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忘却的记忆

一个人

——《中国知青民间记忆》观后感言

　　多年来，我一直非常喜欢香港凤凰卫视台陈晓楠主持的节目，她通过屏幕娓娓道来的动人往事，让人从心里感到很亲切。可惜如今好像很少看到她的镜头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更不晓得以后是否还会有这样的优秀节目。

　　从时间上看，这档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中国知青民间记忆》专访节目应该是二十年前制作的，因为那些被访的知青都说他们已经50多岁了。这样算下来，到今天，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人肯定都已经是双鬓雪白、年逾古稀的老年人了。试想，如果他们今天再接受类似采访，恐怕会有更加深刻的感慨。

　　时光真是无情啊，转瞬间，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曾经发生的那场几乎涉及到家家户户的大规模社会运动，都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往事了。它既是人们昨天历历在目、痛彻心扉的真实生活，又是已经逐渐模糊的历史。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随着这代人的彻底离世，这个故事除了历史学家外，恐怕再也不会有人记得或者提及了。究其原因，一方面这是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太健忘了。不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最终都会烟消云散，连茶余饭后的笑谈都不是。何况如今还有一股逆流在蠢蠢涌动，这股力量在社会上似乎刻意隐瞒和努力回避着这些悲惨的事实，让人感到既悲哀又可怕。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忘记和被忘记似乎深深嵌入到了我们的灵魂深处，早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特征之一。

　　好好想想吧，这场前所未有的历史长久、规模宏大的运动，竟然先后有1700多万青年亲身参与其中，涉及到了全国80%以上的家庭。他们戴着一顶红的发紫的知青帽子，举着鲜艳的旗帜，唱着豪迈的战歌，高呼着惊天动地的口号，在难以想象的生活环境中，几乎流尽了一生的心酸血泪，被迫付出了宝贵的青春。这近二十年的经历，在他们心灵中造成的痛苦终生无法抹平，无奈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然而，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少年，在他们开始进入老年的时候，这场运动却让他们的子女尤其是孙辈们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怀疑它的真实性。人们不禁要问，在这个世上，还什么比这样的结果更可悲呢？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的早期探索阶段，到1968-1976年的高潮阶段，再到1977年以后的调整与终结阶段，其实这件事真的离今天太近、太近了。但人们乃至整个社会却都已经开始把它们渐渐遗忘了，这种无情淡忘和随意擦除无不令人震惊和无奈。但现实却是它的进程和步伐非常迅速。面对这些，尚存理智的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好了疮疤忘了痛的行为到底意味着什么？
　　多年以来，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与评价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在经济层面，初衷是缓解城市压力和促进农村发展，但大多数知青因为缺乏农业技能，实际生产效率非常有限；在社会层面，整整一代青年被迫中断学业，走向四方，他们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了。返城后又面临着就业、住房、中年时下岗等生活和事业困境，这些虽然锤炼了他们的坚韧性格，但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在文化层面，上山下乡成为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催生了《今夜有暴风雪》《雪城》《蹉跎岁月》《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北国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年轮》《黑骏马》和《人世间》等大批反映了青年人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碰撞的作品，推动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发展步伐。应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场运动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成为改革开放前特殊历史阶段的缩影，这是目前全社会的共识。

　　生活在城市的人们至今对当时火车站送别知青的情景记忆犹新。那场景真的令人十分震惊，一边是锣鼓喧天和口号震天，一边却是父母子女撕心裂腹和痛断肝肠。用许多家长的原话说，“当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整个站台就瞬间像起了灵一样，真是造孽啊……”这种情景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成都、西安和广州等大城市的火车站更为突出。如今，当年的知青都老了，他们的父母都早已过世了。但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和回城后遭遇的各种窘迫，真的成就了他们让苦水浸透了几遍的整个人生旅途。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曾举办了一次反映上山下乡知青生活的画展，那些日子前去参观的人几乎要把展馆挤爆了。面对那一幅幅冲击力极强、活生生的画面，许多人尤其是有过知青经历的人，都会痛哭流涕，甚至有人当场晕厥过去，那场景无不让人动容。这些都是我亲眼见过并不敢直视的。所以，必须承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现代中国社会的一幕悲剧。没想到如今竟然有人呼吁恢复上山下乡。真不知道这些人的用意是什么。

　　看着节目里的每一个镜头，聆听每一位当事人发自内心深处的倾诉，品味主持人的每一句看似平静的介绍和评论，都无不让我心潮起伏，浮想联翩。这些触目惊心的叙述也让我很自然想起了在自己少年时代与几位知青邂逅的一些往事。

　　当年到我故乡那个村子里插队落户的第一批知青曾给我留下了十分清晰的记忆。当时我们生产队只接纳了一批知青，是4个男生，其中3位都很调皮。为此，社员们很快就给他们分别起了外号。那位身材魁梧，不爱说话，平时很少露面的，人们叫他“车头”；那位年龄偏大，爱耍嘴皮子，干活儿毛毛躁躁的叫“毛蛋儿”；那位个子矮小，显得很机灵，走路蹦蹦跳跳，年龄最小的叫“马蹄儿”。他们3位下乡后没几天就不好好干活儿了，平时能偷懒就偷懒，进县城赶集逃避劳动是生活常态。

　　有一年快过春节了，公社关照知青，给每个集体户发了几斤白面，大家都不舍得吃，那个毛蛋儿更是总惦记着。有一天，他谎称自己肚子痛，从地里跑回住处偷嘴吃。可他既不会烙饼，也不会擀面条，还不会做疙瘩汤，总之他平时不会做饭。于是，他只好和了一块面，把一块块死面疙瘩直接放在开水里煮，煮熟后捞到碗里，拌上大蒜、酱油和醋吃。他一边吃还一边气哼哼地自言自语：“有好吃的干嘛不吃？哼，不吃白不吃！不吃白不吃……”

　　让他没想到的是，这精彩的一幕被几个队长派来跟梢的当地年轻人一点不拉地看在眼里。他们回到队里绘声绘色地向队长作了汇报，大家听到后都笑得前仰后合。队长叹着气对大家说：“这些孩子离开了家，连饭都不会做，在这里无亲无故，太可怜了。”于是，不仅对他没做任何责罚，而且还嘱咐其他知青回去后不要打架。从此，这个生产队就有了那条独有的歇后语“毛蛋儿吃面——不吃白不吃。”那几年，虽然每天都能见到他们，但这3位知青的名字到底叫什么，我至今都不知道。

　　那位唯一没被起外号的知青名字好像叫中采，我也一直不知道他姓什么。印象中这个人很老实，他的形象也好，是4个人中公认的最忠厚的一位。后来我才听说，他因为出身不好，总受同伴欺负。我曾和他有过一些接触，我的那篇短文《远飞的大雁》就是在他的故事基础上写的。队里的老乡们对他印象最好。他是知青中参加劳动最多的，但队里给他的工分却是最少的。那些善良的婶婶大娘们总在私下里拿他的事发“好人没好报”的人生感慨。后来我听说，他在那里生活了8年，是全村知青中最后一个回城的，不知道他回城后的生活和工作状况怎样。

　　还有几位其它生产队的知青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有一位长相很敦实的小伙子很能干，他下乡没多长时间就把自己晒成了一个“黑铁蛋”。有一年春天，他和一位很柔弱的女知青一起背着土筐到各家收鸡粪。收的时候需要亲手从低矮的鸡窝里往外掏鸡粪。他不怕脏、不怕累，总是一个人趴在地上认真掏，绝对不让那个女知青动手。

　　看到他怜香惜玉的样子，我母亲在旁边告诉我，这种行为体现了男子汉应有的担当，是一种十分难得的人性教养，并以此教育我，长大后要知道在生活中爱惜和照顾好身边的女孩子。

　　那天恰逢院子里的桃树开花，那位女知青应该是天生爱花心切，竟然没征求我们的意见，就娇羞地笑着擅自撅了一支，这让那位男知青感到很没面子。他马上替她给我全家鞠躬道歉，态度十分真诚。

　　记忆中，这是我在那个村子里第一次听到有人对我们说“对不起”，也是我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受人尊重有多么可贵。想必他们两个人肯定不知道，正是他们不经意间表露出来的个人修养和朴素行为，使一位懵懂少年受到了做人尊严的启蒙，那极其普通的一幕，让我记了一辈子。当我看到那位女知青高高兴兴地举着那支桃花，背着土筐渐渐走远的背影时，也由衷地为自己那个十分贫穷的家也能给客人带来一份快乐感到很欣慰。

　　在我母亲得到平反，我复学后，因为学校教室紧缺，不得不租借民房救急，我们那个班只好在一间十分破旧的危房里学习，我们的老师可巧就在那位女知青的住处临时办公，我和同学每天都去交作业或请教问题。在那里，我听到那位女知青讲了许多她在城市里的中学生活。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她的每一句话都唤起了我对能回北京生活和学习的奢望。不久，那位知青因病回城了，每当看到那间空着的房间，我总像辞别了亲人那样，心里空捞捞的，真的有些依依不舍。

　　是啊，尽管人们常说往事如烟，世间的许多事情或许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淡去，大部分生活经历和精彩故事最终都会灰飞烟灭，但我依然固执地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永远不应该被忘记，因为它不仅是整整一代青年人的悲惨遭遇，而且是一场十分明显的人为因素造成的苦难，它留给人们的是刻骨铭心的重度伤痛。它应该像一面镜子，时刻提示后人，再不要重蹈前辈的覆辙。它应该清晰映照着现实世界，永远成为整个社会和民族不应忘却的深刻记忆……

（2025年5月8日 西山脚下）

【注】插图在网络图片基础上编辑制作。侵权必删。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