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周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辽金历史研究者。其文章《宋使所见契丹人的生活——以行程录和使辽诗为中心》一文原载《族际认知——文献中的他者》一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其内容为:中国是一个民族学资源十分丰富且有民族志传统的国家,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有关民族志的撰述。这些文献资料所提示的内涵对我们今天认识和理解民族现象启迪颇多,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当前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p><p class="ql-block">周峰在其文章中指出,宋使在撰写行程录的同时,还留下了大量描写契丹风貌的使辽诗。这些文献一方面展现了宋使眼中的契丹人,另外一方面也为后人了解契丹人提供了第一手宝贵的民族志资料。</p><p class="ql-block">契丹人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北宋汉人的农耕生产方式迥然不同,因而也就使二者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诸方面也不相同,这是最引人注目的,因此,在宋使笔下,异族的生活方式也成了重点描述的对象。作者从文献中展现了契丹人服饰、饮食、居所民族状况及相互认知。</p><p class="ql-block">北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辽圣宗开泰九年),宋绶出使辽朝,他对于契丹人的服饰也有着详细的描写。“其衣服之制,国母与蕃臣皆胡服,国主与汉官则汉服。蕃官戴毡冠。上以金华为饰,或加珠玉翠毛,盖汉、魏时辽人步摇冠之遗象。额责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为贵,青色为此次。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可见,契丹人的服饰,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除了大量以动物皮革直接制作服装外,还有以毡制帽子,以皮革制作腰带等等游牧民族的传统工艺。</p><p class="ql-block">相较服饰而言,更给宋使以切身体会的是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契丹饮食。在汉族使臣眼中,肉食、奶制品以及野味无疑是有别于宋朝的饮食习惯,这往往使其难以适应。</p><p class="ql-block">在宋使笔下,契丹人宴会上的餐具也颇为讲究。前文所载路振在南京城内受到萧宁的宴请,其餐具都是文木器。所谓文木器,应该就是漆器。</p> <p class="ql-block"><b>(春捕鹅、钩鱼,夏放鹰,秋射鹿,冬猎虎)</b></p><p class="ql-block">路振在抵达中京后,“城中无馆舍,但于城外就车帐而居焉。” 可见,即使上京城内建有宫殿,但是毡庐仍是契丹人不可缺少的居所,并且其朝向都是东向,与契丹人的朝日风俗密切相关。</p><p class="ql-block">契丹人的游牧生活方式决定了其居所以毡帐为主,即使是到了圣宗朝五京全部建立后,辽朝皇帝仍主要过着四时捺钵的生活,其居住地主要在捺钵的行帐中,而不是京城。</p><p class="ql-block">“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酪浆膻肉夸希品,貂锦羊裘擅物华。种类益繁人自足,天教安逸在幽遐。”契丹人居毡帐,逐水草,啖膻肉,饮酪浆,衣貂裘的塞外草原风光生活场景不无令古今人歆慕。这是北宋使臣苏颂曾于熙宁元年(1068,辽道宗咸雍四年)、熙宁十年(1077,辽道宗大康三年)两次出使辽朝,有感赋诗《契丹帐》的全文。</p> <p class="ql-block">历史上,长城以南的汉族聚居区是雨养农业地带,而以西以北的地区,无法进行雨养农业,故在传统时期汉人很难进入,成为了各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这一地区就是游牧草原地带。二者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皆不相同。如服饰,“其衣服之制,国母与蕃臣皆胡服,国主与汉官则汉服;如饮食,“食牛羊之肉酪而衣其皮,间啖麨粥”,貔狸更是契丹人的一种珍馐;如交通工具,“边林养马逐莱蒿,栈皂都无出入劳”;如毡房,“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即使契丹人宴会上的餐具也颇为讲究。“昔使契丹,戎主觞客,悉以玉杯,其精妙,殆未尝见也。”</p><p class="ql-block">由此可见,①契丹人的捺钵地设施都是因陋就简,不饰奢华,这是其游牧民族的习性所致。</p><p class="ql-block">②在当今的辽史学界,对于辽朝的不同于中原王朝的行国体制,已经基本上成了大家的共识。也就是辽朝的政治中心不是在五京,而是在皇帝的捺钵地。四时捺钵贯穿着有辽一代的始终。</p><p class="ql-block">③《辽史·百官制》中说:“自辽太祖以来攻略五代、宋境,得其人,则用之。东、西两鄙,以农以工,有事则从军政,计之善之也。”辽朝在积极合理地选用汉人为官的基础上,依照汉人已有的生活方式,治城廓、屋邑、廛市,仿唐的州县,建城而居之。以此汉人安之,不复思归。</p><p class="ql-block">辽朝对北来汉人“不改其旧”的政策开创了我国民族治理“顺俗施政”的先河,“不易其俗”,多元文化和睦相处,保持了政局稳定。</p><p class="ql-block">④铸造于开泰元年(1012年)至太平十一年(1031年)的19年间的“宋丹宜昌”祝语钱币,正是二元国家建构体制的力证。 北上的汉人与南下的契丹人在边境的榷(què)场相遇、交易,宋带来茶叶、瓷器、粮食和书籍,辽输出羊、马、驼、银钱、布匹。岁币消融于宋辽往来互市之间。</p><p class="ql-block">⑤铸造于开泰元年(1012年)“宋丹宜昌”祝语钱币说明了契丹人对“澶渊之盟”的珍视,也是契丹人祈祝两国昌盛繁荣、和平久长的真情流露。</p><p class="ql-block">在辽“曲宴宋使国宴”中,辽主举大觞道:“朕为卿的名篇佳作干杯”!</p><p class="ql-block">后酒三行,音乐起。辽主举大觞,嘱苏颂道:“辽宋两朝通讙千年,朕愿饮此酒,愿卿记朕姓名耳!”苏颂连忙道:“国主英名,卿将永志不忘,愿宋辽两国世代修好!”说着二人碰杯,一饮而尽。</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至“澶渊之盟”,对峙多年的宋与契丹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宋和契丹自此和平相处了120余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强势政权与中原汉民族政权长期和平共存的历史记录。</p><p class="ql-block">宋辽对立的百年,也同样是交融的百年。由此可见,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坚实的现实纽带,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割裂的整体。今天,我们不仅要让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发展好,更要努力把这个大家庭建设好,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p><p class="ql-block">我们要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存在,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中国梦”团结激励各族人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p><p class="ql-block">【参考文献】</p><p class="ql-block">[1]刘正寅,扎洛,方素梅.主编.族际认知——文献中的他者[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p><p class="ql-block">[2]星球研究所.塞北第一朝,来辽[EB/OL].2024.11.19https://m.kepuchina.cn/tuwendetail?id=546780&member_id=CM202202182011157102&check_code=aa2dcbdf8621ea320eacc039320feffd&spm=APP%24%23%23%24%E5%88%86%E4%BA%AB%24%23%23%24%24%23%23%24&shareSource=1</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