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蠡测（48）司寇说法

吼吼

在周游列国之前，孔子曾当过一段时间鲁国的大司寇，总揽司法刑狱重责。因此对司法而言，孔子是有相当的话语权的。他的司法思想根源于他所推崇的“仁”“礼”核心价值观，《论语》中不少篇章里都有所体现，归纳起来大致有五类：德主刑辅、天下无讼、公正司法、片言折狱、伦理优先。这些具体理念，紧紧围绕“仁”与“礼”延伸拓展，共同构建了独具儒家特色的司法思想体系。

德主刑辅是基础。《论语》为政篇里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孔子看来，单纯以法令和刑罚治理百姓，虽能减少犯罪，却无法培养其羞耻心；唯有以道德礼制引导百姓，方能使其既知耻，又能自觉守规，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良好秩序。司马迁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在《酷吏传》中讲“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他认为法律是治国的工具，而非治理好坏的本源，通过对比秦严汉宽的司法环境，得出治理国家的关键“在彼不在此”，应当为政以德。

天下无讼是理想。孔子主张“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他承认自己办案和别人一样，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秉持的理想却不一样。他认为审理案件的最高境界不是案子办得有多好，而是使人们不再发生诉讼纠纷。形象些讲，就是通过“以讼止讼”，进而实现“天下无讼”。在他看来，只有通过道德修养与社会规范引导，使人们自觉遵循社会准则，才是减少纠纷诉讼、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之道。这正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和应担的责任。

公正司法是关键。孔子提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强调唯有秉持公正、不偏不倚地执行法令，方能赢得百姓信服。这一理念，深刻揭示了司法公正与民心向背的紧密联系。千百年来，民间广为流传的“青天”情节，无论是铁面无私的包拯，还是刚正不阿的海瑞，民众对其推崇与敬仰，其根源都在于此，而且深深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

片言折狱是要求。关于这个成语，出自《论语》颜渊篇，“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其中的“由”是子路。他为人正直果敢、信守承诺，凭借诚信与威望，常以简短的言语便化解纠纷，令人信服。孔子以此为例，从儒家践“仁”行“礼”的角度，对司法者的个人道德素养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着重强调司法者个人诚信和道德素养在解决诉讼纠纷、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重要的标杆示范作用。

伦理优先是特例。《论语》子路篇记录了叶公与孔子的对话，阐述了很容易被人误解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党，指乡里。攘，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解释：“凡六畜自来而取之曰攘”，是一种对名义上无主物的占有，与主动行窃而以据为己有的“偷”，有一定差别。孔子认为，父或子有了“攘”之类的过错，出于亲情去隐瞒，是一种出于人性本真的行为。这种人性的真实流露，就是“直”（正直、真诚）。叶公所讲的“子证其父”，看似为政以直，却不辨性质轻重，违背了儒家的慈孝理念。孔子并非鼓励掩盖错误，而是强调亲情关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亲情的重要性及其所体现出的自然之“直”，是符合道德原则的。因此在“攘羊”等特殊情况下，基于“慈孝”仁德的核心价值，维护伦理和谐比严格执行法令更为重要，这也是儒家德主刑辅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

对于合礼而违法的亲亲相隐，孔子可能网开一面，但对于违背“仁”“礼”的人，他则痛下杀手。在任职大司寇期间，孔子做的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诛杀少正卯”。面对当时鲁国礼乐崩坏的社会秩序和思想风气，他决定采取严厉措施以杀鸡儆猴。“猴”，自然是鲁国权臣“三桓”；而“鸡”，少正卯的身份和言行正合适。少正卯是当时鲁国的一位大夫，他聚众讲学宣扬与正统思想相悖的思想，对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造成不良影响，被孔子认为是“小人之桀雄”。于是，孔子在担任大司寇的第七天，就以“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等五条罪名，将少正卯诛杀。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对错与否，千百年来众说纷纭，但其维护“仁”“礼”道统的决心是矢志不渝的。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或许就能理解孔子当时的心态和选择了，大概有一点“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意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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