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成淼文选》选读（第83期）：《文学介入高等教育的必然趋势一一在贵州民族学院文学现象研讨会上的发言》

潜流（潜徐成淼）

文学介入高等教育的必然趋势

——在贵州民族学院文学现象

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1年5月12日·贵阳）

徐成淼

1980年代，是贵州民族学院文学的热潮时期；90年代，余波犹在。我有幸参与其中，至今记忆犹新。“贵州民族学院文学现象”影响较广，值得肯定。但它其实是一种民间现象，而不是体制现象。贵州民院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是部分教师和部分学生自发推动起来的。当时，我是以个人的身份参与其中的，属于八小时之外的业余爱好。并未受领导的指派，没有申报课题，也不算教学科研成果。参与的学生，大多也是自发的。他们是被一种热情和理想驱使，是为了让生命更有意义，而不是为了当三好生，或被选为学生会干部。所以说，“民院文学现象”其实是一种民间现象。但它的民间性质丝毫没有遮蔽它的光芒，反而更突出了它的现代基质。

长期以来，高校对文学创作有一个偏见：“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我校中文系也有此说。在高校，文学创作往往不被待见。我申报教授职称的时候，几十万字文学作品，好几部作品集，一个字也没有计入成果。我的散文诗集获首届贵州省文学奖最高奖，也是连泡都没有冒一个。

在学院学术委员会上，对此我提出异议：学院音乐舞蹈专业的教师同时又是音乐家、歌唱家、作曲家、舞蹈家；美术专业的教师同时又是油画家、版画家、国画家，雕塑家。他们的作品发表、参展、获奖，都算成果，张榜告示，给予奖励。就是体育老师在比赛中获得名次，也有相应的奖励。只有文学创作成果不算，这不合理。但我的意见未被采纳，这几年情况怎样不得而知。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观点源远流长。它是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的名言。（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也这样说过。长期以来，这几乎成了中文系教授的“共识”。

这一观点有其历史性：晚清以降，文学教育的重心，逐渐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这并不取决于教授们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历史进程决定的。“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能发挥巨大作用。这有助于振兴中华理想的实现。至于本国文学精华和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学者与作家，其实各有专擅。所以王蒙先生曾倡言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以便互补。西南联大的沈从文先生，站在当年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台上，讲小说，讲散文，教“文学习作”课等。汪曾祺先生说，沈从文先生那样的教学，突然让你悟出来，不是作家能不能培养，也不是文学能不能教，而是怎样“教文学”。

陈平原教授认为，既然有此成功先例，何不勉力追踪前贤，把众多著名作家请进大学校园，与同学们展开深入的对话，以弥补目前的文学教育过分偏重“文学史”讲授的缺憾。让作家走近年轻读者，让年轻的读者离文学更近一些。

时代发展了，像革命年代那样，从基层培养作家的模式，很难再有了。如当年的陈登科，写《活人塘》的时候，还是个半文盲。稿子中有许多错字，还有一些符号，如画一个光头，代表蒋介石，写一个马字，没有下面那四点，代表趴下的趴。好在陈登科后来争气，到了写长篇小说《风雷》的时候，已充分成熟了。

作家从知青中脱颖而出的模式，也不会再有了。如叶辛，是个中学生，凭着知青生活的经历，写出了《高高的苗岭》。而后一发不可收，《蹉跎岁月》、《孽债》、最近又有《华都》、《过客亭》。

作家从基层培养和从知青中产生，是独特历史进程中的特殊现象，以后很难再有。现在的作家多数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可以说全都受过高等教育。高等学校培养作家，大学中文教育与文学创作结合，是时势使然的必然潮流。文学介入高等教育乃是必然的趋势。

世界上早有这样的先例。上世纪30年代，美国爱荷华大学就作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决定：接受文学作品为硕士论文。在爱荷华大学的带动下，美国大学纷纷创建文学创作专业。上世纪末的一项统计表明，美国共有279所大学开设文学创作专业，文学青年进入创作专业的越来越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文学创作进入高校的情况日益普遍。

1981年，黄蓓佳北大即将毕业。她在校期间出版了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集《小船，小船》。因创作成绩突出，学校领导决定她（还有她的同学陈建功）可以不写论文，以小说代替。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文学创作终于敲开了高校的大门。

后来的情况更令人欣慰。北京大学在上世纪90年代开设了作家班；浙江大学1999年聘请金庸任文学院院长；上海大学1999年聘请叶辛为文学院院长。

2006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于设立了全国首个“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学位点”,简称MFA(艺术型硕士)。着重培养学生的文学创作能力，最终的学位考评也以发表小说散文的数量和质量为依据。

2009年，王安忆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开设 “文学写作实践”课。选课学生18人，课程以讨论为主。第一次上课时，王安忆让学生用“邂逅”编一个故事，然后选取其中一个故事，让学生以接力的方式，予以发展。她要求学生用细节去完善故事，让人物性格越来越明晰，然后慢慢体味这个故事是如何被大家虚构的。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也开设了“创造性写作”课程，招收“创造性写作”研究生。

新世纪之初，我曾在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开设“新概念写作”课，共六届。每周讲一个专题，如扩展、关联、想像、荒诞、巧合、情调等。讲一个专题，写一篇作文，每学期作文在15次以上。我的观念和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硕士点是相同的，我的教学方法和王安忆是相同的。还比他们早了好几年。只是我少了王安忆的知名度，我所在的大学也少了复旦的知名度。

新世纪以来，更有高校聘请作家担任“驻校作家”和“驻校诗人”的尝试。

2010年，西南大学聘请李敬泽、胡平、吴义勤、丹增、东西为客座教授。重庆师范大学聘请黄济人、贾平凹、韩少功、施战军、徐坤为客座教授。2004年起，江非、朗诵路、李小洛、邰筐、阿毛，直到2010年的王夫刚先后成为首都师范大学的“驻校诗人”。2010年起，多多和蓝蓝先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驻校诗人”。

《中国青年报》（2008年10月23 日）为此发表题为《驻校诗人是现行高教体制下的一种尝试》的文章：“驻校诗人在校园内架起了心与心之间的桥梁，对学生或普通读者了解诗歌起了重大作用”。首都师范大学历届“驻校诗人”导师吴思敬说，在国外“驻校诗人”是一种很高的荣誉，许多国家的“桂冠诗人”都出自大学，不少大学教授本身就是诗人，教授诗歌写作，并成为“学院派”诗人的主体。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贵州民族学院的文学现象，实际上是很现代、很先锋的，它代表的是一种世界潮流，一种国际趋向。新进的文学观念不一定都出自经济发达的地方，“民院文学现象”就出现在董家堰这个山头上。这正是贵州民族学院文学现象的意义之所在。

原载：

《贵州日报》2011年6月10日

《徐成淼文选》评论卷《一代风华》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23年