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奴役的共生关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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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奴役的共生关系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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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被迫出走的自由大多并未能振翅飞翔，而是想象着如何衣锦还乡，在没有附着之处的自由有着无尽的乡愁，这是对自由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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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从这里走出的自由同时也携带着奴役的基因。如果自由可以叶落归根，社会赐予它体面的生存能力，它也并不真正认为自由不在这世上，而是梦回那被缚的安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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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经过更高洗礼的自由，它挣脱的目的不在于天上，而是返回来俯瞰众生，并以光环中的启蒙来模仿社会中的某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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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由与奴役不是二元对立，而是相互引导，彼此共生，所谓“自愿的奴役”（拉博埃西）。休谟认为，“不同的思想或观念之间存在着一个关联的原则，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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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生活中，奴役的观念比自由更有说服力，它常常能以实际的效用对自由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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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役的诱惑还能够利用人们对某种事物残留的希望，把真正的自由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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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不是必需品，它只是奢侈品，而奴役中的承诺才是重要的，在权衡中，人不再为自由而活，而是为现实而活。其实，许多人也是为希望的残留物而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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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奴役者给予自由、给予幸福成为普遍的心理状态，寻找奴役是某种体制生活的开始和持续稳定的基础经验之一。因为有的人所谓的追求自由并不是根本目的，而是获得更大的奴役，奴役不仅具有心理上的成瘾性，还具有行为意义上的交换功能，这也是某种社会结构中的经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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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旦得到自由以后，他们最关心和苦恼的问题，是赶快找到一个可以崇拜的人，以便把自己可怜的自由交付出去”。这是人类本性中的一个铁律，在奴役中有某种归宿感，而在自由中则有失重的烦恼，为此他们会找各种借口和理由为奴役辩护。虽然这个世界已经为自由的存在提供了诸多优秀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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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以来，个人意识不断觉醒，战胜奴役才是走向自由的第一步。这首先理清每个人根深蒂固的奴役意识的来源——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愿的奴役意识，只是程度不同，它的普遍存在来自人性的局限，程度不同来自认知差别。

自由的道路就是让自己除去所有自愿的奴役因素的过程，还原我们本来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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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意识深处，总有隐藏起来的奴役，它随时复活并让我们对这种自愿的奴役产生自足与豪迈，它顽强地支持着奴役不断形成新的结构，并安抚人性中脆弱的自卑与自恋，致使我们用最大的力量作茧自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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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役有人性的本质，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教育的硕果，每个人在寻找任何值得的托举之物时实际上也是在寻求奴役，何况，许多人深陷于历史的幻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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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奴役不是对奴役的批判，对奴役的热爱与批判都是对奴役的依恋，如同自负与自卑都是出于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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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来不同意自由是对奴役的反叛之类的说法，所谓反叛，也就意味着一定有一个可以“反”的参照，这种“反叛”是寄生在这种母体之上的。

许多人的情感来源于对这种母体的深情寄托，在无法理清正确自由之路的情况下，其“批判”的力道越大，陷入的新的奴役也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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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自由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就是洞见真理，而不是批判奴役，因为它与奴役没有情感纠缠。

摆脱奴役并不是自由的终极目的，其终极目的是获得对真理的证明，并展开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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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自由主义来说，米塞斯研究的目的是促进人们的物质福利，而不是直接满足人们精神上的形而上的要求，它并不向人们许诺幸福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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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自由，它根本不会在批判中与某种母体纠缠。它必须落地行走，还必须拥有权利，也就是自由权利是战胜奴役的必要条件，否则，任何理念上的消极自由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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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和知识，它不具有真实的现实意义。摆脱奴役先要战胜希望，它的未来不需要为其进行具体的预言，因为真正的自由拒绝为其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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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曾言：“历史的走向是不确定的，而努力的价值就在于不确定之中。人文世界的因果关系具有‘概率性’而非`规律性’，不能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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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并不是要彻底批判奴役，因为在真正的自由中，根本没有奴役的位置和对奴役的反叛。

奴役只是历史主义留给我们目标之路上的某种幻觉，自由主义的许多建构和努力未能有效进展，也是因为过于相信并紧紧抓着这种幻觉，有时以为它又是真正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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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役本身不是问题，受它的诱惑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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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信的自由，我们无法知晓未来的全部问题，也缺乏规划未来的全部知识。最理性的方法，就是在未来问题上 悬置我们的判断，并保持自由与开放。

（根据左春和《奴役的诱惑》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