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如烟：段先生

原因

他讲课，那架势着实与众不同。上课伊始，先横着粉笔，“唰唰”写下两个占满黑板的大字：历史。笔锋凌厉，仿佛要在黑板上刻下岁月的沧桑。而后，背着手，迈着缓慢的步伐，悠悠然踱到教室后方。站在那里，他像是在欣赏一幅绝世佳作，细细端详自己的书法。发现有什么地方不满意，便快步走上前，一把擦去，重新书写。这般反复，有时竟持续十多分钟。待正式上课，他却双手笼在袖中，再未动笔写下一个字，只是信口讲去，天南海北的，显得无比渊博。这也许就是人们不一般化地称他为老师而称之为先生的缘故吧？

同学们都爱听他讲课，因为无须埋头做笔记，甚至无需频繁翻动课本，比上数理化一类课程来，轻松了许多。我自然也不例外。然而，一次课间，意外发生了。

段先生讲到汉高祖刘邦，绘声绘色地描述他如何大智大勇赴鸿门之宴，又是怎样文采飞扬写下《大风歌》，那激昂的语调仿佛将我们带入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我被深深吸引，一时忘形，浅薄地大声插了一句：“他还曾溺儒冠哩。”话音刚落，一片惊羡的目光纷纷扬扬向我投来，我心中不免得意。可段先生却严厉地干咳几声，从容却又响亮地吐出一口痰，看都不看我一眼，便将话题转到了奴隶社会一节。他说：“奴隶主阶级生活骄奢淫逸。冬天，穿了毛线衣还嫌不够，还要穿棉袄，脚上套着袜子，鼓鼓囊囊的，像只狗熊。”立刻，又向我飞来了一片目光，不过这回色彩就很复杂了，似乎还伴着几声窃笑。我知道，段先生说的，正是我的装束。可这都是母亲用父亲的旧装为我改做的，哪里有半点奢侈的影子？我不禁眼眶泛红。

回到家，我才从母亲口中得知，事情并非仅由我的风头主义所至。父亲原与段先生共事，讲课比段先生还受欢迎，这就难免让段先生心中不悦。在五七年的运动中，段先生联合一些人，抓住父亲与党员同事打乒乓球时，针对一高球说了句“这个不杀杀哪个”，无限上纲，说父亲对党有刻骨仇恨，要杀共产党员，致使一顶“右派”帽子飞来头上。不久，父亲就病故了。原来是这样！我第一次掂量出母亲“在县一中读书，各方面得多留点神”的叮嘱的分量，真切感知到人生的险恶。

此后，每次上历史课，我都提心吊胆，生怕再出岔子。可段先生却又若无其事，依旧海阔天空地讲课，气势恢宏地书写板书。偶尔，我还能捕捉到他一两瞥飘忽的微笑，这让我半是惊讶，半是欣喜。这种时候，我甚至会为存在于我家与他之间的积怨，感到一种微微的不情愿。

本以为日子会这样波澜不惊地过下去，可世事难料。一个学期结束，段先生发下期末试卷，让同学们查看错处，却唯独没有我的。我心急如焚，叩开他的住所。“你考得很好，九十八分，我给你记上分就是了。”他手忙脚乱地翻找一番后，把试卷递给我。我满心欢喜，礼貌告辞。

然而，寒假里收到的成绩通知单上，我的历史成绩一栏却空白如也。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段先生被打成“小吴晗”，遭隔离审查。教师们投身运动，学生们得以“解放”，玩乐成了我们的主课。

那时，街坊上很多小孩喜欢追着一个黑瘦的孩子骂“小反革命”，以此为乐。那孩子总是咬着嘴唇，眼泪汪汪地看着他们，一声不吭。我年纪稍大，偶尔会站出来主持公道，慢慢地，我们就熟识了。我还一度成了他唯一的玩伴。

学校的情况很快又发生了变化，段先生一晃眼又成了“资反路线”的受害者，大声疾呼“造反有理”，神气了起来。一次开控诉会，他在全校师生面前声泪俱下地说：“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真是沆瀣一气，我被隔离，儿子却受到右派某某的儿子的欺侮，他们这是在进行反攻倒算呀！”所谓的“右派某某的儿子”，自然是指我。但我欺侮过谁呢？这无中生有的罪名，实在令人震惊。

两天后，那个黑瘦少年满脸难过地来找我，请求我原谅他的父亲，说他的父亲把事情弄错了。原来如此！那一刻，我竟一句话也说不出。

此后，如果偶尔与段先生相遇，他总是略显忸怩，微红着脸，轻轻一点头，便匆匆走远，有时干脆远远地就岔道回避开去，以免尴尬。

多少年过去，段先生依旧保留着这样的习惯。我想，或许因为历史教师记性好，他总忘不了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