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战友马驎诗词选（36）七 律，贺寿并礼赞林轩兄八秩华诞

刘川亚

作者与林轩（右2）等合影

《新编中国集邮大辞典》定稿会议在宜兴孙蒋涛主编的茶园召开。站立着为林轩。

七 律

贺寿并礼赞林轩兄八秩华诞

不杖而朝志愈坚，

亦兄亦友敬林轩。

旧藏文献多亲撰，

新版辞书又主编。

博览集邮通百业，

广交同道续三缘。

一槌名噪京华苑，

正本清源启纪元。

作者（右2）在葛建亚南山别墅小住期间与林轩（左3）等合影。

《新编中国集邮大辞典》编委、主编及分卷主编合影（前排右2为执行主编林轩）

题记：林轩，知名集邮学者、集邮品执业拍卖师，《北京集邮》《集邮博览》及北京《邮政周报》等集邮与邮政报刊主要创始人和编审人，参与多部重要集邮文献编务及撰著，近期正主编《新编中国集邮大辞典》。

林兄亦为首都集邮界领军人物之一，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集邮热兴起，即与朱祖威、成志伟等活跃于东城，发起成立鼓楼集邮研究会，长期开展集邮活动至今，在祖威之后接掌鼓楼会务，带领邮会继续前行。

我与林兄结识于1986年由《北京集邮》领衔在全国举办的北京集邮知识竞赛。彼为出题者，我是答题人，彼为伯乐，我是他们慧眼相中的“马”；大赛将唯一特等奖授予我，并邀我赴京参加在首都人民文化宫举行的颁奖大会和发表获奖感言。自此，以朱祖威、林轩等为纽带，我与北京市集邮协会和全国集邮联开始密切联系，受益良多。

以此而论，林兄等也是我个人集邮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引路人和导师。今逢吾兄八十虚岁大寿，赋诗为贺，诗为心声，舍此不足以表达真诚敬意！

颈联中的“三缘”，指林轩等首倡并身体力行的集邮、旅游、交友，邮游友同音，天然有缘，谓之“三U”。尾联中的“一槌”和“纪元”，不单指林轩以“京城第一拍”的落槌，打开集邮市场开放新格局，此乃众所周知。少为人知的还有，他首提“集邮文化”的概念，为后续集邮文化大讨论立起理论标杆；他与邵林、葛建亚、赖景耀等首倡文献集邮，从理论到实践，推进了中国特色的群众性集邮活动方式，同时极大丰富了集邮文献的收藏、研究及应用；他还站在集邮学术新高度上坚持为创建集邮学进行理论奠基，从他主编《新编中国集邮大辞典》的分卷设立和条目排列中，读者不难看出中国集邮学的学科架构已然显现出来。“路漫漫其修远兮”，祝福林兄，寿龄与学识更进一步，永在路上，为发展集邮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成绩。

马驎诗并识。

2025年4月27日写于飞新马空中，5月1日定稿。

走 近 林 轩

李近朱

时间过得真快，第一次知道和见到林轩，那是45年前的1980年代了。在改革开发的春风中，我的集邮册再次打开，那本曾经让我魂牵梦萦的《集邮》杂志又见面了，紧接着，一本叫做《集邮博览》的杂志又在《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的京城东边那个小小夹道中创刊了。那时候，在一篇篇署名文章中，知道了林轩。当然，那是距离远远的，只见其文，未见其人。

我自1960年代曾在《集邮》发表过几篇小文章，屡见林轩之文的当年，我一篇邮文也没有写过。因为，我刚刚懵懵懂懂回到了邮花身边，集邮也是东抓一把，西揽一下，没有知识也没有见识。

我这个集邮者知道的京城集邮家，只有朱祖威、王泰来、李伯琴，还有林轩。第一次见到林轩，是在一个隆重的场合。他依然距离我远远的。那一刻，大厅之中他身踞高台之上，我坐在了远远的后排。他手执拍卖锤，以快捷语速念叨着小小邮品的样貌，又一次次顺溜的道出一串串数字递增，令我这个数学本就很差的人阵阵目眩。

我是音乐专业出身，那一刻我感到他就像交响音乐会上的指挥，拿着指挥棒运筹着疏导着音符一般的邮花，频频落入集邮人众中。那时，林轩不认识我，但我见到了林轩。从不见其人见其文，到远远望着拍卖台上的执棒者，也算是走近了林轩一步。

与林轩搭上话的时候，是我应约在三里河参加一次集邮学术研讨会，北京市集邮协会指定我做个发言。那时，正是集邮界讨论集邮文化的时候。想了几日，写出一篇题为《确立文化在集邮中的主体地位》的文章。会上，我怯生生的念了一遍。刚刚认识不久的刘格文先生听后，说语言上还有那时候的时髦词句。散会的时候，林轩走了过来，让我留下这篇发言稿，说是要在《集邮博览》上刊发。这是我在《集邮博览》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应当是我在这片集邮沃土上生发邮思的一个源头。开启者，就是这个杂志的主编林轩。那一刻，我们并不熟悉，但又从见到而不识走到了初识，更是近了一步。

走近林軒的另一个节点是他主编了科普出版社的“邮票百科”丛书。在约请王泰来写“邮票上的奥林匹克运动”之后，他约我写邮票上的音乐专题。我定名为邮说“西方音乐史话”，经得认可便写了起来。由于这是我的专业，且也收集邮票邮品颇见规模，还在1989年全国集邮展览上，以《维也纳的音乐故事》获镀金奖（相当于今日金奖），所以落笔极快，很快完成。

几次见面，进行调整和规范，作为“丛书”的第2册，《邮说西方音乐史话》很快就出版了。这是林轩促成我成文之后的成书。从“提携”这个角度看，在我初涉邮界之时，他就是我的伯乐，不知不觉的为我指明也铺开至今我仍恪守的邮文邮书写作之路。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一起为集邮文化的普及和拓展共同尽力，我们更走近了一步。后来，我在集邮界“当官”了。或许因为需要一个媒体人，或许因为我也为宣传集邮文化尽了点力，或许因为朱祖威、林轩这些资深集邮家的荐介，先是在北京市集邮协会当了副会长，后来又在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当了副会长。

尽管我在职央视毕生不曾“当官”，即使在1990年领导和我谈了一个星期升职当官的事，当时我是正科，升到副处我就是不干，心中只想从事业务工作。最后连科长也不当了，就做个电视编导。而集邮协会副会长，我不曾视其为“官”。即使开玩笑对洛阳市接待单位问询我的级别时，我戏说式的回答会长是副部级，副会长是什么级别你清楚了吗？但我认为，副会长就是和集邮者坐在一级台阶上一起快乐集邮的人。所以，当也好退下来也好，我是没有半点失落和怨尤的。就在这个时刻，我和林轩一起主编了两部邮史。我不以为我是副会长就高人一等，林轩也仍把我当作邮友一样看待。于是，在北京市集邮协会，我们一起主编了《北京集邮史》。我是主编，实质上从邮识和资历来讲，我名不符实。只因有个副会长，才挂上了名。实际上，“执行主编”是林轩。那时，虽一起开过几次会，但主要是林轩运作和把握。这部邮史的写作和出版，重担和成果应当属于林轩。

在这个近距离的合作中，我看到林轩的邮识深厚、学术严谨、要求严格、为人以诚。虽然这部《北京集邮史》印上了我是主编，但实际上的主编应是林轩。接着，全国集邮联启动《中国集邮史（1878—2008）》的编篡工程。杨利民会长力主我当主编。我言有主管学术的现职副会长在，我并不合适。杨会长说要和集邮联人到我家说服我。出于我们永远的老会长对我的信任，在首都机场我向赶来和我见面的集邮联三位部门领导表示接受任务。同时，希望林轩任副主编。从2017年到2019年，我们开始了长达两年的编纂工作。林轩担任了1980年以前集邮历史的修订和新撰工作。他以丰厚的邮识，和苏州的金问涛等人一起，以严密的学术精神做着修订，特别是做了将近三分之二以上的新的撰写，使这部集邮史呈现了新的著作的新面貌。

在完成这部集邮文献工程的日子里，已经移居燕郊的林轩，要乘坐几个小时的车程赶到市内参加一次次的主编工作会议。我曾开玩笑说，欢迎河北省的林轩先生到来。那时，他已经70多岁了，长途的奔波和精心的研究式的工作，为这部邮史的完成付出了艰辛的劳作。作为不止一次参与集邮史、集邮大词典、集邮人物词典等文献类大部头的资深作者，林轩在《中国集邮史（1878—2008）》的编纂中，给了我许多持助。我作为进入集邮界的后来者，也从中学习到了许多知识，逐渐打牢着自己的邮知邮识邮学的根基。

“主编”是个名头，也是责任，更要付出。我看重的是我们这些人一起为集邮文献做出了一点贡献。当2019年武汉世界邮展上这部集邮史荣膺三个集邮文献类大奖之刻，我和林轩共同沉浸在劳而有获的心悦中。在集邮文献大业中，两部集邮历史的编纂与完工，让我从走近林轩到走到林轩跟前，我们已成为共同合作的集邮文化的推进者。从1980年代到2019年，在我们完成《中国集邮史（1878—2008）》编纂的同时，我和林轩又与刘建辉、李毅民一起撰写了《新中国邮票七十年》上下两册邮著。接着，我在疫情闭居时刻编辑了也撰写了除正式出版物外的60余年的文存。在2023年11月正式发行《近朱文存》的座谈会上，林轩作为主持人，回顾了我们的相识与合作，也对于我的“文存”给以准确评价。在我的这个出版之举的启迪下，在他走近80 岁龄之刻，林轩也出版了他的集邮文选。这篇文字正是我向他的书著出版的一个助力和恭贺。这个时候，林轩于我已经不是远远站在邮品拍卖台上的潇洒执锤者了，而是在集邮文化和集邮文献这个共同目标下越走越近的志同道合者了。我们走近了，我们拧成一股绳了，以至于这个文化之结，仍不辍的延续着。

我和林轩最近的也是最新的合作，就是参与一部暂名为《新中国邮票史》的写作。没有名分，我们就是写作者。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我们经历的熟悉的认知的中国邮政事业一道虹霓。

时间过的真快。2025年2月，刚刚我在苏州过了我的整整80岁的生日，那是在生肖集邮国际论坛召开的日子里。带着邮彩的蛋糕的特殊庆生，注定我的一生与邮有缘有渊。马上，2026年到来之刻，林轩的80岁生日也要到了。我们这些人，在这个人生节点上的回望，总是钟情于和集邮同好一起许个带有邮味的愿，更加上一个健康的期许。为的是自己愈趋鲜于东跑西颠了，还是假以时日一起为集邮多动动笔，写一些留给自己、留给友人、也留给社会的有一点价值的文字吧。走近了，看清了，有价值的交集与共工，才是我们这些人生八十的人的最有光彩的经历。那里有的是邮情绵绵，友情深深。

2025年 4 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