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游国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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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利用到北京办理签证剩余的半天时间，我又一次来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 　　国博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一所"大学校"。站在天安门旁这座恢弘殿堂里，与时空对话，感受的不仅是历史的厚重，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 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仿佛翻开一部立体的中华史诗。这里收藏着143万件（套）瑰宝，从红山文化的"中华第一龙"到商周青铜重器"后母戊鼎"，从唐三彩驼载乐俑到明清皇家珍宝，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使者，讲述着五千年文明的辉煌与坚韧。 　　进入国博，首先来到“古代中国”展厅。在这里，三星堆青铜面具的神秘、四羊方尊的巧夺天工，让人惊叹先民的智慧。 精美的展品让人惊艳，而它们背后的故事更是让人感叹。 　　舞蹈纹彩陶盆彩陶盆内壁饰三组舞蹈图，绕盆一周形成圆圈。每组均为五人，手拉手，，似踩着节拍在翩翩起舞。这幅舞蹈图真是生动的展现了先民在重大活动时集体舞蹈时的热烈场面。材料陶制作时间马家窑文化（公元前3200年﹣前2000年）发现时间 1973年发现地点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 　　玉龙红山文化 这件红山文化的玉器，与后世常见的"龙"的形象非常相似，因此被称为"中华第一龙"，这也是目前国内发现时代较早的龙的形象。龙身中央有一个穿孔，这件玉龙可能是系挂使用的。玉龙的资料卡:高 26cm材料玉石制作时间红山文化时期发现时间 1971年发现地点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 　　陶鹰鼎仰韶文化 这件陶器将鹰的造型与鼎的功能巧妙结合，其艺术设计无疑是新石器时代陶器中的佼佼者。鹰尾部下垂，与双腿形成稳定的三角支撑结构。圆瞪的双眼、尖钩状的喙，使这只鹰看上去威风凛凛，而整体较圆的器形，以及打磨细致的光滑器表，又让它显得憨态可掬。 关于陶鹰鼎的故事:1957年，陕西华县太平庄农民殷思义在村东犁地，意外发现了一件通体呈灰黑色的陶器，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新石器时代陶鹰鼎。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挖到一件国宝，随手带口家，做了鸡食盆。 1958年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组成的考古队在华县发现了泉护村仰韶文化遗址。考古队在泉护村遗址进行发掘的同时，还在附近作调查工作。太平庄是泉护村的西邻，两个村庄村连村，地连畔，殷思义见到考古队热火朝天的工作，就主动向来村里调查宣传的考古队员讲了自己曾挖出一件陶器，并将陶鹰鼎送交给考古队。后来陶鹰鼎辗转来到国家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陶鹰鼎是原始艺术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于2002年1月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中文名新石器时代陶鹰鼎馆藏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出土时间 1957年所属年代新石器时代 　　青铜罍西周早期1980年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 1959年与1980年，四川彭县（今彭州市）竹瓦街先后发现了两处青铜器窖藏，出土器物包括容器、兵器两类，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兵器，容器则是中原地区常见的罍、觯等酒器。这件象首耳青铜器便是1980年窖藏中出土的青铜容器之一，器物造型带有西周早期的作风，器身的卷龙纹、牛纹等也属周人的代表性装饰纹样。这件器物出现在蜀文化的腹地，却并非蜀文化自身创造或吸收周文化后创造的冶铸品，而是反映了中原文化与蜀文化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的文化交融事件。据《尚书·牧誓》记载，在武王灭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古蜀之师追随周人，参与了灭商的战争。竹瓦街两处窖藏存有中原风格青铜容器的现象，反映了蜀人战凯旋，班师回朝携带战利品或军功品的历史。 "后母戊"青铜方鼎商王武丁时期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 后母戊鼎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的珍品，被誉为"国宝"。它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武官村，是吴培文等人在野地里探宝时无意中发现的。当时，他们不知道这个大鼎的真实身份，后来经过专家鉴定，才确认它是震惊后世的青铜器国宝后母戊鼎。 在安阳被日寇占领期间，后母戊鼎的出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为了保护大鼎，村民们在吴培文的指挥下，连夜将大鼎挖掘出来，并运到了吴培文的院中。然而，消息很快被走漏，侵华日军开始对大鼎进行搜索。为了保护大鼎，吴培文等人决定将大鼎重新埋藏起来。他们选择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将大鼎深埋起来，并做了记号。后来，日本人连续派兵进村搜宝，但没有找到后母戊鼎。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安阳博物馆的专家们才重新找到大鼎，并进行了挖掘工作。在挖掘过程中，专家们发现大鼎的一只鼎耳已经损坏，但整体保存得非常完好。 为了保护大鼎，安阳博物馆的专家们决定将大鼎运往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保管和研究。在运送过程中，大鼎被拆分成多块，以便搬运。尽管在搬运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困难，但最终大鼎还是被安全地运到了北京。 后母戊鼎因其腹壁铭文得名。鼎的造型方正，形体巨大，显得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缘装饰饕餮纹，足部也装饰饕餮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今测鼎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 以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技价值三个主要的文物解读视角观察，后母戊鼎在科技价值方面可谓商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因鼎的体量、重量均远超过一般青铜器，因此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充型一系列铸造过程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是这一时期青铜文化发展高度的代表。 2002年1月18日，被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子龙"青铜鼎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 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子龙鼎得以回归并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圓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 关于子龙鼎的铭文释读，目前学术界的解读视角较多。宏观来看，此类短简精炼的铭文不带有动词。属于"学期铭文"的范畴，多用以铸记作器者、族属或受祭者一类信息。"子某"的称谓在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中袋校为意见，也见于传世文献，甲骨文中的"子某"，有的是具有宗法贵族身份的商王之子，也有的指商王朝内担任重臣的宗法费族之长，后者虽不一定与商王室具有血缘关系，但较为多见。 "后母辛"青铜觥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现在通称为觥的青铜器，具有椭圆形腹，圈足或四足，前有短流后有盔，皆有兽首形盖几点基本特征青铜觥流行于商后期至西周早期，因构思取材各不相同，造型艺术个性极强，故均十分珍异。 后母辛青铜觥因器底与盖内铸铭文"后母辛"而得名，是妇好墓出土的珍贵青铜器之一。后母辛青铜似以牛作为造型构思的取材，但兽首有二卷角，后足为鸟足，腹后装饰有双翅为主纹，仍为想象中的瑞兽。 虎纹青铜鎣西周晚期2018年国家文物局拨交 此器为清宫旧藏，1860年被劫掠海外，2018年重回祖国怀抱并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虎鎣上下装饰有多种以龙、虎纹为元素的装饰纹样，器盖内壁铸有"自作供鎣"四字铭文。"鎣"是"盉"的一种别称，与盉的造型、纹饰、功能无显著差别。西周晚期的鎣、盉常与盘相互搭配，用于祭祀、宴飨等典礼中的"沃盥之礼"。 青铜鼎商前期（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4世纪）1974年河南郑州杜岭出土 青铜鼎是商周时期数量最多、地位最为重要的青铜器。除了作为贵族日常生活的炊器与盛食器，鼎也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时最重要的礼器之一。成语"钟鸣鼎食"即把鼎与钟分别作为商周贵族使用礼乐器的代表，可见鼎地位的尊贵。此外，鼎也被当做王权的象征。《左传·宜公三年》记载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故事为人熟知，表明鼎在商周社会中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 前些天在河南博物院，看到了与这只青铜鼎同时出土的另外一个青铜鼎，名为“杜岭方鼎”，是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宝。 这件青铜方鼎出土于河南郑州杜岭，是目前发现商代前期青铜器中体量最大者，应是当时的国之重器。从科技价值角度来看，杜岭大方鼎也具有划时代意义，展现出商代前期质补面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是对大型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探索之作。 "盂"青铜鼎周康王时期传陕西郡县出土 大盂鼎相传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郡县礼村，先后归当地乡绅和县令占有，后辗转为陕甘总督左宗棠所有。咸丰年间，左宗棠在朝堂上被议罪时，曾得到潘祖荫的帮助，度过危机。潘祖荫是当时著名的收藏家，左宗棠得到大盂鼎后，将其赠予潘祖荫，以谢搭救之恩。1951年，潘家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大盂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1959年，大盂鼎正式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盂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孟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孟进行赏赐。铭文追述殷商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从书法角度来看，大盂鼎的铭文通篇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大盂鼎、大克鼎与毛公鼎并称晚清出土的青铜器"海内三宝"。大克鼎目前收藏于上海博物馆，毛公鼎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四羊青铜方尊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1938年湖南宁乡出土 四羊青铜方尊，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方尊的边角饰长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此器在器范制作中，并用线刻、浮雕、圆雕技法，将器用与装饰有机结合，铸造工艺精湛，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珍品。 　　四羊方尊在200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评选中，荣登十大顶级国宝。它通身高58厘米，重35公斤，器身方正、气势恢宏，方尊四角装饰着四只卷角羊，羊头高昂，身上布满了雷文和麟纹，是商周青铜器的巅峰之作。 四羊方尊的命运十分波折。1938年，湖南宁乡的种红薯的江氏三兄弟在地里首次发现，由于动作不当，方尊器口的一块铜片和半个羊角被打掉。江氏兄弟将方尊以400现大洋出手，很快，方尊又以1万大洋转手。然后被文物贩子开价20万，被国民政府收缴了，保存到湖南省银行。 后来日本人入侵长沙时，四羊方尊在转运沅陵的路上，被空袭的炸弹震成了一堆碎片，并从此音信皆无。直到1952年，装着四羊方尊27块碎片的旧箱子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被发现，经过青铜修复大师两个月的精心清洗、修复，四羊方尊才完美的恢复。2000年，四羊方尊被评为顶级国宝，2003年，四羊方尊进入了中国第三批永久禁止出境的名单。 龙虎纹青铜尊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1957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 龙虎纹尊的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腹部有三组虎食人纹，云雷纹地，以浮雕虎首为中心，左右双身，虎口含一人：圈足饰饕餮纹。整器工艺精湛，是商周青铜器中的精品。安徽阜南地区在商代是淮夷聚居地，此地出土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明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 虎食人纹在商后期的传播十分广远，著名的后母戊鼎耳部外侧、妇好饿身部均有发现。除见于殷墟和安徽地区，在商文化影响下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中也有发现。如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龙虎纹尊、属成都平原的早期蜀文化。关于这一主题的人文内涵，因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众说纷纭。东汉王充《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佚文，称古有虎噬鬼魅，借以震慑邪祟。此说与虎食人主题的纹样契合度较高，可能是取意的来源。 　　龙虎纹青铜尊的每一处都精美绝伦。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63年陕西兴平出土 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 此犀牛是古代生活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而且数量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发现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艳羡的装备。由于大范围的捕杀，犀牛在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 　　这件青铜犀尊，出土于汉武帝的茂陵附近。犀牛身体壮硕，肌肉发达，双目镶嵌有黑色珠子，看上去炯炯有神。犀尊通体装饰有细小的错金银云纹，华丽无双。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是国博的镇馆之宝之一。 青铜面具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这件硕大的青铜面具是三星堆文化最具标识特征的器物之一。而像呈方脸、宽颐、臣字形眼、脸型与同时出土的其他人面具或头像相近，但双耳巨大、瞳孔纵出，额上有一条纵起的额饰，显然是古蜀人在人面具基础上所做的艺术升华，是蜀人精神世界的写照。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人的先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由此推测，三星堆的这件纵目青铜面具，可能是古蜀人对先王传说的朦胧记忆，是古蜀人用以祭拜或供奉的神像。 　　换个角度再拍一张。 "王子午"青铜鼎（附匕）春秋·楚 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2号墓出土 这件铜鼎腹内壁有84字的铭文，内容主要是王子午叙说自己的德政，同时上祭祖先，下为子孙祈福。王子午是文献记载中楚庄王的儿子子庚。楚共王时子庚任司马，曾率军队大败吴军，楚康王二年（公元前558年）任令尹（相当于后世的丞相、宰相），楚康王八年（公元前552年）卒。 王子午鼎是春秋晚期楚国王族铸造的礼器，出土时一共有形制相同而大小规格不同的七件，此件是其中最大的一件。其铸造使用了当时先进的铸焊技术，焊料合金的含锡量达98.23%，硬度很高，保证了各连接点结实牢固。 器内铭文使用的是华丽的鸟篆体。鸟篆是一种美术字体，大致起源于春秋时期，在楚、吴、越、蔡等国流行、是中国人把汉字艺术化的开始，一般在兵器上的简短铭文中使用，像该器这样长篇的铭文中使用鸟篆体十分罕见。 青铜冰鉴战国．曾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 冰鉴是用来冰镇酒的器物，由一个方鉴和一件方尊缶组成，尊缶内装酒，鉴、缶壁之间的空间放置冰块，在春夏之季就可以喝到冰爽的酒。与之配套的还有一把长柄铜勺，勺的长度足以探到尊缶内底。这件铜冰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冰箱，也是当时祭祀中一种重要的礼器。如此奢华享受的器物，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只能是王室贵族才能享用，这件冰鉴就是战国时期曾侯乙的用器。 青铜缶战国·蜀（公元前403年﹣221年）1955年四川成都羊子山出土 陶俑秦（公元前221年﹣前206年）1974年陕西临潼秦兵马俑坑出土 此陶俑头戴单版长冠，上身穿长擂，外披铠甲，足登方口齐头履，右手半握，原本握有长柄兵器，是典型的秦代中下级军吏俑的形象。 秦始皇陵兵马俑系采用黄土和白石英砂为原料，经过雕塑、焙烧和彩绘等工序制作而成。陶俑的制作方法是由下而上逐步叠塑成型，先制作方形的脚踏板，在踏板上塑造出双脚和腿，再用泥条盘筑法制造中空的躯干，在躯干两侧贴接双臂。俑头和双手单独制作后再躯干、手臂套装成一体，待阴干后放进陶窑内进行焙烧，出窑后通体施以彩绘。 陶马身上未披乘用具，应该是驾战车的车马。 琅琊刻石泰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 秦始皇兼并六国后，曾五次巡视郡县，以示威强，并刻石颂扬统一海内的功德，这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琅琊郡（今山东青岛黄岛区）时所立刻石的后半部。 彩绘陶兵马俑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兵马俑坑出土 杨家湾汉墓的11个陪葬坑中，共出土了2500余件彩绘陶兵马俑，为研究汉代军阵、军种、兵器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成方阵的骑兵俑不仅在总兵力中的比重有显著增加，而且成为具有独立战斗力的兵种，是西汉文景时期国力增强的生动写照。 杨家湾汉墓位于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以东约4公里，是刘邦长陵陪葬墓之一，据推测其很可能是西汉初年丞相和名将周勃（或周亚夫）夫妇墓。 彩绘石骑马人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5年河北望都出土 此石雕系用整块石灰石雕成，骑马的僮仆头戴黑色平巾帻，身着红地白色流云纹剪襟短衣、粉地红色流云纹大口裤，左手提酒椑，右手提两尾鱼，作欣欣然买酒归来状。 东汉时期，雕塑艺术风格较西汉有较大变化。西汉石雕一般雕出大体轮廓，力求简练，而东汉石雕则出现了用线条来表现衣饰、羽毛等新风尚。此彩绘石骑马人总体造型古拙雄浑，细部又刻画生动传神，尤其是笑弯的眉眼，使人可以感受到僮仆欢快的心情，为东汉石雕艺术的精品。其题材亦为汉代所仅见。 胡人骑骆驼陶俑唐调露元年（公元679年）1954年山西长治王琛墓出土 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 骆驼昂首挺立，驼背平台上铺彩条长毯，上有3名胡人、2名汉人组成的乐舞队。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包容的氛围也促进了音乐舞蹈的多元化发展。当时，在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都有专门的百戏班子，他们除自主演出外，也可让人们花钱雇演。骆驼载乐俑集杂技和马戏于一体，表现的应该是长安百戏中的一个杂技节目，另外在西安中堡子村唐墓也出土过类似的作品。因而可以想见，这种形式的表演在唐时的长安一定是大受欢迎的。 　　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景况。 青瓷莲花尊北朝（公元386年﹣581年）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 莲花尊以仰覆莲花为主题纹，辅以宝相花、团龙、兽面等纹饰，运用了模制堆贴、镶嵌、剑划等装饰技法。莲花尊的装饰繁细，釉层凝厚，是北方青瓷精品。 木雕观音像宋（公元960年﹣1279年） 皇史宬"金匮"明清时期（1368-19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版 历代王朝都有将国家重要典籍藏之于"石室金匮"的传统，即"以金为匮，以石为室"。金匮指用金属包封的柜子，石室是用石头修筑的房子。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皇史宬，初名神御阁、表章库，正是体现"石室金贵"理念的建筑，也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皇家档案库， 金匮是明清两朝极具特色的皇家档家特制装具，专门用于盛放皇帝实录、圣训，其中文录记载着帝王在位期间的主要事迹，圣训（明代称之为宝训）是皇帝谕旨的分类汇编。 金匮存放于皇始宬正殿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高超的皇家工艺水平。金匮内为楠木材质并饰以万寿藤花黄绫，外裹鎏金铜皮并錾剔云龙纹图案，清朝工部在制作金匮时，确实要使用一定数量的黄金，主要用八成色金作为制造金匮的原料。称为"金匮"是名副其实的。 青花穿花龙纹梅瓶明万历（公元1573年﹣1620年）1957年明定陵出土 青花海水云龙纹扁瓶明永乐﹣宣德（公元1403年﹣1435年） 明代的制瓷业非常发达，瓷窑增多，所产瓷器品质优良，造型美观。自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在景德镇珠山麓建御窑（器）厂起，景德镇的地位就越发重要，被誉为"瓷都"。高峰时的景德镇有官窑58座，民窑900多座，市镇绵延十几里，人户超过10万户。 明代是中国青花瓷器发展的黄金时代，其中以永乐、宣德两朝（公元1403年﹣1435年）最盛。由于这两朝所使用的钴料都是"苏勃泥青"，釉层晶莹肥厚，色泽浓艳，蓝中泛有黑斑，黑斑和浓艳的青蓝色相映成趣，颇具水墨画般的美感。永、宣两朝的青花瓷不论是在器型上，还是在釉面和纹饰上都很相近，因此有"永宜不分家"之说。 青花八吉祥纹扁壶清乾隆（公元1736年～1795年） 霁青釉金彩海晏河清尊清乾隆（公元1736年﹣1795年） 瓷尊施霁青色釉，肩颈间贴一对白色展翅剪尾燕子为耳。霁青色象征"河清"，燕子与"晏"谐音，蕴含着"海晏河清，四海承平"之意。乾隆时期粉彩瓷器的生产工艺达到了高峰，此件瓷尊即为明证。 海晏河清尊是由景德镇御窑为圆明园海晏堂专门烧制的陈设品。海晏堂是圆明园西洋楼最大的宫殿。唐人郑锡在《目中有王字赋》中有"河清海晏，时和岁丰"之说，意指黄河水流澄清，大海风平浪静，后用以虞杨天下太平之意。"海晏堂"之名应取意于此。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焚毁闻明园，海晏堂亦沦为废墟。但幸运地是，海晏堂内陈设的两件瓷尊被保存了下来，此为其中一件。 海晏河清尊，制作采用了雕、贴、凸压等技法，瓷质精美，花纹细腻，颜色鲜丽，是不可多得的粉彩瓷器精品。 九龙九凤冠明代 凤冠的主人是明朝万历皇帝的皇后﹣﹣孝端皇后。凤冠前部有九条金龙，下有八只点翠金凤，后部另有一金凤，为九龙九凤凤冠。凤冠是皇后参加重要礼仪场合时佩戴的。 　　这顶凤冠工艺十分复杂，采用了花丝、点翠、镶嵌、穿系等多种工艺。凤冠上镶嵌着大量的宝石和珍珠，包括未经加工的宝石115颗，和珍珠4414颗，这些珍珠和宝石均来自国外，体现了当时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贸易的繁荣 　　孝端皇后凤冠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皇帝之宝"玉玺清（公元1644年﹣1911年） 印文阳刻满、汉文"皇帝之宝"，印钮为盘龙状。"皇帝之宝"属乾隆帝钦定的二十五宝之一，是皇权的象征。清朝皇帝颁发诏书等时均须钤用"皇帝之宝"，使用频率最高，钤用范围最广。皇帝印章称为"御宝"，置于故宫交泰殿，由专门的机构—尚宝司来统一管理。 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宋（960-1279年） 菩萨头戴高花冠，身披帔帛，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覆座垂地。裙腰结带，腰带饰宝珠花并自然垂落。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造像雕刻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出宋代的美学精神。 　　这尊木雕菩萨坐像高两米多，非常完整。菩萨面容温柔慈祥，庄严中带着沉静之美。两次来到国博，我都在这尊雕像前站立许久，她安详的神态、悲悯的表情，瞬间让我的心情十分平静。 　　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以流畅的线条，和细腻的彩绘突出了观音的禅意与典雅。据说这尊雕像早年流失海外，我国于2005年设立专项资金，征购回国。从此这尊精美的雕像才从“海外游子”，变身“国博精品”，我们才有机会在国博近距离欣赏她的美。 彩塑菩萨头像6-7世纪1928年新疆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发现 菩萨为束发梳髻，脸部圆润，眉眼细长，高鼻小口，神态安详。菩萨的面目清秀，五官相对集中于面部中央，具有西域佛像特色。 三彩菩萨坐像明（1368-1644年） 菩萨手中持物，呈半跏趺坐姿，坐于狮子背上。三彩菩萨像体量较大，为上下分开烧造。 石雕菩萨头像唐（618-907年）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第18窟 菩萨高束发髻，眉眼细长，高鼻小口，面相丰满圆润。头像雕刻得细腻传神，既有菩萨的端庄，又有唐代妇人的丰腴华贵之美，体现了唐代菩萨"美而不媚，丰满有余"的特点。 黄釉乐舞图瓷扁壶北齐（公元550年﹣577年）1971年河南安阳出土 扁壶的两面模印五位西域人乐舞场面：中间一人，脚踩莲花座，表演胡腾舞。左边二乐人吹笛、击掌，右边二乐人弹五弦琵琶、击钹。胡腾舞原为中亚塔什干地区的民间舞蹈，唐代盛行，以旋转、踏跳、腾跃为特色，以琵琶和横笛为主要伴奏乐器。 我曾在河南博物院见过这件黄釉乐舞图瓷扁壶的同伴，形状、色彩、图案完全相同，在河南博物院的12号展厅作为国宝特展展出，今又在国博见到，感到十分亲切。 　　这张照片拍摄于2024年4月19日，这是我在国博参观一天唯一的留影。当时这里参观者稍少些，加之特别喜欢这尊水月观音造像（尽管是三D打印的）。 　　这张照片拍摄于2025年4月16日。这是我第二次参观国博，在相同的地点再次留影。 　　有人说，博物馆承载着千年历史长河的璀璨文明，她浩瀚而沉重，应该是阳春白雪的。也有人说，博物馆的意义就在于让更多人近距离了解文物，至于如何实现，是下里巴人也可以。 现在，每到一地，参观博物馆是我不加思索的第一选择，博物馆中珍稀的古代遗存深深地吸引着我，文明演进的痕迹、人类历史的缩影深深地吸引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