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 无悔人生

色园无雪 石铿

明天就是4月12日，我的从警生涯将从此划上圆满的句号。想到就要离开心爱的警察队伍，40多年来，那冰火淬炼、摸爬滾打、风风雨雨、冲锋陷阵的一幕幕又涌上了心头。

警校生涯，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出生在一个闭塞的大山里，一座水库封堵了大山的出路，走出大山要翻过一座座山岭，走10多公里山路。1984年8月的一天，一个着白色警服的中年公安来到我家，和善地对我说：小石，我是黄土铺派出所的李指导员，恭喜你考上湖南省人民警察学校，通知你明天到县公安局去面试。

在县公安局会议室里，警校面试考官在对我目测后，问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填报警校？我答：“上警校是我的梦想，当公安干警能打击犯罪、保护人民......”面试考官非常满意地点点头：“嗯，答得不错，你被录取了！”

湖南省人民警察学校座落在风景优美的岳麓山下，与省委党校相邻，一幢幢青砖黛瓦二至三层高的房子，在绿树的掩映下，显得既朴素又神秘。清晨，当嘹亮的军号响起，我们立即从床上弹起，迅速着好服装，旋风般地跑到操场列队。先集体训练，后个人练功。集体训练主要有肢体活动、队列、跑步和擒敌拳等；个人练功有腿功、掌功、弹跳、攀爬、俯卧撑、仰卧起坐、鲤鱼打挺和擒拿格斗、对练等等。齐刷刷的脚步声、响亮的口号声，在山谷中回响，整个校园一片沸腾。

经过一年多的高强度训练，我们人人都能通过基本功考核，一个个都变得身强体壮，身手不凡。据说：我们警校1981级一个学生，晚上在长沙市街上见10多个混混在打人，他立即上前制止，结果遭到围攻。见阵势不对，他便一展拳脚功夫，把这帮人打得屁滚尿流。一战成名后，街头流氓见到警校学生都躲得远远的。军体老师说：你们不要迷信那些武术运动员，那都是花架子。如果不相信，两年后，你们去跟他们比试比试，看能不能把他们打败。老师的话也许有点夸张，但是1980年代，湖南省散打比赛的冠亚季军，几乎都被我们省警校学生囊括了。

在警体训练中，我悟出了“劲是使出来的”道理。当我们累得气喘嘘嘘，躺在地上不能动弹时，只要体育老师一声“起来！”我们就会条件反射式地从地上弹起，又投入到训练中去。这种吃苦耐劳精神的锤练，为我们日后适应艰苦的公安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警校体能和基本技能的训练，让我们初步掌握了当警察的“十八般武艺”。而刑事侦查、现场勘查、指纹鉴定、文件检验、预审、法律等公安业务知识的学习又使我们打下了专业基础。那时，警校的专业教材还不够齐全，公安理论书籍十分欠缺，上公安业务课的老师，大多来自公安一线的业务精英，他们讲课既生动，又接地气。

现场勘查课上，陈老师教我们从现场尿迹推断女性年龄的方法时说：“青年女人屙尿一条线，中年女人屙尿一大片，老年女人屙尿围着屁股转。”既形象又幽默，让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上刑事侦查课的张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故事。他说：岳阳县有一个能用筷子夹蚊子的老头，便上门拜访。我问他绝招是怎么练成的，他说：“就是这么一天天地夹出来的呀”然后告诫我们：做一个好刑警，我们也应该要跟这个老头一样，不断地练手眼功夫。

我们学校有一条标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标语的内容正是我们学习和生活的写照。一方面，管理严格、训练紧张，另一方面文体活动又丰富多彩。除了各项体育活动，还有演讲、写作、书法、舞蹈、歌咏、板报等等比赛，更有学生特长展示平台。我在警校就搞了一堂书法讲座，虽然那时我书法水平不高，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我的字还算不上书法，但是讲座却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直到现在，还有同学保留着我用白纸写的毛笔字。

警校最能调动情绪的就是拉歌比赛了，凡是集体活动，无论在操场、在礼堂，还是在电影院，活动前总会以分队为单位进行拉歌比赛，此起彼伏的歌声让我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作者的家乡祁东县马杜桥乡乐园村

作者老家的房子

未通公路前，走出大山要么坐船；没有船时，只有爬山越岭。

湖南省人民警察学校八四级四中队毕业合影

祁东县籍八三、八四级警校学生合影

作者在警校学习期间练毛笔字

在警校学习期间，周末与同学在郊外。

队长办案，刻骨铭心的一课

1986年7月，我来祁东县公安局刑侦队报到。队长高兴地说：欢迎你，石铿同志！干刑侦可是很累的，你吃得消吗？我坚定地说：“队长，您放心，我能行！”

报到后没几天，大案来了。刚到办公室，队长命令：赶快上车，归阳发大案了。原来，是归阳木材站的1200元工资款被盗了。那时，1000元以上的盗窃案可是很大的刑事案件了，据说以前还从没发生这么大的盗窃案，连局长都亲自出马了。在局长的指挥下，侦技人员分头开展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一直忙到深夜，案件还没有眉目。于是，局长决定让队长和我留下来守护现场，其他人全都撤离。

因忙活了一天，我感到很疲痨，凌晨一点就睡着了。天刚蒙蒙亮，我起来方便时，却不见队长了，就出门去找，发现他正打着手电筒在后面山坡上搜查什么东西。“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怎么不叫上我呢？”队长停下来说：“这么大的案子未破案，我哪能睡得着呢！你们年轻人睡眠多，我看你呼呼入睡的样子，就不忍心叫醒你了。案子破不破得了与侦查思路息息相关。我们刑警晚上工作的效率更高，晚上清静，头脑清醒，脑子好使。从现场勘查来看，不能排除内部作案。所以，我要把现场勘查的范围扩大，现在是雨季，万一下场大雨，现场外围就会被破坏，抢抓战机是破案的生命线。我连连点头说:“队长，我记住了。”

次日，专案组召开了案情分析会。队长在发表一二三几点原因分析后，推断说：这应是一起内盗案件，极有可能是监守自盗。专案组按照这一侦查思路开展工作。结果，两天就破了案。果然是内盗，系木材站工作人员陈某君作案。后来，陈某君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

刑侦队长叫贺龙来，武警中队长转业，身手不凡，几个壮汉也近不了他的身，外号“老贼”。原来“老贼”的由来却有个故事：一次在乡下办案，村民请民警摘桃子吃，因树很高，大家都够不着，贺队长说我来。只见他，抱着树干使劲摇，桃子就从树上掉了下来。大家不约而同地说“这才是老贼啊！”

在贺队长的领导下，刑侦队的作风非常过硬。那时，无论有没有案子，大家除了白天上班，晚上都会自觉地来队里值班，不到深夜不会回家；晚上加通宵班更是常态。记得，一次县城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我们连续奋战了七天七夜，几乎没有合过眼，直到破了案，才回家呼呼地睡上一觉。

1987年，祁东县公安局局领导与刑侦队领导同新民警合影

刑侦队开欢送会后全队民警合影留念

刑侦队长贺龙来

刑侦大队（原名刑侦队）大队长管志祥出警时的情景。

一起大案，拉开长征式侦查

1986年9月9日，一个受害人来报案称，他被一个自称为“张老板”的药材商，骗走价值1000多元的药材，与他一同做生意的另外几个外地人也被骗了，总价值上万元。接报后，队长安排我和刚从部队转业的“刘科长”跟随老刑警、省警校首届毕业生“谭师兄”上案，“谭师兄”为主办侦察员。

经过前期侦查，在弄清基本案情和作案人的身份（“张老板”的真实姓名为王焕阳）后，我们便踏上“长征式”办案的旅程。

9月16日，我们3人带上行囊出发了。先后展转湖南永州，广西桂林、柳州，贵州贵阳，四川成都，重庆等5省6市10县，从抓获嫌犯，到走访受害人、证人，行程5000多公里，时间长达2个多月。

这次办案让我初次体验了当刑警的酸甜苦辣。那时，条件很差，与现在相比，不仅没有专车，连搭车都很困难，在乡下办案全靠两条腿。这次长征式办案光徒步30公里以上的就有3次。

第一次是9月21日，抓捕犯罪嫌疑人。经过分析，我们认为王焕阳极有可能躲藏在东安县紫溪乡他的一个亲戚家里。晚上10时许，我们从当地派出所出发，赶往他的亲戚家，将他从睡梦中抓获。当我们返回到派出所时，已经天亮。这一次，我们往返一共走40多公里路。

第二次是到双牌县的一个山区取证。上午10时，我们从双牌县城坐班车抵达何家洞乡政府，然后徒步去一个十分偏远的村子找一个受害人。从乡政府到村子没有公路，还要爬山越岭。出发前，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就带上了全部行李，每人各背着两个大包，一直走到太阳快落山时，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当我们累得实在走不动时，幸好一个村民路过，当他得知我们是前来办案的警察时，就主动引路，并把我们的行李挑起，送我们到达目的地。

还有一次，是到广西灌阳县猫儿山脚下的红军桥附近取证，也走了30多公里。

这次长征式办案，困难还远不止走路难这一个方面，更难受的是因为囊中羞涩，生活既清苦又憋屈。住不起宾馆，只能住最便宜的招待所或旅社，在乡下就到老百姓家里借宿。比如，那次在双牌县何家洞乡取证，我们就在受害人家里的谷柜上，3个人共一条被子睡了一夜。

这次长征式办案，我们唯一的一次“奢侈”是在零陵行署街上，买了10斤桔子和三个菠萝。但带队的“谭师兄”约法三章，桔子不能随便吃，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吃；要吃，每人每次也只能吃一个。就这样，我们一路轮流提着这些水果，20多天后，还有水果躺在包里。到贵阳，当我们拿出最后一个菠萝时，却发现它已经烂掉了。

“谭师兄”1980年毕业于湖南省人民警察学校，在刑侦队上摸爬滚打了六七年，是我们刑侦队的骨干，他有一句口头禅：“听我的不会错”。因为我与“刘科长”初次办案，还是“新兵”，当然听他的。业务上听他的确实不错，这次办案也非常成功。生活上听他的却闹出了笑话，除了吃桔子“约法三章”令人记忆犹新，坐火车逃票更是令人终生难忘。

一天，我们从成都坐火车去乐山，为了赶时间，没有买票就挤上了火车。下车时，我与“刘科长”建议从出站口补票后出站，“谭师兄”却说：“跟我来，听我的不会错！”我们都以为他有什么好法子，于是跟着他顺着铁轨往站外走，结果被车站抓逃票的拦住了去路，不但补了票，还处了一倍罚款，而且不给车票，结果每人多出了10元钱，气得“谭师兄”到住处后，连晚饭都不肯吃。10元钱并非小事，因为那时我们的工资一个月才40多块钱。“谭师兄”之所以这么抠，完全是办案经费不足的无奈之举。

一次长征式办案，我虽然廋了10多斤肉，但是，经受了考验，为日后的工作增强了信心。

后排右二为“谭师兄”

1986年10月，“长征式”办案时，我们顺道参观峨眉山下报国寺

交流会上，我作了两个发言

1986年11月，当我从“长征式办案”回到队里时，队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小石，有一项工作队里决定由你来承担。即刑事犯罪情报资料工作，这是公安部今年才部署的一项新工作，上头特别重视，把它同刑事技术、“321”并称为刑事侦查的“三大支柱”，你是科班生，相信你能干好。虽然心里没底，但是我响亮地回答：“队长，您放心，我能行！”

从此，我的身份由侦察员变成了技术员。因为当时刑侦队民警少、才10来人，我除了干刑事犯罪情报资料工作，还要负责刑事照相、现场勘查、看守嫌疑人等工作。不过，我的主要职责是刑事犯罪情报资料工作。一项新兴的工作对侦察破案有没有作用、有好大的作用？大家持怀疑的态度，领导也不重视。但是，对我来说反倒更好——工作自主权更大。于是，我暗下决心，非搞出点名堂来不可。一方面，加强情报料的搜集工作。一边组织派出所民警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全面搜集，又自己去看守所和拘留所收集治安拘留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的资料；另一方面，还创造性地做了资料的整理、归类和索引，并摸索出了一套科学的检索方法。

四年后，成效显现了。我局的刑事犯罪情报资料工作在全省的大检查中一炮打响，成为全省推广的典型。1990年6月，在岳阳市临湘县的全省刑事犯罪情报资料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我既代表县局又代表本人分别作了经验发言。一个会议上作了两个发言，引起了业内广泛关注。此后，很多市、县公安局的相关部门来我局取经。1991年10月，我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刑事犯罪情报资料工作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当年我们从事的“刑事犯罪情报资料工作”，而今已经发展为“情报信息”这一强大的科技警种。

全市刑事犯罪情报资料专干合影

作者1991年，在全省刑事犯罪情报资料专干培训班培训期间，于省委党校（培训地）留影。

一篇讲稿，点亮了关注的目光

因为身兼刑事照相技术员，摄影也变成了本职工作。为了刑事照相，我刻苦钻研摄影技术。随着钻研的不断深入，我对摄影艺术创作也渐渐地产生了浓厚兴趣，业余时间都花在了摄影创作上。由于在报刊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不少新闻和艺术摄影作品，知名度也越来越大。

1993年10月，省公安厅开办首届公安宣传干部培训班，县局便安排我去参加。1995年11月，我从刑侦大队调到政工室任宣传专干。在宣传岗位上，我更是如鱼得水，不少新闻媒体向我约稿，并且还成为好几家报刊杂志的特约记者。

1997年5月2日，突然接到衡阳市公安局政治部的通知，说部里宣传岗位缺人手，要我去帮一段时间忙。报到的当天下午，宣传科长交给我一个任务：后天局长要去全市青年代表大会上演讲，请你写一篇讲话稿，明天上午交给我，因为局长还要亲自把关，所以要得急，能完成吗？“科长，您放心，我能行！”回答虽然干脆，可是动起笔来却犯愁了。因为我没有干过共青团工作，也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那时还没有电脑，找不到任何参考资料。一时摸不着头脑，压力山大，觉得是一个非常严峻考验。但是我想：光着急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冷静下来找思路。直到凌晨一时，我的灵感突然来了，下笔如有神地将文章一气呵成。次日一上班，我就将稿子送到科长手里。科长惊讶地望着我：“这么快！”

后来，这篇稿子一字未动地登在衡阳市共青团简报上。可能是因这篇成功的讲话稿，市公安局党委在研究选拔宣传专干时，把我列为首选对象。

上世纪90年代，局长邹安宝（中）正在指挥现场勘查。

作者（左一）参加一起绑架案现场勘查

作者正在省公安厅组织的一次摄影采访活动中拍照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局长刘诗颂（右）、副局长肖家顺（左）亲自蹲点守候。

1993年7月，作者作为随警“记者”与县公安局领导、所队长在红色景点参观时留影。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参加《当代警察杂志》骨干通讯员考察学习，在上海合影。

1997年11月，作者到公安部送检现场物证时，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作者与同事、刑事技术员周君辉合影

作者与同事、法医刘明山合影

作者与同乡、同学、同事李福荣合影

随警“记者”，为解救儿童助力

1999年9月至2000年4月，祁东县城连续发生了5起儿童失踪案，使得人心惶惶。祁东县公安局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打拐专案组”，经过全力侦查，于2000年5月，抓获四川籍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张静，使系列儿童失踪案告破。经审讯，5名儿童已经被转手卖到广东省普宁市和潮阳市一带。

抓获人贩子只是破案的第一步，解救出被拐儿童才是关键。为此，专案组经过反复分析、研判，认为：普宁、潮阳属于沿海地区，那里的人“多子多福”思想严重，人们喜欢小孩，哪怕自己有两三个子女，也会花钱收养儿童。所以，解救工作必然会阻力重重。这时，专案组采取了两个助力措施：一是带上被解救儿童的家长，使用“苦情计”；二是借助新闻媒体，带着随警记者办案。于是，我这个拥有“特约记者证”的公安宣传干部被派上了用场。

5月8日，我带上照相机、摄像机、《当代警察报》特约记者证，并穿着《当代警察报》摄影背心，跟随专案组踏上了解救儿童的征程。果不其然，对解救工作，当地公安机关和政府部门不那么支持。可能是他们见多不怪的缘故，“苦情计”根本不起什么作用。但是，当专案组把我这个随警记者搬出来后，他们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公安部门派精干警力予以全力配合；当地乡、村干部见有随警记者也不敢怠慢，解救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专案组经过13天的连续奋战，除一个被拐儿童已经死亡外，其余4个儿童都被成功解救。

事后，我采写、拍摄的新闻纪实稿、新闻照片、新闻影像在国、省、市、县各级新闻媒体刊发和播出。其中《远征潮汕解救被拐儿童记》长篇纪实还获得全国“金盾文化工程”特别奖；期间，拍摄的摄影作品《雨中巷》入围上海第五届国际摄影艺术展。

县公安局领导与解救民警、被解救儿童及其家属合影

部分报刊新闻剪报

2006年，县公安局政委张爱国（左三）、副局长雷东升（左四）与局机关民警在一起。

生死时速，生命与党性的考验

2008年2月18日凌晨4时许，322国道冬子口路段突然一声巨响，路边居民屋里几个正在“斗地主”的牌友，立即出门查看，发现一辆面包车停在路中间，车头严重变形，驾驶室和副驾驶室一男一女血肉糢糊地被卡在车内，已昏迷不醒，他们立即报警。出警民警发现伤者被卡住，又通知消防大队赶来破拆救援。

车祸的两个伤者就是我与妻子。当晚，儿子要从衡阳坐火车去西安上学，因为是次日凌晨3时的车次，晚上11点钟就准备出发。想起单位有一份材料需要送到市公安局政治部，我便决定开公车顺便送材料。把儿子送上火车后，是在衡阳住下来，然后白天往市公安局送材料，还是当晚将材料送到市公安局传达室后返回祁东？我与妻子有过讨论，但是最终选择了后者。驾车驶近县城时，因下雨，加之车灯不够亮，路面显得漆黑一片，驶到一拐弯处时，车子突然闯进一一片黑暗之中，我下意识踩了车刹，但还是追尾了，排放浓烟的大货车却逃之夭夭。车祸造成我自己轻伤、妻子重伤。当时，妻子面部骨折、额头皮肤撕裂，惨不忍睹，后经整容治疗才基本恢复模样。

事后，同事建议我将这次事故作工伤来处理，一方面，可以报销医疗费;另一方面，鉴定为伤残后，可以拿伤残补贴。同事的建议并非没有道理，以我分管政工人事的身份，也能够办得到。但是，我认为公私兼顾行为造成的事故，后果应当由我自己来承担。妻子也是本局出入境管理中心的民警，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她时，她也相当配合，并说：我们大难不死，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到医院来看望、慰问我们，我们思想境界应该要高一点。

对于我的这种处理行为，有人赞赏我们夫妻为人正直，也有人说我们有点“哈气”。但是，我觉得“问心无愧”才是应有的处世之道。

作者妻子周兰香系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中心民警。她曾被省公安厅授予“全省公安机关窗口服务标兵”荣誉称号。

周兰香正在走访台胞

一个汇报，促成两次大会传经

2008年4月的一天，我被通知：你代表本局到雁峰公安分局，向省公安厅政治部汇报“大练兵”工作经验。接到通知后，我认真准备好相关资料台账，并带上两个民警（其中一个“警师”、一个“徒弟”）以备“现身说法”。

第二天到达目的地时，我发现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原来是雁峰公安分局强大的汇报阵容：局长、政委、政工室主任，还有所队长等20多人参加汇报。当时我想：看来这次省厅选拔先进典型，该局要志在必得了。

在雁峰公安分局从下到上，依次汇报了两个多小时后，主持人很勉强地说：“祁东局也汇汇报吧。”我站起来，将我局“大练兵”的过程和效果一一道来，省厅的石处长，在听我的汇报时频频点头。汇报了大约1个钟头时，石处长高兴地站了起来说：好！石主任你的汇报不仅很精彩，更重要的是，很好地回答了我带来的一个问题，即15天的集中教育训练能不能解善民警素质？你局给了我肯定的回答！请你回去准备材料，下个月到株州的经验交流会上发言。

因为我的汇报，5月份，我局政委在株州“大练兵”经验交流会上发言；10月份，局长又到永州“大练兵”经验交流会，接受中国警务报道记者采访。

这次汇报会后，雁峰公安分局的政工室主任十分佩服地对我说：“石主任，虽然我是你的师兄，但是我得好好向你这个师弟学习，我看到你本子上只写了三行字，可是，你高站位、滔滔不绝地汇报了个把钟头，这方面我真的做不到 。”从祁东县公安局交流出去的雁峰公安分局雷局长也赞赏地对我说：“汇报很有水平，士别三日让人刮目相看，你也变成一把铁嘴了！”

他们的褒奖让我想起了刚参加工作的一件事：一次，我到局长办公室向局长汇报一起案件，在局长面前，我说话结结巴巴，语无轮次。汇完报刚出门，我就听到局长对他的司机说：“你看、你看，这就是警校毕业生！”局长的话就象一声重锤敲打着我，使我“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片面认知从此发生了转变，并且接受了公安民警“不但要会做，而且还要会讲”的能力哲学。

作者石铿简介

石铿 男，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二级高级警长，三级警监，湖南省祁东县人。曾任祁东县公安局党委委员、政工室主任、正科级侦察员，祁东县纪委监委驻县公安局纪检监察组组长。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国家高级摄影师、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员、湖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政法系统书画诗词研究会高级研究员、湖南省公安文联理事、衡阳市摄影家协会第五至第八届副主席、祁东县摄影家协会主席、中南书画院副院长、祁东县音乐家协会理事。

石铿从湖南省人民警察学校毕业后，在公安机关奋斗了40年。先后在刑事侦察员、刑事技术员、刑事犯罪情报资料工作专干、公安宣传专干、政工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政工室主任和县纪委监委驻县公安局纪检监察组等岗位上工作。

他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行行都取得了优异成绩。曾荣获“全国刑事犯罪情报资料工作先进工作者”、“湖南省优秀人民警察”、“全省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先进个人”、“湖南省优秀工会积极分子”、“全省政法系统文化建设先进个人”、“全市政法系统优秀政工干部”等荣誉称号，10次荣立三等功，并获授“湖南公安荣誉勋章”。

石铿在尽职尽责干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开展摄影、书法等文化艺术爱好，并具有很高艺术造诣。他在摄影创作上辛勤耕耘30多年，共发表摄影作品4000多幅，在国际国内影展影赛中入选、获奖300多幅。其摄影作品曾获全国“群星”奖、全国“金盾文化工程”奖。他曾多次成功举办摄影作品个展，系列作品曾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网在线展出；出版《凝聚生活的浪花》和《“光影悟道”石铿摄影作品集》等摄影画册；有6件摄影作品被选入大学摄影教材《摄影艺术教程》；有20多件摄影作品被高校和艺术机构收藏。

其书法作品也曾多次在全省、全国各级书法展览和比赛中获奖和入展。

其艺术传略被《中国摄影家全集》、《世界专家大辞典》等数十部典籍收录，2000年荣获湖南省首届“德艺双馨中青年文艺家”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