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叫我喊她“伯伯”》 杨有挺

杨有挺

　　《母亲叫我喊她“伯伯” 》 杨有挺 2025/05/11 于安顺新天地家 谁没有母亲？谁都有一个母亲；谁没有喊母亲叫“妈”？我！ 1957年11月，我出生在贵州省安顺县三铺村，母亲是朱光琴(见图一)；牙牙学语时，我跟所有小朋友一样，第一声都是叫“妈”，因为“妈”最容易发音——“张口就是妈”，拉丁文(mamma)、英语(mother)、法语(mère)、德语(Mutter)、俄语(мать)都如此，“妈”一词反应了人类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人类共同语言的存留。 母亲为什么不让我叫她“妈”，而是跟哥哥们一样，叫她“伯伯(屯堡音：杯杯)”呢？因为在这之前，我家发生了许多故事 ！ 一、村姑嫁给大学生，开启跌宕起伏的人生。母亲出生平坝县的杨官屯(大屯)村，外公叫朱治轻，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有姊妹仨，一个哥和一个姐，她是“幺妹”；母亲长得漂亮，尽显江南女子的灵秀气质，是个俊美“村姑”。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一生竞如此的翻天覆地：一字不识的她，嫁给“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教育系首届毕业生；想不到，会带上儿子，家搬贵阳，入住国民党省党部；脱下屯堡妇女的“大袖子”，穿上旗袍，随父亲出入灯红酒绿的官场；更想不到，贵州解放后，又回三铺种田、经商，养大几个儿子…… 二、父母相识显“奇缘”。我父亲叫杨文波，善于读书，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庭贫困，只得去贵阳青岩的贵州师范学校读书，因为“读师范不交钱”；1942年，“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招收首届学生，父亲考入“教育系”。 听老人们说，父亲当年读大学时，需要参加“社会实践”，祖父杨启彦借钱租了一匹高头大马，给父亲去搞“农村社会调查”。这匹马虽年轻气盛，但是驮着父亲从早走到傍晚，也口干舌燥，来到杨官屯(大屯)的龙潭边，犟着要喝水，并且一口气把母亲刚洗净的一大竹筐猪草吃完了。父亲不好意思地问：“这马不听话，把你的猪草吃完了，对不起；我赔你多少钱？”母亲说“不用赔，我回家给爹妈说清楚就行了；天快黑了，你赶紧回家吧！”父亲深受感动，便打听“这姑娘是谁家的？”父亲回到三铺，托人打听，誓言“非朱幺妹不娶！” 1943年，父母亲结婚后，父亲继续去贵阳念大学，母亲在三铺务农，带孩子，服侍公婆。 三、母亲脱下屯堡妇女的“大袖子”服装，换上旗袍，随父亲入住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宿舍(见照片二：父母与大哥二哥)。上大学期间，父亲在贵阳达德学校助教、主办进步刊物——-“力报”(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1946年，国民党在大学选拔优秀学生到省党部上班，父亲便有了第一份工作；1948年，父亲从省党部调到安顺县党部，任书记，同时执教于安顺师范专科学校；1949年底，贵州解放，父亲身陷囹圄。1975年，党中央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人员，父亲被重新安排工作；退休后的父母在三铺老家颐养天年(见图三)。 四、母亲脱下旗袍和高跟鞋，重新穿上“大袖子”，日夜操劳，即当爹又当妈，一人养大几个儿子。父亲入狱后，母亲带上两个哥哥，回到家徒四壁的家，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压到母亲肩上，深知来日的艰辛，因为几个儿子要吃饭、上学，公婆要孝敬，家里又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有“一亩三分地”可耕，不拼命劳作，这个家随时都会“散架”！ 母亲从早到晚都在拼命地忙碌，单薄的身影令乡亲们称赞——“毛嫂(父亲乳名毛妹)比男人坚强！”天不见亮，母亲就起床，到田间地头忙碌，种水稻、油菜、玉米、小麦、蔬菜…，肚子饿了，就吃从家带来的“少午”(午饭)、口干了，就喝口清水；累了，就原地休息一会；披着月光，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喂牛、喂猪，吃完“夜饭”后又给我们几兄弟缝衣桨洗、打草鞋、做次日的饭菜，直到午夜才合衣入睡；天刚蒙蒙亮，必须起床，打起精神，挑起农家肥，奔向田间地头，开始一天的忙碌。随着我们几兄弟渐渐成长，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入不敷出，生存困难存了大问题，母亲又挑起柴火、铁锅、菜仔油、糍粑，到附近村寨“赶转转场”，卖油炸粑，才能勉强活养我们几兄弟； 陪伴母亲的这根“黄杨扁担”(图四——七)还在诉说与母亲朝夕相伴的峥嵘岁月。 五、母亲悲痛欲绝的决策，放弃三哥，养活我们四兄弟。母亲生育了五个男孩，我是幺儿，乳名“老五”，但是，存活下来的只有四个，因为三哥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在母亲工作的大西桥饭店做饭的灶台上。“公私合营”期间，母亲到距三铺两公里的大西桥饭店工作；由于我没人照看，不得不跟母亲一起去“上班”（经理多次告诉我，小孩不能进营业厅玩、不能影响客人吃饭。如果我不听话，就不发工资给母亲，让我没饭吃)。当时，母亲的主要工作是做米饭：秤出大米，在一个用大石块垒成的煤火灶上分蒸饭，饭做好后，又过秤交回；米饭不能“短斤少两”，否则开除工作。 一天上午，三哥无精打采地坐在母亲做饭的灶台上，连续喊“我饿，我饿。”母亲像没听到一样，继续淘米、添煤、蒸饭、过秤交饭。突然，“扑通”一声，三哥从灶台靠墙角的小木板凳上倒在灶台上，母亲赶紧扶起三哥，说了声“坐好”，又忙着干活，没有回答三哥的呼喊——“我肚子太饿呀”；接着又是“扑通”的一声，只是声音更大，母亲回头一看，三哥从木凳子上直接摔到地上。只见三哥的嘴角在蠕动，但听不到一丁点儿声音；三哥的全身软若无骨，瘫软在地上，坐不起来；三哥的双眼微微张着，无助地看着母亲，两粒黄豆大泪珠从眼角溢出；嘴角的口水连珠式地流到地上；三哥慢慢地没了呼吸，双眼还是没合上。灶台里的煤块在猛力燃烧，铁锅里的水在翻腾，饭甑里突然冒出一大团白雾，夹着浓浓的米饭香冲向房顶，漂向天空，似乎是要把三哥带到没有饥饿的天堂。三哥与我们永别了，我哭着问母亲，“为什么不偷偷从甑子里舀点饭给三哥吃，救他一命？”母亲轻声地说：“救了你三哥，就救不了你们四兄弟(饭店明文规定，交回米饭重量少于规定，直接开除工作)；要救你们四兄弟，就不得不放弃你三哥…”这是母亲一生最艰难的决策，她没有犹豫，没有哭喊，只是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掉在地上，打湿一片！从此，我永远失去了“三哥”，我们五兄弟变成了“四兄弟”，我这个“老五”实际上成了“老四”。 六、母亲挑起千斤重担，严格要求我们四兄弟；我们也没给母亲丢脸。没了三哥，全家人都十分痛苦，但是，生活还在继续。艰难的生活，没有压垮母亲，而是把母亲锻练的比男人还坚强；她说话办事，说一不二，雷厉风行；我们四兄弟从来不敢与母亲顶嘴；母亲要求我们做事一定要用心，不仅要“麻利”(快)，而且一定要比别人做的更好。读书要求我们不仅要刻苦认真，而且“要多问个为什么？”我们的学习成绩有了进步，就会鼓励我们，比如做菜多放几滴油，塞给一颗水果糖，她常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每天晚上，附近的同学都自动聚拢在我家温习功课，因为他们家舍不得点灯照明，怕浪费钱；我们吃饭像“倒丢”一样快，放下饭碗，马上去做母亲安排好的事情；睡觉时，必须把衣裤按起床穿衣顺序整理放好，“做到第二天起床，不用点灯也能穿好衣服”，与“军事化管理”相比，只差没“吹哨子”了。我们四兄弟，从小到大，尊老爱幼，不会与任何人发生口角，更不会打架，“少说话，多办事，把事做到最好”，“每天睡觉前，一定要总结今天的什么事做的比较好，什么事没做好；什么话说的对，什么话不应该那样说；明天要做些什么事？”这是母亲经常告诫我们的话(“每日三省”)。我们四兄弟也没辜负母亲的期望，勤学苦读，走出老家，在外工作，为祖国和家乡建设作贡献，直到退休。 七、母亲为什么叫我喊她“伯伯”？ “伯伯”指年龄比父亲大的男性，母亲为什么是“伯伯”？原因两个：第一、父亲入狱后，家里的重担全部压在母亲的肩上，母亲“即当妈，又当爹” ，叫“伯伯”恰如其分；第二、村里的老和尚——徐二爷(乡亲们对女和尚的尊称)及当地的算命先生——“黄瞎子”都说，母亲一人养四个儿子不容易，由于儿子命硬如铁，如果不改口喊母亲叫“伯伯”，就管不住我们，我们可能会变成无用之人，甚至危害社会，所以，母亲就下定决心，坚决不让我们几兄弟叫她“妈妈”，而是从此改口喊她“伯伯”！ 我跟哥哥们一样，开始喊母亲叫“伯伯”时，总是觉得怪怪的，实难开口，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冒出“妈妈”音来，母亲听到后，大发雷霆，十分生气，“你的耳性被狗吃了，下次再喊错，我把你的耳朵揪下来(母亲没打骂过我们，惩罚就是“揪耳朵”)！我们不得不喊时，“伯伯”发音是“轻音节”，几乎只有自己能听到。 1997年5月母亲八旬归西，在这之前，我没有叫过一声“妈妈”。今天，请在天堂的母亲允许你的幺儿，大声地喊你一声“妈妈”吧！

图一：肩挑重担时的母亲——朱光琴(三铺)

图二：父母与大哥、二哥(贵阳)

图三：退休后的父母(三铺)

图四——七：母亲的“黄杨扁担”(三铺)

图四——七：母亲的“黄杨扁担”(三铺)

图四——七：母亲的“黄杨扁担”(三铺)

图四——七：母亲的“黄杨扁担”(三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