而各种古典诗然而各种诗词选本仍然得到青睐，单是《唐诗三百首》就不知有多少种版本,累计有多大印数! 这是为什么？能不深长思之乎？

当此新旧世纪之交，如果要展望未来，看看新诗有无改善境遇的可能，那就取决于新诗能否改变自身的形象。而要改变形象，摆脱困境，争取读者，仅就形式（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而言，则必须走出误区，改善自由诗，壮大格律诗，确立新诗形式的“双轨制”，确实改变目前新诗领域自由诗一家独大的局面！

*这才发现，那时我就使用了“格律体新诗”概念。

**对此，吕进、梁笑梅主编的《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手册》中的《重要现象》列入《现代格律诗的再起》词条。

【补充】发现此文后来收入我的诗论集《诗路之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