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励生家庭故事

安平

（2025年5月12日）

我的外公何励生（1899.1.9-1996.11.18）在厦大工作30年，从事校长办公室的文秘工作，退休后长期住在厦大。下图是他1958年退休时的照片。

　　一、外公来厦大工作是李笠介绍的。

外公的父亲是个码头工人，下决心要让儿子读书，改变命运。外公以第一名的成绩在瑞安中学毕业，考上之江大学，但因学费无着，读不到一年就辍学了，后来辗转江浙沪一带谋生，直到1928年夏到厦大担任编译处编译员，才开始有了稳定的工作。

当时介绍外公来厦大工作的是外公的瑞安同乡、瑞中校友李笠（又名李雁晴，时任厦大国文系主任），因此李笠是外公的大恩人，外公初到厦大时与他一起住在博学楼，朝夕相处，讲瑞安话，无话不谈。后来李笠到别的大学任教，来往经过厦门时，外公都要做东，与他餐叙和诗，还专门函请他为自己的诗集《山居集》作序。抗战期间厦大在长汀办学时，再次聘请李笠来任国文系主任，外公又与他成为同事，时有聚会，并为他治印。下图是1929年1月外公到厦大不久，与李笠教授（左）在厦大生物学院楼天台合影。

　　二、外公唯一的弟弟在厦大不幸去世。

外公1929年暑假返回家乡瑞安，与我姥姥叶月瑚结婚，一起搭“新瑞安”号海轮到厦门，开始在厦大定居，起初住在博学楼，不久就搬到白城山第五栋宿舍。第二年外公获得厦大重用，担任大学秘书襄理，就是校长室的秘书，同时兼任编译员和校刊总编，有两年还要改厦大学生国文卷，一个人做几个人的事，很能干。名义叫校刊总编，其实当时校刊只有他一个人编，有两个学生当兼职记者采访。下图是外公当年在厦大的办公桌前留影。

当年初，外公的同父异母弟何福钲从瑞安到厦门投靠外公，外公找人帮助，安排他在厦大印刷厂当学徒。在厦只半年，福钲突发高烧，外公到厦门港请中医给他看病，想不到庸医开的是凶猛的虎狼之药，他服药后不幸在厦病故，年仅15岁。他是外公唯一的弟弟，外公万分悲痛，把他的遗柩暂时寄放在厦大镇北关，后来请姥姥的三舅郭彝臣用船运回瑞安安葬。下图是1930年6月12日温州旅厦同乡会欢送施宝华先生的合影，背景就是外公住的厦大白城山宿舍，外公（右1）、姥姥（右3，孕妇）、福钲（右5）参加合影。

　　三、我母亲与大舅二姨在白城山出生。

福钲去世后一个月，姥姥下半夜在厦大白城山宿舍生下我母亲。接生婆方芝英，是外公连夜赶去厦门市区请的，当时市区到厦大的交通不便，她是用轿子抬到白城的。为求今后万事吉祥顺利，外公借用曹操的小名，将我母亲取名为吉利。

我的大舅何大仁也是在白城山宿舍出生，当时是1932年10月，正逢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来厦大视察，同时适逢南普陀千手观音大殿重建完成。姥姥说大舅出生时间是下午，听见附近大放鞭炮，接生婆方芝英讲这个小孩命很好，有福气，外公为他取小名大喜。大舅的胞衣（胎盘）被外公埋在厦大博学楼旁边。大舅出生45天时，外公宴请亲友，亲友贺诗达百余首，后来汇编为诗集《东园燕集》。

又过了两年，我二姨何大智在白城山宿舍出生，也是外公去请方芝英接生的，姥姥说接生婆还没有到，二姨就生在地上了。外公特地在南普陀办了三桌酒，为大智（小名重庆）满月请客，当时厦大林文庆校长与各院系负责人大都参加了，名师荟萃，高朋满座。下图为当天宴后在南普陀大悲殿前合影。

下图是1936年8月外公全家五口在白城山宿舍合影。

　　四、外公是诗人、书法家、金石家和收藏家。

外公爱好书画篆刻作诗，在厦门小有名气。1935年11月6日厦门华侨日报华洲期刊十六期，曾登载苏耕余（即苏警予，时为厦门同文书院、励志女中文史教员兼新民书社编辑）的文章，介绍当时厦门的书画家，其中介绍外公时写道：“何励生，浙江人，能诗文，书法秀劲，能篆刻。”因此外公还被列入1937年出版的《民国名人图鉴》。

外公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收藏了许多名人字画与扇叶，包括唐寅（唐伯虎）绢本山水画和柳亚子、章炳麟、孙诒让、杨绍廉、张謇、冒广生、沈尹默、胡先骕、沈子培、毛常、项骧、虞愚、余謇、龚植、郑熙、胡肇秀、李硕卿、黄绍箕、陈宝琛、黄卣芗、张默君、吴士鉴、辛际周、项维仁、李叔同（弘一大师）、太虚法师等一百多位名人的书画扇叶作品，仅收藏的扇叶数量就号称“五百扇面”。1932年，他参与组建厦大中国艺术社，当选该社交际干事。1933年元旦，他在厦大生物院三楼会客厅首次举办了个人收藏的扇面展览会，第二年又在厦大中国艺术社展览会展出收藏的名人书法。1940年初他专门在长汀康屋家里举办了扇叶藏品展。下图是1933年元旦那次展览会的合影，外公在右5，右4是厦大附设高中部主任薛永黍，可见墙上挂满了扇面。

　　十分遗憾的是这些外公珍藏的大批名人书画扇面，在文革动乱中都被厦大红卫兵抄去，几十年心血毁之一旦，损失巨大不可估量，外公欲哭无泪，十分痛心。文革后他一再请求有关部门帮助查找追回这些藏品，但均无下落，只拿回一些旧书烂纸。

　　外公特别爱好金石艺术，篆刻学西泠八家（浙派），得到浙东诗画金石家杨绍廉先生的栽培指导，金石作品甚多，均赠与友人，研讨共赏。他对金石艺术理论研究较深，有《篆刻概论》《金石文字辨异续补》《印艺》《惕庐印谱》《瓦当文研究》等篆刻专著。他在长汀厦大工作时正值壮年，技艺高超，作品丰富，达到艺术顶峰，代表作《岳武穆满江红词印谱》于1944年5月参加在重庆举办的全国艺术展览。当时正值抗战关键时期，为了鼓舞国人抗日士气，他倾注满腔爱国热忱，专门镌刻了这套南宋爱国将领岳飞的《满江红词》篆书印章。这套印章共有十九枚大块寿山石章，他视为珍宝，放在家里一个盒子中精心收藏，不幸在1966年文革动乱中被厦大红卫兵抄去，令他痛心疾首。这套印章至今未能寻获，只留下他收藏的印谱。他经常给家人和友人治印，八十多岁时还给我女儿刻印。前些年我搜集了他生前制作的二百多枚印谱，编纂成书，印发亲友珍藏，还赠送厦大、厦门、长汀、瑞安等图书馆收藏。

　　外公又是一位诗人，1924年就参与组建瑞安诗文组织甲子学会。他的诗风效法陶渊明、谢灵运等名家，质朴无华，不事雕琢，唯求情真意切，情景交融，韵律自然。他的诗友甚多，与许多厦大教授和同事同乡（如李笠、施蛰存、余謇、虞愚、黄典诚、谷霁光、苏步青、叶国庆、陈掌谔等）均有吟咏唱和。他的诗作盛丰，曾多次结集出版，郁达夫曾为之题诗。最后由二姨大智牵头汇总为《期颐老人何励生诗集》，收录1181首，印刷赠送亲友和各地图书馆收藏。后来我又搜集到二百多首，编纂了他的诗集补遗。

　　外公的书法秀劲苍遒，多赠送亲友，赠我多幅珍藏至今。他的集邮带动了子女和孙辈。大舅大仁成为集邮家，在全国首开大学集邮学课程，编写高校集邮学教材，被评为全国集邮协会会士。

　　五、外公与卢嘉锡先生友情深厚。

卢嘉锡先生是1934年厦大毕业留校任教的，1936年与吴逊玉女士结婚，我外公和姥姥应邀参加了他们的婚礼。1937年夏，他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名额，去英国留学。当时任大学秘书襄理的外公，帮助他办了出国的各种手续和证书。他到英国后，来信要求外公替他补办一个英文的理学士学位证明，并要说明加盖的厦大钢印已由私立改为国立，外公及时替他办了寄去，卢先生十分感谢。下图是1937年10月12日卢嘉锡先生从伦敦寄给外公的那封信。

卢先生抗战胜利留学回国，仍在厦大工作，与外公关系密切。他调到福州和北京工作后，仍然时常用各种方式问候外公，外公也很关心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一次卢先生来厦大招待所开会，外公听说了，要去探望。那时外公年逾九十，走路不便，我母亲搀扶老父到了招待所会议室，卢先生正在开会，听工作人员说有一位何老先生要见，马上出来和外公见面握手，互致问候，随即回去开会，外公也就了却了心愿。
　　1996年9月外公病重住进厦大医院，10月11日卢嘉锡先生正好到厦大参加医学院成立大会，听说我外公生病住院，便利用大会休息的片刻时间，来厦大医院看望。院方临时得到校方的通知，说卢嘉锡副委员长要来，以为他是来检查工作的，还突击搞了卫生。卢先生到了医院，径直走到病房看望我外公，医院领导、医生、工作人员都很吃惊。那时外公已病重神志不清，我二姨大智在病床边轮值，卢先生对在场的人说：“这位老先生在我年轻时帮助我办出国留学手续，我很感谢他，听说他病重，我来看望。”陪同他来的有厦门市领导、厦大领导、医院领导和他的女儿，见到此情此景，大家都十分感动。后来他还专门为外公的诗集题写“期颐老人何励生诗集”的书名。

　　六、林文庆校长十分器重外公。

外公担任厦大的大学秘书襄理和其他职务，办事认真扎实，他总结自己的作风是“踏实、细致、不拖拉”，因而得到林文庆校长的器重。经常要他陪同参加重要活动。193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厦大由私立改为国立，教育部派萨本栋教授来任新校长，外公参加了新老校长的交接仪式。下图是1937年7月26日交接时在厦大生物学院楼天台合影，前排左三起萨本栋、林文庆、丁储宝（教育部督学）、刘椽（理学院院长）、何励生，后排左三徐声金（历史社会学系主任）、左四孙国栋（集通银庄经理）。

据外公说，1937年的一天，林校长一上班就告诉外公，说他昨晚参加晚会时把支票本和私章遗失了，还告诉了夫人，外公便说:“今天我上班开门进来，在地板上捡到了，在我这里，现在给您。”原来林校长昨天下班时匆匆忙忙穿上外衣，要赶去参加晚会，不慎将衣袋中的支票本和私章失落办公室地上，晚会后回家才发现丢了，还以为是在晚会上遗失的，现在失而复得，他喜出望外，连声感谢。
　　为了致谢，林校长在卸任后不久的1937年11月，专门邀请外公全家去他家做客。当时日寇逼近厦门，外公全家已随厦大家属临时疏散到鼓浪屿，住在内厝澳民房，我二舅大公就是10月初在那里出生的。林校长的私人别墅在鼓浪屿笔架山上（后来捐赠给厦大，现为笔山路5号），当外公与姥姥带着四个子女，走进别墅时，他特意敲响大钟，以示欢迎。他还请他们到别墅后花园游览，请人为外公全家拍照，他真是一位重情厚义的人。下图是外公一家当天在林文庆家后花园的留影。

　　七、外公是廉洁奉公的厦大职员。

1937年底，日寇逼近厦门外海，厦大决定内迁长汀办学，有许多图书仪器要搬迁，需用大批木箱装运，须请校外木工制作木箱，外公知道后，就介绍在厦的温州同乡木匠制作。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厦大有人想起外公介绍温州同乡制作木箱的事，怀疑他从中贪污受贿。学校就派人去调查，那位木匠说，何先生是傻瓜，本来可以拿介绍费的也不拿，更没有贪污受贿。

抗战时期，厦大在长汀时经济困难，教职员工工资水平大幅度降低，外公家又添了几个子女，加上帮助同乡收养一个女孩子阿袜，全家10口人，外公一人工资要维持全家生计，生活拮据，只好业余为人刻印，聊补一点收入，但他廉洁奉公，绝不假公济私。

外公在长汀厦大时，先在校长办公室文书组，后来调到教务处工作，担任注册（成绩）组主任、出版组主任。教务处是负责印刷考卷和登记学生成绩的，当时处里有位龙岩籍职员，因为偷卖试卷被法办，关在长汀监狱，后来企图翻墙越狱把脚跌断了。而外公在教务处很注意廉洁自律，严守校纪。据姥姥说，当时有一位厦大学生送一只鸭子来外公家，请求外公在他的成绩单上把不及格改为及格，被外公当场拒绝，拒收鸭礼。

　　八、施蛰存教授照料我母亲和大舅。

著名文学家施蛰存教授，抗战时期在长汀厦大国文系任教，与外公关系较好，父亲曾为他镌刻多枚私章。1944年底，日寇逼近赣州，威胁长汀，长汀厦大组织家属疏散到乡下的濯田，派我外公在濯田办事处任负责人。当时我姥姥带较小的子女疏散到三洲，而我母亲吉利和大舅大仁须留在城里的县中念书，到放寒假才能离开。外公与施教授商量，将吉利大仁暂时寄居他家，请他关照，他满口答应。

施教授在长汀中山公园有一套厦大给教授建的木板简易房，屋顶是用杉树皮盖的，有两个房间，施教授就让吉利大仁住在其中一个小房间里。施教授身边带一个读中学的儿子施莲，父子俩不在家起伙，而是到厦大学生食堂打饭回来吃。吉利大仁的饭菜也托他一起打来吃。一天，施莲打饭回来，已经到家了，不小心把一盒饭倒在地上，施教授马上把地上的饭收拾起来，留给自己吃。施教授助人为乐、艰苦朴素、爱惜粮食的美德，给我母亲印象很深。下图是1944年秋施蛰存教授与长子施莲在长汀中山公园的家门边留影。

　　九、汪德耀校长帮助外公解决困难。
抗战胜利后，厦大复员从长汀迁回厦门，原来的教职工宿舍大都已被日寇焚毁，没有地方住，外公全家只好临时蜗居映雪楼，汪德耀校长知道了，他是江苏人，就帮助联系厦门港蜂巢山下的江苏会馆（就在后来的渔民俱乐部对面），让外公一家居住，当时江苏会馆周围都是地瓜地，没有自来水，洗衣要到小溪边去洗。
当时外公担任厦大文书组主任，由于桌子上文件很多，学校为他配备了一张较大的办公桌。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总务处人员要搬走他的大办公桌，外公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辱，生气极了，当即表示辞职不干了，回家不上班。汪德耀校长事后才得悉，认为总务处不对，特意来家里对外公致歉抚慰，还给了生活困难补助。

　　十、在江苏会馆时的艰苦生活。

住在江苏会馆是外公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当时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外公每个月一发工资就拿到厦门港的米店买米，如果第二天才去买，米价就会涨很多。我母亲在双十中学读书，同学李玉洁知道她家困难，还送了一袋米给她。当时外公为了弥补收入，曾到双十中学高中兼任了两个学期的国文课教师，还教过我母亲。姥姥也帮助厦大学生洗衣服，赚一点小钱，请在厦大食堂当工人的亲戚许麐唐帮助收送衣物。

在那时，厦门的橙子是从外国进口的，很贵，一般人吃不起。搬回厦门不久外公传染上疟疾，发高烧不退，为了让他降火退烧，姥姥买了两粒橙给他吃。外公很高兴，拿小刀切成片，一人分一片给孩子们吃。母亲后来回忆说，当时尝橙子的心情，犹如吃到人参那样高兴。

1948年夏，姥姥在江苏会馆生小舅大汉，坐月子没有钱买营养食品补身子，只吃了同乡方明弟（化学系实验室工人）妻子送来的两斤线面。我的小姨大国，当时只有两岁多，随我母亲睡，到晚上她饿得不行睡不着，叫着要吃东西，我母亲只好给她灌凉开水。外公深感生活艰辛，当时曾作诗集《饥饿集》。下图是1949年1月在蜂巢山江苏会馆拍的外公全家照片。

　　十一、在大南新村一号迎接解放。

1949年春天，外公家从蜂巢山江苏会馆搬到厦大大南新村一号居住。大南新村一号就在厦大的大南校门内路口东北侧，是两层楼房，外公家住在楼下西头第一套，内隔成两间卧房，子女睡外间，外公和姥姥睡内间，后面是厨房和厕所。路口中间是一座下半部深入地下的碉堡，外公家门就正对着碉堡。10月初，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这座碉堡，据守厦大的要道。当时国民党兵凶神恶煞，到外公家厨房做饭，用掉很多柴火，用了厨具餐具不洗，家人也不敢吭声。10月17日厦门解放，国民党军逃跑了，解放军进驻厦大，有几位解放军战士驻扎在这个碉堡，也到外公家借厨，他们很有礼貌，把厨具餐具洗得干干净净，用了柴火还算价钱给外公。外公看到解放军的军纪严明，由衷地表示赞扬。下图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厦大大南校门旧图片，门内就是大南新村一号楼，可见外公住过的第一间，文革前是校产科，文革后是医疗室。

　　下图是1978年厦大学生在改成花圃的那座碉堡边合影（郑启五提供）。

　　十二、王亚南校长十分关爱外公家庭。

厦门解放后，厦大先实行军管，翌年上级派来王亚南当校长，外公任校长办公室文书科主任，努力学习政治时事，改造旧的思想，勤勤恳恳工作，为王亚南校长服务，得到他的肯定和赞扬。下图是1950年7月12日王亚南校长（前左6）与汪德耀老校长（前左7）交接时在群贤楼拍的合影，外公在后排右6。

我的大舅何大仁多次受到王校长的关爱。第一次是派大舅赴苏访问。1951年秋，中央人民政府要组织中国学生代表团访苏，给了厦大一个学生名额，要求是非党非团的群众，政历清白，学业优秀。由于王亚南校长熟知我外公的家庭，就挑选了海洋系大四学生何大仁。大舅随同中国学生代表团在苏联各地参观访问两个月，还在莫斯科红场上参加了苏联十月革命34周年庆典，见到斯大林，过一年多斯大林就病逝了，因此大舅是我省极少数见过斯大林的人之一。回国后，他被派到全省各地包括厦大巡回作访苏报告。
　　第二次是为大舅证婚。大舅的对象是他厦大生物系的同事江素菲，1952年曾当选厦门的人民代表。1955年元旦，大舅与江素菲在厦大举行婚礼，由王亚南校长证婚，原校长、生物系主任汪德耀主持，卢嘉锡教务长致辞，可见他们对外公的深厚情谊和对大舅夫妻的关爱。外公在婚礼上也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对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关心爱护表示衷心感谢，对大仁夫妻提出殷切希望。
　　第三次是送大舅去苏联进修。那是1957年8月，厦大选派何大仁赴苏联留学两年。在前一年研究进修教师推荐人选时，要求是党员，王亚南校长根据何大仁的优秀表现，认为可培养他入党，并作为留苏人选先去学俄语。下图是1957年8月大舅赴苏前，外公一家在国光（一）楼前合影，前左起何大仁、江素菲、叶月瑚、何励生。

　　十三、大舅与二姨夫妇在莫斯科相会。

　　大舅到了苏联，在列宁格勒大学生物系留学，主要进修鱼类生理学。我的二姨丈刘水才，当时也在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新闻系留学。1957年11月17日，毛主席访苏时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发表了著名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讲话，二姨丈当时就在现场聆听了这次讲话。1958年12月，二姨大智作为译员，随中国科学院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赴苏考察与访问，与大舅、二姨丈在莫斯科相会，亲人异国相见，格外亲切。下两图是他们当时在莫斯科的留影，左图是大舅与二姨，背景是红场的克里姆林宫，右图是二姨夫妇。

　　十四、外公和姥姥与志愿军通信。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著名作家魏巍去朝鲜采访志愿军，写了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国人民深为志愿军将士们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掀起了捐款捐物支援抗美援朝前线和给志愿军战士写慰问信的热潮。当时姥姥由外公代笔，也写了很多信慰问志愿军，其中包括刘汉杰、韦宗聿、张子涤、何良玉等志愿军战士，还寄去孩子们学习得奖状等家庭照片（下图，是1953年元旦大我、大同、大国、大汉在国光（一）楼25号家门前拍的照片）。

志愿军战士刘汉杰只有19岁，接到姥姥的信和寄去的家庭照片以后，立即回信，向姥姥问好，说他欢喜得睡不着觉，同伴抢着照片看不肯放，作战时亦带在身边，作为祖国亲人宝贵的礼物，鼓舞他保卫和平奋勇抗美。其他几位志愿军战士们也纷纷给姥姥回信和寄相片。他们给姥姥的信都很亲切，叫姥姥为“祖国的妈妈”，并把姥姥信里所说的家庭生活、工作、学习、家务的情况写稿投给报刊。他们说收到慰问信不少，读姥姥的信最为激动和鼓舞，他们写道：“以中年的家庭妇女养了八个孩子，家事一人管理得很好而且很热心参加了社会工作，如卫生干事、纠察队，在祖国母亲里说起来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从姥姥信中得知二姨大智在北京俄专读书，还与大智通信，大智曾将志愿军赠给她的明信片转赠三姨大我（下图）。

　　十五、外公家庭在国光楼居住55年。

国光楼是新中国厦大第一批新建的教职工宿舍，背靠五老峰，面朝演武场和南太武，风景优美。外公写国光楼风景的诗不计其数，姥姥在她九十岁时也做诗形容国光楼的风景：“家住钟山下，门对太武山，海阔群鱼跃，天空白鹭飞。”钟山就是五老峰之一。

国光（一）楼1950年开建，1952年初建成，当年2月外公家首批搬进来住，最初住在国光（一）楼25号。下图就是1952年8月我父母与大舅从厦大毕业时，全家在国光（一）楼门前留影，当时我母亲刚生下我哥建平，就在25号坐月子。照片左起前排站立者大国、大汉、大同，中排坐者吉利（抱建平）、外公、姥姥、大智，后排站立者大公、大仁、钟毅（我父亲）、大我。

1953年夏全国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住在楼上28号的法学教授陆季藩调离厦大，外公家就在当年11月搬到28号。就这样，外公一家从1952年到2006年，在国光（一）楼居住了55年之久，可谓国光楼最老的住户。虽然上世纪九十年代厦大曾经提出可换到白城海滨东区的新房居住，但外公和姥姥认为不如国光楼方便，所以没有搬迁。外公姥姥相继逝世后，国光一楼28号故居归还厦大，因此他们没有享受房改优惠政策。
　　上世纪八十年代，外公把国光（一）楼28号命名为“双燕庵”，他说“双燕庵者，老双燕也。老燕抚育雏燕长大，譬喻我俩培养后辈辛辛苦苦之意”。七个舅姨和我们五个孙辈都是在“双燕庵”里长大的。吉利与大仁是厦大毕业，大智是北京俄专（现北外）毕业，大公是福建林学院毕业，大我是福建化工学校毕业，大同是哈军工研究生毕业，大国是北京农机学院毕业，大汉是泉州师专毕业。外公在1963年8月曾写道：“我家穷，培养了八个子女上学，人家都说我有本领，实在有苦说不出……我生平劳苦，没甚成绩，只有为国家培养了后备军，心中愉快。”
　　老双燕培养后代健康成长，除了生活照顾之外，更重要地通过言传身教引导他们走向正确方向，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外公在世时，每天早晨天刚亮，就在家里的桌上写诗写信，寄给外地的后代，其中充满了挂念、期望和鼓励。例如他教导后代：“立定脚跟，放眼世界，奋勉为学，廉洁奉公。”“细致踏实不拖拉，经历践来愿未赊，写与儿曹长记取，青春奋力上游争。”“益友得其助，如入芝兰室，近墨抑近朱，交往慎所择。”“宜作中流砥柱，切毋随俗浮沉。”“不矜威益重，无私功自高。”在他的教育下，子女们在各自岗位上都努力奉献，作出了成绩。如大舅大仁在厦大海洋鱼类教学科研取得优异成绩，获得全国全省科学大会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待遇。
　　外公与姥姥健在时，外地的后代时常到国光楼探亲。1981年暑假，我母亲发起大聚会，二三代们从全国各地齐聚厦大。那几天国光（一）楼28号喜气盈盈，充满了欢乐的笑声。外公诗云：“三代融融后居上，一堂济济青胜蓝。”“全家福，满庭芳，喜气盈门，笑声长在。”下图是1981年8月23日祖孙三代21人在厦门公园照相馆拍的全家福。

　　十六、外公家庭是“五好家庭”和“优秀教育世家”。

外公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厦大，视厦大为己家。他在工作时，清廉、严谨、高效、负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从未犯过错误，得到历任校长的信任，博得同事好评。他响应党的号召，支持子女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到北方和山区工作。八个子女有五个在东北、华北、闽西北工作。有两位在东北工作的女婿结婚十几年以后他才见到，这在现在的青年看来是不可想像的。

外公退休后仍居厦大校园，退而不休，继续为厦大作贡献，与叶国庆、汪西林、汪德耀教授并称厦大“四老”。他长期担任国光（一）楼的卫生牵头人，每逢周末清早，都吹哨子，组织全楼住户开展周边大扫除，清洗阴沟，使国光（一）楼多次夺得全校卫生评比先进锦旗，并在会议上受到王亚南校长的授奖。学校经常请他参加市里和厦大的会议，听取他的意见。例如1984年5月，他听说厦大要在上弦场设立陈嘉庚铜像，建议这尊铜像放在群贤楼前更妥当，被厦大采纳。群贤楼中厅墙根下有一块奠基石，是厦大建筑中唯一留有陈嘉庚亲笔题字的石碑，但很早就被水泥封住，无人知晓在何处，上世纪八十年代外公到现场指明了这块奠基石的位置，学校叫人挖开果然如此。他天天在校园里行走，看到问题，包括卫生、绿化等，即时写书面建议投入厦大有关部门信箱反映，以致厦大食堂的女工一看见他走来，就会用厦门话告诉同事说：“检查的来了！”他收藏的一整套厦大早期校刊，由大舅赠给厦大图书馆。

外公和姥姥和气相处，子女孝顺，和友睦邻。姥姥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当选厦大眷属委员会委员，努力替家属办事。因此外公家庭曾被厦大评为“五好家庭”。

由于外公与大舅及孙女三代教龄合计超过百年，1992年教师节被省教委授予“福建省优秀教育世家”光荣称号，大舅还到福州参加优秀教育世家座谈会。下图是1996年10月四姨大同和小姨大国在大舅家手持“优秀教育世家”牌匾留影。

　　十七、外公和姥姥热爱劳动，勤俭持家。

外公和姥姥生养了八个子女，靠外公一个人的薪水生活，还要供子女读书，家庭经济历来比较紧张。上世纪五十年代，头三个子女先后参加工作，外公就叫他们支持弟妹读书，每月负担弟妹的部分生活费和学费，帮助家庭解决经济困难。

1958年1月，厦大人事部门按照外公填表或户籍的生日1897年12月即农历丁酉年十一月，通知他办理退休，其实提前了一年，实际生日应为戊戌年十一月，外公虽不愿意，还是服从了，校长办公室留他干到5月份。原来工资是行政17级131元，退休后打五折只有65.5元，好在当时大舅在苏联留学，把工资存折交给外公使用，我兄弟俩暑假到外公家寄养后，母亲每月寄生活费时都多寄一些给外公，弥补了缺口。1959年大舅留学回国后存折归还他，外公家有五个子女正在读书，经济还是比较紧张，当年发的布票一寸也没有使用，姥姥就到厦大服务站缝纫组工作，为师生们缝补衣物，挣点小钱弥补家用。

外公和姥姥强调要自力更生，量入为出。他们在特殊情况下不得已才向别人借钱，如筹集子女医疗费、学费、上大学路费等。即使借了钱，也是在以后几个月里省吃俭用慢慢还上。

外公热爱劳动，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国光（一）楼后面空地上开荒种地瓜种菜，在楼前院子里搭棚养鸡养兔，当时我和哥哥经常帮家里修鸡舍切菜喂鸡，到东澳农场田里拔兔草。七十年代外公在院子里用花盆种了许多花草，建成一个美丽的小花圃。姥姥心灵手巧，常为孩子们手工制作衣裤和布鞋。1951年大舅去苏联访问前，姥姥连续熬夜两晚，为大舅织了一件毛衣带去。她勤俭治家，孩子的衣物都是大的穿了又给小的穿。记得那时我和哥哥穿的毛衣都是姥姥用舅姨们的破毛衣线拆下来重新编织的，我经常帮姥姥拆旧毛衣，绕毛线球。

　　十八、外公家庭曾多次随厦大家属疏散内地。

厦大地处海防前线，新中国建立初期经常受到国民党军的空袭炮袭骚扰，教学与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影响。因此1951年春厦大部分师生疏散到龙岩溪南和白土教学，外公随校长留在厦门，我母亲随文学院留厦上课，大舅随理学院步行六天，搬到龙岩白土办学。姥姥带其他子女随厦大家属乘车疏散至龙岩城区，住在文庙（后迁到民房），大舅周末经常借周楠生老师的自行车到城里探家。几个舅姨在龙岩读一中和模范小学。模范小学位于松涛山上，后来叫松涛小学，毛主席与贺子珍最早的那张合影就是1930年前后在这所小学拍摄的。姥姥一家在龙岩住了一年才随厦大师生和家属返厦。

1954年秋，解放军在厦门开展炮击金门，取得重要战果。外公所在的厦大校长办公室文书科从群贤楼临时转移到大南新村上班，厦大家属疏散到长泰县城，姥姥带四个子女也去了，舅姨们在长泰中小学读书一个学期，直到放寒假才离开长泰。回厦后为方便子女读书，姥姥在厦门双十路盐溪街36号租住民房一年。下图是外公与姥姥住在盐溪街时的合影。

1958年夏，解放军组织著名的“8·23”大规模炮战，对金门国民党军进行惩罚，取得重大胜利，以后双方炮击不断。当时我和建平两兄弟刚寄养到厦大外公家，为防炮外公全家临时搬到厦门市区中岸巷的大舅妈母亲家，四个半月后才回到国光楼。当时为了防炮，厦大师生组织下乡劳动几个月，小舅读书的东澳小学一度从南普陀搬到大生里上课。
　　1960年6月中旬，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窜访台湾，为震慑美帝和国民党当局，解放军开展了炮轰瘟神作战，对金门万炮齐发。外公一家包括我兄弟俩临时到大生里207号厦大同事宿舍住了几天，记得当时我们听到炮声隆隆，夜晚往东面天空看一片红光。
　　1962年暑假，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东南几省实行紧急战备动员，厦门组织市区居民向山区疏散，外公一家包括我兄弟俩与大舅妈的母亲林德贞一起，乘汽车疏散到龙岩，到二姨丈父亲即铁山公社刘厝村刘荣椿家，住了一个多月才回厦门。刘家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们，他家是农民，住房虽不宽敞，仍腾出四间让我们住。屋前打了新灶，配齐了木柴和炊具食具，外公和姥姥能够自己开伙，十分满意。
　　铁山农村山明水秀。我们曾随同大人进山拾柴，在郁郁葱葱的林间小道上行走，旁边是淙淙流水的小溪，林中的鸟虫不停地鸣唱，一切景物与厦门市区迥然不同，令我们着迷。晚上经常在学校操场上放映露天电影，银幕挂在空地上，可以跑到幕后去看，别有趣味。

　　十九、外公爱看电影电视。

厦大建南大会堂建成后，经常放映电影，票价五分或一角，在教工俱乐部售票，外公经常买票去看，也带我们去。他喜欢坐在大礼堂最前面的1排1号，过道另一边的1排2号经常坐着南普陀的胖和尚，这是当时的一道独特场景。放映正片之前往往还有副片，如《新闻简报》，还有厦大自己拍的《厦大民兵师》《战斗的厦门大学》，外公都要从头看到尾才离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外公很爱看电视，家里没有电视机，就到厦大招待所大厅看。由于他高度近视，就坐在电视机前地板上抬头近距离看。后来厦大工会会议室也有电视，虽有固定座位，但去迟一点就被别人占了。因此1983年暑假，我母亲与舅姨们凑钱买了一部电视机给外公。当时厦门市内有一位温州老乡卖电器，要凭票供应，我母亲到他店里请求免票买一台，他答应了。不久，舅姨们把钱凑齐了，我母亲就去他那里买了一台飞跃牌黑白电视机。从此外公就在家里看电视，再也不用出去坐地板上看，与别人争位置了。

　　二十、外公喜欢出门游览。

外公青年时在江浙沪一带谋事，曾游览了许多当地名胜古迹，有诗为证。在厦门，只要体力财力支持得了，他也尽量出门游。

1961年春，外公六十多岁，曾一个人坐火车到龙岩铁石洋，到二姨丈刘水才父母家探亲，水才的弟弟水广用自行车载他到龙岩市区和白土游览。那时是困难时期，人们生活艰苦，外公回厦时,亲家公用竹筒当饭盒装了一筒饭让他带在路上吃。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外公和姥姥由二舅陪同，到武夷山、江西、上海、温州旅游后回到瑞安探亲小住，一路观赏山水与城市美景，心情十分愉悦，兴之所至，写了不少诗。八十年代又随厦大退休职工到泉州、漳州等地游览。当时我从福州去厦门出差，想带他到榕游览，他虽然很想来福州，但怕麻烦我们，还是谢绝了。我母亲想带他到长汀旧地重游，姥姥在家他不放心，也没去成。

外公九十多岁时，身体退化，很少出门，就把看电视看图片当做“游”。他看到别人出游，很是羡慕，只好安慰自己，说“坐游”“卧游”同样可以游，还免得辛苦，花钱买苦吃。

　　二十一、厦大退休职员自发组织的月会。

外公退休后，参加了一个厦大退休职员自发组织的月会。其成员大都能写能诗能画，经常在一起开展文化活动，每月固定时间餐聚，自娱自乐，交流聊天。遇到成员生日，还为他庆贺祝寿。下图是1983年4月外公与月会老友在厦大勤业餐厅前合影，左起孙国庭、庄振音、陈德保（得宝）、何励生、王茂和。

上图左一孙国庭是月会的主持人，原来是厦大建南大会堂的电影放映员，对公益事很热心。他家是华侨,经济条件好，身体又健康，酷爱摄影，退休后经常出外旅游拍照，常把拍的旅游照片给外公看，厦大工会曾专门为他举办过国外摄影展。有一次月会组织“鼓浪屿环岛乘船游”，外公与姥姥也参加，孙老向乘船的人宣传，说“这位百岁老人也来游览了”，船上的人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外公。
　　上图左二的庄振音是外公几十年的老同事，每逢月会，必来国光楼搀扶外公去参加活动。他原来是校长办公室文书组的校抄员，后来是厦大信箱的工作人员，每次我去取外公的信件，他都很亲热地把信件交给我。
　　上图左三的陈德保（得宝），是长汀人，抗战胜利后随厦大复员来到厦门，原来是校长办公室的通信员，后来调去敲钟。为了不错过时间，他每天随身带个装着闹钟的匣子，准时敲钟，从未误点，确保了厦大师生的上下课和作息时间。

　　二十二、外公和姥姥的长寿之道。

外公与姥姥得享期颐之寿，秘诀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一是早睡早起，勤劳活动。他们一贯早睡早起，姥姥一大早去买菜，整天操劳家务，外公一大早去南普陀寺看和尚念经，每天在厦大校园行走，或到附近爬山，到海边观景，或在家种花养鸡。晚上八九点睡，从不熬夜。

二是粗茶淡饭，有益健康。平时除了能吃饱之外，也买一些便宜又有营养的东西来吃，如猪大骨、小鱼虾等，青菜豆腐天天有，营养不缺乏，没有过剩。

三是心态宽松，自得其乐。外公淡泊名利，他说自己是“老老实实做事，平平安安无事”。他安于现实，又用积极心态面对现实。他几次说，自己年老心不老，要重做“一岁人”，意在继续学习和为社会做贡献。生活上他不与人攀比，说“你有我亦有，你没有我有，物质不足贵，贵在贡献否”。他经常点一支香，泡一杯水仙茶，配一块小点心，在家闻香品茗，作诗吟联。

四是热爱艺术，陶冶情操。外公爱好广泛，前面已介绍过。

五是不吸烟，不喝酒，少吃药。他们除住院外平时不爱吃药。外公若患小感冒去医院拿药，放着不吃，只喝开水，过几天就好了。姥姥也是有点小病就挺过去。两位老人九十岁以前基本没生过大病。

六是老有所养，子女照顾。我父母和年纪较大的舅姨们先后退休，轮流到厦大照顾外公和姥姥，使他们得享期颐之寿。下图是1991年11月1日厦大退委会与老同事们到国光楼宿舍为他们祝寿和庆贺金刚钻婚时拍的照片。

　　二十三、厦大对外公的评价很高。

外公因病于1996年11月18日在厦大医院逝世，我母与舅姨们守在他身边，万分悲痛，许多亲朋好友前来吊唁。次日在厦大医院举行了告别仪式，时任厦大校长助理潘世墨先生亲自致悼词，充分肯定他一生的功绩。他说：

“何励生先生虽出身寒门，但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深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薰陶。青年时期南航鹭岛，即入厦门大学校长办公室工作，凭借其聪颖才智和文字功底，在校办的文书岗位上，默默耕耘，辛勤奉献，长达三十余载。在长汀，何先生身居陋室，鼎力支持校长办学，饱尝何等艰辛。抗战胜利后，何先生又协助校领导谋求学校之复兴，兢兢业业，起草各类文书不计其数。1958年何先生退休，职离心未离，经常漫步校园察看，遇到问题就向学校领导提出建议，可谓时时萦怀学校之发展，永远牢记嘉庚办学之精神。仅就1980—1984年间书写建议近百条,其中许多建议均被学校领导所采纳。此外，何先生对编纂厦大校史、弘扬嘉庚倾家兴学精神和‘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尤为关注，不顾年迈体衰，仍不遗余力为学校提供校史资料。

“何先生对故土——浙江温州瑞安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十分关心，常以书信形式向有关部门直抒己见，还经常为家乡撰写楹联、寄赠诗文，力求弘扬素有‘东南邹鲁’美称的浙东南优秀文化传统。

“何先生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通过言传身教，教育子孙热爱祖国、勤业敬业、廉洁奉公。他培养子女8人，有媳、婿、内外孙等30多人，其中有中共党员16人，受大专以上教育的32人，留学或曾在国外讲学工作等8人，获高级职称的12人，中级职称的9人，从事科研管理工作的20人，从事教育工作12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何先生教子有方，堪称教育世家的楷模。”

外公与姥姥为了社会，为了厦大，为了家庭，奉献一生。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道德情操，他们的生平故事，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