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园随笔（六十四）

诸葛士元

关于赌博

大约是上初中的前后，迷上了玩扑克。可是父亲对打牌之类是深恶痛绝，于是我想方设法不让父亲知道。时间一长，父亲似乎知道了些什么，防范也更加严厉。

几年后那个寒冷的冬天夜晚，月光洒在土炕上父亲消瘦的脸上，一直弥留中的他忽然有了一些精神。听了他对一些事情的交待后，我竟问了他一句：“你为什么不许我打扑克呢？”他回答道，“我是怕你耍钱，那可沾不得啊！”

父亲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他经过的地方，到处都是赌博成风；他所见到的赌博之害，是倾家荡产甚至甚至家破人亡！唯独我们这个小小荒村，在父亲和几个长者的强力防范下，是没有赌博的净土。

其实我从父亲的教诲中、从看到听到的赌博悲剧中，已经知道赌博之害，因此郑重承诺父亲：此生不会赌博！不知道父亲走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对我是否放心，但我一直是信守着对他的承诺。

然而古今中外，赌博是最难以禁绝的。我生活的这个时代，赌博从来就没有禁绝。譬如我村风气反对赌博，村中好赌者就到别的村去赌。我曾经见过一次那个场面，留给我最深印象的就是满屋的烟雾、昏黄的油灯。炕桌和地桌两伙赌局，还有看热闹的几个人，竟然还有一个卖冰棍、瓜子、扑克的人。人们时而鸦雀无声，时而突然喧哗起来，但也都不敢太大声。当时文革刚起，赌博为“四旧”，属严厉禁止之列，我当时就是随禁赌的队伍去赌场的。应当说文革期间确实赌博禁绝了几年，起码我乡如此。但后来管的松了，赌风又起，比之以前更厉害了。

如今，随着人们观念的开放，全民搓麻已经成为是国人的常态，管理部门只能按照赌额的大小来区分是否“触犯治安”了。

后来到了城市，认识了更广阔的世界，才知道赌博是具有世界性的。城里的赌博规模是乡里难以想象的，而与国外赌场的豪奢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赌博是合法的，有的地方的博彩业已经是经济支柱产业，像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泰国的云顶，还有我们中国的澳门，都是围绕着博彩业发展经济的。我曾在拉斯维加斯见过那个场面：豪华壮丽的赌场中人头攒动，端着饮料盘的服务小姐半裸着腰肢穿行在人丛中，据说那饮品是免费的；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赌徒在不同的赌具上，忘情进行赌博。整个城市到处是这样的赌场，这充分说明赌博是有人群基础的。

小的时候常到姐姐家小住，认识了村中猪倌，名字是不知道了，因为人们从来只喊他的绰号“大跩”。他的腿患有先天性的疾病，走路很瘸，绰号大概是这么来的。那时他大约有三十几岁了，父母早逝，没成过家，孑然一身。由于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生产队就分配他放村民的猪。由于不是整劳力，到了年底，好的年景他也不过能到手几十元报酬。但冬闲兴起赌博时，他却一定来到赌场，他不会玩任何赌具，但找认为赌术高明的人代玩，术语为“挂棒”。“输了算我的，赢了一人一半”，他恳求道。之后他便兴致勃勃地站在观战人群中，随着牌局的输赢而兴奋或沮丧。结果可想而知，不论时间长短，他辛苦一年的钱一定是输光了。这时他如同完成了一桩心事，回到他简陋的家睡觉去了。

这就让正常的人们产生困惑——既然赌博中最终没有哪个人会是赢家，甚至可以使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可为什么人们却趋之若鹜呢？这也引起许多人的思考。

知名作家严歌苓曾写过《妈阁城的密码》一文，对赌博现象作过剖析。她认为，人们好赌是潜意识里有一夜爆富的原始冲动，因此即使已经是富翁了，在赌博面前仍然会痴迷。

她的见解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原始的贪欲是赌博产生的基础，侥幸心理则是赌博兴盛的催化剂。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通过赌，把别人的财物博成自己的，获得欲和占有欲得到满足；而侥幸心理则把赌徒引向不归路。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已经是富翁了，还要沉迷于赌场难以自拔了。

应当说，在有些矛盾没有其他解决办法条件下， “赌”是合理存在。无论军事指挥还是政治经济决策都可能有赌的成分。微软发明的扫雷游戏，剩最后几颗有时难以确定时，也要赌一下。历史上多次出现重大争执无法解决时也只能用赌的办法，让运气去裁决。“石头、剪子、布”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吧。但想靠运气把不属于自己的钱物变成自己的，这就是赌博，是贪欲的表现形式。

殊不知运气轮流转，有赢就有输，稳定收入者是组织操纵赌博的人，其他赌徒都是输家。输了的不仅仅是钱财，还输了光阴，输了事业，输了亲情友情，甚至输了生命。可以说赌博是人性中罪恶的一面。

国家的改革开放，不断扩大设立经济特区。有的特区一些人就提出开发博彩业，但都没有得到批准。这实在是国家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